企业家的“打滚中心”

和几乎所有媒体人不同的是，刘东华并没有止步在一个媒体平台上。相对于《中国企业家》而言，对更多人有更大吸引力的是他的另外两项举动：从2002年开始的活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和从2006年开始创办的非营利机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由包括泰康人寿的老板陈东升和经济学家田源在内的人于2000年推动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刘东华也是主要的发起人之一。刘东华是前三年的中国企业家论坛执行主席，并为这个活动提供了许多资源与支持。随后他决定在2002年独立做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除了个性古怪从不参加媒体活动的任正非之外，所有中国内地的重量级民营企业家都曾经做过它的嘉宾。2010年时，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的CEO马化腾甚至选择在这个会议上宣布腾讯的开放战略。这是刘东华建立和这个人群的“命运共同体”的方法之一。

可以作为2006年才成立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前身的，是刘东华1997年在《中国企业家》为杂志创办的理事会。对于刘东华而言，在杂志早期广告还未能成为营收重要部分时，每位理事所缴纳的理事费是杂志社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他营造民营企业家命运共同体的途径之一。当然，对于一个媒体而言，这并不美好。西方的媒体领袖可能会感到匪夷所思，一个杂志要和它的报道对象成为命运共同体，还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收益。但是对于刘东华而言，这只是他发现了这个人群的需求，并且去满足这项需求而已。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立也是由于这种需求。这个非营利机构的秘书长程虹说：“我们发现了一种需求，就是私密聚会的需求。比如领袖年会嘉宾在台上讲什么当然很重要；但我会看到他们在贵宾休息室和餐厅内讨论时的热情。”如今这个俱乐部号称其成员贡献着中国GDP的4%。资深的外交家吴建民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活动上介绍这个组织时说：“它与众不同。它的成员包括了中国过去二十年最好的民营企业家。而到今天为止，中国民营经济总量已经占据了中国GDP的一半，贡献了80%的就业而只使用了30%的资源。在座的这些人无时无刻不在为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作出努力。”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现任主席、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鲍勃·鲁宾在一旁听着。他希望这个俱乐部的成员能够支持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个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资助美国年轻的外交官到中国学习和旅行。

“俱乐部成立之后，我跟他谈玩笑说，你这是要做中国商界的骷髅会，是可以对历史进程发挥作用的。因为你可以推动这群人本身的进化。”他在杂志时期的一个同事说。

2011年11月16日晚上，杨致远在斯坦福大学美术馆请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到访美国的成员们吃饭。这是他们在美国有正式访问事宜的最后一天，此后的活动是到风景宜人的地方打高尔夫球。因此所有人都显得格外放松。他们还在当地的商店购买了小瓶装的茅台酒，钱则来自于每次活动缴纳的迟到罚款。杨致远开玩笑说，大家如果喝多了酒，桌子椅子随便砸，可是千万别动墙上挂的画，当然，这也不是说我赔不起，就是太贵了。曹国伟代表俱乐部向杨致远致辞，他端起红酒杯，红着脸笑了半天，然后说：“其实我一直不好意思跟人说，Jerry是我的偶像。如果没有当年的雅虎，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新浪。”

接下来的话题却没有这么欢乐，这般充满着玩笑话与互相赞美，尽管作为主持人的俞敏洪在拼命地活跃气氛。首先是刚刚加入俱乐部担任顾问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给这群民营经济巨头们当头泼冷水，大意是你们很成功，但你们的成功更大程度上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中国13亿庞大的市场带来的，跟硅谷的那些美国英雄差得远。巨头们纷纷表示不忿——或许是观察者的视角问题，后来当我向俱乐部的秘书长程虹提及此事时，她说，她认为这些巨头们很受震撼，还算虚心。刘东华站起来为他的这些朋友们辩护，历数他们在当今中国的复杂环境下如何不易，相比于美国的企业界大亨，这些中国人都是创造历史的“活化石”，身上的时代烙印与企业家精神要远远强于前者。“有很多国际知名商学院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助他们来给中国公司做案例，可我总是说，他们太忙了。”刘东华说。

马云则引发了群体性的情感表白。他感慨在中国做商人的命运是如此多艰，以至于从古至今，中国商人几乎无一善终。众所周知他在2011年遭遇了一系列的打击。在他讲完之后，所有人开始争相安慰他。他们表达着自己对这个群体的热爱和深厚感情，希望朋友们能够永不分离。俞敏洪说，这几乎是他唯一愿意参加的社会活动了。一名俱乐部的成员过来敬酒，然后评价说，他认为马云就像是在外面受了委屈，然后回家向家里的成员们抱怨的孩子。

出人意料的是，在众人难以抑制的情感外露时，刘东华却一直保持着沉默。他只是看着主持人俞敏洪一个一个地劝说大家发表讲话，听着众人的感慨与表白。筵席结束后走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他评价了一句：“今天晚上有点意思是不是？”

“东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想做一个企业家的打滚中心。这是源于他对这个人群的理解。他觉得这个成功的企业人群其实是孤独的，对彼此有需求的。”

“东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想做一个企业家的打滚中心。这是源于他对这个人群的理解。他觉得这个成功的企业人群其实是孤独的，对彼此有需求的。但他当时作为一个媒体人，他发现媒体是给不出来这些东西的。”程虹说。程虹曾经做过十多年的平面与电视媒体，后来从山东搬迁到北京。在刘东华和20位企业家一起发起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时，程虹成为创始秘书长。

对于刘东华而言，由他扮演着连接点，让这些企业家们互诉自己的艰难时刻，或者让他们向彼此寻求支持的类似时刻还有其他。其中最为知名的是牛根生和他所创办的蒙牛艰难时刻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内部得到的帮助。这件事情因为一家媒体将牛根生致俱乐部理事的一封信公开发表而广为人知。

另一个例子是李连杰和壹基金。刘东华帮助李连杰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结识了一群企业家。随后又是刘东华推荐李连杰以“社会企业家”的名义加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尽管在当时俱乐部的成员心中不是没有疑问，他们担心一个演员加入到一个商人的组织中，目的是不是仅仅是为了拿到一笔钱，但是刘东华说服了他们。

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的第三年，柳传志正式担任了这个俱乐部的理事长。虽然在俱乐部成立的开始，刘东华就力主让柳传志来担任这个职务，但是柳一直谢绝。至于他后来为什么又接受，是因为“确实他觉得，就商业人群而言，很少再有比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更有代表性的地方了，又有影响力，价值观又健康。”刘东华回忆说。现在，这个俱乐部几乎已经成为柳传志公司之外最重要的社会职务。我也曾问过柳传志，他为何愿意担任这样一个机构的领导者。柳传志的回答是两个原因。一个冠冕堂皇的原因是，“企业家本身确实需要一个组织，能够代表商业群体向政府和老百姓发出正气的声音，让老百姓觉得，中国不是一个无商不奸的国家。也有人在追求理想”；另外一个原因是“确实多少有点被迫，”他在俱乐部众望所归。当冯仑在谈到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时，他说，柳传志是主要的召集人。“如果企业家们愿意认一个企业家的话，那只能是柳传志。”程虹说。无论是出于哪个原因，柳传志都以自己的领导力为这个机构注入了与众不同的东西。比如他的目标感、方向感与务实感。从微小的方面，则是从不迟到的纪律性。

一个会让所有人好奇的问题是，刘东华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赢得这么多财富拥有者的信任的秘密是什么？我曾经向很多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从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回答。

毫无疑问刘一定是个情商与社交商很高的人。这一点可不仅仅表现在他与这些民企领导者交往时。他经常说，他在《中国企业家》杂志工作过的15年时间内，他在经济日报的顶头上司换了四任，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给他指派过一个工作人员，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试图影响他，让他在杂志上做某个公司的报道。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称奇。当他在2002年开始做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报道时，他的上司中曾经有人表示过犹疑与不满：“一群民营企业的老板，怎么能称其为‘领袖’呢？”这在政治上可能是危险的。但刘东华没有正面与其发生冲突。相反，他取得了包括成思危与陈锦华在内的更高级别政治家的支持，悄无声息地消除了上司的疑虑。“我在驾驭他们的容忍度。”谈到他曾经的上司们时，他说。

刘东华自己喜欢用“干净”这个词。他在同这些富有的企业家们交往时，他的不功利成为让他保持自尊的一种重要方式。

另一个被不止一人提起的原因是，他并不功利，他从没有急于要将自己所掌握的巨大资源变现。刘东华自己喜欢用“干净”这个词。他在同这些富有的企业家们交往时，他的不功利成为让他保持自尊的一种重要方式。虽然对方手中掌握着巨大的财富与资源，但是当与之交往者并无有求于人的姿态时，这种以巨大的财富和资源构筑的优势也就并不明显了。刘东华有一次在酒后说，即使有人愿意花100万来让他写一篇文章，他也只会让对方走开。不过，真的有人愿意给他100万。他称自己这些年帮“朋友们”促成过一些事情。其中一个人愿意以金钱来酬谢他。他让那个朋友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提供了注册资金。除此之外，他声称自己到今天家庭资产仍为负数。即使是在外人看来其中可能隐藏着巨大的利益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刘东华也并没有从中获取过直接的物质收益。从这个组织成立开始，发起人定下的规则就是永不分红，而刘东华自己则不会从中拿取一分报酬。“绝大多数理事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比较自信，是因为人家越了解，越会觉得，东华这小子在境界上还挺牛逼的。”他说。

他并不是不知道外界是如何看待他的。“很多人不知道。大家只是觉得，东华不过是跟那帮人关系不错，大家比较信任他，让他牵个头。”刘东华说。而他自己则对这个俱乐部有着更高的期待。当被问到这个组织是否有可能成为像同他们交往密切的外交关系学会和布鲁斯金学会这样的组织时，柳传志的回答是现在谈论还为时过早，刘东华则说，这只是个过程和不同阶段的问题。

这种自信也是他最大的支柱之一。有一次在喝茶时他说：“我一个穷人，为了让你们更富，我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和最大努力，我有毛病啊！那是因为你们都是给社会拉磨的驴，我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们拉得更好一些。”他认为自己的能力与贡献并不输于那些他与之交往的企业家，但是他却更少去获得回报。所以，“我确实一直有一种因自我牺牲带来的优越感”，“说句吹牛的话，他们有时更需要我，我未必那么需要他们。”

第三个原因自然是他在价值观上极度认同这些民营企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们。正如他的搭档牛文文提到的，刘东华天然地认为这群人是中国最有价值的人，是“中国经济真正的脊梁”。“改革开放，头一次说你不用以暴力推翻别人，你只要到工商局注册一个公司，你的王国就成立了。你的王国能做多大，取决于你满足市场的能力。”刘说。他相信国家的竞争力在于经济的竞争力，经济的竞争力在于公司的竞争力，而公司的竞争力则取决于企业家。“他特别懂这群人”，程虹评价说。这个人能让柳传志和王石落泪，能够安慰马云和张维迎。此外，“他愿意以更柔软的身段和姿态去做一些服务性的事情。”程虹说。

但是他的态度与方法并非让所有人赞叹。恰恰相反，他也会受到一些非议。其中有些人是在价值观上不认同他。号称要描述“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的《中国企业家》杂志一直都被一些新闻人指责为不够客观与中立，作为其领导者的刘东华难辞其咎。还有人会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描述为“既得利益者俱乐部”。

但是程虹为他辩护：“我觉得舒立和东华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推动中国商业进步和制度进步，只不过，舒立表现得像一个严父，而东华反倒像个慈母。”她说。不过，尽管在外界看来胡舒立和刘东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媒体人，他们一人被描述为勇敢的黑幕揭发者，一人被认为是企业家阶层的代言者，但两人却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刘东华喜欢说，欣赏你到灵魂里，批判你到骨子里。但是大多数人显然更喜欢前者，不喜欢后者。

即使是在这个圈子内部，他也会遭到指责。这在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强硬态度，或许也有他在无意识间表现出的优越感。刘东华喜欢说，欣赏你到灵魂里，批判你到骨子里。但是大多数人显然更喜欢前者，不喜欢后者。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内部，他曾经和个别企业家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其中一名企业家在私下里抱怨说：“我们让你来做这件事情，是让你来服务我们，而不是让你来当老大。”

“以东华的柔软是够的，但以东华的强势是不行的。那些人有时也不舒服，好像是被东华拿枪顶着，或者拽着领带往前走的感觉。当一群男人都想做精神领袖的时候，这事儿还是很难搞的。”程虹说。但是她认为这并不会妨碍这群男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偶尔会争吵的面红耳赤，通常说话都不大会留面子。但这不影响他们是密切的朋友。”

他的老搭档牛文文在自己创办的公司第二次融资之后曾经说过一句话，刘东华赢得了人的认可，而他则赢得了钱的认可。无论如何理解，这句话都说明了刘东华被这群人的认可程度。“你在西方找不到他这样的媒体人。”他的一个前同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