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本“引进来”与中国粮食安全

在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动下，中国的农业产业已不再局限于初级农产品生产行业，大量外国资本涌入中国的农业产业链。随着外国资本在中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中的比例不断扩大，国内企业在初级农产品市场中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杨巍，2009）。吕勇斌（2009）认为外资并购对中国农业产业安全的影响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外资并购对农业产业形成控制性地位；外资并购打压中国农产品市场价格；外资并购弱化农业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外资并购易垄断和占领农产品市场；外资并购恶化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陈贤银（2010）基于产业安全的视角，研究了外资并购对中国农业产业的影响，认为中国农业产业总体处于“基本安全”状态。关于农业FDI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有研究认为，当发展中国家农业引入的FDI增加时，该国的国家福利不均问题以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的就业问题都将得到一定的缓解，即发展中国家农业利用FDI的增加对东道国的农业就业产生挤入效应（Chaudhuri ＆ Banerjee，2010）。吕立才和黄祖辉（2006）依据1999年至2003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12个主要部门的面板数据，也证实了FDI对于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国内投资和就业存在挤出效应。

（一）农业资本“引进来”的横向比较

在农业的动态演进过程中，发生在其边界和交叉处的技术融合以及分工模糊化改变了原有的市场需求，并且引起边界的混沌化和重新分化，对农业产业链（Agricultural Chain）的延伸与拓展和对农业内涵的重新界定成为现代农业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现象。这一方面表现为农业内部子产业之间的融合，如农业内部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畜牧业之间以生物技术融合为基础，通过生物链重新整合，形成生态农业这样一种新的业态；另一方面表现为农业与外部产业的融合，如高新技术产业对农业的渗透融合，农业的服务化和现代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的建立，农业与旅游业的交叉融合而催生的旅游农业或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以及农业与化学工业、能源工业交叉融合而形成的化工农业、能源农业等。这种通过传统农业内部和三次产业之间的整合和重组、建立在产业链融合之上的现代农业又被定义为“链式农业”（Industrial Agriculture）。

表6.3所示为2009年中国按照产业划分的外商直接投资使用情况。第二、第三产业的FDI所占比重明显多于第一产业，这与现代链式农业的发展趋势相对应。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产品加工业在中国第二产业中占据较大比例，第三产业中与农业相关的仓储业、运输业、销售业和服务业等也都占据重要位置。相较于第一产业，外商更愿意将资本投向附加值较高的第二、第三产业，以期获得最多的投资回报。同时，如果从产业链维度理解现代农业，则投入农业产业中的FDI将远超过第一产业使用的FDI数额。

表6.3　按照产业划分的外商直接投资（2009年）

数据来源：《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

表6.4所示为2009年中国农业及涉农产业的外资分布情况。从表中可以明显看出，农产品加工制造业的外资比例远超过初级农业产品，其中饮料制造业的比例最高，约为10.2%，而初级农业产品的比例只占了约0.6%。农产品加工业也是农业生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把初级农产品加工成人们需要的各种产品，提高农产品的资源利用率，最大可能地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稳定和增加农民收入，有效地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和竞争能力。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遵循的是从低生产率、劳动密集型行业向高生产率、劳动节约型行业，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生产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生产调整的规律。由于农产品加工制造行业具有高附加值、高投资回报率的特点，外资大量流入该行业。

表6.4　按行业划分的外商投资分布（2009年）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二）农业资本“引进来”的纵向考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金融贷款的高风险、双边援助的政治化和商业化、资金使用上附加的种种约束条件，以及中国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获取的国外优惠贷款和国际援助日趋减少，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中国农业利用外资的主要渠道。2004年至2011年中国三大产业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如图6.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第一产业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虽然在2005年和2006年出现一定的滑落，但总体上还是呈现出上升趋势；2009年中国农业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最多，约为14.3亿美元，较2008年增长2.6个百分点。从图6.4中还可以看出，中国第一产业吸引的FDI在三大产业中所占比例最小，第二和第三产业吸引的FDI逐年增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外商的直接投资往往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外商更倾向于将资本投向附加值高的相关产业。随着农业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农业内部各部门吸引的外资也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趋势。1999—2009年间，中国种植业和林业引入FDI金额的走势比较相似，二者在2003—2006年间都呈现出比较平缓的走势，而在总体上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畜牧业和渔业引入的外资则分别在2005年和2006年经历比较大的滑落之后一直以较稳定的速度增长。这四大部门引入的外资从总体上都是呈现出上升走势，其中种植业所占的比例一直稳居第一，而值得一提的是，林业所占比例从2004年开始一跃成为第二名，并一直保持到2009年。

图6.4　2004—2011年中国三大产业利用FDI走势图

数据来源：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在劳动就业方面，中国三大产业的就业人数分布如图6.5所示（此处第一产业指的是农林牧渔业以及农林牧渔服务业，不包括农业产业链中其他的涉农产业，如农业加工业等被划入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所占比例居第一，但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总体上呈现递减趋势，尤其是在2010年，三大产业的就业比例分别为36.7%、28.7%和34.6%，基本持平。中国的农业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初级农产品生产行业。从初级农产品的加工、销售等环节引出的农副产品加工制造业、运输业、服务业等由于存在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和产品附加值，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随之提高。因此，如果从农业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农业产业的就业比例还将会大幅提高。

图6.5　1978—2010年中国三大产业就业人数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在中国农业内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四大部门的就业人数和比例在1996—2009年这十多年间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种植业的绝对就业人数在2005年之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近几年该数据则变化不大，劳动力就业结构处于较稳定的状态；其次，1996年的种植业就业人数所占比例近66.7%，2009年该数据约为57%，降低了近10个百分点。这可能与中国农业的产业链特征越来越明显有关，大量劳动力由于受工资待遇等影响可能转至农产品加工制造业或其他服务、运输等行业；最后，除种植业外，其他三大行业的绝对就业人数略有下降，但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一）理论诠释与模型构建

经验性研究表明，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相关影响主要有两方面：①当FDI的引入给东道国带来新的产品与服务时，FDI将对国内投资产生正面效应或挤入效应，并拉动经济的增长；②当FDI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与国内公司存在激烈竞争时，由于跨国投资集团特有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中国国内投资者的投资机会将减少，此时FDI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内投资产生负面效应或挤出效应。

为了评估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的挤入或挤出效应，Agosin ＆ Mayer（2000）首先构建了一个总投资模型，认为一定时期的总投资等于国内投资与外国投资之和。他们认为，投资是一个对应意愿投资与真实资本存量差异做出调整的变量。意愿投资就是国内企业理想的资本存量，而它与期望的增长成正比，期望增长又取决于实际产出量（Actual Output）和最大产出量（Full-capacity Output）之间的差异，因此，国内投资变量中需要考虑先期经济增长率和国外需求因素。Samuelson ＆ Nordhaus（1999）认为，投资由收入、成本和预期三个基本要素决定。如果一项投资有助于厂商出售更多的产品，则它将会增加企业的收入，企业的收入与国内总产出（GDP）和净出口（NE）有关联；资本的成本不仅包括资本品的价格，而且包括为它借款的利息和厂商为其收入所付的税金；利润预期是决定投资的第三个因素，当投资者预期投资所获得的收益超过投资成本时才会进行投资。综合来看，总投资可以表示为I=I_d+FDI=I（G，NE，r，Tax，G^ρ），其中I_d为国内资本要素，FDI为国外资本要素，G为国内总产出GDP，代表国内需求；NE为净出口，代表国外需求；r和Tax分别为利率和税率成本；G^ρ为企业的预期因素。假设企业在有限理性基础上做出投资决策，对未来的需求预期仅依赖上一年的需求，则G^ρ=Gⁿ（G_t-1，NE_t-1）。因此，通过移项，总投资公式可改写为：

式（6.1）经过自然对数转换可得到：

式（6.2）中，若c₂的符号为正，则表明FDI对I_d有一定的挤入效应，反之则表现为挤出效应；u₁为式（6.2）的误差项。

除了对东道国的国内投资产生影响之外，FDI的引入还将对东道国的就业状况产生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国内农业存在劳动力充足而资本要素缺乏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动力过剩。而FDI的引入弥补了中国资金要素不足的缺陷，因此，从理论上来说，FDI的引入将为中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即对中国就业产生挤入效应。

为了考察FDI的引入对中国就业产生的挤入挤出效应，王剑（2005）构建了如下的理论模型：从微观厂商生产理论来考察，假设存在一个东道国的代表厂商，其投入资本和劳动要素进行生产，资本要素可在国际自由流动，而劳动要素是不可流动的。因此，资本要素按其来源可分为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劳动投入则全部来自东道国内部，此时Cobb-Dollglas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其中，Q表示厂商产出，A为生产率水平，I_d为国内资本要素，FDI为国外资本要素，L为国内劳动投入，α，β，γ分别表示各要素的产出弹性。其生产成本为：

其中，w为单位劳动成本，r为单位资本成本。厂商的要素投入决策是基于既定的资本投入量配备必要的劳动要素，即厂商在已知I_d和FDI的情况下选择最优的L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从时间点上看企业生产，I_d和FDI应采用资本存量，即一个企业目前已投入生产的资本；从时间周期上看，I_d和FDI则应采用资本流量，即企业产出与投入的关系加入了时间概念。由于企业的生产是连续的，资本要素的投入没有明确的时间间隔，无论是存量还是流量，只要能体现这种数量关系，其对企业衡量投入产出绩效是没有影响的。这里采用资本流量，因为企业对投入要素的计算往往都隐含着时间因素。厂商利润表达式为：

式（6.5）中仅有L为待定变量，因此问题转化为一元函数最大值的简单求解过程。式（6.5）两边分别对L求导可以得到：

式（6.6）经过对数变换可表示如下：

即：

此时，c₁₀，c₁₁，c₁₂，c₁₃分别表示各个经济变量的就业弹性，其中c₁₀，c₁₁，c₁₃可以分别看作国内投资、FDI和生产率的直接就业效应；u₂表示方程式的误差项。由于FDI对东道国的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将间接地对就业造成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此间接效应进行研究。外资通过影响国内投资而产生的国内就业间接效应可由c₂和c₁₀的乘积来度量。

另外，FDI还可通过技术外溢等方式对东道国产生间接就业效应。跨国公司的进入给中国带来资金的同时，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国内相关行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得到提高。由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往往是以劳动节约型为主，中国在获得技术进步利益的同时也承受着较大的就业压力。Driffield（1999）认为生产率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由国内科技投入、国外技术引进、现代化机器设备进口以及伴随FDI而来的科学管理、专利知识等一系列要素构成，从而可以得出决定生产率水平的简化模型：

其中，T_p表示国内科技投入，T_m代表国外技术引进，H_tm代表高科技产品设备的进口，u₃为方程式的误差项。系数c₁₅的值反映了FDI对国内生产率水平的推动效应，c₁₃与c₁₅的乘积可以度量FDI通过影响生产率水平而产生的国内就业间接效应。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本节以1997年至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中国农业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农业国内投资和农业就业带来的影响，包括农业利用FDI对农业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以及农业利用FDI的直接与间接就业效应。此处所指的农业指的是从狭义角度定义的农业。

1.数据选取与来源

由于理论模型中将用到中国农业引入FDI的实际金额，而中国从1997年才开始对该数据进行统计，因此此处相应地选取了1997年至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其中L表示全国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总数，该数据用来反映中国农业的就业情况；I_d表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国内投资部分，可以通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以人民币表示的农业引入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获得，该数据用来表示中国农业的国内投资状况；A表示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可以通过农业产值增加值与农业就业总人数相除获得，该数据用来表示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FDI表示中国农业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额；w表示全国在职人员的年平均工资；G表示农产品的净国内需求，可以通过农业产值与人民币表示的农业出口额相减获得；NE表示当年农业出口额，用于表示国外的农产品需求；r为中国的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Tax用以反映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通过财政税收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率来衡量；T_p表示国家财政科技支出金额；T_m表示国外技术引进的合同金额；H_tm表示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口额（亿美元）；G_t-1和NE_t-1分别表示G和NE的滞后一期数值。同时，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异方差，对以上各个变量都做了自然对数变换。

2.计量估计方法选取

根据理论模型，本节利用三个结构方程构成联立方程模型并对其进行计量分析，联立方程如下式所示：

根据变量系数c₂的值可以判断农业引入FDI的增加对农业国内投资是起到了挤入还是挤出的效应；根据系数c₁₁的值可以判断农业引入FDI对中国农业的直接就业效应；根据c₂×c₁₀+c₁₃×c₁₅的值可以推断通过农业引入FDI对中国农业国内投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农业产生的间接就业效应；农业FDI对中国农业的总就业效应可以由c₁₁+c₂×c₁₀+c₁₃×c₁₅的数值得到。

适用于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看似不相关回归法（SUR）、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以及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其中OLS和SUR只适用于联立方程的内生变量之间不存在相互作用情况下的估计，而2SLS和3SLS则多用于内生变量在联立方程中存在双向作用情况下的估计。此处所选用的联立方程模型属于典型的递归（Recursive）联立模型，内生变量I_d、A和L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性联系，即I_d、A对L有影响，而L对I_d、A不存在影响，任何两个内生变量之间不存在双向的联系。因此，可以考虑采用OLS方法进行参数估计。古扎拉蒂（2005）提出，在过度可识别的方程中，不可以不经过2SLS的核对就接受经典的OLS程序。根据可识别性的阶条件，可以判断出本节的联立方程模型中的方程均为过度可识别方程，因此，我们将分别利用2SLS和OLS方法对该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并将估计结果进行对比与分析。

3.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时，需要对模型进行Hausman联立性检验。首先，分别求lnI_d和lnA对联立方程组中的所有外生变量的回归，得到lnI_d的估计值fittedlnI_d与残差，以及lnA的估计值fittedlnA与残差。然后，求lnL对fittedlnI_d，fittedlnA，，，lnw和lnFDI的回归，估计结果如下：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和的t值是统计上不显著的，因此我们拒绝lnI_d，lnA与lnL之间的联立性假设，即该模型不存在联立性问题。

由于本模型中的方程为过度可识别，在应用OLS估计模型之前须采用2SLS进行估计。本节采用的联立方程组所含变量不多，因此可利用系统估计技术，只需对联立方程组经过一次回归便可以得出所有变量系数的估计值。为了与2SLS的估计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对该联立方程模型进行OLS估计，两种估计的结果类似（表6.5）。由于在2SLS的第二阶段回归中需要用第一阶段的内生变量估计值来代替真实值，而第一阶段回归的R²值高于0.9，即内生变量的估计值与其真实值较接近，内生变量的真实值与原始方程中的随机干扰项之间有较小的相关性，因此，2SLS经过第二阶段回归所得的估计值与OLS估计值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由于本节所建联立方程模型为递归形式，最终选择OLS估计结果进行考察。

表6.5　二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值

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中国农业流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中国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农业实际利用FDI金额每增加1%将会挤出0.222%的国内投资。有的外资企业利用其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先进的技术优势与国内同类企业展开竞争，由于部分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较低，其市场份额正逐渐被外资企业蚕食，这也导致了国内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

表6.5的结果同时还反映出中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直接与间接就业效应。农业利用FDI给中国农业带来的直接就业效应是挤入的，即农业FDI的实际金额每增加1%就会直接导致中国农业就业人数上涨0.038%；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农业引入FDI给中国农业就业带来的间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由前面分析可知，农业FDI的引入对中国农业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国内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导致了失业人数的增加。农业利用FDI的实际金额每增加1%，将间接地导致中国农业就业人数下降0.105%×0.222%=0.023%。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国内，这促进了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根据实证结果，农业FDI的实际利用金额每增加1%，将使得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0.071%，这对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这种技术进步是资本密集型的，是以就业机会的大量丧失为代价的。从方程1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劳动生产率每提高1%将使中国农业就业人数减少0.307%，即农业FDI的实际金额每增加1%，将间接地减少0.071%×0.307%=0.022%的就业机会。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农业FDI的增加直接地挤入了部分国内农业就业，但FDI对国内就业的总效应仍然是消极的，农业FDI的实际利用金额每增加1%，将使得中国农村的就业人数减少0.023%+0.022%-0.038%=0.007%。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农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对国内投资和农业就业都产生了挤出效应。理论上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资本形成应具有重要而积极的贡献，但在实际情况中经常会出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农产品企业与国内企业联系不紧密的现象。有的跨国公司甚至利用其资金、技术、品牌、营销、规模等垄断和竞争优势以及利用中国的优惠政策等特有优势对东道国当地企业进行排挤，不少国内相关企业因此被挤出市场，这就有可能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另一方面，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几乎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正逐渐由原来的新建投资转变为跨国并购，两种进入方式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正好相反。新建投资直接表现为在东道国开办新企业，这无疑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跨国并购是跨国公司为了加强其在日益集中的市场中的优势地位而采取的一种商业手段，它在一定程度上将减少中国农业的就业机会。而实现充分就业是中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它直接涉及国家的繁荣与稳定。针对中国农业引入FDI给中国国内投资和农业就业带来的挤出效应，中国应及早制定相关政策对流入中国农业的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管理，保证农业的产业安全，并有计划地采取措施，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