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门格尔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

第二章　卡尔·门格尔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础

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所有分支追根溯源都来自于卡尔·门格尔（1840—1921）的著作，尤其是他那本《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门格尔在许多方面是开山祖师，但他的著作时至今日才开始完全为人理解。我们读他的著作越多，也就越发意识到他的思想之复杂。他遗留下来的问题在现代奥地利学派中至少派生出两派不同的观点。

20世纪诠释门格尔著作的方法截然不同，这证实了上述的事实。门格尔一方面能够而且已经被看作新古典经济学当之无愧的奠基者，另一方面则又被奉为挑战新古典正统经济学的另一派学说的创始人。^［1］这两种解释都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引经据典，寻求支柱，虽然我最终认为强调门格尔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说法更令人信服，但这亦非定论。

本章的核心就是讨论门格尔著作中模棱两可的篇幅。这些篇幅导致后人在解读门格尔真实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分歧。但是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在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出现对立的评价门格尔地位之观点的原因在于，不管是他在世的时候还是在他死后的多年，人们都较难接触到他的著作。

门格尔著作不多，却力臻完美，他后期藉数十年精力修订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的第二版，却劳而无功，至死未完成。^［2］同时，他还拒绝重印首版，故而更年青一代的经济学家无缘直接阅读他的著作，以从中获益。因此，尽管自奥地利学派创始以来，众多对奥地利学派信奉程度不一的经济学家便不断地积极参加学术争论；可是直到近来，此学派的开山鼻祖门格尔相对而言仍默默无闻，他的观点是经过两位大名鼎鼎的学生，即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有选择的传播，才得以被介绍进入主流职业经济圈中，这两位学生各自阐发其对门格尔的理解。即使在门格尔在世时，在奥地利以外也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拜读过门格尔的扛鼎之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的。

因此之故，门格尔在奥地利之外的名声，与其说来自他重要的理论经济学，倒不如说是出自他日后方法论方面的激情四射的写作。在20世纪初期，门格尔因为这场方法论论战而名声大噪。然而，后来众多经济学家却一致认定，这场奥地利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论战是在浪费职业精力（Schumpeter, 1954: 814）。

因而，在将近一个世纪里，就理论经济学成就而言，门格尔几乎只是被简单地看作三位“发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者之一。20世纪经济学思想史的教材一本接一本称誉门格尔和杰文斯、瓦尔拉斯共同发现了主观价值理论，尤其是边际效用递减理论。^［3］然而，由于门格尔是用文字而不是数学论述价值理论，这些教材都认为，相对于其余两位，门格尔思想的科学性要弱一点。（Knight, 1950: 12）他们责备他明显地不具备数学技巧，以致其理论表述缺乏应有的严密性。^［4］即使如此，作为创始人，他依靠文字而非数学，并未有损于他在同行中的声望，他还独立地发现了新古典经济分析的核心（Stigler, 1941）。

传统教材交口称赞他的原创力。一般说来，原因有二：其一，他表述的理论结构，引导其门徒维塞尔沿着他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延伸，发展出机会成本概念；此外，便是从高级财货理论（goods of a higher order）中推导出要素定价理论。几乎整个20世纪，世人都把这些看成早期奥地利学派对经济思想的主要积极贡献。

当然，对于这些成就意义的评价不一。如果说主流经济学称许门格尔理论，视之为更正式地融入传统经济学的先行理论的话；那么早期奥地利学派则更倾向于认为，它们已完满无缺地奠定他们派别的经济分析理论。比如，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门格尔的边际效用理论是数学般精确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不甚完美的表述；而某些后期奥地利学派人士则把它视为对个人理性选择原理的完美表述。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定他的高级财货理论走进了理论的死胡同，而奥地利人却尊之为经济周期理论的先驱。

总体而言，经济思想史教材反映了职业经济学家的共识。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重要的见识迅速而无阻碍地流入主流经济学中，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只是新古典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令人称奇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己亦附和这个看法。（Mises, 1984: 41; Hayek, 1992: 62）所有经济学教材都采用了这套简明的划分体系，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是套用这个体系理解其专业史的。但70年代之后，这套体系便土崩瓦解了。

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到50年代才姗姗来迟地译成英文，而迟至70年代方才对他的贡献进行认真的重新评价。1972年，为纪念边际革命一百周年，施特莱斯勒撰文发问：“奥地利学派在多大程度上算是边际主义者？”他的回答是“并不是很大”。^［5］紧随其后的是希克斯和W．韦伯编辑的一组论文，其中一篇名为“卡尔·门格尔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该文主要是重新评价门格尔的资本理论。1975年威廉·贾菲则写了“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之分殊”，他在文中认为，边际革命中几位英雄的差异方面要远比共通之处重要。1978年，《大西洋经济杂志》（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出版专刊研讨门格尔及其与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关系。其中拉赫曼的“门格尔及边际主义革命”（1978c）短文对于现代人重新解读门格尔尤为重要。以上这些研究的结论都认为，不能再把门格尔简单地当成萌芽时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

虽然重评门格尔的诸家各执一端，但都不约而同地突出一个主题，即把门格尔仅仅描述成一位用文字而不是数学来表述边际效用的理论家是歪曲真相。有人认为，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实质上是探讨经济发展而不是边际效用理论，有人则表明在门格尔理论中“无知”和“错误”因素的地位十分重要（Jaffe, 1975:521），甚至还有人认为门格尔的成就与其说是完成了主观主义革命，还不如说是开启了这场革命（Lachmann, 1978c: 59）。上述作者都声称百余年来我们一直误读门格尔，他远非具有相同思想范式研究同一项目的科学家群中的一位，或默顿（Merton）所谓科学发现中“重合”的一个案例，他的思想轨迹迥然不同于一般。^［6］文献上一经突破，随后20多年便是对门格尔持续不断的重新评价。只不过这次强调了他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的差异而非共同之处。^［7］

尽管新近发现的许多门格尔学术成就不容置疑，但人们免不了奇怪：“难道以前对门格尔的解释完全错了？”难道这仅仅是因为通过第二手材料，然后再戴上新古典的有色眼镜研究门格尔所致？或者这种重读门格尔只是反偶像崇拜者所希望的一种夸大其词，很大程度上是替20世纪后半期方才起步的研究纲领寻找合法的先驱者？谁是真正的门格尔？尽管他出色地洞见经济现象，难道他只是一位囿于文字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抑或他确实奠定了将人类社会行为理论化的革命道路？这种人类社会行为理论与他同代的新古典成员的假设和所要询问的问题都不尽相同。

细细品味门格尔的原著，就不难理解双方都言之成理。这两个“门格尔”都源起于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论著作《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以下简称《探究》）^［8］。读者所注意的门格尔只是在经济科学中与读者兴趣最为契合、背景假设最为相同的门格尔罢了，因为从《国民经济学原理》中这两个门格尔都可以找到，但没有哪一派能完全统一门格尔著作中截然不同的部分。

但是，如果两派解释都可以从门格尔著作中得到支持，那么，哪一种解释更接近他的真实意图呢？当然，也许会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是在耍滑头，因为它与我们解读其著作毫无关系。一个人永远不可能钻入某人心中来探知他要写什么，人们所知的只是他实际上写了什么。然而，即使我冒不能自圆其说的风险，我仍认为用新方法解读门格尔要优于旧的方法，并且更吻合门格尔的著作。一个人要接受旧派解释就不得不放弃大部分门格尔的著作，至少要多于接受新派所要舍弃的。进一步说，尽管我们不能确定门格尔的意图，但我们可以看他试图回答的问题，这可以给我们提供有关他意图的线索。

门格尔是出于两个主要目的才提笔为一批特殊读者撰写著作的，这批特殊读者就是德国历史学派。他的写作目的，其一是彻底驳倒劳动价值论，代之以紧紧围绕着个体选择的价值理论；其二是想表明这种价值理论能更好地在历史调查中起到统领性原则的作用。提供一般的组织原则。尽管第一个目标大体与杰文斯相同，而比瓦尔拉斯考察的范围小；第二个目标则开辟了另一条有关过程的推导路径，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其他理论。虽然在19世纪末期的方法论大战中，即“门格尔与施莫勒（Schmoller）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就研究方法展开的言辞大战”中，门格尔给人留下辛辣、刻薄的印象，但他实际上相当尊重历史学派的研究，所以才会试图发展出一套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以提示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而他所信奉的经济理论也是从个人行为的理论开始的，这就使他的理论相似于（不是等同于）新古典经济学。门格尔从未集中其所有零散的文章，这造成了门格尔学术成就中许多矛盾之处，亦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奥地利学派许多主要冲突乃至未来可能的争论。

门格尔：一个不完全的新古典主义者

最初把门格尔仅仅当作一个边际主义革命者，究其原因，当然主要归因于门格尔那套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理论构成了其经济理论中核心统一的原理。一如杰文斯、瓦尔拉斯与德国历史学派，门格尔相信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站不住脚的。门格尔没有把价值基于客体或人类行为之上，相反，他认为价值来源于个体对能够满足其需要的有用财货的估价。

如同其他发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人一样，门格尔提出，人们会按照需求的紧迫性对他们的需求进行排序，并利用连续单位财货先满足较为紧迫的需求，再满足紧迫性次之的需求，任何一定量商品的价值都等于该商品中被用于最不重要的用途那部分商品的价值［（1871）1981: 122—128］。如我们所知，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表述^［9］，门格尔由此博得了边际革命发起者之一的声名。但与此同时，他表述这个观点的方式又表明他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新古典主义者。

门格尔用图表阐释其理论，表中假设一个消费者面对着十种数量不一的财货，它们的重要性递减程度则以数字表示，他认为，消费者对一种财货的满足将随着另外一些财货的满足而进入均衡。（127）但是，因为他没有给出一个收入约束，从表中得不出这位假定的消费者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消费均衡。因此，人们只是嘉许他发展了新古典主义的消费选择理论。此外，人们还认为门格尔接下来的所有有关分配财货数量越多、其使用意义就连续下降的讨论，是在用不甚精确的文字揭示同样的效用最大化主题。^［10］

这还不是不把门格尔当作最初的新古典主义者的唯一原因。尽管人们可以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整定义争执不休，但很明显，新古典理论就是市场竞争变动程度决定均衡价格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门格尔当然是新古典主义者。他的交换理论甚是特别，是一个实物贸易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个人完全依靠互相估量边际价值来交易，价格也被指明落在标准均衡限度之内。不仅如此，门格尔还探索了市场规模扩大后对价格的影响。他指出，随着交易者数量的增多，均衡价格的范围也越来越小。在这些事例中，他不仅推算均衡价格，更是把价格特意描述成“任何两个经济个体之间经济均衡的标志”（191）。

整个的“设定经济交换限度”的思想暗含人类行为中包含的某种均衡。^［11］门格尔认为，真实的经济均衡最多是局部的和短暂的，世界的特征更多地表现为变动，而不是均衡状态。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定义潜在的均衡，这种均衡有时存在于真实世界之中：

经济交换的基础不断更新，然而，我们可以观察到交换事务的永久持续性现象。但是，对于这一系列交换，若我们精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在一定时点上，人们对于各种财货，都存在着一种不再进行交换的静止点。在这些静止点中，没有财货交易的发生，因为一种交换的经济限制已经达到了。^［12］［（1871）1981: 188］

上述一段文字简单明了地描绘出了局部均衡概念。他在日后的方法论著作《探究》中，也多次探讨了经济价格——这个概念类似于一般均衡价格。［（1883）1985: 17］他认为只有当人们起而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于实现自己目标及相应手段具有完全的知识、理解了经济环境（知晓所有市场机会并将其计入个人计算）以及有追求自己目标的自由时，才会有“正确”的价格。在这个讨论中，他把经济价格视为一个基准点，以衡量现实价格偏离那些充分反映经济意识的价格的程度——近似于一般均衡价格。

门格尔提出财货边际价值递减理论、易货贸易模型、对市场条件变化下的价格的探讨（这种探索在一个绝不可以想像为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达到其顶峰），以及他把“完全经济状态”定义为所有相关信息都是已知的，所有价格都等于成本，这些观点使人把他看作一个早期的新古典主义者。不仅如此，他文章中还预见到的新古典理论，例如，他讨论了交易成本对价格的影响［（1871）1981:189］，提到了商标与专利也是一种经济财货（54），并且还简略地提及公共财货问题。^［13］

毫无疑问，门格尔著作中能摘出许多新古典推理的例子，然而把他解释成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必然有意忽略使他产生类似新古典观点的语境，人们必然要忽视他多次谈及的知识与无知、他对制度形成及功能与产生的讨论、他清楚描述调整过程的重要性以及他对人类进步的论述。然而，恰是当我们考虑到这部分内容时，才越发明白地认为门格尔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只是一面之词；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认为门格尔确实创立了一套不同于新古典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

门格尔：独树一帜的理论家

在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说门格尔提供了替代新古典之观点学说时，首先必须考虑他的写作语境。专家们专注于主流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以致20世纪早期低估了门格尔深厚的德国经济学和哲学基础。这个忽略着实令人吃惊。因为19世纪不仅德奥两国学术界关系密切，而且门格尔还把《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毕恭毕敬地奉献给”罗雪尔博士，他后来被人们誉为德国历史学派的领袖和奠基者。^［14］

德国旧历史学派包括罗雪尔（Roscher）、尼斯（Knies），还有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他们共同反对英国古典学派及其有关恰当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观念，学派成员一致认为经济规律不同于物理学规律，因为人类的动机要远比一般利己主义者所认为的假设复杂得多。故而，经济规律不可能从简单原理推导出来，而只能细致地研究具体的经济史实，通过归纳过程才能得出。（Alter, 1990: 60）他们所反对的与其说是理论，还不如说是李嘉图派单一的因果演绎理论，他们甚至还渴望能把历史方法奉为经济分析的唯一圭臬。

那么，为什么门格尔要把他首部理论大作献给罗雪尔呢？道理很简单，他相信自己已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条纲领性的原理。^［15］如果没有历史上人类如何行为的理论，就不可能满意地解释历史上的经济现象。门格尔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尤其是价值理论，解答了人类如何与财货产生联系以及所导致的历史变革的问题。门格尔曾经说过他是在“病态的亢奋”中写就《国民经济学原理》的。（Hayek,1964: 347）这种情感状态，倒是与那些坚信自己已经找到解决千古之谜的方法，并急于赢得他们老师赞同的人的心态一致。

门格尔没有如愿以偿地成为德国读者心目中拯救历史学派研究纲领的英雄，但他的志向有助于解释他不同于新古典的经济学思想的部分。事实上，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与德国知识界前前后后的关系，就有可能理解那些从新古典视角看最麻烦的观点对于前后连贯地解读门格尔思想的至关重要性。我们尤其要进一步注意门格尔思想中有关知识、过程、计划及制度成长等不易理解的东西。

门格尔的前提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开篇之语大异于一般经济学课本：

“一切事物都受到因果规律的支配，这个大道理是没有例外的；并且，我们若在经验范围内去找寻相反例子，也将是徒劳无益。人类的进步不但不会动摇这个原理，而且还进一步证实了它，使人们对于这个原理正确性的认识比从前更为扩大。所以对这个原理的不可动摇的和不断增长的承认是与人类的进步相结合着的。”［（1881）1981: 51］

我们从门格尔的这番话语中马上了解了《国民经济学原理》的核心问题。他对解释人类进步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人类财富进步原因”（71）感兴趣。一如德国历史学派，他也关注对历史变革进程的理解；但他又不像同时代的德国人，他试图把他的历史进程理论建立在包括人类行为与物质原因的因果理论之上。

但是，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导致了人类财富的进步？这个问题使他发展出一套关于人类行为和人类价值的一般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经济问题就是在各种竞争性目标下稀缺的分配问题。《国民经济学原理》虽然没有否定这个观点，但门格尔把人类面对的经济问题置于更为宽广的背景中。如果人类拥有有关自身需求及周围环境的知识，并且有能力影响自身的生活条件，才能经济化他们所拥有的东西。门格尔认为只有通过知识和行为才能满足人类固有的需求。因此，为了合理地决断经济事务，首要的经济问题就是要知道“事物以及人类欲望之间的因果关系”。

比起一般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门格尔要少些想当然。举例来说，他列出的有用物成为财货的前提条件就十分周密：

“（1）人类对此物的欲望；（2）使此物能与人类欲望满足保持着因果关系的物的本身属性；（3）人类对此因果关系的认识；（4）人类对于此物的支配，即人类事实上能够获得此物以满足其欲望。”^［16］

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和第四个属性看作是在表述偏好和约束。但第二、第三个因素却在传统经济学中找不到相应范畴。第二个因素是客观的条件，即有助于人类实现目的的事物。然而，第三个因素，是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作为一个前提而存在的。

事实上，贯穿《国民经济学原理》全书，门格尔始终强调知识、权力以及追求经济福利与发展意愿结合起来的重要性。经济生活围绕着获取知识、权力而展开：物质与满足之间因果关系的知识（52）、一级财货与更高级财货（现在我们的术语就是资本财货）之关系的知识（56—57）、财货可用数量方面的知识（89）、贸易机会的知识（170）,　“经济”情况的知识（224），以及使知识得到最佳利用的权力。知识的获许是人类争取经济福利的斗争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我们看到，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不厌其烦地举例说明财货及其满足人类需要能力之间因果关系的知识的增长，是如何推动人类进步的。实际上，他直截了当地批评亚当·斯密把“劳动分工的深化”当作财富来源的观点过于狭隘了（72）。他认为：

“至于人类所能支配的消费资料的数量，只受人类理解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知识范围，以及人类支配这些物的权力范围的限制……将来人类经济的进步会继续与人类知识进步相应。”^［17］

有意思的是，门格尔热情支持知识增长产生经济进步的观点，却引起人批评他不是一个纯粹主观主义者（Lachmann, 1978c: 58）。

门格尔相信存在着客观自然规律，以及财货或多或少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客观属性。因此，人类需要去了解财货的属性及其满足需要的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人们也许既不能正确认识财货的客观属性，也会错误地了解其需求性质。比方说在远古时期，人们相信巫医会治愈疾病，但随着知识增长，他们就会意识到这个信念是错误的。故而，门格尔的术语词典中还专门有“虚拟财货”一词（53）。

对于一个纯粹主观主义者，“虚拟财货”无疑有些自相矛盾。^［18］如果是由个人的主观估值来确定财货，何以一种财货较之其他财货更有虚拟性呢？门格尔的答案是：虽然任何时刻价值都依赖于主观需要的评估，但假以时日，人们显然能够纠正谬误。

如果人们想继续讨论进步，那就得界定其内涵。门格尔没有依据国民财富来表示进步。因为他认为，人们不可能采用一种足够精确的方法来累积个人财富，从而产生这种颇有意义的国民财富衡量标准。^［19］进步的衡量标准只能是个人标准。然而，如果一个人认为个人的主观估值永远不可能错误，即便依据后来得到的知识也是如此，那么进步又何从说起？门格尔采取了下面的立场，即人们依照对财货及其能满足的需求间的关系的主观认识来评估财货的价值，但是，人们一旦获得更好的信息，显示自己的理解有错，他们会承认错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在理解事物时是会犯错的。巫医客观上不能治病，进步便意味着人们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代之以更好的医疗方法：

“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平愈高，人们对于物的真实本质和固有性质的研究愈深，则真实财货的数目就愈大，理所当然虚拟财货的数目就愈小。经验上，真实财货最贫乏的民族，其所谓的虚拟财货就很明显，这就是在‘真认识’即知识与人类的福利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的有力证明（54—55）。”^［20］

门格尔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论述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俯拾即是，以至于我们很难否认他写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套经济发展理论，而非静态的经济分配理论。一旦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对人们用另一种方法解读《国民经济学原理》大惑不解。

进步是财货及其满足人类需要之间因果关系的知识不断增长的结果，但它有着一个新古典研究方案认识不全的维度，即时间维度。门格尔认为“因果观念离不开时间概念，因为变革过程包含着发生和变化，而这些只能借助时间才可能”。（67）

人类生活在时间之中，故而他们不但苦恼于有关周围环境及其需要的知识有限，而且还得现在作出在未来才有结果的决定。人类是无知的，必须永不停止地增长知识，这预示着其经济活动绝不只是被动和反应性的。当人类意识到自身的无知并尝试克服时，必定有某种学习过程，采取一些行动，结果是未来与过去不同。人类在时间里有目的地行动，来满足自己需要。

门格尔的高级财货理论，尤为明显地体现出他对人类行为中时间因素的关注（67—71）。消费财货是一级财货，但生产它们要经过一些必需的中间阶段。因而，要满足消费，人类必须先生产较高级财货，由它们在以后某个时间制造出消费财货。然而，当人们投资较高级财货时，他们甚至无法确定生产过程的全部性质和时间的多变。（71）

强调生产过程时间的重要性是早期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众所周知的特点^［21］，它衍生出与众不同，也屡受批判的商业周期理论（Mise, 1981; Hayak, 1931, 1941）。但是，门格尔有关时间的经济学观点并非仅存于资本理论，其著名但未被完全理解的价值理论中就有，只是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要素。

我们知道门格尔的价值理论被认为是简单、不完善的，近似于给定信息条件下的消费均衡理论。但是，这种解释是人们掐头去尾、仅阅读他理论的中间部分所致。我们必须看到他对边际效用递减理论的阐述，^［22］以及他成为一名新古典的“明星”而受人瞩目，这都是以个人需为未来不确定性而制订计划这样一个讨论为先决条件的（80—84）。

为了充分满足需要，人类必须预估他们在某时期内的需要和资源状况，以便采取步骤，克服潜在的资源短缺。^［23］制订计划还必须考虑到需求会因时而变，因此针对意外事件另外还得有一些计划。^［24］但是在作出估量后，一旦人们当前预估的资源供给出现短缺，他们就会搜肠刮肚地寻找额外资源。经济行为远非只是在竞争性的各项目标中分配资源，它需要预见、想像、计划和行为。计划的完整概念意味着它是个时间过程。

毋庸置疑，门格尔著作中不乏均衡状态的表述，但它却因门格尔关注积极行为而不引人注目。让我们考察一下他的交换和价格理论。不错，人们可以将它视为门格尔在煞费苦心地定义均衡价格，但更准确地说，它实际上是一套经济过程理论。

“人类从事于经济活动一般都遵循着同一原则，即人类都从周围环境中寻找可用之物，并置于自己支配之下，以改善其经济地位、尽可能满足自身需要在上述情况之下，人类在任何地方找到有用之物都会尽力探索这些关系，以期能利用它更好地满足其欲望（180）。”^［25］

显然，门格尔笔下的交易者解决的不仅是最大化问题。他们积极地寻找交易伙伴，并利用人们之间估价的不同性。再者因为交易活动需要知识和努力，故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相同的结论。真正的贸易将依存于因人而异的真实环境。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发现那些找到贸易伙伴，个人就会互相交易的规律，并发展这些一般规律，以说明在一个更成熟的市场下价格形成的过程。因此，门格尔的价格理论，最初是在描述对经济价格的种种限制，而不是尝试着去决定均衡价格。^［26］

在解释日趋激烈的竞争对贸易和价格的影响时，门格尔进一步地揭示贸易和经济均衡之间的关系。他一改新古典典型的论证次序，以孤立的垄断开始，并接着指出：随着市场中买卖双方人数增多，潜在的价格范围是如何越来越小的。门格尔所强调的，与其说是在不同市场模型下推导出均衡价格，还不如说是在给予一种分析性的历史解释，来说明竞争的激烈化如何导致价格越来越低、产品越来越多以及每个经济机会更完善地得到利用。事实上，门格尔有关价格形成的篇章，构成了其对经济发展特征而非均衡价格的分析。^［27］

门格尔相信，进步标志是知识不断增长、产品日渐丰富、经济体制和关系越发复杂和稳定，并更好地满足人类需要。当人类知识得以增长和进步，真实价格更为逼近经济价格——也就是反映商品与需求之满足之间因果联系的广泛知识，以及有关可获得之供给的广泛知识的价格时，上述结果就会产生。经济学成了一门专门解释这个进步如何可能的科学。

方法论

门格尔原本打算将《国民经济学原理》作为四卷经济学著作的头一卷。其余三卷从未开工，《国民经济学原理》本身也未能修改至他满意。相反，他唯一的其他主要著作是探讨方法论的著作，即《探究》。此书的出版与被学界所承认，很好地帮助解释了为什么门格尔被誉为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说明了人们何以如此长时间地忽视他与历史学派的关系。

《国民经济学原理》出版后，在奥地利广受欢迎，他很快主导了经济学圈的研究议程，这些人日后成为奥地利学派的中流砥柱。该学派成员有门格尔的两位大名鼎鼎的同事：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还有在奥地利以外名气稍逊的萨克斯（Emil Sax）、科莫奇恩斯基（Johann von Komorzynski）、楚克坎德尔（Robert Zuckerkandl）和施拉腾霍芬（H.von Schullern-Schrattenhofe ）。他们的著作都承袭门格尔的思想传统。但是德国人却没有像门格尔所期待的那样欢迎他。

虽然门格尔认为他填补了历史学派纲领中的理论空白，但不幸的是德国人从未如此看待他的理论。诚然，罗雪尔的口吻相当温和，甚至还略微赞同地评论《国民经济学原理》，但连他也不认为这本书是在拯救老历史学派。或许，门格尔对德国人的冷淡大惑不解，于是他在1875年着手撰写第二本著作《探究》。从书名中就可以知道门格尔所讨论的是理论、历史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中叶之前，门格尔一直因此书而名声大噪。

门格尔将经济学分为三个相关领域：历史统计，研究经济现象中独特和个别的方面；理论部分，研究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国家经济的实践，大体上等于经济政策。尽管历史学派仅钟情于经济现象中的独特和具体方面，可门格尔争辩说，如果不与精确法则（exact laws）以及经济理论联系起来，他们的研究就不完整。历史资料可以被理解为构成典型（typical）关系的类型（type）的各个方面。经济理论则是由关于一般类型和典型关系的精确法则构成的。^［28］

虽然门格尔坚持经济学的精确法则具有科学性质，但他和历史学派一样都认为这种科学性并不意味着其规律与物理学规律一致。经济学规律显然并不像物理学规律那样严格，但这种现象并非经济学所独有，很多其他学科亦然。“事实上，所有的科学的严密程度都参差不齐，即便在自然科学中，其规律称得上是绝对严格的学科也不多。那些只表明经验的学科的价值也不言自明。”［（1883）1985: 52］无疑，日后米塞斯和哈耶克所称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便来源于此。

经济规律之所以异于物理学规律，乃是因为这些规律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现实中偶然显现的。在这个现实中，经济规律的结果会因为可观察到的人的非经济目标而改变。所以，人们不可能通过指出一些相反的经验事实而否定经济学规律。这样的程序，无异于用测量三角形的形状来验证几何学的规律。^［29］但果真如此，那怎样用因果规律来解释这些事件呢？

与门格尔自己称的培根式的“经验实在论”即自然科学研究方向相反，他主张社会科学采用“精确研究方法”（59），“致力于明白每一件真实事件中最简单的要素。正是因为它们最简单，所以它们必须具有严格的典型意义”（60）。在经济学中应用精确研究方法“事实上意味着，我们必须把人类现象化约为最简单的原始构成要素。我们按照它们的特性，把这些要素联结在一起，最后试着去研究那些规律。那些最为简单的要素，在这些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更为复杂的人类现象，而在我们的想像中，这些要素仍然是各自分离的。”（62）对门格尔来说，经济学理论中最简单的要素就是人类的价值理论，从它可以推导出更复杂的经济关系。很明显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方法论。

颇值得人注意的，是门格尔用来比较精确方法与研究经验现象的实在经验方法的例子，因为这也说明了他对均衡用法的理解。门格尔声称，即使在真实世界中人们极少观察到“经济价格”，还是可以用精确研究方法来预测经济价格。然而，虽然预测经济价格的规律真实存在而且十分准确，但是由于“非经济”环境，价格在经验上的表现却是变动不居的。实际上如果真实世界具备了经济价格所需的全部条件，比如最大化、信息完备、行动完全自由等等（71），倒是令人惊奇的。真实价格总是偏离经济价格，而经验现实主义的作用，是以经济价格为出发点，发现两者的偏离程度。但是门格尔却从未解释在经验价格之外，一个人如何发现“经济”价格。故而，他似乎创设了一套让人无法使用的比较标准。但由此可以看出，门格尔的论证和传统经济理论之间的相似性，后者是以经济价格理论假设为前提预测真实价格的变化方向。^［30］

无意图秩序理论

门格尔在《探究》的第一篇著作中探讨方法的地位，但多少不太令人信服。第二篇则气量狭小地批评了历史学派的局限性。第三篇篇幅最短，但对这套受误读的书来说最为重要。它表明从《国民经济学原理》中发展出来的个人价值原理，能够提供一种有机理论、一种有机的社会变迁理论。该书远比其他著作更清晰地说明，由于有了人类行为理论，社会制度之形成的历史描述是如何变得清晰起来的。

循苏格兰启蒙运动之传统，^［31］门格尔规定“精确研究方法”的问题，是去发现“那些服务于公共福利并对其发展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各种制度是怎样在不存在着在建立它们的某种公共远志的情况下形成的会组织建立的？”［（1883）1985: 146］门格尔的答案是，个人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时候，扩大了他的潜在收益的知识或逐渐增强其追求利益的能力，从而惠及他人。门格尔用货币、法律、语言、市场等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组织乃至国家本身的起源等为例子，论证他的思想。

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门格尔先通过讨论货币的起源来发展出一种有机秩序理论。货币是个人在实物交易中，试图提高满足自己需要的机会时产生的无意图结果。因为实物贸易体制一次成功的交换要求需求双方刚好互相满足，因此，一些人发现如果他们把市场性较低的商品交换成可售性更高的商品，就能够增加它们的交易机会。例如，一袋小麦显然要远比一双定制的鞋子更容易交换到人们需要的东西。最后，当人们为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越来越多地从事间接交易，把可售性较低的商品交换成可售性较高的商品，结果就出现了一种制度化地充当货币的商品［（1871）1981:257—260］。货币的产生过程既不是有意的设计，也不可预测。经这个过程产生的制度绝非人类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各个个体有意识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无意图结果。

门格尔以货币为例对无意图秩序作了最仔细的阐述（人们也许会说这是他唯一解释清楚的例子），但他在《探究》一书中也多次提到其他事例。具有不同能力、不同职业的人定居在新的地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技术有了更好的用武之地，这时新的居民点就蓬勃兴起了。而国家的产生则主要是，居住紧密的家庭经过日益增长的合作，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决定联合起来。门格尔认为，绝大多数社会组织都不是人类有意识设计的产物，而是指导人们走向更为个人化目标的人类行为的无意图结果。这正是人类共同体有机发展的本质。

门格尔所讨论的“有机”秩序尤为有趣，因为他不仅仅描述他们，还对这些秩序是如何发展的提供了一个简要的理论分析。在论述货币起源理论时，他提到某些人比其余人更敏锐地意识到获得市场性更高的商品的好处，因为它有益于人们更接近最终目标。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马上发现间接交换的好处的，但大家最后都会明白这一点。因为“没有什么比人们获知他人应用正确方法获得经济成功更能激励人们发现他们的经济利益”［（1883）1985: 155］。门格尔的有机发展理论与生物进化论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它倒更像是受个人经济利益驱动，通过模仿而产生的新的信息的发现和传播的过程。因而它也是尝试调和有机和发展的经济学方法与经济科学的精确法则的一种努力。可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门格尔无意图秩序才再一次占据奥地利学派的舞台中心。

“方法论论战”

了解了门格尔主要思想后，也许有人会期望他的著作能打开德、奥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不幸的是，门格尔傲慢的语气没能引来学术上的诚意交流。不仅如此，《探究》一书一直拖到1883年方才刊行，其时，罗雪尔已不再主导德国学术界，而由另一位年轻的历史学派领袖施莫勒取而代之，后者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先验的普适理论。所以，尽管罗雪尔对待门格尔的著作还算客气，施莫勒则极力反对。

1883年，施莫勒采用一种特别有辱人格的方法对《探究》冷嘲热讽（Schmoller, 1968），门格尔立即予以还击，于1884年写出《历史主义的谬误》。这本小册子同样文字尖刻，极富论辩色彩。哈耶克后来写道，门格尔毫不留情地击败了施莫勒（1964:355）。即便事实如此，施莫勒本人却从未认输。他把门格尔著作一字未读便寄还他，后来又在他的期刊上刻薄地攻击他，以此终结性的方式羞辱了门格尔。

这就是文献中提到的声名狼藉的“方法论论战”。这场论战当时并未明显地决出胜负，也没有化解相敌对的观点。最终，门格尔的方法更为接近20世纪经济学所采用的方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施莫勒在职业生涯晚年几乎承认了所有门氏捍卫其理论必要性的观点。但是非德语学术界，专业学者所形成的共识却是整场争论都不过是在浪费时间。^［32］

尽管人们可能认同，如果不是这场论战，门格尔应当更好地把时间花在经济学理论上。但他的损失还不至于此，更大的损失是门格尔的名声以及奥地利之外的人们对他的理解。门格尔与施莫勒情感上势不两立，这使他们的观点在专业人士心目中处于两极。而且，门格尔小心翼翼地尝试为经验研究的理论争取地位，却被降格为纯理论的辩论。所以，尽管门格尔以试图为历史研究确立一个纲领性的原则来开始其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然而他却被当作反历史的人；尽管他希望揭示出理论、历史、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可他渐渐地被当成极端的先验理论捍卫者；尽管他希望表述内在于历史环境中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可人们却认为他是极端个人主义和“闪电式计算”（极端完全理性的个人）提倡者。^［33］故而，方法论大战的尘烟淹没了门格尔对无知、时间、不确定性、过程和秩序的重要洞见。

门格尔及“旧”奥地利学派的命运

诚如我先前所论述的，主张门格尔开创了新古典的经济学固然没错，却并未全面反映《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所要表达的。门格尔的价值理论的确可以轻而易举地至于新古典模型之中，但他本身不过是一项更大尝试的组成部分。这个尝试便是力图回答亚当·斯密的基本问题：国民财富进步的原因何在？门格尔认为进步的源泉来自于知识的增长。这些知识就是财货以及人类需求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还表明人类为满足所需而采取的积极行动是如何推进进步的。寻求满足人类需求的途径，导致知识增长以及控制资源的需求扩大。

门格尔认为，经济增长的具体表现便是经济日益复杂而价格越发接近“完全经济状态”（类似于完全竞争条件）下所达到的价格。这种复杂性显而易见，从社会产品增加、劳动分工高度发达，乃至为满足人类对更完备的经济信息欲求，以及便利交易而产生的种种经济制度中，均可看到。门格尔在著作中清晰地描述了均衡概念——例如，双方的交换导致各种均衡——但均衡变动迅速、转瞬即逝，它反映了永恒变化的经济条件并描绘出某些永难完全实现的长远目标。

我们知道学术界赞誉门格尔的价值理论，然而他的同代人却遗忘了他更大的主题，即知识增长导致增长和发展的主题。德国历史学派本该最欣赏门格尔的研究，结果却极端敌视他的理论结构，从而完全忽视了其对经济史的意义。但奥地利那些接近门格尔的同事又是怎样的呢？他们也迟钝地对待门格尔思想中的独到之处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这两位门氏密友和他最知名的同事，分别发展了其思想中近似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部分，从而掩盖了他同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

先看一下维塞尔。边际效用理论及其与交换和价格的关系激发起他的浓厚兴趣，他把边际效用理论作为自己著作的出发点，并把它发展为更近似于正在成型的新古典边际效用理论。在他最有名的《自然价值》［（1893）1971］中，他过于淋漓尽致地阐释了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意义。他不仅重新叙述，而且详尽地解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把它拓展成为机会成本理论。他也生动地描绘出需求曲线（41—42），表明成本法则与价值法则之间的一致性（183—185）。维塞尔还从门格尔的高级财货价值出发，进一步发展出生产要素价值的归属理论（BKⅢ, Pt.1）。

颇能说明问题的是，正是维塞尔本人最早把门格尔归入新古典阵营的。在《自然价值》序言中，维塞尔清楚地把门格尔与杰文斯因、瓦尔拉斯及赫尔曼·海里希·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并列为四大价值规律发现者，维塞尔认为，门格尔要比其他人更为系统地解释价值，因为门格尔所论证的价值现象更为普遍，而且其适用范围比他人的广泛（xxxiii）。^［34］维塞尔还特别批评瓦尔拉斯采用数学方式论证，在他看来，价值规律绝非表现为数量规律。

要搞清楚价值的含糊不清的概念，要描述价值的种种形式，要分析价值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要说明价值同那么多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我们必须提供一部文字而不是数字的价值理论。

因此，维塞尔认为，奥地利学派与其他边际效用学派的区别之处，是它的价值理论多少是文字式的而非数字化的。维塞尔在此对门格尔成就的简略评论成为之后一个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公认的观点。

甚至在那时，应用几何、代数公式的经济学家人数日增，认为维塞尔（门格尔）有关数学的看法已有些落伍了，因为他们整页整页争辩的事情只消几条线就可以讲得明明白白了。毫不奇怪，人们逐渐认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拒绝认同数量经济学实在是排斥最新科学手段的落后之举。如果问题只局限于说明价值理论，这种批评也未尝不对。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古典经济学竭力要解答的某个特定问题，用几何分析和数学公式说明的确省时省力，运用推理也增添几分准确性。但他们（甚至包括维塞尔）并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即门格尔最先提出的问题要远比简单价格理论及其对要素定价的意义更为广泛和复杂。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维塞尔如此“成功地”缩小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并且忽略了时间、知识问题，以及增长和积极的过程等问题，以至于到1932年，罗宾斯在他反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影响的经典之作《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e Science）^［35］中，认为奥地利学派主要关注财富分配问题而非财富创造问题。^［36］他把经济学定义为“从经济目标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性手段之间关系中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1932）1962: 19］。无论罗宾斯本人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个定义很容易被看作一种静态均衡的解释。^［37］

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对经济变革的关注体现在庞巴维克发展出来的资本与利息理论之中。有报道说门格尔曾说过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理论是最大的错误之一。（Schumpeter, 1954:847）因为庞巴维克重新把李嘉图所说的因素诸如古典工资基金（classical wage fund）引入资本理论，还试图确定平均的生产时期，从而在根本上把复杂的生产过程同质化。但是，庞巴维克的生产结构理论以及“利息的三大支柱”［其中两个本质上是主观主义的：收入的边际效用随着它所超越的计划水平而递减；财货的边际效用随着它在未来可获得的时期的推延而递减（Hennings, 1987:256）］，依然专注于时间和过程。进而言之，后来的各种商业周期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以庞巴维克的生产理论为基础，这些理论也注重时间与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资本理论不可能脱离“过程”概念。但是庞巴维克以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贯穿其理论的各个部分，故而人们虽然激烈地争论其观点，^［38］却都跳不出新古典语境。因此，学术界大部分关注庞巴维克借以发展其观念的李嘉图学派和庞巴维克的形式主义框架甚于门格尔学提出的有关过程、资本财货异质性的论题，也就不足为怪了。

故而，甚至门格尔的门徒也只是拣拾他思想中近似于正在成型的新古典所讨论的观念，而不是其著作中真正独创的思想。久而久之，门格尔也无法自我辩解了。至于他潜在的德国读者对他的陌生则部分归因于施莫勒，他成功地把门格尔派赶出德国学术界；部分归因于门格尔拒绝再版《国民经济学原理》，这使别人更难接触他的原著了。而在日益重要的英语世界，由于马歇尔在世纪之交时树立了绝对权威，因而即使有兴趣的经济学家可以看到《国民经济学原理》，门格尔也不太可能备受注目。

这并非说，自门格尔以后，奥地利学派已背弃他的某些独到的思想。奥地利学派学者从未一干二净地忘却知识、时间、过程的重要性，无论他们怎样融入新古典的正统之中。但是为了加入更大的学术圈，就必须越来越多地用新古典术语发展奥地利学派观念。显然，像熊彼特、哈伯勒、马赫卢普、摩根斯坦所有这些奥地利学派的后起之秀，都是通过发展奥地利学派论题而成为新古典主流的一分子。^［39］颇有意思的是，就像我们将在第四章看到的，这对米塞斯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稍小而已。他可是这个群体里最地道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在美国他的名字就等同于奥地利经济学。

因此，毫不奇怪，到了20世纪20年代，包括奥地利学派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不再有什么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了（Mises, 1984），这个学派所有重大成就，要么轻易地融入了新古典正统思想之中，要么为经济学界门派长期不和提供了论题。故而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有的只是碰巧在奥地利发源的观念罢了。人们遗忘了门格尔谈到的知识、无知、时间、过程，它们要么被忽略不计，要么被人认为与新古典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无甚关联。然而，就在这种普遍共识之下，仍然存在着对经济体系的运转的不同理解，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并不通过理论上不同观点的直接交锋，而是借助社会主义可行性论战而体现出来，它很快就破坏了门格尔与马歇尔—瓦尔拉斯新古典经济学派貌似的一致性。

注　释

［1］把对门格尔思想的解释划为两派也许过于谨慎了。现代经济学家哈耶克、科兹纳、拉赫曼、希克斯、维夫安·沃尔士（Vivian Walsh）、埃里克·施特莱斯勒（Eric Streissler）虽然都在其各自的著作中极好地证明了他们追随着门格尔的主题思想，但都各不相同。

［2］门格尔去世后，其子卡尔·门格尔（Karl Menger）编辑的第二版《国民经济学原理》在1923年出版。较之第一版，篇幅要长得多，因为它收集了门格尔遗留下的各种笔记。虽然人们对新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门格尔的思想还议论纷纷，但事实上由于它拖到1923年才再版，所以此前整整一代经济学家很少能阅读他的著作，至于第二版是否对当代经济学思想产生巨大影响我们也不清楚。

［3］参见Spiegd, 1964; Hutchison, 1966; Roll, 1974; Rima, 1986等。

［4］贾菲（Jaffe）认为，门格尔不使用数学发展他的价值理论，是出于原则考虑而并非因为无知。他指出，门格尔在与瓦尔拉斯的通信中认为，数学仅仅只是一个说明工具，对它取代他所应用的“分析—综合方法”的必要性有着自己的看法。（1975:521）

［5］施特莱斯勒认为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是“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有意识补充，故而，它不是静态的，而是关注经济进步的著作”（1972: 427），我发现他的论辩完全令人信服。

［6］不仅米洛斯基（1989）近来执这一观点（见第一章），马克斯·阿尔特也如此。后者强调了生物进化论对门格尔真实社会（Social reality）概念的重要性（1990）。

［7］参见Vaughn, 1987a; Caldwell, 1990等。

［8］该书中文版见《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姚中秋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编者注。

［9］施特莱斯勒（1987: 921）解释道，由维塞尔所提出的“grenznutzen”术语，后来马歇尔翻译成“边际效用”。

［10］甚至门格尔大作的英译者，丁沃尔（Dingwall）和海兹利茨（Hoselitz ），也感到有必要指出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英文版第126页的长注脚中的“错误”，我（Vaughn, 1987: 440）曾撰文认为门格尔书中的价值尺度（scale of value）表仅仅是一般原理的图表形式，用来说明为什么个体消费各种有价值财货是一个组合，而不是在消费重要性更小的财货之前就在最重要的财货上把他对财货的渴求耗尽。这个图表并不足以解决最佳消费问题。他的数字式表格并非用来代替他的文字分析。相反，在这个图表之后的文字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真正清晰地阐述了边际效用理论。

［11］门格尔也曾在谈论高级财货时较为隐晦地提到现在和未来消费之间的均衡。［（1871）1981: 159］

［12］参见《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8页——译者注。均衡作为“静止点”的概念仅仅指个人在其知识和机会限度内达到最佳目标而暂时停止了交易。然而，它就不意味着在这种体制下会达到一般均衡的可能性。实际上，门格尔的一般均衡与其说是经济过程的终点，毋宁说是逻辑上阻挠的秩序。就此而言，米塞斯拥护门格尔的均衡含义。（Mise, 1963: 247）

［13］门格尔尤其是认为在先进社会中，公共财货就是通常由政府提供的东西，比如教育和饮用水。既然它们免费提供给所有使用者，那么对消费者而言就失去了“经济财货特征”。它们介于自然供给无限充足以至无需经济化的自由财货与稀缺经济财货之间。（103—104）

［14］毫无疑问，门格尔自己给人造成的普遍印象是，他与德国人的不同点要多于相似点。方法论之争的极端对立，把门格尔与施莫勒的位置推往两个极端，以至于两人似乎毫无共通之处。（Schumpeter, 1954: 816）

［15］这一点在《国民经济学原理》序言中已有所显露，他批评了那些否认存在普遍经济规律的人，并认为所谓归纳主义者（他虽未说明，其实暗示德国历史学派就是归纳主义者）误解了培根（Baconian）的方法。但他承认，他对经济学的“改革”是“几乎全是建立在德国学者先前所著著作的基础上的”。因而，他的著作将被视为“一个奥地利同道者所发出的友谊的敬礼。从德国，曾有许多卓越的学者，以其优秀的著作，对我们奥国人以很多科学的鼓励，我这本书就希望被视为是一个微弱的回声”（《国民经济学原理》“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虽然人们一定可以觉察出门格尔继承了德国人并有些谄媚，但是，他无疑认为自己对德国研究纲领的贡献远比英国古典学派贡献大，并奠定了其基础。

［16］参见《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17］参见《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门格尔对亚当·斯密的主要批评，是它没能区分出两种生产方法。一种是把已知生产方法分成几个部分，一种是发现新的生产方法和满足需要的途径。虽然，分工能增加产量，但是，人类真正的增加产量、经济进步则是通过生产技术的发明以及产品种类的拓展来实现，因此“人类愈向这个方向进步，财货的种类就愈多，从而社会上的职务也就愈繁，分工的进步也就愈为必要和愈为经济”（《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页），当然，门格尔对亚当·斯密的批评有失公允。斯密的确提到了机械发明对于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性，并且也举出了这方面的事例。但是，门格尔确实比斯密更多地强调消费产品的多样性是经济进步的标志。强调产品的多样性对于现代奥地利学派十分重要。

［18］沙尔莫（Jeremy Shearmur, 1990）则用很多证据反对门格尔使用虚拟财货的构想。他还认为门格尔愿意在人类选择环境中包括一个客观部分，也许对奥地利学派理论有额外功用。

［19］考虑一下国民财产的概念：“在这里，我们所处理的不是为满足一国国民的欲望所支配的，并交其机关管理和处理的经济财货的总体，而是为国民中各经济人、各社团为其各自目的所支配的经济财货的总体。所以它与我们通常名为财产的概念，在本质上是有差异的……但在我们今日的社会关系下，一国国民中的经济人，为满足其特殊欲望而支配的经济财货总体，很显然地不能构成这样一种经济意义上的财产，而只能构成一个通过人们的交换，以将这些个别财产结合在一起的财产复合体。”（《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9—60页）这里，我们注意一下米塞斯和哈耶克在相似意义上使用交易秩序这一术语。这个词被用来表示个人经济活动关系而非整个经济。

［20］参见《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自然，要无需赞同他，现代文化背景中的学生如果考虑一下门格尔用来说明虚拟财货的概念的一些例子，也许会认为进步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发明的新虚拟财货与被舍弃的至少一样多。

［21］早期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为人所知主要是通过庞巴维克的作品。庞巴维克发展了“时间偏好利息理论”，把生产率与生产过程长度的迂回性联系起来，他试图通过“平均生产时期”定义来衡量迂回的程度［（1880）1959］。

［22］用“边际效用递减”一词来刻画门格尔的价值理论是有误导性的。他的理论描述了连续单位财货如何被用于重要性连续递减的用途上。而正是那重要性最低的用途决定着特定单位该财货的价值。这一理论无须诉诸杰文斯意义上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的效用，尽管奥地利学派有时也被称为“心理”学派。

［23］他把那些被估计的需要称为“需求”（requirement, bedarfs），这个概念至今我们仍无相应的现代术语。虽然斯蒂格勒（1941: 140）曾主张这个“需求”就是能够把边际效用降低到零的足够数量的财货（所有人都可能消费的经济财货，而且这种消费不会降低其总体效用）。但是，我认为这种解释是使门格尔独特观念适合于新古典经济学规范的尝试，需求既不是偏好也不是客观需要，它们似乎是对家庭中常用财货消费的计划性估计。

［24］应该注意门格尔的暗示，即他并没有假设需要（用现代术语称为口味“tastes”）是稳定的，人们会学会认识他们的需要以及他们的资源。这就使他明显不同于乔治·斯蒂格勒和加里·贝克尔（1977）所定义的严格的新古典研究纲领。

［25］参见《国民经济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0页。

［26］20世纪30年代门格尔讲席继承人汉斯·梅耶（Hans Mayer）把门格尔理论描述成价格形成而非价格决定理论。（Lachmann, 1986: 62，同见Moss, 1978）

［27］施特莱斯勒认为在门格尔的讨论中均衡价格的调整是一个“社会过程，并且颇费周折”，“如果说瓦尔拉斯的拍卖人需要一分钟的话，那么门格尔的拍卖人要一个世纪”。（1972: 440）

［28］门格尔对理想类型（idea types）的讨论影响了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以及米塞斯、拉赫曼阐述经济学方法论说明的尝试。见米塞斯（1963: 59ff.）和拉赫曼（1986）。

［29］参见米塞斯有关人类行为学不可辩驳的特征的论述（1963: 31—32）。

［30］尽管门格尔坚持精确理论对于理解真实经济实体的重要性，但他相信人类不是纯粹的经济动物。经济学提供了精确规律，但只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一个子集精确规律。要全面地理解社会真实就需要更广义的人类科学（the science of man），以及全面地了解人类活动的历史背景。经济学描述人在物质需求中完全受自利的支配，但其实人类动机极为复杂，这仅是其中之一。经济学属于人类历史中一部分而非全部的经历。（64）

［31］门格尔赞同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以及亚当·弗格森的论点，他们把社会制度描述成“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1767）1980: 187］，这样，任何历史理论的前提似乎就是表明社会秩序是怎样作为有目的的人类行为的无意图副产品而产生的。

［32］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方法论论战”并非浪费时间，而是相反认知观点的真实碰撞（参见Bostaph, 1978）。两人差异的根源在于他们各自对概念的观点，这反映在对经济规律概念的观点上。施莫勒认为概念只是贴在普通归纳上的标签，而这些普通归纳源于广泛的资料，并随着资料的改变而改变（8）。因此任何描述复杂实体的尝试将以其观察程度为基础，并等待着修正。施莫勒从这些概念中引出的经济规律本身是偶然的和“短期的”（9）。另一方面，门格尔则认为概念仅仅从那些普遍适用的事例中抽象归纳出来（8）。当一个人理解了现象的本质，就有可能从那些普遍适用的概念中推导出精确的经济学规律。

［33］“闪电式计算”这一术语是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提出的，他嘲笑20世纪早期任何发展经济人概念的尝试。虽然他那个时代的新古典正统的发展证明他批判的正确性，但门格尔的理论则不受他的批判的约束（1919: 73）。

［34］维塞尔把上述门格尔的高人之处归因于他受益于德国学派。因为后者“耐性细致，费尽心力”说明了普遍的经济概念，并对具体现象进行归纳，使之达到抽象的高度，由此该现象从逻辑上获得合适位置。也许可以说，大体而言，德国学派早就阐述了那些认识，我们的任务只是通过充分观察充实这些认识而已。

［35］中文版参见《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编者注。

［36］罗宾斯写这本小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关注选择问题反对经济学的“唯物主义”定义，并用奥地利学派所主张的方法支持经济学严格的价值中立。他认为经济学是有关特定人类行为的科学，它对所有人类努力是普适的，因为人类所有努力都共同地具有稀缺性和多重目的性。“故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表现出稀缺这一方面而言，任何一种人类行为都属于经济学。”（17）可以颇有启示意义地指出，在此书首版序言中，罗宾斯特别地感谢米塞斯、威克斯蒂德对说明他论点提供的帮助。（xvi）

［37］科兹纳（1973）是在比较“罗宾斯式”最大化行动与他自己有关企业家“机敏性”观点时，首次提请人注意罗宾斯经济学定义的局限性，因为罗宾斯派的行为纯粹只是反应性和计算性的，而科兹纳却突出强调在手段、目的框架中感知和实现变革的意义（32—37）。参见第七章。

［38］庞巴维克与J.B．克拉克就资本性质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随后，哈耶克和奈特在实质相同的基础上继续争论不休。克拉克和奈特都把资本看作一个连续、自存并能产生回报的价值资金，而庞巴维克和哈耶克则指出了时间维度，以及资本存货的组成的重要性，并强调了为了从资本中维持收入而进行精心选择的必要性。

［39］哈伯勒有关商业周期的著作是在过程理论范围之中（1931），而马赫卢普有关知识与信息的著作（1962）则是新古典背景中的奥地利学派主题。摩根斯坦的博弈理论（Morgenstern和Neumann, 1944）可以说是在较之于门格尔和庞巴维克交换模型更大的背景中建立人类互动关系的模型，不过仍有争议。熊彼特的例子甚至更有趣：虽然他大量地保留了奥地利学派对过程和制度的关注，这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4; Business Cycle, 1939;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2）几本著作中表现尤为明显，但他却把瓦尔拉斯静态均衡经济学当作科学典范。人们尽管从不能确知熊彼特是否真的相信瓦尔拉斯派的经济学，但他在后期借其指责奥地利学派缺少“科学性”则是确定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