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计算与门格尔主题的再发现

第三章　经济计算与门格尔主题的再发现

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们主要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如何能够组织计划经济。部分原因是知识界许多人对“苏维埃实践”的好奇，部分原因是“自由资本主义”显而易见的缺陷在当时越来越成为学术调查的课题，^［1］设计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对经济理论家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挑战。然而，这一理论探索最终在将经济原理应用于一种新的制度性安排时远远超出了尝试性的实践，逐渐演变成两种对立观点之间的论战，论战的主题是一种经济制度首先应该如何去运作，使之成为人们进一步加深理解私有制和公有制的途径。对于本书而言更加重要的是，关于计划经济的这场论战最后暴露出了门格尔理论思想与新古典主义之间存在的对经济现实问题的深刻分歧。^［2］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学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一开始就引起了那些杰出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以19世纪的眼光来看，门格尔本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3］，他研究价值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驳倒劳动价值理论以及它由私有财产和工资劳动所引申出的激进思想［（1871）1981: 168］。庞巴维克继续了门格尔的研究，在其《资本实证论》（The Positive The ory of Capital）^［4］一书中批判了马克思。不过他对马克思的攻击最著名的是他的长篇论文“卡尔·马克思与他体系的终结”［（1896）1949］。他在文章中指出了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批判中的一个致命的矛盾，认为商品最终以劳动价值进行交换和各行业资本利润实现均等这两者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28）。但是，马克思的错误是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与他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观点无关。由于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根本没有提到未来社会主义模式的性质问题，因此，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驳斥基本上来说是一种批判理论对另一种批判理论的批判。

尽管庞巴维克竭力批判马克思的理论，世纪之交的维也纳知识界对马克思的兴趣仍与日俱增：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讨论越来越多，就连庞巴维克有名的研讨班上也出了几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5］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性的结局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那些饱经战争创伤和希望幻灭的奥地利年轻人中间影响扩大了，而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也使得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性质的讨论具有时代的紧迫感。

然而，有一位年轻的奥地利人对于社会主义前景不抱幻想，他就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米塞斯是庞巴维克的得意门生，也是他研讨班的参加者。他发表的《货币和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1912）一书，使他一举成为货币理论方面的希望之星，很早就小有名气。在这本著作中，米塞斯通过将门格尔的价值理论应用到货币理论上而继承了门格尔的思想。他希望通过阐述货币的价值来反对货币的数量学说，而这种货币价值理论依赖的是对个体经济行为者的主观评判。确切地说，他希望通过对货币价值的解释来为门格尔的边际效用理论提供一个例证。

米塞斯研究的问题是：一个人要为自己评估一个货币单位的边际效用，他就必须了解这个货币单位的实际购买能力，而实际购买能力是由任何一天市场上实际的商品与服务的价格所决定的，那么，在这一天的交易中市场价格建立起来之前，一个人如何根据货币的边际效用来花掉手中的钱呢？在货币交易实际发生之前市场价格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130）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流通问题。

在拓展门格尔关于货币起源的理论中米塞斯找到了答案。任何时刻，一个人可以参照刚刚过去那一时刻的货币交换价值来确定他货币的边际效用，在此基础上，他将决定自己所需持有的货币量，然后进入市场。虽然接下来的市场行为会使货币的实际价值发生变化，但这一新的价值将为第二天的评估提供基础。同样道理，昨天的评估又是根据前一日货币的交换价值为基础，依此类推，人们可以一直追溯到那个货币从物物交换中脱颖而出的历史性时刻。对于个人来说，这个时刻货币的价值就不是依据货币前一次的购买力来确定了，因为这个依据并不存在，而是根据作为商品本身的价值来确定的（130—131）。这样，米塞斯不仅像门格尔那样解释了货币是从物物交换中产生出来的这个历史渊源，而且还将个人评估货币单位的边际效用的能力与这一历史过程联系起来。货币本质上是历史连续性的产物，而不是协议或政府法令的产物。我们将看到制度的连续演进是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除了货币价值理论以外，米塞斯的著作还包含了一个纯时间偏好的利息理论和部分准备金银行理论、金融机构以及“一战”前后银行政策的广泛分析。^［6］在书的末尾（388—404），米塞斯将其利息理论与他对银行操作的理解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经济危机的理论。他接着维克塞尔的研究，认识到了信贷扩张所导致的自然利率与货币存款利率之间的差距。他认为，只要货币存款利率低于自然利率，生产商会愿意投资更加迂回的生产过程，其迂回程度要超过个体偏好所能保证的水平。当信贷扩张结束时，无论是由于金本位和传统银行操作的限制，还是由于利率不能再继续压低的缘故，一个“反向运动”将开始启动并导致一场危机。哈耶克后来在商业周期方面的“奥地利”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对米塞斯《货币和信用理论》中的理论建议的进一步解释和加强。值得注意的是，米塞斯和早期的哈耶克都将经济危机描绘成一个试图调节由部分准备金银行引起的不均衡状态的市场过程。

除了表现出其在货币理论方面的天赋外，米塞斯还以其反社会主义而闻名。在其早期的研究过程中，米塞斯从一个冷漠的社会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热烈的鼓吹者［（1962）1978: 16, 20］，因此，几乎从他研究生涯的开始，他就与他同时代的人所持的政治观点格格不入，认为他们是天真和不爱动脑筋的人。那些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他的同学奥图·鲍尔和奥图·诺依拉特）的人当时鼓吹某种乌托邦式的变革，要废除诸如私有财产、货币以及资本评估市场等资本主义要素，代之以一个社会价值制约经济决策的理想社会，而这时的米塞斯通过他的研究更加坚信自由主义广泛的优越性。^［7］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现役刚退下来不久，米塞斯就写了一篇文章向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同胞们的观点开炮，正是这篇文章将在20世纪中叶引发一场将完全改变奥地利经济学理论性质的大论战。

社会主义计算的不可行性

米塞斯除了做过庞巴维克的学生外还是维塞尔的学生，因此从维塞尔那里他了解到社会主义不能回避对可选方案进行理性评估的问题。维塞尔早在其《自然价值论》［Natural Value, (1893)1971］一书中就通过研究所有制和分配之外价值的性质而间接地涉及了关于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问题。他将自然价值定义为那种“在共产主义形态下产生”、没有因收入不同而被扭曲的价值。他认为即使在收入相同和财产国有的地方，人们仍然会生活在匮乏的状态之下，“评估的基本规律……将在整个社会中彻底地和无节制地发生作用”（60）。显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反，劳动将不是商品生产中唯一有价值的投入。土地和资本同样也是有价值的，因此需要作出理性的经济决策来对它们进行社会分配。

资源的“自然价值”必须以某种方式来进行计算以便确定它们的相对价值。由于没有人能够对生产过程中所有起效用的因素进行如此复杂的评估，因此社会需要某种计算价值的方法：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数学计算的帮助，不可能有人能够了解足够的信息来作出决策（211）。虽然有些人可能会希望政府提供的统计数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政府的统计绝不可能计算个人的边际效用评估，而这又正是合理使用资源所需要的信息。维塞尔在最后的结论中认为，“只要价格体现了自然价值，人们就可以省去为计算货物的交换价值所需的巨大而又艰巨的脑力劳动”（213）。社会主义只有找到了某种计算价值的方法才能够运行。^［8］

1920年，米塞斯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1920) 1935］的文章。为了驳斥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中某些较为不切实际的想法，米塞斯在文章中提出了两个主要的观点。首先他重申并详细解释了维塞尔早些时候的观点，即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并不能根除需求、稀缺或者合理计算问题。^［9］不过米塞斯比维塞尔走得更远，声称借助市场价格的帮助是进行合理的价值计算的唯一途径。市场价格是人们以能够获得满足的方式进行财产贸易的结果，如果没有私有财产，那就不存在反映个人评估意见的市场价格（111）；如果没有市场价格，也就不存在合理的经济计算。^［10］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在没有私有财产或自由市场交换的帮助下进行合理计算，那它是行不通的。即便社会主义者允许拥有通过市场定价的消费商品，计算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因为资源的合理利用只能以建立在资源市场上的价格为基础。没有私有资源市场（没有私人资源的占有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私有资源市场），中央政权在进行资源决策时就无法判断它是否为一个更有价值的机会而牺牲另一个次要的机会，或者说它在生产一个低价值的产品过程中使用了一种更有价值的资源。

米塞斯的第二个观点认为，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不能代替私有企业。由国家任命的企业经理都是从私人所有者转变过来的官僚，有着不同的目的和抱负。官僚们对待国家的财产与对待他们自己的财产不一样，在进行企业决策时也与那些私有企业的所有者不同。官僚们需要服从指令，这就与在企业投机中冒着个人资本和名誉危险的经理人员、推销商以及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119）。

米塞斯的文章读起来像一篇压缩的鸿篇巨制，观点阐述有力，几乎没有什么议论。他的中心观点明白突出：社会主义如果希望合理地使用资源就必须有某种计算相对价值的方法。但是他的几个论据迫切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产生了他两年后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著——《社会主义》［Socialism, (1922) 1981］。《社会主义》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力作，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出自一位经济学家的手笔实在是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著作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哲学和经验的分歧进行了广泛的分析，是一个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对那些不同流派所提出的种种社会主义形式的分析，同时也是对社会主义伦理道德思想的审视。当然，著作中也有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详尽分析，比1920年文章的分析更加充分，却也无实质性的差别［（1922）1981：第二部分］。^［11］尽管这部著作大部分是在扩展他以前的短文中已经阐述过的观点，但在《社会主义》中对经济计算问题的处理存在着强调重点的变化，这在他阐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区别时十分明显。

他认为，社会主义者将经济假定为基本上是静态的，各种参数几乎不变（213）。正如他以前所指出的，在这种形态下，原则上可以对经济价格进行计算，其依据或者是前一种非社会主义形态下的价格回忆，或者是当前非社会主义世界的价格参照。但现实世界总是在不停地变化^［12］，且变化的动因在性质上都是外部的：人口、资本财货、生产技能、劳动的组织以及不断变化的需求。他指出，这些变化将改变经济评估，但由于没有市场价格作为路标，人们无从得知变化的程度和方向。虽然这个观点并不陌生，米塞斯从中得出的结论却反映了一个新的强调点。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处于不断变化过程的经济体制中，所有的经济活动依据的都是一个不确定的前景，因而几乎与冒险无异，实际上就是投机（181）。”

那么，这里我们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经济体制分析中关于时间的重要性了。经济生活的特点就是变化不定，而变化就意味着一个不确定的、难以预料的未来，因而也就意味着人们不可避免地要通过改变社会体制来进行投机。“经济活动一定是投机性的，因为它依据的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182）。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变应对投机的形式。社会主义除非能够建立允许它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来适应持续变化的体制，否则它只能是一种对经济问题不切实际的解决办法。正是这一关于经济制度的动力机制问题导致了奥地利经济学派与后10年中那些计划经济的支持者们之间如此巨大的误解。

米塞斯还解释了他对私人经理与社会主义经理人员之间差别的看法，将此问题与投机和变化联系在一起。在私有制下，私人财产所有者意识到他们的投机会赢也会赔，因此他们强烈地希望能够进行有效的投机。投机成功了，他们就可以获得利润；投机失败了，他们占有的资源将从他们的手中流向那些在这个游戏中证明比他们高明的人手中。^［13］两种情况下社会都能够因个人正确预测未来并采取恰当行动的努力而受益。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看到的是“主动性和责任感的削弱”（183）。

有趣的是，社会主义官僚体制的失败并不一定就是因为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更多的是人性的基本特性所致。社会主义者过多地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个基本原则：“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183）。这是亚当·斯密早就在其《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中引证了的原则。^［14］人会追求私利，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行为。私人企业为个人建立了将私利与公司利益连为一体的激励机制；而官僚体制的委员会架构以及那些繁琐的条条框框使得个体员工的利益与组织的目标产生竞争。^［15］

我们对社会主义政府的运行机制都十分清楚：无数占据着不同办公室职位的人员，各自拼命地忙于保住自己的职位并防止他人侵入自己的活动领地，而同时又急切地将所有行动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183）

更糟的是，在计划经济的企业中没有创新的激励机制。官僚们仅仅“满足于模仿类似的私有企业正在进行的经营活动。然而，只要是所有要关注的事情都社会化了，那就谈不上任何改革与提高”（184）。^［16］

米塞斯1920年的文章以及那部对社会主义批判的著述对他自己的祖国奥地利的发展没有起到多少作用，但对知识界却产生了影响。在其作品发表后的10年里，他对计划经济下经济计算的不可行性清晰明白的观点，实际上改变了这场论战的方向。不过在下一阶段的论战中，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米塞斯，而是他的一位年轻同事和非正式的学生——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哈耶克与资本理论

在哈耶克的学术活动中，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一开始并不占重要的位置，但最后逐渐使他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他的第一部专著是关于商业周期研究与资本理论的，但由于他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他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他在资本理论方面的专长使他在一个合适的时间里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因而使他的观点即使没有被人们很好地理解和领会，也能够被人广泛地传播。

在完成正规教育后不久^［17］，哈耶克就加入了商业周期研究所，这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作为奥地利商会的一名经济和法律顾问时创立的机构。哈耶克与这个研究所的关系使他能够从奥地利资本理论的视角来从事关于商业周期的研究，将庞巴维克的生产结构理论与米塞斯和维克塞尔关于货币和利息的理论结合起来。他在这个研究所里进行他的研究长达七年之久，最后升到所长的位置，并成为商业周期研究领域里公认的权威。哈耶克的著作引起了奥地利之外的学者们的注意：1928年他的一系列文章发表之后，当时被奥地利学派的观点强烈吸引的莱昂内尔·罗宾斯就在1930—1931学年里邀请哈耶克到伦敦进行一系列关于资本理论的讲座。

在此之前，哈耶克所发表的文章都是用一种更加完整的资本理论来充实米塞斯和维克塞尔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18］但为了伦敦的讲座他实际上写了一本新书，后来他以《价格和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 1931）为题出版了这本书。这些文章旨在将货币理论与庞巴维克的生产结构理念结合起来解释一个“19世纪的典型商业周期”（O'Driscoll, 1977: 66）。

哈耶克到达伦敦后，人们一开始就对他的理论表现出不小的热情。希克斯在“哈耶克的故事”（1967）中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对他的有关资本和生产的既特别又难以理解的观点着迷的原因。正如希克斯后来所描述的，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哈耶克在试图解释经济危机方面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主要对手。随着伦敦经济学校的大多数著名经济学家试图掌握哈耶克的新奇理论的时候，哈耶克的思想受到了热烈的争论。然而，当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 1964］一书出版之后，哈耶克的观点就失去了光辉，最后人们普遍承认了凯恩斯关于资本过程的理论更具前途。但是哈耶克足足花了十多年的时间继续完善他有关商业周期的理论，这其中更多的是对英国同行们的激烈争论所作出的反应。

与米塞斯和维克塞尔一样，哈耶克认为投资者和企业家们在接收了不符合实际的价格信号的信息内容后做出决定是造成商业周期形成的原因。维克塞尔已经解释过，当经济扩张不是由自愿存款所支撑的银行信贷来资助进行的话，利率就会下降至“自然利率”以下，企业家们就会认为顾客要求更多的长期投资项目，而希望少一些短期的生活消费品。哈耶克认为，低利率可以引导投资者用比较短期的、更加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过程来代替那些比较长期的、更加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过程，从而减少生活消费品的流通。但是，由于没有新的储蓄来弥补增长的投资，新的银行信贷将会造成生产要素价格被哄抬上扬。随着消费者对一级财货的需求相对那些高级财货来说重新持续高涨，生产要素价格增长，最终将导致生活消费品价格的增长。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这种由于不正确的价格信号所带来的期望差异的不均衡将导致危机，哈耶克后来把引发这一危机的机制称作李嘉图效应。^［19］

随着生活消费品价格的上扬，短期项目的盈利率相对于长期项目来说将会增长，结果将是放弃那些有不景气迹象的不能盈利的资本项目。持续增长的银行信贷可以保持一段时间的经济繁荣，但最终李嘉图效应会发生作用并导致破产。哈耶克的忠告是：周期是由银行信贷引起的（这也是米塞斯在《货币和信用理论》中提出的观点），经济高涨的唯一良药就是萧条，这样可以纠正相对价格，使之自行得到调整（Moss and Vaughn, 1986: 5ff.）。

这样的结论在大萧条的痛苦时期一定让人特别刺耳，这至少也一定是哈耶克在有关宏观经济理论的论战中输给了凯恩斯的部分原因。^［20］学术界为什么确定是凯恩斯而不是哈耶克关于宏观经济和经济危机的观点是“正确的”呢？毫无疑问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理论性的，有些则是由于社会的原因，但这里我们只要注意凯恩斯将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从增长和耗时过程转向了在某一时刻均衡收入和支出流动的静态模式，至少他的支持者当时就是这样理解他的。^［21］因此他的问题与哈耶克关注的问题根本就是不一样的，明显更加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极为熟悉的静态均衡理论架构。此外，凯恩斯很少关注股本的特征以及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哈耶克的基本假定是一个通过不同种类而又相互关联的股本不断增长的复杂性而带来的经济增长理论，这是一个非常不适合静态均衡模式的基本假定。

另外，哈耶克解释商业周期的基础是那些行为者的主观认知、知识水平以及他们从价格体系的信号中形成的预测。危机发生的原因就是生产者为不正确的生产要素价格引起的相对物质匮乏所蒙蔽，他们对未来盈利的预测又被不正常的宽松信贷所误导，从而造成危机。所有这些促使哈耶克提出了一个真正不均衡过程的理论，这个不均衡过程不会导致投资过多或投资不足，而会产生不能充分满足消费需求的错误投资项目，即那种代价高昂的错误投资，从而影响资本过程未来的形成。即使改正那些错误也不能将这个系统恢复到原来所获得的均衡。（哈耶克，1978a: 172—173）

哈耶克对商业周期的分析依赖的是门格尔关于时间、知识和过程的观点，同时，哈耶克也试图对一个主要由均衡模式中的主观性、知识和时间而引发的问题提出他的理论，因为他的英国同行们对均衡模式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努力的结果就是一个模糊的、很不完善的新古典主义理论框架。希克斯后来声称哈耶克并没有进行“英国经济学”研究（1967: 204），但我们不妨说哈耶克是在“英国”的环境中从事奥地利经济学研究。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不对称的搭配。

经济计算的论战

在哈耶克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同样突出的内容还有观察、预测、信息和不均衡过程。虽然在吸引学术界对资本理论和商业周期的意见方面凯恩斯是哈耶克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在社会主义经济学方面里昂·瓦尔拉斯才是他真正可怕的对手（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瓦尔拉斯的追随者们是这样认为的）。与20世纪前几十年米塞斯的那些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对手不一样，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学最强烈的支持者是那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做的也不过就是将那些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的制度背景下而已（Vaughn, 1980a）。

最受人尊重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家是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同时也被誉为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在这一问题上的批评家。他的理论就是以瓦尔拉斯的综合均衡理论作为其出发点的。（Lange and Taylor, 1938: 70ff.）可能也正是由于兰格过激地将传统的经济模式应用到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背景，才使得一个更加清晰的关于经济过程的奥地利经济学理论在这场争论中脱颖而出。

并不让人惊讶的是，正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920年的文章导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试图设计出他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虽然米塞斯的那些语气强烈、不太够格的观点招致了学术界一定程度的抵制，但一些几乎十年后才开始这一研究的传统英美经济学家发现他的挑战无法抵挡。

最初应对米塞斯的努力之一涉及中央计划下解决定价问题的种种方法，通过以经验数据来评估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式以便计算出经济价格（Dickinson, 1933）。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接受解决定价问题的方法的基本前提，但前计算机时代面对如此庞大的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问题，作为实际运行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这些建议和方法很快就被放弃了。这正是奥斯卡·兰格要以他的“市场社会主义”版本的理论试图解决的关于统计评估的“实际困难”。

兰格接受了米塞斯的观点，即要使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能够作出关于资源的合理决定，人们需要某种计算相对价值的方法。^［22］因此，尽管存在明显的缺陷，兰格仍试图找到一个能够获得经济价格的替代办法来应对米塞斯的挑战，既不依赖大量的数据收集和模式的建立，也不依靠真正的市场。兰格的目的是要以类似他认为在真正市场上可以完成的方式来从市场信息中获得隐藏价格，并利用这些信息在集中控制的公司中进行资源分配。

兰格的方法依据的是米塞斯最初的观点，即允许私有制、生活消费品和劳动力的真正市场的存在，但又让生产资料（“生产的方法”）集体所有（Lange and Taylor, 1938: 73）。资本货物的价格将由中央计划委员会颁布（Central Planning Board, CPB），所有的生产将在国有企业中进行，所有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将被要求进行真正的市场竞争，并在中央计划委员会规定的价格基础上最大化地获取利润。

兰格计划的核心以及他赢得同行们多数赞誉的关键在于他获得了经济价格。他认为，价格不过是进行多重选择的条件（60），这些条件不一定需要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上来确立，即使是在一个中央计划的经济体制中也可以获得。

在兰格的想像中，真正市场中的实际定价是按照瓦尔拉斯提出的通过市场摸索来进行的。市场代理人作为拍卖人通过反复试验最终获得保证市场供求均衡的价格（81—82），因此，他认为中央计划委员会可以代替市场充当拍卖人，同时也根据反复试验来调整价格。它们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在市场不足的情况下提高价格，市场过剩时就降低价格。它们可以从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那里获得有关不足与过剩的信息，而这些经理人员只需遵守两个原则：将平均成本降到最低点（以获得最佳投资组合）和将边际成本与国家公布的价格保持相等（保持产出的正确规模）。^［23］

兰格相信他的方法模拟了市场的所有重要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中央计划委员会收集的有关市场不足和过剩的信息就是为获得经济价格所需的全部信息。他没有理由认为他的市场社会主义就不如理想的资本主义那样有效。此外，他还认为由于中央计划制定者们比私有企业主更加了解整个经济体制，他设定的反复试验模式要比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相同模式更加有效（89）。于是，兰格就可以利用新古典主义的相对均衡理论，包括它关于自由市场缺陷的启示，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现在阅读兰格的文章，他的理论体系给人的印象是过于简单化的天真，因为所有经济决策都以“参数”的价格和已知的技术知识为基础，生产就完全可以解决一个简单的约束最大化问题；社会主义的经理们按照指令行事并只需要对他们的账本进行定期的审计就可以得到监督；产品根据计划的目标来确定；并不复杂的反复试验过程就可以保持价格的均衡。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可是花费了过去13年的时间来试图理解资本理论和商业周期的实质意义，对于他来说，这一方法的简单化完全与实际情况不一致，世界要比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中所能想像的任何东西都复杂得多。

哈耶克在兰格的文章发表前一年开始卷入到有关计划经济在经济上是否可行的讨论之中。1935年哈耶克出版了他的《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一书，里面收集了荷兰经济学家N.G．皮尔森、德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哈尔姆（Frank Halm）和恩里科·巴罗尼的文章以及米塞斯的文章原著。但到目前为止，这本书中最重要的还是由哈耶克本人所撰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对前几个阶段有关社会主义争论的总结，另一篇作为该书的结尾是对近一个时期（后米塞斯时期）一些有关计划经济理论观点的批判。

哈耶克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提出了社会主义者为新的制度安排所设计的蓝图是否可行的问题。为此他没有对经济学的性质问题提出多少积极的观点，相反尽力对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提出反对意见，而且其中大部分的意见非常细致具体。这表明总体上他相信社会主义者在设计他们的宏伟蓝图时并没有对市场的具体问题予以足够的注意，他们似乎认为经济学家眼里的完全竞争模式就是对现实的精确描述，而不对其本质做任何的概括来回答一些有限的问题。

哈耶克的一些具体反对意见主要围绕着下面几个问题：管理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经理人员如何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的限制下进行有效生产？社会主义者似乎认为一旦资源的价格确定了，生产不过是找到资源的最佳投入组合然后将它们插入到某个生产的自动处方之中而已。哈耶克指出，实际上生产更多地依赖主观判断而非客观的妙方。例如某些最困难的生产决定涉及资本货物被使用的数量和速度，因而这些决定就要以对未来产品和投入价格的估计为依据（209）。但是未来的价格完全是对世界未来各种状态的判断，没有客观的现状可依，那么这些公司经理人员以什么作为根据来进行判断呢？

哈耶克也问到：为什么要提“已知”的技术知识？谁已知？在市场经济中，技术知识是行为者之间竞争的结果，每个行为者对生产过程都掌握有限的知识。在计划经济中不存在着竞争，这些有限和分散的知识又如何得到分享呢？此外，技术知识是由什么构成的呢？生产的技术不应该被理解为某种固定的处方，在许多情形下它更多的是一种“思维的技术”，一门关于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的知识（210）。因此，中央计划又如何模拟市场调节这门知识的能力呢？

与他之前的米塞斯一样，哈耶克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企业中经理人员可能的行为模式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社会主义者争辩说企业经理人员将会被要求最低限度地降低成本，但这些经理人员又怎样知道最低成本是多少呢？成本不是从账目单上就能读出来的客观量值，它们是对已经放弃的机会价值的主观估算。由于这些价值只是估计的利润，它们的量值要依赖企业经理人员的估算。没有一个市场来检验这些估算的正确性，经理人员的这些估算只能是随意的（226—229）。

人们怎样监督和奖励社会主义的企业经理呢？哈耶克认为这个问题是棘手的。在私有制条件下，赢利和亏损制约经理们的行为并将资源调配给那些最能对其进行有效利用的人。而在社会主义企业里，经理人员没有财产制约和市场制约的盈亏来指导，资源分配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例如，计划委员会怎样确定新的资本资源的分配对象呢？以未来赢利的前景为依据？经理人员没有财产作为贷款抵押，这些赢利前景不就成了空头支票吗？而且当经理们在没有财富风险的情况下去为公司冒险投资，他们的行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正如米塞斯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人们是无法回避风险这个问题的。在没有其他竞争企业作为榜样来将错误判断的后果与超出他们能力的情形区别开来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经理人员只是依据过去经济发展的情形分析来使自己的行为对他们的上级负责，那么他们是不是会比私有企业的经理们更加冒失呢？没有真正的现实赢利和亏损来指导他们，中央计划委员会以什么作为基础来评估经理们在过去所做的那些具有风险的选择是否合适呢（233—237）？

所有这些批判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更多地关注个体经济决策的细节，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在他们行为中的表现。哈耶克认为，他们所要模拟的情形是由市场创造的，但在他们不加区别地接受经济概括的总体特性的过程中，却忽略了这个创造过程：

对于当前的经济体制，关键问题是这个体制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对所有细小的变化和差别作出反应，但如果要让那些计算能够变得可行，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体制下我们不得不有意忽略这些变化和差别。而这样的话在所有细节问题上就不可能做出合理的决定，总体上来说这又决定着生产的成功与否（212—213）。

兰格有关这一体制的著作发表两年后，哈耶克继续进行着他的批判（哈耶克，1948: 181—208）。在他后来的这篇文章中，他重复了早先大部分对社会主义者忽略市场过程细节的批判内容，并再一次提出那些令人不快的问题，例如，在大多数产品都有一定差别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的那套方法如何来定义一个产品？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确定商品的价格？经理们在私人财产不存在风险的情况如何表现自己的行为？当成本不是客观实体而是对世界未来可能的状态的主观估计时，最低限度地降低成本意味着什么？不过这一次哈耶克对他和社会主义者之间观点的基本区别之一的性质更加清楚了。

正如哈耶克（以及之前的米塞斯）先前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者“过分专注于纯粹的静态均衡理论问题并深受其害”（188）。他认为，如果现实世界没有什么变化，计划问题带来的麻烦会小得多。假如数据从来就没有变化，人们可以通过反复试验来接近一种均衡，但现实世界的“规律就是不断地变化”。那么，哪一种方法更有可能迅速地适应世界的变化——计划还是市场？他认为：

计划价格体系与市场价格体系的区别就好像是两支进攻的军队，一支军队里各部队和战斗人员只能听从特别的命令并严格按照司令部规定的距离移动，而另一支军队则可以机动灵活地抓住每一个战机。（187）

当考虑一种计划体系如何实际运行时，人们很难理解有人会想像这样一个体系，即“最直接相关人的自发行为会带来所需要的变化”（187）。

知识与过程

虽然哈耶克与社会主义计算争论直接相关的文章大都带有批判的性质，但他在这些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成了进一步探讨市场过程特性的基础。其后他通过研究写下的那些文章既是对社会主义者的回答，也是他进一步从经济的角度理解市场过程的尝试。在每篇文章中，他强调了同样的主题以阐述他的批判：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变化；详细具体的知识的重要性；市场过程规范秩序的功能。哈耶克完全根据他的理论逻辑开始发现门格尔主题，其在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均匀混合中业已丢失。

在关于计算的争论中，他第一个直接解决的问题是关于均衡的意义以及它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哈耶克明显对社会主义者使用静态均衡理论来设计他们的经济体制感到困扰，因此，他试图提出与一个变化和运动着的世界相适应的均衡模式。在“经济学与知识”（1948: 33—56）一文中，他声称他的目的就是要将那些正式的经济学理论观点与作为补充的经验性假设区分开来。那些正式的经济学理论观点不过是我们用来理解形势的逻辑的一部分，即“纯逻辑选择”（35），而那些补充性的经验性假设“原则上可以得到验证”。^［24］哈耶克认为一旦这项任务完成了，明显就可以看出均衡的定义就是选择逻辑的一部分，而经济理论中经验性的因素——适应变化的那一部分——则是“由获取知识的那些设想所组成”（33）。

哈耶克首先重新将个人均衡的概念定义为一种不会为新知识所打断的行动计划，而不是一个最佳的消费组合，即静态的结束状态理念。很快，他提请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既然一个计划迟早会得到实施，“时间对于赋予均衡概念任何意义至关重要”（37）。这自然与当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普遍认同的静态均衡概念截然相反。以此为出发点，他接着认为对于某一个体来说均衡是一个相对直接易懂的概念，而当应用到许多个体之间的互动时，这一概念就有些不太准确。

哈耶克考虑的是，如果个体间的均衡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它必须代表“不同个体行为间的某种均衡”（37）。但由于个体都有各自不同的计划，同时某一个体的行为构成了另一个体的外部环境，那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均衡呢？他的回答是将竞争体系中的均衡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形，即个体的计划相互一致，某一个体的行为不至于中断另一个体计划的实施。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即使计划相互协调一致，个体对外部事态的估计仍然可能出现错误，因而均衡状态被打破。但只要这种失衡不是由于对其他个体行为的错误估计造成的，我们可以说这个体系仍然处于均衡之中（41—43）。

哈耶克相信，这种均衡概念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观念正适合“进步社会”的现实，其中的价格不一定总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清理，而可能仍然与计划的兼容性和经济增长保持一致。其次，它使我们能够集中关注经济分析的经验性问题：在何种程度上体系中会出现均衡的趋势？^［25］这种趋势会在什么条件下存在？这种趋势出现的过程性质是什么？正是在这里我们最终面对知识与均衡的关系问题，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最终了解到哈耶克抱怨社会主义和当前经济理论的症结所在。

与它的老祖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一样，社会主义没有正确地界定经济问题：它假定完全理解了市场中的所有问题，但人们真正希望回答的却是人们如何知道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正如门格尔70年前所指出的，在现代经济中存在着一个我们都试图从中获利的“知识分类”。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只能掌握零星的一点知识，而一些人自发的交流怎样促使像价格与成本相适应之类的情势出现？如果只能由某一掌握所有个体知识的人来指导，会发生什么情况？”（51）。这就是经济问题的性质，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者甚至都还没有弄清楚这一点，就更谈不上要解决这些问题了。

哈耶克在这里确实有两个观点：一是某些知识的分散是市场的基本原理，是“一部分人自发的交流”；二是当自发的交流导致一个无处不在的操纵因素——哈耶克重述的无形的手理论——出现时，就会出现一个最佳状态。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着知识的分散，但是个人所掌握的各种零散知识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这里哈耶克坚持认为在某些制度条件下（计划），这种知识的分散相对于其他社会制度（市场）来说不能有效地被利用。如果否认个体之间的交流存在着一种最佳的模式（至少有较好或较差的概念），人们会很难理解你为什么会认为市场要比计划好。

哈耶克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进一步地阐述他的那些辅助和经验性的观点，即如何获得和使用他认为理解市场所必需的知识，而是提出一些建议来作为他的结尾：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应当怎样将特殊的知识联系起来以形成一种“最佳状态”。^［26］然而，九年后在“社会中知识的运用”一文中他又回到了那些关于辅助和经验性的观点上来。

在后一篇文章中，哈耶克探讨了对于市场过程十分重要的知识的性质以及市场调动和有效使用这些知识的途径。他再一次聚焦到这一经济问题的真正性质，认为它与传统上人们所接受的观点相比要宽泛得多。“社会的经济问题……就是如何保证所有社会成员都熟知的那些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其目的的重要性也只有这些个人才能理解。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知识的利用问题，但总体上说知识并非人人都拥有”（77—78）。

他认为，近期人们对计划经济的偏爱部分似乎是由于对有关经济活动知识的性质的误解造成的。尽管人们普遍喜欢“科学”的知识，但哈耶克强调真正使市场过程运行的那些知识并不比“有关时空的特殊环境知识”（即日常生活细节）更加科学（80）。他指出，每个人都掌握了一些事件和信息的特殊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人都有一些特殊的知识优势可以从中获利，同时也能使他人获利。这就是市场能够最有效加以利用的那种知识，但这也正是计划者的集体统计数据中被淘汰掉的知识（83）。

社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鼓励人们使用这些特殊知识并使他人受益，这里哈耶克再一次强调了不断变化对经济活动的意义：

如果我们都认为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个在特定时空环境下快速适应变化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做出最后决定的人应当是那些熟悉这种环境、直接了解相关变化并知道马上可使用什么资源来应对这些变化的人。（83—84）

如果我们真的都这样认为，那么要获得成功没有必要要求每个人都去了解一切知识。在一个价格体系中，很明显人们确实无需了解很多有关生产和销售环境的变化以便他们在使用资源上进行正确的调整。如果价格上涨，这就是要减少资源使用的信号；如果价格下降，那就应当增加资源。通过这种方式，价格体系有效地利用了知识，同时又使人们从不可避免的知识分散中获得好处。

奇妙之处就在于当某种原料出现匮乏时，不用发布法令，也无需多少人了解匮乏的原因，成千上万的人——你可能花几个月的时间也弄不清楚他们的身份——就会不得不更加节省地使用这一资源或者其产品。这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是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的。（87）^［27］

由于正在酝酿着一部关于社会进化论的著作，哈耶克引用了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话：“文明通过增加那些我们不用思考就可以进行的重大行动数量而向前发展”（88）。按照这个标准，中央计划实际上是向后退了一步，而不是改善了价格体系。

这里有必要再提到哈耶克的另外两篇文章。虽然这两篇文章发表的时间相隔数十年，但它们似乎构成了同一观点的两个部分，其题目就可以使我们确信这一点：“竞争的意义”（1948: 92—106）和“作为发现过程的竞争”（1978a: 179—190）。在第一篇文章中，哈耶克分析了理想竞争模式与现实竞争实践之间的关系；在第二篇文章中，哈耶克根据他对竞争市场过程的理解将其所有关于知识的文章的观点融合了起来，这也是他关于价格体系这类一般经济问题的最后一篇文章。

“竞争的意义”这篇文章更多的是针对竞争不完全的经济学而非市场社会主义。哈耶克在这里要传达的一个总的信息仍然是理想的竞争模式对于竞争过程的真实性质具有误导作用。由于它本质上是静态的并且以单一的产品和完全的知识为假设，这一模式试图将所有那些构成真正竞争的行为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理想的竞争模式没有对广告、产品多样化或者价格竞争做出解释，然而这些正是真正的商人们为争夺顾客消费而进行竞争的方式（1948: 96）。更加让人感到异乎寻常的是，理想竞争模式明确将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排除在外。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限的知识必须要依赖人际关系、代理人、品牌和信誉，不过这也不能使竞争的程度有任何减弱，它只是描述了竞争是如何进行的。将这种竞争称作“不完全”的竞争（如琼·罗宾逊）一定会令人误解。考虑到现实世界中知识的有限性，这种竞争已经是最“完全”的了。实际上，这种“不完全”的竞争正是为什么市场“仍将要产生一系列的价格使每一件商品能够以足够低廉的价格来与可能的替代者竞争”的原因（99）。哈耶克认为这已经是很大方的作为了。

哈耶克对于中央计划和中央调节两者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人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进行错误的比较。比较不应该在那些假想的完全竞争模式中进行，这也许可以对那些标准化市场如农业类商品进行合理的概括，但会过于笼统而无法对其他类别的市场进行充分解释。我们应该对真正自由竞争的市场与那种假想的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形进行比较（100）。这里哈耶克切中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实质。人们不应当按照忽视市场基本问题的标准来批判市场，那些正是市场要解决的问题——多样性和缺乏全面了解。人们应当通过对市场与其他的现实选择进行比较来评判市场。^［28］

在这篇文章中哈耶克也稍微提及了他最后那篇文章将要讨论的主题。所有经济活动总是面向未来，“它总是朝着未知的世界航行”（102），其结果就是发现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产品，这就是他的文章题目“作为发现过程的竞争”的意义（1978a: 179—190）。

在这最后一篇文章中，哈耶克自己的观点（自然也是门格尔的观点，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最终变得清晰了。市场就是知识和变化的学问。对于市场决策非常重要的知识是根据时间和空间专门化、具体化和特殊化了的那些知识。有时候这些知识也会是隐含和无法报告的。^［29］在经济模型中普遍提出的信息确确实实是市场过程的产物，那些只了解部分信息的供应商之间竞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战斗，他们通过一个真正的试错过程，了解信息，并向只了解部分内情的顾客提供信息，以从中获取利润。由于即使是最好的市场社会主义计划也认为存在着未被发现的知识，但却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办法来模拟这一市场过程以获取这些知识，因此人们认为它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他们对市场经济有着本质上的误解，而且那些新古典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们甚至都还没有领会社会主义经济的中心问题。他们试图解决价值计算问题时都还没有理解市场是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

这些文章对竞争过程本质的理解明显与哈耶克写作时流行于那个时代的观点不同，最终构成了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对市场本质理解的核心，并在门格尔和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之间建立了联系。然而，当这些文章发表的时候，尽管哈耶克的著作被人们广泛阅读并受到人们的尊重，但并没有被人们充分地理解。这并不是说它的同行们认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而是说他们并没有理解他所说的观点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对于计算问题的争论还是普通的经济理论来说。>然而，当这些文章发表的时候，尽管哈耶克的著作被人们广泛阅读并受到人们的尊重，但并没有被人们充分地理解。这并不是说它的同行们认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而是说他们并没有理解他所说的观点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对于计算问题的争论还是普通的经济理论来说。

读一读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就能够使我们很容易地了解人们对哈耶克的社会主义批判的普遍态度。尽管熊彼特早期曾与奥地利经济学派有联系，但在社会主义计算理论这个具体的问题上，熊彼特完全站到了社会主义者一边。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真逻辑没有错”（172），他对米塞斯反对社会主义计算的观点予以了驳斥，声称“消费者在根据事实本身来评估（‘需求’）社会消费品时也同样要对进入生产这些商品过程的生产方法进行评估”（175）。他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在任何正常情况下会要求足够量的信息，使之能够在一开始就在主要生产线上预计出相对比较正确的产量，余下的就只是一个通过及时的试错来调整的问题了”（185）。的确，社会主义经济远非完全在一个不利的形势下运行，计划者和经理人员也许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做得更好些，因为他们手头会拥有更多的信息（194）。由于他认为经济均衡是可以获得并能保持很长时期的，熊彼特简直完全漏掉了哈耶克关于时间和知识的观点。他把哈耶克的所有反对意见都看成是实际的障碍，可能会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运行，但甚至没有触及这一理论的逻辑性问题。

总之，哈耶克对经济秩序中知识和过程的较大范围的探索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他对自己与新古典主义同行们之间的鸿沟感到越来越沮丧。当希克斯说哈耶克的资本理论之所以被误解是因为他“没有进行英国经济学研究”，他这也许是在谈论哈耶克在经济计算争论中的作用问题。也难怪到20世纪40年代末，哈耶克不再只是为那些经济学家们写作了。他与其他人简直无法交流，要想人们倾听他的思想，他还需要再等上20年。

注　释

［1］在20世纪早期，人们认真调查的主题，不仅仅是商业周期以及其显而易见的不合理是20世纪20年代庇古（Pigou）的《福利经济学》一书面世，提出了外部效应和市场衰退的概念。此外，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也在批判理想经济模式的内部一致性问题（1926），并导致了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有关不完全竞争的著作的出版（1933）。这一时期很少有专业的经济学家（除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外）赞同自由市场对于某种政府计划的明显优势。

［2］有充分理由认为后来人们所熟悉的“经济计算争论”已经成为现代奥地利学家的一个有趣的话题。下面我们将看到，这一争论确实标志着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人们有可能将奥地利经济学仅仅当作是有关经济学理论普遍一致性的一部分，而在此之后，这种同化不再被认为是可能的了。关于这一点，请参阅Caldwell（1988）、Kirzner（1988）、Lavoie（1985a）、Murrell（1983），以及Vaughn（1980a）。

［3］尽管门格尔好像从来也没有直接写过有关经济政策方面的著作，但有一个领域他表现出比亚当·斯密的政策更加自由。门格尔曾经给皇太子鲁道夫（Rudolf）做过一段时间的老师，他的笔记由门格尔作过批改，现在已经面世。在这些笔记中（门格尔讲课时所做），门格尔尽力将范围限定在政府政策上，并对市场满足社会大多数人需要的能力表达了他的信心（Streissler, 1990: 110）。

［4］参见《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编者注。

［5］其中最突出的是尼可莱·布克哈瑞恩（Nikolai Bukharin），他的第一部作品《休闲阶级的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1919）具体批判了庞巴维克以及整个奥地利学派。不过米塞斯特别提到了另外两位马克思主义者——奥图·鲍尔和奥图·诺依拉特，他们都曾经与他一道参加过庞巴维克的讲习班。米塞斯虽然不太喜欢鲍尔的性格，但却非常敬重他的才智；而对诺依拉特，米塞斯只有轻蔑（Mises, 1978: 39—40）。这也难怪，米塞斯曾经严厉批评诺依拉特、鲍尔和卡尔要消灭资本主义的那些社会主义计划［Mises, (1920) 1935］。

［6］哈耶克后来评论说，米塞斯很有可能是唯一真正懂得引起战后奥地利通货膨胀原因的人。他也同意米塞斯的看法，即如果奥地利当局听取了米塞斯的建议，当时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最坏影响是可以避免的（1992: 8）。

［7］米塞斯叙述了他对住房、有关家庭佣人的法律变化研究怎样使他确信“只有资本主义才能给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带来真正的改善；而社会主义的法律经常带来事与愿违的相反效果”（1978: 20）。正是对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使他确定了反对干涉主义的立场。

［8］在其《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 (1927) 1967］一书中，维塞尔认为由于劳动的分工，经济活动“将由成千上万的人更加有效地参与进行，万众瞩目，齐心协力；它们相互制约，均衡运行，与这些活动像某种复杂的机制那样必须由某些上面的控制来引导和指导的情况下相比要精确得多。这类活动的中心推动者永远也不会知道在每一种个别情况下都可能遇到的那些无数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者是关于在现有条件下的最佳效用问题，或者是为了将来的发展和进步需要采取什么最佳的措施问题等”（1971: 396—397）。

［9］皮尔森（N. G. Pierson）在1902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价值问题”（“The Problem of Value in the Socialist Community”）和恩里科·巴罗尼（Enrico Barone）在1908年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The Ministry of 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vist State”）也都提出过同样的观点。这两篇文章与米塞斯1920年的文章一道在哈耶克编辑的书中再一次出版（1935: 41—85, 245—290），成为哈耶克加入有关计算争论的第一炮。

［10］“一旦人们抛弃了自由建立起来的高一级财货确立货币价格的观念，就不可能进行理性生产。将我们从生产方式的私有制和货币的使用中一步一步地脱离出来，也就使我们能够从理性的经济学中一步一步地脱离出来。”（104）

［11］作为米塞斯处理这一问题所表现出的激进一面的例子，人们很有趣地注意到米塞斯对“社会主义与性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资本主义使得平等协约形式的婚姻观替代了将妇女视为男人财产的古老婚姻观。古老的婚姻观反映了那个一切都取决于男人对女人施予野蛮行径的暴力时代。资本主义则开创了一个协约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妇女获得了财产所有权，因而可以要求和维护作为人的充分权利（76—83）。许多女权主义者将米塞斯视为她们的理论家，这值得人怀疑，但是他明显与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那样属于女性平等权利的斗士。

［12］“静态的观点有助于理论推断。但在现实世界里不存在静止的状态，因为经济活动发生的环境必然是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人们没有能力去限制它”（173）。

［13］注意早期对选择过程的描述趋向于将资源的使用放在生产目的上，而后来米塞斯将这一思想发展成了市场中的企业家理论（1963: 289 ff.）。

［14］“有条不紊的人……常常对自己理想的政府计划的完美性感到痴迷而不愿意对其进行任何一点的改变……他似乎想像着有能力来调动一个巨大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员，就像用手来调动棋盘上的棋子那样简单；他也不想一想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给予它们运动的力量外再没有其他自动的原理，而在人类社会这个巨大的棋盘上，每一颗单独的棋子都有自己运动的原理，全然不同于立法可能要施加给他的力量”［(1759) 1982: 233—234］。比较米塞斯的观点：“人具有个人思维和意志……不要指望他们会自觉自愿地让自己永远成为他们中间某人被动的工具，即使他是他们中最聪明最优秀的人也无法做到”（［1759］1982: 183）。

［15］有趣的是米塞斯是以这样的假设来提出他有关阻碍社会主义的不利因素的观点，即个人将会在政府机构以及私有企业中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一想法后来在詹姆斯·布坎南和戈顿·图洛克（Gordon Tullock）两人具有开创性的有关公众选择的著作《一致的计算》（The Calculus of Consent, 1962）中重新得到了介绍。

［16］米塞斯预料到了这样的批评，即私营企业也会和公有制企业一样存在着官僚体制的低效无能，因此社会主义并没有改变公司经理们的基本行为。他宣称（没有太多的论证），“只有那些对公司财产有着绝对个人利益的经理所管理的公司才有可能获得成功”（184）。尽管他的观点不太可能立即让人信服，但可以再一次表明一个公司成功的机遇与这个公司的经理在取得业绩后所能获得的报酬多少密切相关。不过后来在《人类行为》（Human Action）一书中，米塞斯认为用利润分成的方法来对成功的管理进行奖励是不明智的，因为在不对亏损进行惩罚的情况下这只会鼓励冒险行为。他主张依赖资本市场以及资本市场对管理者的表现进行隐性评估，来约束经理人员遵照股东的利益来进行管理（1963: 306—307）。

［17］哈耶克对商业周期理论的兴趣源于他早期的一次美国旅行。他怀揣着从约瑟夫·熊彼特那儿弄来的许多介绍信，在1923—1924学年访问了美国几个主要的学术中心。期间他会见了当时最有名的经济学家。那个年代占统治地位的是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和制度学派经济学。尽管哈耶克对资本和货币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由美国制度学派提出的统计分析缺乏理论基础的支撑，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将我带到久远的维克塞尔和米塞斯，迫使我试图在他们已经打下的基础上建立我的理论”（1992: 19）。

［18］他1928年用德语发表的那些文章后来在1933年被翻译成《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1933) 1966］。

［19］哈耶克在三处地方讨论过李嘉图效应的机制问题［（1939）1975: 3—71, 1948: 220—254, 1978a: 165—178］。请再参见奥德利斯库（1977: 92—135）以及莫斯与沃恩（1986）。

［20］整个20世纪30年代直至40年代，哈耶克继续对经济波动问题进行研究。除了许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外，他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著作是《利润、利息和投资》［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 (1939) 1975］和《资本的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 1941）。

［21］我们后面会发现凯恩斯思想中更加主观主义和“不均衡”的一面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一种积极的意义上影响奥地利经济学，其中起中间协调作用的是G.L.S．沙克尔（G.L.S.Shackle）和路德维希·拉赫曼（见第六章）。

［22］实际上，兰格明显带有不仅仅是一点挖苦的口吻在文章开篇就送给米塞斯一段“颂词”：“社会主义者们一定有充足的理由对米塞斯教授这位社会主义事业的‘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 diaboli）表示感激之情，因为正是他强有力的挑战才迫使社会主义者认识到适当的经济计算体系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资源分配的重要性……应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委员会或者社会化部的大厅里某个荣耀的位置树一尊米塞斯教授的雕像，既是为了表示对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的承认，也是对完美经济计算的最高重要性的纪念”（Lange and Taylor, 1938: 57—58）。具有绝佳讽刺意义的是，米塞斯的半身像如今的的确确在东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俄罗斯占据着“荣誉地位”（虽然不是在中央计划委员会，因为它们已经不存在了），这是米塞斯的美国朋友们为了承认他对计划经济行不通的预言的实现而给予他的荣誉。

［23］阿巴·勒纳（Abba Lerner）与兰格相比对成本有着更深层的理解，他认为兰格主要是过分肯定了他的体系。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的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的价值，这就只需要指令经理人员使其边际成本达到价格水平就可以彻底实现。有关工厂规模问题也将从这一公式中得出（1937: 251）。

［24］尽管从接受科学观点的标准来看，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哈耶克在方法论上仍然保持着一个奥地利人的风格。在这一时期写的一篇题为“社会科学的事实”的文章中，他强调，数据资料的内容取决于用来解释所凭借的理论，同时他表示在提出社会理论的过程中主动去理解他人的行为是十分重要的（1948: 58—67）。

［25］我们后面会看到（第七章），哈耶克的这个观点存在着争论。例如科兹纳就认为均衡趋势绝对不是什么经验之谈，而是人行为的意义，表明人具有寻找机遇的本性。因此，均衡趋势是市场过程性质中固有的特性（1979: 29—31）。

［26］他描述了人们如何有可能获得最理想的结果（有无所不在的支配者），条件是有专门知识的人通过相互间的贸易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这种边际贸易中人们都知道需要如何去做以便在特殊的条件下获得最好交易，因此他们通过和外界有联系的人与那些潜在的贸易伙伴们保持着更加广泛的联系（53—54）。这个观点说起来太冗长复杂了，只要有这些边际贸易商人来对均衡状态进行调整，并非所有人都要对它了解得很透彻，以便能够在竞争中取得最好的结果。

［27］科兹纳很有信心地认为（1984），哈耶克对价格中蕴涵的知识的生动描述导致对均衡价格信息内容的过分强调。将注意力集中于均衡价格使得哈耶克要指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观点变得模糊不清，即在现实世界中均衡价格才是告知人们有必要进行变革的重要信息，同时也给市场过程带来效率（201）。

［2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耶克的对手们也向他发起同样的攻击，指责他将现实的社会主义与理想化的市场进行比较（Bergson, 1948）。

［29］隐含知识对于市场组织的意义是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可以追溯到哈耶克关于竞争的著作。然而，在“作为发现过程的竞争”的文章中，哈耶克只是稍微提到隐含知识在市场过程中的作用：“……市场使得市场参与者有能力使用知识和技能，而知识和技能的结合将不仅仅（或者在一开始）就是那种只要当局下令就可以列出和进行交流的数据知识”（1978a: 182）。但是在他出版《法律、立法和自由》第一卷本时，他并没有将他的隐含知识融入他的分析当中（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