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

第四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美国

虽然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将奥地利经济观念引入了英国，但多数人认为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由年长于他的导师与同事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带来的。这并不是说米塞斯是第一位移民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事实上，他可谓是他们当中最后一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希特勒部队进军维也纳而被迫离开奥地利的人。米塞斯是名与约瑟夫·熊彼特、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弗里茨·马克卢普和奥斯卡·摩根斯坦不相伯仲的思想家，这些人物在美国的重点大学里都拥有显赫的学术地位，他们也善于将自身巧妙地融入美国本土的学术领地中。米塞斯与他们的不同是，虽然他于1940年就抵达了美国，但却从未获得过终身的学术职位，也从未完全融入当时的学术氛围中，在美国最终只是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颇有争议的象征性人物。可是结果毫无疑问地证明，正是因为米塞斯的专业研究背离了主流学术界，才致使他的观念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奥地利复兴的焦点。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米塞斯属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的年青一代，他于20世纪之初在维也纳大学师从庞巴维克和维塞尔。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短期做过法律事务所临时职员，1909年在维也纳商会任职（Mises, 1978: 71）。他的才能卓越，此后在维也纳商会中担任首席经济和法律顾问，被公认为是制订维也纳经济政策的主要人物。

尽管米塞斯的正式工作是在商会，但他也定期作为一名无薪教师在维也纳大学任教。米塞斯的一些同事预计他将在适当时候获得维也纳大学的一个职位。尽管大家公认他才华横溢，可是职位有空缺的时候，顶替这个职位的却是维塞尔的另一名学生汉斯·梅耶，其学术水平远远不及米塞斯。米塞斯本人将他未能获得大学职位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坦率而自由至上主义的思想观念。可是在“二战”期间，另一些人认为米塞斯在维也纳还受制于另外两个不利因素的冲击：首先是犹太人；其次他“难以相处，以致许多人认为他‘个性令人讨厌’”（Craver, 1986: 5）。尽管最后一点描述只是个人之见，但前两点无可非议地是他在维也纳期间难以在学术界发展的障碍。

对于正统学术来说，米塞斯也许是个局外人，但是终其一生，他仍然是维也纳舞台上创造经济观念的主要角色。他除了在大学里教授常规课程外，还在商会办公室里主持私人研讨班达14年之久（1920—1934）。该研讨班不仅是米塞斯教学的重要场所，而且似乎也是他在维也纳的生活中心^［1］。从10月到次年6月，每隔两周就有一些年轻学者和知识分子到此与米塞斯探讨有关经济、社会和哲学问题。研讨班质量从其定期参与者身上可见一斑。他们中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奥斯卡·摩根斯坦、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弗里茨·马赫卢普、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还有哲学家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 Kaufmann）和阿尔弗雷德·许茨（Alfred Schutz）^［2］。米塞斯的研讨班突显了亲密合作、相互容忍的良好氛围，也促使了参与者们后来在学术创作上更趋严谨。哈耶克记得：

这些研讨会不是指导性的会议，而是由一位年长的朋友主持，大家各抒己见的讨论会……议题经常涉及社会科学的方法问题。但很少探讨经济理论中的特殊问题（除了主观价值论外）。然而却经常从社会哲学对经济政策的影响这个角度来讨论经济政策问题（Hayek, 1992: 29—30）。

显然，该研讨班为20年代和30年代初那些严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提供了培训基地。^［3］

1934年，米塞斯接受了瑞士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教授职位，致使研讨班就此告终。米塞斯对日内瓦的环境十分满意，要不是1940年位于日内瓦边境的法国沦陷，也许他就会在此度过其富有创造力的余生了。然而动荡的局势并没有把他压垮，他最终决定跟随其他德国和奥地利知识分子一起流亡国外，前往安全彼岸美国^［4］。

许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先于他到达美国，并迅速在新家安居了下来，而米塞斯却觉得这里的生活更艰辛。在美国的头几年，他忙于与知识分子建立新的联系。他经常旅行，在很多大学诸如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纽约大学、哈佛、弗莱彻学院和商业团体处开设讲座；为纽约时报撰写文章^［5］；与全国制造者协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成为经济教育基金会成员；多年来他还是国家经济研究署的带薪研究员。从1945年到1949年，在纽约大学米塞斯尽管没有获得终身职位，但却是那里的固定教员。从1949年起，他的官方合同就没再续签，但在他去世前四年，在沃尔克基金会的资助下，他还继续在纽约大学任教，该基金会曾承诺资助米塞斯每周举办研讨班。米塞斯在1973年去世，享年92岁。

在美国的日子里，米塞斯还一直继续着他的高产创作，他以稳定的速度发表著作与文章。然而，虽然米塞斯在美国既忙于演讲，又忙于写作和教学，却只是学术圈边缘人物。可是在奥地利，尽管他没有正式的学术地位，但在权威商会中却是一位突出的经济和法律顾问，是一位闻名的大学兼职教师，30多年来，他的学术论著及其著名的私人研讨班皆保证了他在奥地利经济圈内主角的地位（Craver, 1986: 14）。可是在美国，他的经历却完全不同。

有一大堆原因解释为什么米塞斯在美国无法获得他在奥地利那样显赫的地位，甚至还不如先于他来到这个国家的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的支持者们常提到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米塞斯曾经是名坚定不移的反社会主义者和反干预主义者，而当时的学术界则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且还可能改良资本主义，因此把他排除在学术圈外。我们应该记得，米塞斯和哈耶克被判定输掉了关于经济计算的论战。

毫无疑问，米塞斯在美国缺乏学术上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的政治观念，^［6］但其他因素也不可小觑。一是年龄。^［7］当他移居美国时已将近60岁，要在新的土地上建立新的事业绝非一件易事。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在美国生活时出版的作品的性质和风格。

不可否认，尽管米塞斯为经济学带来了创造性的思想、涉及面广泛的洞见，但是他的作品却充斥着不容置疑的语气，所写内容又非美国学术界读者所熟悉。他写作时自信其观点正确，不容他人质疑。他认为专业经济学越来越偏离良性科学的发展轨道。他写得越多，就越无法容忍他所藐视的蠢见。更为糟糕的是，从当代美国观众的视角来看，他总是在与那些专业经济学家早就不感兴趣的和不重要的问题论战。例如，他的论著中花了许多篇章专门驳斥德国历史学派、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及带有20世纪30年代风格的行为主义者。他在写作的时候，刻画出自己的游戏领域，界定他的反对者，但代价是导致了他人拒绝与其讨论。

米塞斯拒绝加入当时的经济对话部分是他在美国生活的另一个侧面造成的。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一度是位坚定不移地鼓吹自由市场者，而当美国知识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热情降到最低点时，米塞斯的到来马上吸引了一批“老右派”。他成了当时职业经济学界很大程度上销声匿迹的经济观念的代言人，也成为正在寻找学术领袖的各个支持市场经济团体的集结点。米塞斯长期与经济教育基金会的合作就是他获得新支持的一个明证。此外他在纽约大学的研讨班，获得另一个支持自由市场的基金会——沃尔克基金的资助，也就不足为奇了^［8］。

米塞斯在纽约大学主持的研讨班持续了将近20年，可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它在经济领域内的影响却微乎其微^［9］。不像在维也纳，当时那里所有最杰出的经济学家都曾有过不辞辛劳地赶来参加他主持的研讨班的经历。而在纽约，除了少数几个例外者，他的学生在经济领域里的著名人物很少^［10］；在维也纳他是研讨班的领袖，而在纽约，他只不过是位受到虔诚学生敬重的指导他们的教授^［11］，由此，他几乎没有受到过公开的批评。这种敬重窒息了学术辩论，进一步隔离了他与学术同仁的联系。米塞斯作品游离于主流经济观念之外的迹象，开始使其追随者们意识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存在。

在纽约大学研讨班举办的大部分时光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似乎都坚信自由市场是通往经济繁荣和个人自由的最佳方式，以此来抵制凯恩斯的经济学和干预主义政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米塞斯还在奥地利和瑞士时，这些问题就一直盘踞着他的头脑。米塞斯到美国生活时，这些问题也是他思考的焦点，这些问题吸引了不少纽约大学的学生师从于他。由此米塞斯在纽约大学的研讨班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成为保守主义观念和自由至上主义观念的聚集地，而非当代经济学家的培养基地，这也就毫不为奇^［12］。

米塞斯当然用他精心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方法论明确地反对凯恩斯和支持古典自由主义。凭借着其掌握的广博知识，他就一系列广泛的问题发表演讲。此外，作为一名功利主义者，他只从实际出发，从不在伦理基础上探讨市场案例。他信奉价值中立说，但也认为科学分析表明了自由市场是唯一可使人类能够生活在和平与繁荣之中的方式。正如他在《人类行为》一书中写到的：“选择是在资本主义和混乱之间展开的——计划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而是所有能使人体面生活的制度的替代物。强调这一点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正如讲授钾氧化物不是营养品而是一种致命毒药是生物学和化学的主要任务一样。”

米塞斯在美国生活期间，环绕左右的人总是几乎毫无异议地接受他的政治观与经济观。结果使他根本无法进入当时美国的大辩论中，也几乎不能参与到那种能使其以适当的方式阐明或重申其主张的激烈论争中去，随着时光的流逝，他更是被隔离在了学术同仁之外。

一些人也许会认为这种孤立未尝不是件好事，也许正是在干预主义观念盛行的几十年里，处于边缘的米塞斯不合时宜地支持自由市场经济，才造就了他的贡献。他的贡献与其说是在经济学，不如说是对美国学术生活的贡献。另一些人毫无疑问绝对不会赞同此说法。然而不管人们就此事的评价如何，事实是米塞斯的经济学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鲜为人知。而他的鸿篇巨制《人类行为》却是标准学术出版社发行的畅销书，该书在商人们和保守知识分子中的销量也许超过了在学者中的销量。

《人类行为》

米塞斯在德语知识界的学术生涯使他在三个研究领域声名远扬。首先是他年轻时就发表的《货币与信贷理论》，这使他成为货币理论和银行制度方面的专家，在后来的岁月里，他在此方面还写了不少文章。其次他在发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后，紧接着又出版了《社会主义》这本综合性论著，开辟了第二个研究领域。对计划经济的批判促使他深入调查市场经济体系，同时也促使他进一步分析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在1927年他写的《自由主义》这部著作就体现了他所关注的这个问题。该书从功利主义的立场来捍卫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13］。最后一个领域是米塞斯所继承的门格尔的方法论。他在20世纪20至30年代针对方法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14］。但是对美国人而言，他们认为米塞斯在前两方面的研究更为突出。直到《人类行为》出版后，这一观念才有所改变。

《人类行为》于1949年在美国出版，概括与拓展了米塞斯生平著作^［15］。这部以鸿幅巨篇风格写就的论文，令人难以归类。文章的开篇是对经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探索；接着分析市场和市场价格、货币、利率及资本；最后论及如何对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作为经济政策与政治理论的干预主义——该书似乎想面面俱到。许多人乍一看却不知所云。它囊括了太多的一般经济学家所熟悉的资料，但又采用人们不熟悉的表述方式。正如某位评论家所言，书中拥有太多的“合理、有趣和有价值”（Wright, 1950: 229）的内容，但又充斥着夸张之词和对自由市场的诡辩。其口吻就像是在阐述什么是经济学中的普遍真理那样，但是他采用了思路远远不同于传统上对许多问题理解。^［16］

米塞斯撰写《人类行为》的明显用意是要使其成为一部经济学的综合论著。注意，他并没有打算要写一本有关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著作。尽管后来他被公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领袖，可他本人却从未认为存在着一种与其他经济学不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这部分只不过是语义上的差异。假如他信奉经济理论中的先验确定论，那么他就会认为任何与他的经济观念相悖的学说是错误的，不存在什么可供选择的思想流派。另一方面，米塞斯相信为人所广泛了解的经济学核心真理应该整合在一起。经济理论需要系统化，剔除糟粕，被置于适当的方法与哲学语境中。《人类行为》正是旨在完成经济学所需要的整理工作。无论米塞斯初衷如何，人们极有可能还是将《人类行为》基本上看成是具有颠覆性而不完善的工程。

米塞斯开始着手建立人类行为科学中的哲学与存在基础。然而包含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基本公理却是门格尔主义中的时间和知识要素，它不仅向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也向米塞斯自身所阐述的经济秩序理论提出了挑战。尽管米塞斯的代表作叙事详尽、内容宽泛，但我认为他最终还是没能完成他致力于要完成的目标：重构一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理论。该理论既要从他确立的人类行为学范畴（包括时间范畴）中推理出来，又要支持他的一个论点：自由市场会导致被人们正确理解了的利益相互和谐。我对米塞斯的解读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试图将门格尔的基本见解与新古典价格理论的方法相一致，但做得太过头了，结果使得两者都受到损害。尽管这一研究纲领带有缺陷，但它曾经具有如此的学术性和复杂性，以致人们花了几十年才揭示出其主要矛盾。事实上，米塞斯的理论大厦建立在门格尔方法与新古典方法的一个基本分歧之上的，这一分歧至今仍是引起当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争论的渊源。

人类行为学：人类行为的科学

米塞斯把经济学看成是他称为“人类行为学”这一更大学科体系中的子学科［（1949）1963: 3］。对米塞斯来说，人类行为学是一种适合于所有社会科学的理论，是一种能够以牢固的理论基础来统一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人类行为学起辅助作用的是交易学，它是一门关于一切市场现象的科学（233），而“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上的商品的货币价格和交换服务”（234）。

人类行为学是一种对人类的行为进行终极假设的公理体系；人们使用手段去达到目的。人类生活的一切内容都被看成是这种基本公理的外在表现，从这一公理出发，所有的经济理论都可以由此推断出来。行为在于作出选择，从一种不太理想的状态交换到更理想的状态。这就是“行为”一词的含义。从该基本行为公理来看，我们可以推断出人类行为学的辅助性范畴以便支持核心经济理论。

米塞斯先将公理、推断法运用于经济理论中，他正在做的一切与被普遍接受的微观经济理论中的偏好函数及资源约束假设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米塞斯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宣称人类行为公理是先验的真实，不会遭受经验的批驳，这一观点也促使人们开始怀疑在经济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在一个信奉经验证实或随后的假设可以从概念上反驳的年代里，宣称先验真理和“绝对肯定”，在当时来说，无疑是相当怪异的。

在其阐述的观点中，米塞斯遵循的是门格尔的方法论，即严格区分经济理论和历史。米塞斯指出，一切“数据”都是历史的数据。倘若没有理论结构区分相关与不相关的事件，人们就无法定义数据。甚至，完好的数据要求根据理论结构对其加以阐明。然而仅仅理论结构是不够的：人类行为学的功用就在于在正确阐述人类行为的基础上，提供正确的理论结构来正确地解释历史数据。^［17］

根据米塞斯的观点，发展人类行为公理理论的起点是毫无选择的。诉诸理性我们可以了解到基本的行为公理，因为理性和行为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18］。他认为如果采纳广义上的康德的认识论，那么人类思想的建构途径就只有一条，即我们把人类行为理解成使用手段追求目的。当我们试图去解释行为时，我们解释的意思是认识到行为者感知的手段和目的。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的起点都不能算是人类的行为（相对于动物或植物而言）。行动主义者的研究方案不仅前后观点不一，而且也未能考虑我们了解他人的知识（即有关行为知识）来源。然而，一旦我们认识到行为公理的基本性质，我们就能设计出一套命题，以便了解有目的的人类行为导致的各种事件的结果^［19］。如果没有这套命题，这个世界只能是个混乱的现实。

尽管在一定层面上，米塞斯对行为公理的详尽讨论（人们运用手段去追求目的）似乎没有为大家熟悉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偏好假设增添更多的内容，但是，当米塞斯继续辩论时，他引入了种种观念并鲜明地向传统理论提出挑战，其中一点就涉及个人的“价值尺度”，这个概念有时作为文字词汇解释个人偏好函数。

也许我们还记得，门格尔曾把人类描述为将商品按最重要到最不重要的顺序排列来建立自己的价值尺度，其中包括了为显示方便而勾画的数字图表。米塞斯也许考虑到这种图表潜在的某种错误观念，因此他强调说，“价值尺度”这个概念只不过是一个组织原则，仅仅只是用来解释人类行为而已。这些尺度“离开个人的实际行为就不可能独立存在……他们只不过是用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工具”。所有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在选择的时刻，比其所放弃的，个人偏好他们所选择的事物。后来米塞斯又进一步暗示这些价值尺度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认为假以时日，他们处于稳定状态中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点不仅使得他的理论不同于通常的新古典理论的消费者选择观，而且也为他自己的市场程序理论增添了重要的内涵^［20］。

米塞斯将鲜有人论及的行为条件引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论题中，从而进一步探讨了人类行为的“人类行为学范畴”。米塞斯继续道，行为意味着变化，而变化又意味着短暂序列或时间的概念。“人类理性甚至无法构思永恒存在和永恒行为这一观念”（99）。

《人类行为》一些最具感染力、最有发展前景的阐述包含在米塞斯论时间这一简短的章节中。米塞斯在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著作的基础上，探讨了行为与时间的关系。正是行为才使人们意识到了时间的流逝（100）。尽管从哲学的观点来看，时间的流动是不可避免的，现在（present）只不过是理念型的、从未存在的边界^［21］。人们事实上是在时间的绵延上感受到现在。米塞斯称之为“实际现在是……行为机会和条件的延续”（101）。每个行为都有一套条件，使得行动连贯一致，这些条件界定了人类行为的实际现在。但问题是不同的人对“现在”有不同的解释，即便是同一人，在承担不同的计划时，也会对它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我们可以说时间是个体的主观体验^［22］。

关于实际现在，也许立即就会引发一场讨论：被经历的“实际现在”对于人们追求的计划和工程项目以及跨时间的计划的兼容性有何意义？在《人类行为》出版前，哈耶克就详细思考了这个问题，或者说他也许已经检测了时间对于人们在应用知识时的认知和变化的意义。对门格尔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后来拉赫曼也着手研究这一课题。然而米塞斯却忽视了此方面的考虑，而是忙于更有兴致地研究人类行为学范畴中的时间含义。例如，实际时间概念是米塞斯用于强烈反对“数学和逻辑系统观”的依据，这种态度使他成为名人，也因此常常遭受批判。

反对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数学是奥地利学派从门格尔以来延续至今的一大特点，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该种观点是完全落伍时代的错误。米塞斯却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适用性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了深入的质疑。所有这些质疑都是围绕着时间和人类行为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问题。

米塞斯认为在逻辑或数学体系内，时间或“因果关系”概念是没有意义的。时间和因果关系没有内在含义。但是，另一方面，在人类行为学中，时间和因果关系、行为与结果及事件的不可逆性都是不可分割的。在这种背景下，数学函数语言只不过是比喻，还不是那种实时消费过程的恰当描述（99）^［23］。

米塞斯还指出人事实上是存在于时间之中——从诞生到成长直至死亡。这本身就意味着时间是有限的，应该理性地使用它。因此，理性行动其中必须要有时间维度，经济问题不能只是一种静态的分配。这点他将在后面的资本理论中详细论述。然而，穿越时间的行为还有另一个基本含义，那就是广泛的不确定性。

根据米塞斯的观点，承认广泛的不确定性必定使我们怀疑理论家们宣称的人类决定论^［24］。实际上也只有两种方法可以用来看待人的选择，一方面，如果所有的行动都是人之外的宇宙所决定的，那么就不会有不确定性，但这样一来，人类就没有理由行为了。如果未来是事先决定好的，人没有自由的意志，那么我们只能观察到机械的无意识运动，而无法观察到人的行为，那么我们所作的观察就只不过是对刺激作出反应，而不能说成是在创造人类行为的理论。另一方面，如果从对任何行为都没有唯一的可预知的先例的意义上说行为是自由选择的话，那么人就无法预见未来的事件发展情况，未来似乎就成了不确定的代名词。决定论式的人类行为的社会科学自相矛盾。米塞斯提出了这个问题，该问题引起了乔治·沙克尔的兴趣，沙克尔在他的后期作品中［（1958）196］，把这个问题看成是社会科学的性质的问题。

米塞斯意识到了时间和不确定性对人类行为的重要意义，这使他对社会科学的统计模型提出了颇有意思的批判。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一切行为都是基于对可能结果的预期，而非对未来的了解。为了更好地行动，人类必须对未来可能产生的行动结果进行评估，但是这种评估不是传统意义上一组事件的概率评估，只能是米塞斯所说的“事件概率”。

米塞斯指出人类行为是独特的事件，并非是一系列抛硬币般的重复试验。事件概率指的是那种我们了解其中的一些因素，将来可能导致某种未来事件的情形。这是一种基于对因果关系的有限了解的可能性，而不是基于事件实例结果的可能性。因此，举例而言，我们讨论股票市场在遭受石油危机冲击后极有可能下跌，只不过是简单陈述人的信仰体系以及应用到人类行动的模式。要将这些事件套上概率数字，就会又使我们的信仰晦涩难懂。该讨论为后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经验经济学中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提出质疑提供了依据^［25］。

米塞斯对人类行为学的时间范畴作出了两点更深入的评述，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点在人意料之中，他指出在由时间组成的世界里，没有确定性，一切行为都是投机。这个观点在他的企业家理论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二点令人惊奇，因为他似乎在时间与不确定性的关系上违背了他所说过的话。

米塞斯宣称，尽管个体在真实世界里面临着一切行为的不确定性，然而人类行为学仍然致力于“使对各种行为模式的结果绝对肯定的预测成为可能（117）”。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令人诧异的说法。如果个体行为是不确定的，如果一切行为都是投机的，如果将来是绝对无法确定的，那么与经济学理论有关的确定性又何从说起呢？再一次，米塞斯事实上谈及的内容与传统观念大同小异。他的意思只不过是在说理论上的因果关系，即哈耶克称为定性预测的内容，是可以被确定的。而不可以预计的是预测结果的数量^［26］。经济学理论可以预计苹果价格的上涨将导致购买苹果数量的下降，但无法说清楚要降多少^［27］。预计“多少”是“理解”方法的任务（在此，“理解”指的是某种米塞斯从不探讨的经验技术）。米塞斯在《人类行为》中没能探讨研究历史或研究经验经济学的恰当方法，这是他的重大缺失，这导致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米塞斯之后似乎陷于完全孤立于现实的局面。当米塞斯的观点被恰当翻译，可同样适用于标准经济理论时，他的片面之词起码是个策略上的失误，由此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便是奥地利人对经验研究不感兴趣。

米塞斯通过陈述三个他认为遵循行为公理的命题来结束他的方法论部分，即边际效用递减法则、报酬法则及人类劳动作为手段的法则。它们都具有指导意义，因为他们反映了米塞斯的所有成就与所有问题。首先，我们看到沿着门格尔思路对边际效用递减展开的富有洞察力的讨论，显示了简单的约束最大化在消费者应用的局限。在此，米塞斯强调效用这一观念是虚构的，我们所了解的一切只是此刻选择喜好的决定，价值依附在商品上，存在于该种商品的使用中。人们总是先去实现更为紧迫的事情，因此边际效用递减了。

然而其他两项法则的表述似乎是在笨拙地表述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报酬法则尤其含糊，尽管它不是明显区别于较常规的公式表述^［28］；而人类劳动为手段的法则作出的假设是劳动一直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有些任意的目的。如果米塞斯宣称人类行为学范畴是从行为公理中推断出来的，那么报酬法则和人类劳动为手段的法则就不能符合这个命题。第一点是物质法则，第二点则要么是对偏好的假设，要么是对劳动的定义。

在此我们得出人们对米塞斯的普遍不满之处在于：他想建立人类行为学范畴的绝对地位，并将他们与几何学法则相比较。然后他想运用这些法则去建立、解释复杂的现实或历史数据。如果他能从不容变更的行为公理中建立人类行为学，如果他能说服我们没有别的起点可以用于理解人类行为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人类行为学法则的确定性及其为我们提供了解真实事情的能力。该理论用于解释历史数据与其说是毫无疑问的真理，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艺术判断，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理论总是没有争论余地的。然而，米塞斯并没有从行为公理中推断出一切人类行为学。他只不过将其进行补充阐述，这只能被认为是假设，而不是肯定的真理。

当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全然否认他的计划。经济学家通常认为报酬法则是自然界的物质法则，他们宣称劳动是手段而非目的，这已是个被广泛接受的对人类态度的概括。的确，米塞斯甚至在讨论为创造而工作的“创造性天才”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例外^［29］。然而，如果米塞斯没有宣称他的体系是先验真实的，因为它基于来自理性的确定和真理；倘若他不过分宣称人类行为学来自于广泛认可的、明显是人类经验的命题以及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几何学般的确定性，只不过它令大多数人信服罢了之类的话，米塞斯可能就会发现更多的同情者。^［30］

虽然方法论是促使米塞斯声名远扬的主要领域之一，但是他的方法论只能部分地被看成是门格尔理论的延续。他坚持理论要先行于特别事件的经历。说人们只有用理论结构才能清楚解释事件，这一观念就是直接复述方法论争论期间门格尔的观点。米塞斯试图提供一种完全自明的、演绎的理论来提高门格尔的理论，但这需要隔绝与真实世界的相互作用才能证明它的合理性。不幸的是，这种极端的方法论立场所起的作用不是突出而是模糊了米塞斯对经济学的贡献。

市场过程理论

20世纪最后的25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提出了市场过程理论，与均衡条件研究相抗衡。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采纳米塞斯对市场活动理解的结果。遵循亚当·斯密和卡尔·门格尔的观念，米塞斯强调在一个以劳动分工与交换为特征的高级经济中，市场是人们可以通过相互合作而获利的基本手段。他用术语“李嘉图的协作法则”来描绘贸易获利，着手于解释“有才干、能力和勤奋的人是如何与缺少这些素养的人合作，最终又如何促使双方都能受益”。事实上，他关于市场普遍利益的主要观点就是基于这一法则。然而，米塞斯比学术前辈更进一步地强调市场交换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货币体制。市场是货币唯一可使用的地方，人们可以为将来预筹，可以通过货币计算的方式来评价他们的行为结果。

在米塞斯的著作中，货币计算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是一个持久不懈的主题，虽然很大程度上并不为人欣赏。从米塞斯的第一本主要论著《货币和信贷理论》开始，这个主题就一直贯穿他的职业生涯。例如，他在1920年写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其中心思想就是复杂经济需要价格来衡量相对需求与不足，只有市场中的货币价格才能起这种作用。兰格接受了他的第一个命题，即认为经济计算少不了价格；但他拒绝接受他的第二个命题，并不认为只有市场价格才能起到这种作用。他的阐述表明他没有真正地领悟米塞斯的观点——接受兰格对米塞斯批判的其他业内人士也有此看法。当米塞斯断言只有货币价格才能用于计算时，他仅仅在说没有货币和市场就没有复杂实际的经济，因为没有货币人们就无法触及富有意义的价格。

不幸的是，米塞斯对他的观点未能提供详细的理由。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够与米塞斯达成一致的见解，并且也极有可能领悟其含义。正如米塞斯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解决物物交换价格体系以及将某种商品定义为兑换计价标准的研究路径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在现实中，不依靠货币的帮助是无法建立一套复杂的物物交换均衡体系的，这一点十分明确^［31］。另一个原因是贸易行为是形成偏好所必需的。就像米塞斯在《人类行为》前几页里强调的那样，能够完全清晰阐明的偏好不能偏离交换行为而独立存在；在复杂经济中，面对大批商品形成偏好的唯一方法是借助货币计算的帮助，提供一套会计系统。对米塞斯来说，认为人类能够完全理解并将所有可能商品按照秩序排列，进而形成偏好的观点是荒谬的。没有完全形成的偏好函数，因此也就不存在价值自身对价格的非难。偏好只能在面对选择时才能了解到，而这只能发生在复杂的货币经济中。

根据米塞斯的观点，市场过程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人们通过真实的可能性了解各种选择后，会改变价值判断，这导致了市场过程的不断变化。按照这种市场过程观点，外部约束的变化不是市场变化的主要动力^［32］。奥地利学派与新古典主义世界观最重要的不同点在于前者认为人的偏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后者认为，无论是在手段还是目标上，它都在不断地重新评估，因此改变市场行为就会导致价格的调整，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其他的市场行为。在这种大规模的动荡变化中，人类进行着储蓄、投资、获取资本商品、生产输出并通过对未来需求的正确预测来谋生。这一点只能在货币计算的帮助下才能实现。

对于米塞斯来说，货币计算基本上是一种对行为的可能选择过程的思考方式（229）。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试图去预期某些商业计划结果的唯一办法就是估计未来的价格，而评价计划成功与否的唯一办法是计算货币的获利与损失。货币使得维持资本账户变得可行，该账户能使商人从各种冒险事业中判断出利润率，它允许资产转换以便更好地反映个人的计划与需要。因此，他认为歌德称复式簿记为“人类头脑的最好发明”是正确的。

虽然货币对于复杂的交换而言是必需的，但是米塞斯并不认为新古典主义意义上的货币计算在完美无缺地发挥着作用。米塞斯一直怀疑新古典主义的将效益定义为获得一般均衡的做法。价格和成本过于主观，以致我们不能将它看成是精确衡量成本或利益的标准，更不用说那些抽象的、界定整体福利的概念。例如，商务会记似乎是精确的，但其中的数字通常都是对将来也许发生，也许根本不会发生的状况的估计。

货币计算所提供的是一种衡量实际选择及估计未来结果之间的手段，它不能成为精确反映效用或成本的衡量标准。但是，就像根据外部抽象标准的货币计算不可能准确那样，“经济计算只是尽可能地有效”（214）。它面对个人衡量其所选事物；对社会会计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它只在个人财产和自由市场中起作用，因为货币价值是个体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作出无数调整的结果。

在此，米塞斯作出了另一种极具煽动性的陈述，号召大家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详尽描述。显然他反对所有的社会福利著述，但他除了认为货币价格提供给个人一种计算所选事物的重要性和结果的手段外，就未曾试图去解释为什么货币价值没有给我们提供社会资源成本的衡量标准。在他的体系里没有社会成本的概念，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觉得无论其他的价格解释在传统理论中是如何根深蒂固，都没有必要去承认它。也许人们可能会指出传统社会福利理论要求所有的价格都处于均衡之中（因为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以扩充他的论点（Vaughn, 1980b）。但是，既然米塞斯无法安置均衡，那么除了频繁变化外，就无法应用社会福利理论概念。米塞斯甚至没有将此事深入阐明，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他可能就得谈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在均衡之外价格的特定功能又是什么？

均衡构造

米塞斯对均衡构造及其与市场现象的关系的总体处理差强人意。他分析中隐含的均衡概念不是一个，而是三个。第一个“简单静止状态”是一种暂时的状态，所有当前所想要的交易都已完毕，此时也无人想再要交易。这种状态的例子是股市成交期的结束。当市场关门时，所有想要的交易都已完成，新的市场价格已经确立。然而早晨一旦开门，新的交易又要开始，新的价格又将重新建立。人们可以将这种暂时的“简单静止状态”与马歇尔的市场周期相比较^［33］。

米塞斯使用的第二个均衡概念是“最终静止状态”，如果数据没有变化的话，这一状态取决于市场趋势。这一概念显然就相当于米塞斯的一般均衡。然而，简单静止状态只是一种市场常规现象，而最终静止状态是种“虚拟构造”，尽管它是直接理解价格变化的分析工具，可是在现实中却从来无法实现。^［34］

最后，米塞斯提出的第三种均衡概念是“均匀轮转经济”（Evenly Rotating Economy），简称为ERE，这也是一种对倘若市场数据没有变化，市场将会变得怎样的设想结构。虽然在此结构中，人们依旧延续着生老病死这一过程，然而资本的积累率却只是刚够维持当前的消费与投资模式。在此状态下同种产品在周而复始地消耗着、生产着，所有的价格都与最终静止状态一致（246—247）。米塞斯注意到这种建构的目的不同于最终静止状态。米塞斯认为均匀轮转经济“在分析数据变化问题及不规则的变化运动问题方面是必要的”（247）。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将真实世界与既无变化又无不规则（不协调）运行的虚拟状态进行对比。

前两个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都有类似的说法，而均匀轮转经济似乎是米塞斯^［35］独有的。它描述的不是当今力量的发展趋向，而是人为阻力。它通过对比使人更了解人们现实的各个方面。均匀轮转经济建构的是一种没有变化的结构，它很可能抓住了与变化相关的经济活动。米塞斯建构均匀轮转经济最大的收获，是在一个没有变化的世界里识别出了正在消失的一种功能：企业家功能。

企业家

在米塞斯的体系中，企业家是人类行为中时间事实的直接含义。这一时间过程暗示的是企业家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避免性。^［36］“每一个行为内在地包含不确定性，企业家就是专门应付不确定因素的行为人。在使用这个术语时，人们必须永远记住每一种行为都内含着时间的变迁，因此就涉及投机”（254）。既然行为或多或少地带有不确定因素，那么一切行为都含有企业家成分。涉及为将来作准备的行为尤为如此。因此，所有的资本家，所有现在采取行动、谋求将来获得结果的人都是在依照企业家的方式行事（253）。更进一步说，“企业家意味着与市场数据变化有关的行为人”（254）。

假如接受米塞斯所定义的行为，没有什么行为不是企业家行为的话，那么后来伊斯雷尔·科兹纳通过区分最大化的行为与纯粹企业家行为的方式来试图调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系的做法，似乎就成了问题（参见第七章）。

从广义上说，的确，任何人只要能成功地处理好不确定性就能获取利益，“获利源于行为”（289）。尽管所有的行为都是基于企业家，但米塞斯也认为在市场“企业家的专业功能在于决定生产因素的使用”（291）。

米塞斯给那些专业使用生产因素的人一个特定的称号：“促进者或事业者”。这些人“尤其渴望将生产调整到所期望的变化状况以便从中获利，他们比普通人更有主动性、更有冒险精神、眼光更敏锐，是经济改良的推动者与促进者”（254）。这些促进者是市场的领头人，是为其他缺乏想像力的竞争者指引方向的领路人。他们是“市场的推动力，是导致不断创新与改进倾向的要素”（255）。

促进者获利的特殊方式在于成功预测消费者的需求（293）。事实上，在米塞斯描述的市场过程中，消费者是真正的“上帝”，他们的选择决定了市场投机的成功与失败^［37］。促进者与企业家相互竞争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因为他们只有通过这种行为才能获利。

米塞斯将市场中企业家行为的主要模式称为“交易竞争”（274）。它不像体育运动中的竞争那样分出赢家与输家，交易竞争是一种社会合作形式。尽管它的确表现为生产者要赚取消费者的金钱，可是实质上任何人只要去满足消费者先前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都可能从中获利。交易竞争“是想要超越他人的人之间的你追我赶”，目的在于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不像战争，一方的胜利就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失败者只不过是要到市场社会合作关系中去找另一个他们可以追求的目标点。因此交易竞争就是“是一种以更好或更廉价的方式服务于消费者的机会，它不会受特权约束，将机会赐予那些在革新中既定利益受损的人”（276）。

就既得利益而言，米塞斯指的是那些通过法律为某些竞争行为设置障碍的人。他认为如果毫不设限，竞争就会普遍深入，有利于消费者。甚至所谓的垄断也将不成为问题。垄断意味着独家控制某种商品的供应，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塞斯对垄断的看法与琼·罗宾逊［（1933）1965］所认为的任何一种与众不同的生产方式都是垄断的观念异曲同工。然而与罗宾逊不同之处在于米塞斯并没有将此看成是市场过程的失败。他甚至认为，有垄断的地方，并不意味着那里就没有交易竞争。任何商品都要与其他商品相互竞争，由此会限制垄断势力哄抬价格。

米塞斯对垄断的简短论述值得重视，因为它用微观分析学反映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他对交易竞争的总体论述针对的就是后来的有效竞争概念，而不是衡量垄断程度的价格—成本差异。他似乎还想通过说服人们相信垄断者并不总是制定垄断价格，来最大限度缩小人们对垄断的批评。由此，他认为垄断供给并非必定会影响价格，除非“垄断商品的需求曲线呈现出特殊形态”（278）。然后他进一步认为：实质上如果需求的弹性低于1的话，垄断者才会限制供给及控制垄断价格。显然，在此米塞斯要么是使用了传统的经济学术语来表达其他事情，要么就是他的论点大可推敲。它简单地分析了在需求曲线非弹性的区域，没有一个面对下滑需求曲线的生产商能够控制价格。同样他还认为当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利润实现最大化。它潜在的含义是垄断价格必定高于完全的竞争价格。^［38］如果米塞斯明确拒绝将“垄断世界”与完全竞争世界相对比的传统做法，或者如果他给出了根本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传统需求分析法是不正确的，那么他的论点就更有力了。相反，他只不过是简单断言，仿佛它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并将其留给读者去挑选细节。

时间与资本理论

企业家能力是人类行为的时间维度的一个重要含义，但另一个为我们所熟悉的含义是资本与利息分析。在米塞斯的资本理论中，他直接运用的是门格尔的资本观念，他比门格尔的其他继承者（除路德维希·拉赫曼之外）更忠于此观念。

门格尔著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本理论不能与价值或市场理论分开而论。资本仅仅是“高级财货”，最终源于它们帮助生产的消费品的价值。门格尔的作品中隐含了一切生产过程都内在耗时的观念，而庞巴维克的资本论则挑明了这一点，使它成为奥地利理论的基石。它在一定意义上融入米塞斯—哈耶克的贸易周期理论中。这个理论中，生产就是种持续的耗时过程，它容易受到来自扩张性的银行系统的错误信息的影响。

在《人类行为》中，米塞斯重申了他的贸易周期理论，但更重要的是，他以一种直接与企业家市场过程相联系的方式详述资本的含义。在此他遵从的显然是门格尔最初的思想结构。

米塞斯以他纯粹的利息时间偏好理论而闻名^［39］，但是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最感兴趣的资本与时间的关系不是这方面。米塞斯更重要的分析在于阐明资本商品与企业家市场过程功能的关系。市场是交易竞争的企业家过程，它致力于为消费者的需求提供服务，但是服务于消费者的需求也导致了资本商品的生产，即门格尔所说的高级财货，其具体形式对未来的企业家行为有重要的影响。

当费希尔（Fisher）、奈特（Knight）或希克斯等竞争性理论者将资本简化为价值基金或同类商品的理论时，米塞斯像门格尔一样，认为资本总是体现为过程中的一组异质商品。^［40］这些商品被定义为资本商品不是因为他们的物质特征，而是因为雇主使用它们的计划（514—515）。此外，资本商品是企业家先前运用于有潜力的投机计划的结果；它们是“通往特定目标的中间步骤”。米塞斯承认并非所有的目标都是适宜的，企业家常常犯错误或发现他们合理的计划受到意外事件的阻碍。然而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中，出于某种目的而产生的资本商品，常常可以转换为另一个目的。^［41］这种可变换性可能是因为它们能够买卖，但是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前的任何时刻，生产的未来路径要以现存资本商品为条件。交换不能太远地偏离忍受者所选择的行动轨迹，因为物质财富总是具体地体现在资本商品中，它们彼此之间不能完全取代，所以行为指向专门的道路。“为达到目标而进行的目的和手段的选择要受到过去的影响。资本商品是种保守的要素”（506）。作为一种保守的要素，资本商品既受到了未来行为选择范围的限制，又受到了经济环境所提供的稳定要素的限制。

米塞斯也讨论了投资者在指导市场过程路径上的作用。投资者的一个特点就是能通过买卖公司所有权股份随意地改变他的投资性质。盈亏是在特定企业中使用生产因素的特殊结果，但是股市交易却能决定谁输谁赢（517）。所有的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投机。投机买卖无法取消以前的错误，但在投机者认定是错误投资时，可以阻止他们追加向企业的投资。此外，投机买卖也能向成功的冒险事业投入更多的资源。换句话说，股市投机者的行为既可包含先前的企业家错误，也可以支持他们进一步获得成功，只要投资者上上下下的竞价可以反映投机者对不同企业资本商品价值的预期。

米塞斯除了在他的贸易周期理论背景中，从不探讨系统投机错误的可能性，在该情况下投机者和投资者被来自储备银行体系分支的不恰当的货币信号所误导。然而如果未来是不可预知的，或者如沙克尔所言，如果未来从过去的行为创造中来，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设想投机行为至少在某一时刻是完全不正确的呢？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拥有投机泡沫经验证据，它们内生于市场，是市场不稳定性的证明。人们也许会以为影响这种内生不稳定性的程度和潜在限定因素对于全面理解市场秩序是极为重要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它却是奥地利学派作品中缺少的东西。由此，尽管我们能够正确认识米塞斯论点本身的影响力，但它缺失了市场经济有效运作情况的关键部分。

市场协调

显然，在米塞斯的观念中，市场过程是由企业家、促进者和投机者协作产生的，他们只有对消费者的需求作出反应后才能赚取利润。但是米塞斯如何看待市场合作的问题？他在作品中如此生动描绘的交易秩序（catallaxy）模式的对象类（overarching）图像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会去考虑他早期介绍与分析的均衡结构。然而，我们还不能肯定米塞斯的市场过程是否真的以某种重要的方式与他所描述的均衡结构相关联。

就最终静止状态而言，米塞斯认为该状态不管怎么说还是描述了市场的运行方向，可是他也认为消费者总在不断地重新评估他们的目标，总在变动着他们的数据。如此一来，最终静止状态又有什么用呢？即便市场时刻都在瞄准理论描绘的方向，但如果这个目标总在四周不断地变化，人们又怎么能从它随意的运动中识别出它真正的运行模式呢？米塞斯宣称市场活动的运行方向是人类行为学确定的事物，宣称只要其他量不变，经济理论就总是能预测出行为的结果。然而人类行为学的确定性既然无法与这个太过于变化无常的世界发生联系，也就不能感知与预测它的变化模式。

显然米塞斯并没有认为市场不稳定到无法感知秩序的地步。事实上，他所描述的市场环境为市场过程提供了方向与凝聚力。企业家只想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赚得利润。然而，企业总是处于一个试错的过程中，成功会导致获利及对资源需求的上升，而失误则造成损失及对资源需求的下降。整个过程受证券市场的指引，它将企业亏损的具体副产品，资本商品转化成其他有利可图的用途。通过这种方式，消费者可以从大批消费品中选择那些被竞争淘汰的商品，由此资源就在被持续转化过程中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利用。

这段企业家市场过程的文字描述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些可预测的终态（end state）概念与这段描述毫不相关；在解释市场时价格没有起到核心作用。这两个方面没有关联。微观经济学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建立均衡价格、贸易终止或是任何形式改变终止的理论。米塞斯的经济学的依据是持续不断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价格水平本身就没有价格形成过程和能够用之反映新环境的灵活性那么重要了。随后，米塞斯与门格尔极为相似的是：较之对价格决定的准确分析，他更感兴趣交易理论及其相关方面。

米塞斯对价格与均衡的态度有助于解释他对传统效率概念的蔑视。他一直认为价格不能衡量任何事情，当然也不能用于衡量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传统效率要求达到一般均衡，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市场效率并非依赖价格均衡而达到，而是取决于自由契约。正是自由契约允许人们获得“恰当理解的（或者说长期的）利益关系的和谐”（673）。

像亚当·斯密那样，米塞斯认为劳动分工与交换导致了财富的不断增长。劳动分工带来的更高的生产率，进一步转移了人与人之间利害关系的自然冲突；米塞斯认为人人分享成功的交易竞争取代了必有输赢的生物竞争。因此人人都感兴趣于保持代表现代社会特征的劳动分工的水准。他还认为因为每个人都是消费者，因此人人都对消费者是上帝感兴趣。资本主义市场过程是唯一满足消费者利益赚取利润的社会制度的安排。因此资本主义是唯一和提高与扩大财富相容的社会安排。

米塞斯再次重申了他最早期的批评：社会主义不能复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与消费水平，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进行经济计算。此外，米塞斯认为任何诸如干预主义那样对自由市场的侵犯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意料不到的错误分配与无法协调，这将造成需要更多的控制与规则用于矫正。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违背初衷地在漫不经意间产生社会主义。由此，只有两种结果：“资本主义或混乱”（680）。市场是简单有效的，因为没有其他社会组织结构在生产与广泛的财富分配上能够与之相近与匹配。

但是，我们得再一次考虑什么是市场失调与无序的根源？米塞斯对此几乎没有论及，实际上人们可以推断出他的观念中无序是个相对次要的问题。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体系上的不稳定或无序明显只是由不良银行业制度和政府方面破坏稳定的干预造成的。贸易循环是由信贷政策的误导带来的。失业是工资率最小化的结果。通货膨胀是政府政策带来的货币数量增长的结果。外部性是产权不明造成的后果。他从未考虑过市场内在无序的可能原因；无序是由政府管制带来的外生现象。

在这种态度上，我们看到米塞斯与许多新古典经济理论学家差异不大（尽管他可能比另一些同他对市场的基本评价相一致的人更始终如一、更坦率直言）。例如，人们常常注意到，他的政策结论与芝加哥学派有共同之处。因为政策结论相似，外来者确实不容易看出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有什么太多的不同之处。然而，两者在基本假设上显然还是存在巨大差异，只不过是因为政见上的类似而被忽视罢了。

尽管米塞斯的先验主义观念以及在坚持真理假设的重要性方面，与弗里德曼的假设无足轻重构成了鲜明对照（弗里德曼，1966：15），但这也许是两学派最不重要的区别。我们暂且撇开它们之间在认识论上的差异，无论是米塞斯还是弗里德曼皆赞成个人主义的基本概念及认为理性选择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已经有人认为门格尔和米塞斯暗含的有关理性行为的理解同斯蒂格勒—贝克尔（Stigler-Becker）众所周知的家庭生产函数有着惊人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人们在运用商品来满足更基本的需求。（奥德利斯库和里佐，1985：45—47）

它们两者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各自对实现均衡、偏好的特性与稳定性作出了不同假设。就像雷德（Reder，1982）曾经作过的解释那样：芝加哥学派的基础是信仰稳定的偏好和“密集优先均衡”（tight prior equilibrium），这种假设认为所有观察到的数据都处在均衡的状态。米塞斯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分析。对他而言，偏好总是不断地被重新评估，离开选择行为我们甚至不能说它是存在的。进一步来说，均衡纯粹是一种虚拟状态。芝加哥学派自由放任的结论直接来自有关选择、均衡和经济秩序（最新的事理性预期）的假设，米塞斯相同结论是否也是如此，还不得而知。

如果所有的行为都可以预期，如果人们总是在不断地重新评价他们的偏好，如果企业家的经营是得失参半的，我们能断定市场基本上是有序的吗？也许我们这个世界的个体理性就会导致全面的偏差与浪费。当然，这就是那些强调在经济交换中第三方效果的人得出的结论。在一个持续变化的世界里，人们的计划怎样实现是个更为切中要害的问题。为什么投机者可能比企业家自己对投资前景判断得更正确？成功理性行为如何与纯粹的运气区分开来？什么是经济领域中的规范，藉此我们可提高稳定性并可预言这个世界没有规范就会一团混乱（680）？

一旦人们承认时间在流逝、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以及人的部分无知的话，这些问题就会自然出现。在计算辩论过程中，哈耶克认为市场比官僚政治本质上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去充分利用分散的知识，但是他却很少提及预期与时间。米塞斯建议要考虑时间与不确定性，但他也几乎没有谈到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期望如何形成。他的确声称生产过程是个试错过程，在其中人们可能会从他们所犯的错误中习得，然而他的这些随意断言引发了对他所描述的过程的基本秩序和获利特征展开更深入的讨论。他那唯一的针对市场过程“效率”的观点，虽然论述极为有力，但只是相对而言：认为在由消费者估值的商品生产与服务提供上，市场比社会主义者的官僚政治更为有效。然而他的观点——我们唯一的选择存在于市场与混乱之间，人人都可以从交易竞争中获利——要想获得重视，米塞斯还需要更为深入地探索围绕和促进了市场过程的种种制度。尽管米塞斯著作等身，但他却没有直接地阐述这一问题。

注　释

［1］米塞斯也认为1908年时奥地利经济协会主要是他筹建组织的，尽管形式上该协会由汉斯·梅耶掌管，但米塞斯一直是其中的活跃分子，直到1934年他离开维也纳。作为一个实体，这个协会持续了四年，在此期间，梅耶依据纳粹党的旨意行事，撇弃了所有非印欧语系的成员。这种懦弱的行动使得从此以后奥地利学术圈诅咒梅耶这个名字，由此他的贡献确实被人们忽视了。（Mises, 1978: 98—99; Craver, 1986）

［2］有趣的是，米塞斯提到的定期参加他的讨论班的26人中有6人是女性（1978:100）。显然，米塞斯在身体力行他在《社会主义》（1981: 89）中所提及的性别平等。

［3］弗里茨·马赫卢普铭记着他敬爱的老师米塞斯，他说当他加入了米塞斯在维也纳大学的研讨班后，才成了一名活跃的经济学者。他在米塞斯的指导下撰写论文，并在1924年他加入了他的私人研讨班。（Machlup, 1980: 9）

［4］见玛格丽特·冯·米塞斯的《与路德维希在一起的岁月》，其中精彩描述了他费尽千辛万苦途经法国抵达美国的过程。（1984: 51—56）

［5］米塞斯敬重的挚友亨利·海兹利特（Henry Hazlitt）是纽约时报的撰稿人，并还帮助米塞斯发表文章。

［6］米塞斯并非完全被美国的学术界所忽视，当他还在日内瓦时，米塞斯就受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提供的访学邀请（Margit von Mises, 1984: 49）。因为访学是欧洲流亡者获得永久学术地位的第一步，在加利福尼亚的位置也许正是米塞斯进入美国学术圈所需要的立足点。然而他却拒绝接受这个位置，而更喜欢住在他认为是学术中心的纽约，此外，他还告诉哈耶克他可能在社会科学新学院里任职，但他并不想去那里（1940年10月27日在胡佛学院28号信箱24号文档的哈耶克通信中记载，我要感谢彼得·博伊特奇，因为他于1992—1993年在胡佛学院查找了这些及其随后的参考资料）。也不应该忘记的是尽管他在64到68岁期间没有获得纽约大学的教席，但他确实还有个正规职位。尽管政治观也许会在终止米塞斯的任命中起作用，68岁的年龄也离学术上的常规退休年龄不太远，所以纽约大学没能给他继续授予他教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排斥。

［7］在1940年12月22日写给哈耶克的信中，米塞斯本人埋怨说年龄阻碍了他进入新的文化圈，但他让哈耶克放心，因为他更年轻，所以更不易遭受这种障碍。

［8］从1950年到1962年期间，当哈耶克还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工作时，沃尔克基金会也给他支付薪水。显然，他发表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就表达了纳粹集权主义和共产主义集权特征相似的观念，他相信干涉主义会导致残酷的集权主义的产生，许多自由主义国家都认为他是位太有争议的人物，从而不能任职于常规岗位，即便是在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里也是如此。

［9］玛丽·森霍尔兹（Mary Sennholz）于1956年编辑的书中有益地记载下了给米塞斯·费斯特科雷夫特（Mises Festschrift）的捐赠者名单，当时他在美国居住了16年，大部分时间用于积极参与教学，然而在19位捐献者中，只有三位——穆雷·罗斯巴德、路易斯·斯帕达罗（Luois Spadaro）和威廉·彼特森（William Peterson）是曾经师从过米塞斯的美国经济学家。其他人要么是他以前的同事，要么是他早期在维也纳生活时的朋友［吕夫（Rueff）、罗巴克（Roepke）、马赫卢普、拉赫曼、休特（Hutt）和哈耶克］，要么是与其说是在经济学领域，不如说是在自由主义领域里与他联系更多者［如海兹利特、哈伯（Harper）、里德（Read）、格里夫斯（Greaves）］。当然，没有一个当代美国经济学家不是米塞斯书中代表的“信徒”（这是一个常常在玛丽·森霍尔兹的介绍中传播的字眼）。

［10］明显的例外当然是伊斯雷尔·科兹纳，他在纽约大学获得了教授职位，在奥地利复兴中起着极为突出的作用。穆雷·罗斯巴德，先是在布鲁克里工艺学院任教，现在在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任教（已于1995年逝世——编者注），也是米塞斯研讨班的定期参与者，曾有一段时间被认为是美国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最重要的代言人。然而，罗斯巴德的作品从未像科兹纳的那样获得主流学派的尊重。其他几位研讨班参与者也在继续着他们的学术生涯：威廉·彼特森、乔治·雷斯曼（George Reisman）、汉斯·森霍尔兹（Hans Sennholz）和路易斯·斯帕达罗就是一些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人物。但是尽管这些名字在奥地利学术圈内赫赫有名，但是他们在主流经济圈内却鲜为人知。

［11］理查德·康纽尔（Richard Cornuelle）在20世纪40年代是米塞斯在研讨班的一名成员，他的描述如下：“在我加入米塞斯的研讨班时期，它在曼哈顿下区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的阴影中、低矮的地下室里举行，每周两次，在下半夜进行，可以将其归为一种许可的地下运动。与会者常为12人，米塞斯通常总是衣着整洁地伴随着约好时间的钟声而来。他从一信封中抽出几张用德文写的讲稿，手掌平放，大拇指朝下抓住桌子的边沿，毫不停顿地畅谈一个半小时，声音带有浓重的圣歌的口音，像是在背诵圣经中的经文，然后是提问的时候，他通常通过重复，几乎是逐字逐字地回答对他的讲话所提出的问题。他的方法似乎极为恰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在提升，在面对一种非同寻常的学科智慧，在殉教，也在被误解。我们知道米塞斯为了他的信仰付出高昂的代价……除了种种实际困难外，我们将对此时的人生记录永远铭刻在心。”（1992: 2）

［12］艾因·兰德（Ayn Rand）这位小说家与哲学家在某个方面承认米塞斯与他的客观主义哲学相一致，她建议所有的追寻者都去阅读米塞斯的著作。这种联系似乎为大量带有自由主义观念者们提供了一种进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途径。甚至在一段时间后，兰德因看到了主观价值理论对客观现实无孔不入的颠覆而决定不再去支持它，客观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这种联系也还没有完全中断过。

［13］这本书英文版名为Liberalism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1927) 1985。

［14］尤其可参见《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81），及最初于1933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的英译本。要想回顾米塞斯在20年代与30年代的思想发展，可参见理查德·埃伯林（Richard Ebeling）编辑的题为《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的米塞斯论文集（1990）。

［15］《人类行为》是他于1940年在日内瓦发表的《国民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一书重写与扩展的英译本。1940年不是个出版用德文进行分析、捍卫自由市场及自由政治的好年份，因此他的书在很大程度上使他的潜在读者无法看懂与获得。

［16］我已经在这些篇章中多次批评了米塞斯的腔调。公正地说，应该指出他并没有那种独断专横的风格。他的批评者倾向于用和蔼的，甚至有时对他更有利的态度去回应他的陈述。尽管《人类行为》受到许多不赞同其观点的经济学家们的多种富有创见的评述，然而他们也看到了他的结构的伟大（Schuller, 1950），而米塞斯的政治反对派却不可能得到如此慷慨地信任。

塞姆尔·哈里斯（Seymour Harris）在《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里发表的一篇题名为“资本家宣言”（1949）的评论里，支持通过头脑计算来获得科学真理，他认为“该书在1900年时就可以像在1950年一样写好，因为作者很少用到20世纪的经济学……米塞斯在思想上是停滞不前的，将自己与1900年以来经济学上所取得的每项进步诸如数理经济学、新垄断竞争理论、凯恩斯主义与新计划理论相隔离。米塞斯错误地认为20世纪数以千计的多少受到过良好的训练的经济学家不能对以往数百年来经济学家所建立的一些基本内容增添任何新的含义”（31）。然后他继续罗列米塞斯宣扬的观念，没有试图去与其争辩，只是简单地称之为“错误或讹传”。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纽约时报的评论中严厉地批评了耶鲁大学出版社，因为它竟然出版了一本如此公开鼓吹自由市场的书籍。

［17］米塞斯的方法论以其极端先验主义而著称，它意味着经济理论的构建完全与特殊历史事件相隔离。理论优先于历史，但又是解释历史的工具。在米塞斯看来解释历史与理论的相互作用毫无意义，仿佛理论完全可以从与历史无关的、孤立的个体思想中推断出其质朴的形式。尽管它受到米塞斯的一些追随者的极力捍卫（Rothbard,1957），但后来的奥地利学者却批判米塞斯的方法论对人类思想的局限性重视不够（Lavoie, 1986b）。

［18］“人类行为学真正的主题——人类行为与人类推理的渊源一致。行为与理性极其相似，甚至被称为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理性通过对行为基本特征的纯粹推理使行为更明显。它是行动为理性的分支这一事实的结果。由于正确的人类行为的推理而获得的法则不仅像正确的数学法则那样绝对肯定与无可争议，还指对他们的严格确定及在生活与历史中出现的现实行为的不可争辩性。人类行为学传达了极为精确的现实知识”（39）。

［19］我们也应指出米塞斯强调手段与结果的关系放于首位，并不是要去认为人类必须追求任何特定的结果。例如，他并不认为人们会为了成为经济人，而降低所有的选择满足成本计算或不顾一切地追求物质利益。相反，他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看成是纯粹的理解个体行为的手段形式。

［20］米塞斯陈述价值尺度“并非与现实的个体行为分离而单独存在”，可能是一种显示偏好的形式。然而正如罗斯巴德（1956）指出的那样，显示偏好理论是根据观察来假设效用函数是稳定的，而米塞斯却没有作出这种稳定假设。对米塞斯说，价值尺度只不过是简单的分析工具，它会经常发生变化。罗斯巴德称米塞斯的效用理论为“示范性偏好”从而使其区别于显示性偏好。

［21］在对时间的多次论争中沙克尔认为现在没有延续，一切经历都是对过去的回忆，将来是设想出来的（［1958］1967, ［1961］1969）。米塞斯与沙克尔都在为时间这个同样的问题——对它不可避免的阶段、对它不确定的未来、对带有人类状况的时间的主观经历进行争辩。正如我们将在第六章中看到的那样，路德维希·拉赫曼识别出了米塞斯与沙克尔之间的联系所在，并将沙克尔介绍给了复兴后的奥地利学派学者。

［22］米塞斯用具体的术语来表示高度抽象的讨论，认为传统经济理论在其短期与长期的观念中已经包含了某些“实际现在”概念。这些是与特定计划和行动的约束的持续性相关的分析工具，而计划与行动则总是因企业不同而不同。尽管米塞斯没有专门应用这个概念，但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将主观时间经历与资本和利率理论相连，对此进行了大量探讨。然而我们不满意的是米塞斯没有对经济理论的主观时间含义作出明确的解释。

［23］奥德利斯库和里佐在他们的书中详细讨论了数学符号的不相容性及实时的通道（1985: 54—56）。数学只能捕获“牛顿”的时间概念，这一概念认为变化是“一系列相似的状态……因此本身就没有变化”。（Henri Bergson引自O'Driscoll and Rizzo, 1985: 55）。“牛顿体系只不过是排在一起的静止状态，它不能内化产生变化”（55）。

［24］在一篇名为“关于数学处理经济问题之评论”（［1953］1977）的文章中，米塞斯再次强调这种不确定的人类行为与数学等式的不相容性。他重申人类行为学与自然科学相异，统计不能为经济理论提供证据，它最多是历史研究的工具，经济学没有测量单位，将自然语言转换为数学公式会使人们失去知识而不是获得知识。

［25］值得注意的是，米塞斯本人显然在原则上不反对统计分析法。作为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创始人，他沉湎于研究经验主义经济技巧。米塞斯强烈反对定量分析将组织与分析数据的方式误认为代表的是经济理论。“统计学是一种涉及价格和其他相关的人类行为的数据，代表历史事实的方式，它不是经济学，不能引导经济定理与理论的产生”（1963: 351）。

［26］不足为奇的是，米塞斯的观念受到了马赫卢普回应，当时他认为因为其他不变的量的限制，经济学才不擅于积极的预测，即便针对的是良好定性的种类而言，尽管他认为经济学的价值在于否定预测，坚定地排除绝对相异的事件。然而对此他根本没有耐心，因为他将预测称之为“愚蠢”的行为。（1980: 9—10）

［27］有趣的是，米塞斯并没有在此明确要求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尽管他对理论确定性的断言没有该要求是无法理解的。因此我们必定会设想他对此是想当然的。

［28］例如米塞斯在介绍报酬法则时认为“经济财在后果方面引起的量的确定，关于一级财货（消费财）的则是：一个a量的原因引起一个α量的后果，这种后果要么是一次性的，要么是在一个确切的时间段内分次出现。关于较高级财货（生产财）的则是：一个b量的原因引起一个β量的后果，即使那些辅助的原因c助成了γ量的后果：只有互助协作的β和γ后果引起一级财货D的ρ量”（127）（本句译文参考了米塞斯著，夏道平译：《人的行为》（即《人类行为》——编者注），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92页。）如果远离这种组合，经济财的结果或产出量只会更糟。尽管米塞斯将其转换成更通俗易懂的形式，但他多多少少还是认为输出取决于输入的数量与种类，这种简单转换的努力似乎无法得到回报。

［29］但是米塞斯避开宣称“创造天才”来源于对工作自身的满足。他认为在19世纪浪漫主义的精神领域内，“天才并非源于直接对创造活动的满意，创造对于他来说是件痛苦的、折磨人的事情，它不断地要与内外界种种折磨人的障碍抗争，它在消耗与压垮他”（139）。这种活动不能被解释为正常的劳动。

［30］罗斯巴德在几处认为（1957, 1973）没有必要为行为公理宣称先验状态。相反，罗斯巴德认为它可以被称为具有广泛深入的普遍经验特征，它使我们了解与体验世界，无法设想对它的反驳，在罗斯巴德的作品中（1973）他特地将米塞斯人类行为学方法与传统联系在一起，认为它至少像萨伊（J. B. Say）和凯尔恩斯（Cairnes）的论述一样古老。

［31］罗斯比（Loasby, 1982）将米塞斯货币经济重要性的论点与认为物物交换的结果不可能导致一般均衡的马歇尔的观念联在一起。罗斯比认为“这种论争导致了一种矛盾，即认为微观经济均衡除了货币经济外，不能在实际条件下（一种标准实践）得到确切的分析”。后来他又进一步地认为既然货币运行并非必定是稳定的，整个均衡分析都要修正（114）。

［32］“市场不是一个地点、一种事物，也不是一个集体实在。它是一个过程，是形形色色的个人，在分工合作下的行为之相激相荡而发动的。决定这个——不停地变动的——市场情况的力量，是这些人的价值判断，以及他们的行为……市场过程是市场社会各形各色的成员们，对于相互合作所必要的行为调整。”（1963: 257—258）（本句译文参考了米塞斯著，夏道平译：《人的行为》，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355页。）

［33］不幸的是，米塞斯所选的例子不足为证，在股票交易中贸易停止的唯一原因是由于夜间关闭的惯例造成。如果交易所整夜不关，贸易将持续不断。然而，这种简单静止状态绝不是靠一系列可用于交易的股票获得，尽管贸易在某些特定的股票中由于没有出价或需求，也许会停上一段时间。然后，人们也许会说市场对那种特定的股票要清理一段时间。然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米塞斯并没有将简单静止状态定义为市场价格出清，而是把它当作贸易的中止。大概这两者对他而言没有差异，不过人们想要知道为什么他在此对价格的作用没有作出更明确的解释。

［34］需要强调的是，米塞斯将“虚拟构造方式”看成是对人类行为推理而言唯一恰当的方式。虚拟构造是“是对一系列有着逻辑联系的事件的概念想像，源于构成行为的要素。它是推理的产物，最终还是从行为的基本范畴派生而来，它是种偏好与搁置皆有的行为”（236）。既然基于行为逻辑含义的行为秩序是个假想的模式，那么它绝不能用与现实一致来作出判断。它的目的在于突出某些在现实中完全模糊的行为特征，它的运用依赖于假设的真理。米塞斯使用两个虚拟构造的例子都环绕着经济和纯粹无牵制的市场经济，两者都不能存在于现实中，但它们都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市场的根本特征。

［35］考文（Cowen）和芬克（Fink）（1985）遵循罗斯巴德（1962b）的观念将最终静止状态与均匀轮转状态相混淆。它们并不是同种概念，不是为同样的目的服务。最终静止状态是目前市场受到干扰之前运行的方向。尽管米塞斯并没有特别指出，然而完全可以从中合理推断出来，这是一种在定性预测中有用的构造。而均匀轮转状态中却没有这种趋向。正是这种不同的结构被纯粹当作衬托以显示没有变化的世界将变得怎样，指出价格与企业家的重要意义对变化着的世界而言只是一种理想的模式。不过芬克和考文对米塞斯的批评是正确的，米塞斯试图将均匀轮转状态用于相对静态的分析，仿佛是说变化的过程没有影响到结果。这似乎违背了经济运行分析中的核心问题群。米塞斯本人似乎混淆了他所突出的两个均衡概念，芬克和考文恰当地指出，“均匀轮转状态既可以是将去体验变化的经济的起始状态，也可以是一种衬托，但它不能两者皆备”（868）。

［36］企业家是指“根据市场数据变化而行为的人”（254）。

［37］米塞斯对消费者主权的行使似乎意味着企业家唯一的作用是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他没有提出有说服力的因素。然而米塞斯已经确认没有稳定的偏好功能，人类只能在选择时决定需要什么。在这样的世界里，企业家似乎也在向顾客介绍他们从未考虑过的选择，并且也在说服消费者购买他们的商品。消费者是“上帝”还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最终是由他们来决定消费什么，但是这个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似乎要比传统经济学或米塞斯的经济学含义更多一些。

［38］米塞斯也许完全混淆了在需求弹性等于1的情况下的收入最大化与必然发生在需求曲线有弹性的部分的某个价格水平之上的利润最大化。或者他仅仅是说，只有当需求曲线的弹性低于无穷大时，垄断者才可能把价格提升到竞争性价格之上，但是人们会预期米塞斯把这当作是一种正常而非例外情况。

［39］该理论认为，同当前消费相比，利息率更能反映人们用于未来消费的贴现率。根据这一理论，市场利息率不是那种能为可贷基金或资本平衡供需的价格，也不是给资本的收益价格。资本的供需与时间偏好相适应（524ff.）。科兹纳也有如此的看法（1976）。

［40］米塞斯确实是指资本会计中的资本——减去债务的资产货币价值。不过他认为“资本会计只为一种目的服务。它让我们了解我们的生产安排和消费是如何依照我们的力量行事，去满足未来的需要。它用于回答某种行为过程是否会增加或减低我们未来实施的生产率”（514）。不必说，诸如资本价值总值之类的概念是毫无意义的。

［41］事实上，米塞斯对四种程度的可变换性作了区分。一些资本商品是无用的；一些适用于他种目的，尽管它们不是一开始就除了创设它们的目的之外最为有效的资本商品；一些是适用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一些是完全可以转换的（502）。资本的这种可变换性也是路德维希·拉赫曼在他的资本理论著作中所热衷的要素，他从米塞斯那里获得了许多灵感。（参见Lachmann，1977：197—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