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对政府的挑战及政府的应对

民营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管理是互为变量，不仅地方政府管理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制约，同样，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对地方政府管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2005年2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对地方政府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亟须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管理创新来加以应对。

（一）民营经济新发展对地方政府管理的挑战

受长期制度环境的制约，民营经济在我国一直难以得到健康的发展。在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发之后，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可望有较大的变化。但是，国务院《若干意见》的颁布，并不意味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政府的管理就必然一帆风顺，相反，从地方政府管理来说，在新形势下如何有效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如何妥善处理好民营经济发展之后出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将面临许多更为严峻的挑战。

一是随着体制落差的减少，一些改革先发地区原本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的体制优势将难以继续发挥影响和作用。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差异性很大，这种差异在民营经济发展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我国不少地区还在讨论个私企业姓“资”姓“社”的性质，正在为许多理论和观念问题动嘴的时候，另一些地区却早已经动手干了起来。浙江就属于动手较早的地区。无论是家庭工业、个人承包、长途贩运、小商品市场，直至雇工经营、股份合作制等等，都是在没有政策和制度作保证，在充满争议和风险中在这些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尽管这些改革先发地区为此也付出了许多代价，但由此更获得了市场体制的先发优势，尝到了许多“头口水”的机会和利益。从浙江来说，不仅让市场配置本地资源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市场体制的先发优势使得浙江能够有效地吸纳和利用了其他地区的技术、资金、原材料、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资源，经济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当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全国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浙江等改革先发地区必然地感到巨大的发展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原来少数地区独有的市场机制方面的先发优势已经减弱，甚至不复存在。你有的绝活，别人已学会，优势明显失去。二是一些后发地区形成的一些后发优势对先发地区造成了压力。这些年，不少地区组织干部到改革先发地区考察学习，既学人之长，又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新的形势加以调整，创造出了一些更有活力的做法，大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三是先发地区难免会形成一些思维定式，出现一些惰性。部分地区的干部往往更多地看到自己的优势，满足于过去取得的成绩。正因为如此，浙江等一些先发地区的政府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二是各地政府政策优惠的空间越来越小，对各地政府管理的规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里，由于民营经济发展缺乏基本的制度环境，因此，有不少地方政府把民营经济看成是旁门左道，它们由于害怕在发展方向和企业性质上出现问题而不敢去发展民营经济；另有不少地方政府虽然敢于发展民营经济，但由于没有规范的国家法律和政策可以遵循，因而，它们只好采取变通的方式，想方设法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寻找到并提供各种可能的政策依据，其中最有效的是出台各种各样的地方优惠政策，从税收、用地指标、土地价格、安全生产、职工的劳动保护等各个方面给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政策优惠。这些地方性的优惠政策，有的是打当时国家政策的擦边球，有的甚至屡屡突破当时国家政策和制度的底线。由于当时国家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因此，这些地方性的优惠政策就成了推动这些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对民营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地方政府政策优惠的空间越来越小，地方政府通过地方的优惠政策来发展本地民营经济的方式越来越难以奏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一方面要求地方政府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对民营经济发展提出了规范化的明确要求，不仅要求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更要求规范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的监管行为。如何用规范统一的制度而不是地方性的优惠政策来管理民营经济，这对无论是先发还是后发地区的地方政府来说，无疑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三是各地之间争夺民营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对地方政府区域竞争和合作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民营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主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各地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必然会形成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竞争。过去由于受当时的国家制度规定和改革环境的束缚，各地在发展民营经济中的竞争并不完全，激烈程度也相对有限。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发之后，各地必然会更加大张旗鼓地支持发展民营经济，各地为发展民营经济而展开的竞争必然会更加激烈。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中，地方政府之间在发展民营经济中的竞争，采用的一个很重要的竞争方式是地方保护主义，一方面不让本地的资源（包括原材料、资金和技术）流出，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行政手段保护本地市场，给外地的商品设置障碍，不让外地的商品流进来，形成一定程度的经济割据。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国民待遇已成为对各地政府的基本的规则和要求，此次国务院的《若干意见》又强调了公平待遇的原则。尽管国务院在《若干意见》中强调的是各个领域要平等准入，不得随意对民营企业设置准入障碍，但是民营经济在各地区之间平等准入，享受公平待遇更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在规范的市场环境下，各地政府之间不仅存在着竞争，更需要相互合作。因此，如何在国民待遇和公平待遇的规则下，使各地区之间在发展民营经济时能展开有序的竞争和合作，是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四是民营企业对企业发展外部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可选择的区域越来越多，使得地方政府提供地方公共产品的能力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民营企业的发展缺乏基本的制度环境，作为弱势群体，民营企业只能更多地求助于当地政府，希望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得到当地政府基本的保护和支持。但是，随着民营经济发展给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贡献，尤其是国务院的《若干意见》颁布之后，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空间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有些地方，民营企业家开始被尊奉为上宾和“红人”。有人认为，现在在不少地方，不是民营企业有求于地方政府，而是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必须设法把民营企业留住，让它们具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市场机制给了民营企业用脚投票的权利，这种权利对地方政府管理无疑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如何对待民营企业用脚投票的问题上，地方政府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通过投其所好，迁就偏袒的方式来吸引和留住民营企业，在污染治理、雇员的劳动保护等与民营企业利益相关的问题上地方政府不去要求或得罪民营企业。另一种是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通过优质的公共服务，营造一个公正、和谐、宽松的投资环境来吸引民营企业。前者无疑是在饮鸩止渴，最终会出现更大的问题；后者不仅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而且还面临着统一的市场环境能否形成的挑战。

五是地方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和干部管理体制面临许多新课题的考验。随着民营经济在更大范围和更广领域的发展，腐败和反腐败的问题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也对地方政府的干部管理体制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民营经济发展遵循的是市场机制和市场交易规则，利润最大化是它们的必然选择。只要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的事，民营企业必然会想方设法去做，有时甚至会不择手段。对地方政府管理影响较大的是部分民营企业通过行贿的方式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的权钱交易。尽管这只发生在部分民营企业和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之间，但其中的确有着某种规律。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证明，在民营经济活跃的地区，地方政府官员腐败案发的概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且，随着民营企业规模的扩大，这种官员腐败也从单个案例越来越多地变成了窝案、串案。浙江黄岩是一个县级区，但是，在黄岩辖区内的一个民营企业“亿嘉房地产公司”的案子，竟然有5位县处级以上的官员卷入其中而获罪入狱，受到牵连的县处级以下的官员更多。^〔18〕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发展民营经济的错，也不仅仅是民营企业自身的问题，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地方政府面对民营经济发展这种新的社会现象，如何去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管理，如何更好地选拔、使用、监督、教育各级政府官员。

六是政治参与体制面临新的挑战。民营经济在我国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伴随着民营企业的日益发展壮大，民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参与愿望也日益高涨。由于各自不同的身世和现实处境，不同的民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和愿望也各不相同。有学者把当前私人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划分成四种类型：恢复型的补偿性政治参与，功利型的经济性政治参与，民主型的发展性政治参与和退缩型的规避性政治参与。^〔19〕尽管特点和类型不同，但是，民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整体政治影响就与其经济影响一样，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在不断扩大。面对这股突然成长起来的，具有坚实经济基础和政治参与热情的社会群体，我国政府的政治参与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显然还不能完全适应。这种不适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未能为民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提供足够有效的制度渠道。在我国传统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运行机制中，民营企业主群体没有合法的地位，当然也没有它们发挥政治参与作用的渠道。这些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运行机制也作了一定的调整，较多地注意吸收民营企业主进入人大、政协，或在工商联等组织中任职，参加相关的政治社会活动。但能够进入人大、政协、工商联等组织任职的毕竟是少数，多数民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体制内渠道依然不.。二是对民营企业主通过体制外途径进行的政治参与，地方政府还拿不出非常有效的管理办法。如部分民营企主通过拉拢、收买地方政府官员的方式，实现官商结合，力图用自己企业的利益影响政府决策；一旦政府的决策对自己的企业不利时，有些民营企业主还与黑社会性质的群体相互勾结，为黑恶势力提供财力支持，抵制和阻挠政府政策的执行；部分民营企业主通过各种形式收买、贿赂选民，实现个人的政治参与愿望等等。显然，随着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和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何为民营企业主提供更多更现实有效的体制内政治参与途径，如何更好地引导和规范民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愿望，已成为地方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中不得不面对的又一个挑战。

（二）从有利于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加快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

在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之后，民营企业和社会各个方面对地方政府如何落实国务院的要求，更好地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期待，无论是民营经济发展较快地区，还是民营经济后发地区，地方政府都必须根据新的情况，从有利于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加快管理创新，从观念到制度，从经济活动到政治事务，从管理方式到管理内容，从服务社会到管束自身，进行全面的改革和调整。

1．转变理念，落实措施，全面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市场准入原则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篇幅最多的是关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内容。《若干意见》对垄断行业和领域、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社会事业领域、金融服务业和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等领域都做出了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的明确要求，这些要求，顺应了市场经济规律，体现了市场经济“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基本原则。《若干意见》的颁发，为解决长期制约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准入问题提供了最权威的政策和制度保证。但是，《若干意见》的颁发并不表明我国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就不存在问题，并不表明我国各地的民营企业都能获得同样的市场准入环境，下一步的关键是看各地政府如何把国务院的意见和要求有效贯彻落实。显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首先是要真正确立“国民待遇”的市场准入理念。国务院的《若干意见》在市场准入方面所提到的诸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供气、供水、公共交通等具体的行业和领域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国务院的《若干意见》还特别强调，凡是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都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可见，要真正解决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问题，不仅仅要求地方政府贯彻落实好国务院《若干意见》已经明确指出的行业和领域，更需要地方政府理解国务院意见所体现的市场经济的精神实质，从理念上把握“非禁即入”、“国民待遇”等市场机制的精髓。其次是各地政府要尽快完成清理和修改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条款、规章和政策性规定工作，把国务院的原则要求和规定转变成当地可以具体执行的工作程序和操作措施。

2．因地制宜，区别对待，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引导作用

国务院颁发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实质上表达了两个基本思想，一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二是发挥好政府的引导作用。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主要体现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而《若干意见》中其他条款的内容，则主要体现了发挥好政府引导作用的思想。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引导，从整个过程来讲，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对舆论的引导，营造认同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二是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取向的引导，保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三是对民营企业完善自身素质的引导，不断提高民营企业的质量。从舆论引导来说，在国务院《若干意见》颁发之后，发展民营经济的社会舆论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方政府这方面的引导作用当前不会有大的问题。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当前主要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好另外两个方面的引导作用。

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取向的引导，是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管理职能，对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不仅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初期应当重视，在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各级地方政府应当更加重视。根据浙江等民营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经验，在当前新的发展时期，地方政府应该在以下方面对民营经济发展更好地加以引导：一是产业层次的引导，引导民营经济从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商贸业，向全面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新型服务业转变，努力提高民营经济的产业层次和发展水平；二是发展方向的引导，从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向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外向度；三是发展规模的引导，从现有的小规模经营、块状经济，逐步向更高层次的集群化、规模化经营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集约化和规模化水平。浙江义乌市政府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使得义乌的民营经济从普通的集贸市场、区域性小商品市场、工贸结合的全国性小商品交易中心到外商云集的国际商贸城，政府锲而不舍一步一步引导的做法，值得其他地方政府借鉴。^〔20〕

对民营企业提高自身素质的引导，也是地方政府必须承担的一项重要职能，随着民营经济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地方政府的这项职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决定一个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最终因素，是该地区民营企业的整体质量。我国有不少民营企业由于其特殊的发展经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这些先天缺陷的克服，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引导和帮助。根据当前各地民营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地方政府可以在以下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是对企业经营方式的引导，使民营企业从粗放型为主的经营方式，向更加注重信用、质量、生态和遵纪守法的经营方式转变。引导企业强化生产、营销、质量等方面的管理，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二是完善企业组织制度的引导，积极探索有利于个体工商户、小企业发展的组织制度，帮助企业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规范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三是提高企业经营者素质的引导，地方政府要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的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教育培训，使他们能够更多地学习和了解国家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增强法制观念、诚信意识、社会公德和社会责任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民营经济的档次，真正提高民营经济的竞争力。

3．创新地方政府的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用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营造更有吸引力的市场环境

在民营经济更加激烈的竞争中，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形势下各地民营经济之间的竞争，就是各地政府在公共服务质量方面的竞争。要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从当前各地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必须在为民营企业提供更便捷的融资渠道、开展更有效的培训服务、更多注意大中小企业的兼顾性和针对性等方面下更大的工夫。首先，融资难一直是困扰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国务院的《若干意见》就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专门列出了多条解决问题的对策，其中有不少内容都与地方政府有关。根据浙江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解决融资难的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在于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我国不少地方，民营中小企业已经处于当地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因此，政府出资组建中小企业政策性担保机构或是出资引导激励其他担保机构发展，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显得很有必要。浙江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很好的尝试，省中小企业局牵头发动和指导各市县建立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到2003年底，浙江全省已有信用担保机构179家，3年累计为12000家中小企业提供180多亿元担保贷款，有效地缓解了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21〕其次，民营企业素质不高已严重制约着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在培训服务方面有着很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与发达的企业培训联系在一起的，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积极培育各类培训市场和社会培训组织，完善社会化的培训体系。就是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培训也有很大的投入。但是，当前大量的事实证明，我国民营企业的素质和培训的状况很不乐观。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加强这方面的服务工作。毕竟，在不少地区，民营企业已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主体，政府的公共服务当然应该及时转到这些国民经济主体所急需的项目上来。我国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浙江，近几年政府积极牵头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民营企业的培训工作。2004年以来，浙江全面启动了民营企业“55511培训工程”，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地培训民营企业的各类人才。他们打算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5万名高级经理培训，50万名高级管理人员轮训，1000名总裁EMBA研修，100万名员工的职业技能培训。^〔22〕政府在培训服务方面的努力，有效提高了浙江民营企业的质量，为浙江民营经济的更快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再次，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服务，要注意大中小企业的兼顾性和针对性，既要扶优扶强，又要扶弱扶小，不可偏废。一方面，扶持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民营企业是我们的目标和方向，唯有如此，中国的经济才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因此，地方政府要为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创造条件、做好服务。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首先是以中小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的，而且在将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大部分民营企业仍然还将表现为中小企业，真正能够发展成大型企业的毕竟只是少数。事实上，中小企业无论是产值贡献，还是就业容量，对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其贡献都不可估量。因此，地方政府更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从投资核准、融资贷款、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各种更加便捷的服务。

4．加快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有效应对民营经济发展之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这方面涉及的内容很多，限于篇幅不能全面展开，只分析其中影响较为直接的两点。一是要尽快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自身管理的各项制度，规范地方政府官员行为。要有效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不仅要在经济上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在地方政府自身管理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改革、创新和完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些民营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通过各种方式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权钱交易，而我国现实的行政监督又存在着许多漏洞，从而使得不少地方政府官员陷入腐败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因此，随着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健全对地方政府的监督机制已刻不容缓。在土地开发、项目审批、国企改革、城市改造以及重大工程承包等各项需要地方政府参与管理和决策的经济活动中，必须建立健全各项科学决策的制度，重大事项必须由集体决策。同时还必须进一步健全各类问责制和监督制度，每一项管理工作要有相应的责任承担人，要有相应的监督措施。从浙江的实践来看，对地方政府官员辞职下海和退休后下海经商也必须进一步作出更加明确的制度规定。地方政府官员辞职或退休后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在其曾经任职地区的民营企业工作，以防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在位时利用职权为这些民营企业谋取好处。^〔23〕这些制度健全了，既保护了我们的干部，也使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更加公平的外部环境，可以有效降低民营经济发展的交易成本。二是要逐步规范和完善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机制。随着民营企业在经济上影响的扩大，民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欲望必然更加强烈。既然民营经济已成为地方经济的主体，民营企业的要求当然应该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在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逐步建立更加.通的民营企业利益表达机制，不仅在人大、政协和工商联等政治组织中要有更多的民营经济的利益代表，而且，还应该建立健全通过行业协会、社区组织反映民营企业要求的.通渠道，地方政府在进行地方经济和社会管理决策时，应逐步健全相关的咨询制度和听证制度，广泛听取和吸收民营企业的意见，满足它们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方面的正当要求，使民营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实现体制内的政治参与，真正享有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国家主人翁的身份和地位，安心地发展民营经济。同时，另一方面，对个别民营企业主为了实现自身企业利益而通过行贿方式在政府内部寻找代言人，通过贿选方式谋求政治职务的做法，则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遏止。对行贿和贿选要有严格的制度限制，加大对违规者的打击力度，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公正、稳定的社会环境。

注　释

〔1〕　参见1979—2004年《浙江省统计年鉴》；2000—2004年《浙江非公有经济年鉴》。

〔2〕　参见中共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十六大以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浙江的实践》，《今日浙江》，2005年第2期。

〔3〕　浙江的一些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如《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方民生等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史晋川等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民营经济与制度创新：台州显现研究》（史晋川等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政府改革——地方政府职能和运行机制转变研究》（柴松岳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义乌市场——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陆立军等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温州模式的历史命运》（董希望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但是这些研究大都还是围绕浙江的市场经济本身展开的，政府管理或是作为影响浙江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附带加以研究，或是围绕某一个时期，针对某一些具体政府改革所进行的分析，全面分析地方政府管理对民营经济发展影响的论著并不多。

〔4〕　［美］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3页。

〔5〕　参见姚先国：《浙江经济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评析》，《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6〕　参见姚先国：《浙江经济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评析》，《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7〕　参见史晋川等著《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页。

〔8〕　参见陆立军等著《义乌市场——从鸡毛换糖到国际商贸》，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171页。

〔9〕　参见2000年以来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以来的《浙江统计年鉴》，浙江人民出版社。

〔10〕　参见史晋川等著：《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278页；李丁富：《温州之谜》，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11〕　史晋川等著：《民营经济与制度创新：台州现象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9页。

〔12〕　参见李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3年12月19日），载《浙江年鉴1994》，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13〕　参见《台州改革开放大事记》，载史晋川等著《民营经济与制度创新：台州现象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4－609页。

〔14〕　所谓推进“五个转变”和实现“五个提高”，即从主要依靠先发性的机制优势，向主要依靠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从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商贸业，向全面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新兴服务业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产业层次和发展水平；从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向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外向发展水平；从现有的块状经济、小规模经营逐步向更高层次的集群化、规模经营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集约化和规模化水平；从比较粗放的经营方式向更加注重信用、质量、生态和遵纪守法的经营方式转变，提高民营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可持续发展水平。见《浙江政报》2004年第6期。

〔15〕　唐兴霖：《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7－493页。

〔16〕　姚先国：《浙江经济改革中的地方政府行为评析》，《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7〕　参见中共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十六大以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浙江的实践》，《今日浙江》，2005年第2期。

〔18〕　参见2005年06月09日浙江在线新闻网站.www.zjol.com.cn

〔19〕　参看董明著：《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295－307页。

〔20〕　参见《浙江日报》2005年7月12日《解读义务：民营经济国际化的路径创新——2005义乌论坛综述》。

〔21〕　参见金国娟：《36条为浙江非公经济发展再添动力》，《今日浙江》2005年第7期。

〔22〕　参见金国娟：《36条为浙江非公经济发展再添动力》，《今日浙江》2005年第7期。

〔23〕　近几年，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不少官员辞职下海，浙江的11个地市都有官员辞官下海，而且，有不少“下海”的领导干部还具有相当的级别。在杭州的一家主要从事建筑的民营企业集团，目前已经有46名原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在那里工作。如何规范官员辞职下海的问题已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参见张奇志：《“辞官下海”三人谈》，《反腐败导刊》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