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上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

面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随着我国传统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价值链低端锁定使我国承载着比位于高端环节国家更多的市场风险、环境代价与技术壁垒,如何找到产业发展新动力,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产业升级,需从以下几方面战略着手:

5.4.1　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提升价值链的获利空间

伴随着全球经济的深化,生产性服务业逐渐成为制造业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而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融合则是作为拉动经济增长、加快产业升级的重大战略举措。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制约或促进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工业生产中融入了越来越多的中间投入要素。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为制造业提供专业化中间投入的部门,与制造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它的发展会大大提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进而提升其获利能力等。具体而言,一方面,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服务贸易网络体系正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和创新效应成为制造业提升技术含量、附加值和劳动生产率的源泉。未来10年作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关键时期,第三次产业革命和新技术革命也要求我国产业发展从过去不断强化成本优势转向构筑新的比较优势。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将成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和引擎。另一方面,基于自身的制造优势,我国有必要在加快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和服务化转变的同时,加大设计、研发、分销、售后、品牌及营销等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发展力度,进而提升价值链的获利空间。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比如打破行业垄断、放宽市场准入的限制,同时,注意加强对外资的吸引力度等;此外,也应加强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金融支持,提高相关资金的利用效率,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融合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

5.4.2　积极培育动态比较优势,打造基于技术创新的新行业和提升现有比较优势部门的功能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需要新的动力来驱动产业的转型发展,同时也需要转变产业原有的发展路径。摆脱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锁定的关键在于要摆脱先天资源禀赋边际成本上升的约束,积极培育新的动态比较优势,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促进出口多样化、生产技术复杂化,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进而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一方面,新常态下更要充分发挥大国优势,为构建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释放新的动力来源。我国所具有的规模经济性、异质性等大国特征将会引致发展优势、动机和主体、产业的多元化,由此将会衍生出“大国综合优势”,这是我国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战略基础。另一方面,对基于技术创新的新行业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更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给予企业充分自主权,使其在良好的竞争环境中,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在培育动态比较优势的同时,要注意创造条件提升分工合作的层次,主动切入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比如在人力资本积累、服务水平、制度环境等方面进行改进,完善配套条件,有利于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特别在激发潜在的人力资本优势方面,应该加强对国内现有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引导家庭和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要促进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充分将教育培育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形成适应产业升级的人才培养机制,松绑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束缚,为实现我国由依赖低人力成本的方式向依靠高人力资本方式转变提供足够的人才储备和来源。

5.4.3　提升企业的管理、研发能力及资源整合能力,创新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

我国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仍然较多集中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位于“微笑曲线”的底部。国外跨国公司往往具备较强的科研力量和优质的创新资源,本土跨国企业应该尽快建立互联研发平台,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加大研发基金投入,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和研发创新激励机制建设,加快制定提升创新水平的政策,以帮助企业尽快掌握垄断性技术优势。具体来看,首先,我国企业可以通过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来提升自身产品的附加值,完成从加工制造向品牌营销方向的转型,争取在核心技术和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向价值链高端环节延伸,从而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其次,由于国外对核心和关键技术的保护越来越强,我国企业要将研发与创新能力的培育作为重中之重,走出一条技术创新之路。特别对一些有实力的龙头企业,更应抓住机遇优化价值链布局,提升其资源整合能力。同时,通过充分利用外部科技、知识、人才等资源,创新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水平,为国家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做出贡献;最后,促进公司的科技创新和研发全球化成为拓展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方式。传统上,跨国公司一般将研发放在母国,特别是核心技术由母公司绝对控制与垄断,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了改变,跨国公司技术创新和研发全球化取得重大突破。例如,1992年,IBM、西门子和东芝公司签署了10亿美元的研发新一代记忆芯片的项目,形成了初级形式的技术联盟。如今开放式创新逐步为跨国公司所选择。2003年,美国科学基金会(NSF)分析得出,研发外包大约占5%,在接下来5年将达到12%。目前,制药业研发预算大约25%用于外部。例如,我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全球拥有优质资源的地方建立了16个研究所、28个联合创新中心和40多个专业能力中心。华为通过这些研究所、联合创新中心和专业能力中心与全球几百个合作伙伴合作,将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打造成了一个全球化的创新平台,客户可以通过该平台用最短的时间分享来自全球不同地方的最新创新成果。它的实践说明了通过与全球优秀公司合作,实现研发全球化,对创新能力实现了整合,最终也实现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因此,可以预见,技术创新的全球化正在适应科技革命的要求和高科技发展特点,也是值得我国企业学习的拓展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方式。

5.4.4　构筑具竞争力的国家价值链,实现全球价值链与国家价值链的高效对接与融合

虽然我国是世界经贸大国但并非经贸强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利益分配等仍受到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约束。国内价值链是基于国内市场需求产生的,由本土企业主导,在本土市场获得品牌、销售和终端渠道,及有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的产品链终端竞争力,然后逐步进入区域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因此,构建国内价值链,并不是与全球价值链截然分开,也不是重新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封闭模式,而是将“竞合模式”从“环节对链条”转变为“链条对链条”,在对接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进行,通过优化国内流通和服务,打通通道,将两个市场高效对接,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具体而言,首先需通过整合国内要素和资源,重新调整位于不同区域的产业间关系,进一步整合我国企业的产业关联和循环体系,实现产品链在整个国家内部的布局和转移,从而缩小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打造坚实的发展平台。其次应把依赖国外市场转化为国内外市场并重进行发展。特别是在新常态下,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进入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调结构、促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深化流通体制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建立高效的国内价值链和流通服务体系,为我国企业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并实现高效对接提供重要支持。最后,应以开放、市场化的方式让企业主体进行资源的整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应当放松产业的规制,推动产业的融合发展,促进新产业业态的形成,使原本分立的价值链环节实现融合,提升整体产业价值链的利润空间,并通过创新的连锁反应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企业既需要实现价值链的垂直升级,如业务从组装升级到产品设计,也需要水平方向的进步,也就是需要提高自身技术能力,以便在全球价值链的同环节中提供更高效或更精细的产品开发。这类水平式的升级同时还需要大幅提升流程管理能力(生产力的提高、缺陷率的降低或处理复杂订单能力的强化),或需要提高产品的技术和技能密集程度,这种水平式的升级也是进行进一步升级的前提。

此外,面对嵌入价值链的区域不均衡性,在实现路径上,区域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嵌入位置和价值链治理模式会对该地区的产业升级路径产生影响。因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城市要实现升级发展,就需要改变自身在价值链中嵌入的位置和组织方式。比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低成本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基于出口导向的第一波全球化发展的红利已经透支,难以支撑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此,在全球价值链日益成为国际经济活动主要组织方式的当下,国家间的竞争模式演变为集群对集群的竞争、链条对链条的竞争和网络对网络的竞争。而发展和延长全球价值链在国内的环节,搭建全球价值链与国家价值链的良性对接关系是摆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定位和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出路所在。^[7]

5.4.5　深化制度改革,以全球价值链理论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实际上这是提升我国全球价值链水平的关键。如何通过横向、纵向比较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经验或教训,建立驱动价值链升级背后的综合性政策和体制性因素是重要的方向。而综合、高效的机制体制保障有利于将知识、技术、管理、资源等要素配置方式与本土市场需求、经济状况等相结合,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级。首先,要加快改善制度环境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及司法体制等,这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增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正是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或执行机制的缺位,“扭曲性”地激励了那些本来应专注于国内本土市场的地方产业集群,以代工或贴牌的出口方式参与国际分工,而嵌入了低附加值的低端制造和组装环节,从而深刻影响到我国产业集群内部的分工结构、竞争方式与竞争优势来源,也影响到我国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博弈能力和博弈结果。此外,还需加强非正式制度的完善,通过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披露度,完善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来提升社会诚信环境,重视和鼓励行业协会的发展等,进而提高市场效率和保证公平竞争。其次,形成有利于挖掘市场需求、优化制度环境的考评机制,以全球发达目标与本土先进目标为基础建立价值链提升的考评机制,建立相应的考评体系,替代单一以GDP或专利为主的结果式考评指标,从而既达到考核价值链提升效果的目的,又引导不同区域向重视价值链高端提升的行为与过程转变。最后,应着眼于全球价值链的最新发展趋势,结合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新变化和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发展趋势,将参与全球价值链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关系、开放与改革良性互动,以实现全球资源深度整合和优势要素集聚为目标,创造新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优势,提出既符合我国实际又着眼于未来制高点的战略和行动方案,改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进而推动我国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参考文献

[1]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学术月刊》,2009年9月。

[2]刘志彪:《重构国家价值链:转变中国制造业发展方式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4期。

[3]刘志彪:《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学术月刊》,2015年2月。

[4]周密:《后发转型大国价值链的空间重组与提升路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8期。

[5]赵瑾:《全面认识全球价值链的十大特点及其政策含义》,《国际贸易》,2014年第12期。

[6]王金波:《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应对》,《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2期。

[7]王子先:《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战略》,《国际贸易》,2014年第7期。

[8]张少军、刘志彪:《国内价值链是否对接了全球价值链——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3年第2期。

(本章主持与执笔:尹华)

【注释】

[1]UNCATD:Global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2013.

[2]中国全球价值链课题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2014年。

[3]UNCTAD:《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2013年6月。

[4]刘志彪:《从全球价值链转向全球创新链:中国产业发展新动力》,《学术月刊》,2015年2月。

[5]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

[6]王子先:《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战略》,《国际贸易》,2014年第7期。

[7]张少军、刘志彪:《国内价值链是否对接了全球价值链——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