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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

时间:2023-07-0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通过第三部分的机制阐述,可以发现在微观上,政府的简政放权可以削弱政治关联的资源错配和寻租行为,从而促进行业内整体绩效的提升。由于这种提升是通过更多地激励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活动来实现的,最终将会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为进一步说明简政放权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本部分将从微观层面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论证。

通过第三部分的机制阐述,可以发现在微观上,政府的简政放权可以削弱政治关联的资源错配和寻租行为,从而促进行业内整体绩效的提升。由于这种提升是通过更多地激励企业进行创新研发活动来实现的,最终将会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为进一步说明简政放权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本部分将从微观层面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论证。

本部分内容选取2010~2013年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且根据以下原则对初始样本进行剔除:①为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和可靠性,由于ST和PT公司的财务状况处于异常状态,因此本节分析时剔除该类上市公司;②由于研究的需要,剔除研究区间内资料数据缺失严重的公司。所用数据主要包括上市公司政治关联数据、寻租行为数据[1],上市公司的财务和市场绩效指标(ROE和劳动生产率),简政放权指数(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包括减少干预和政府效率提升),以及相关企业基本信息(企业规模、寿命、上市年限、企业性质、股权结构,以及所属行业的特征等)。上市公司数据的主要来源有两个: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CSMAR系列数据库,同花顺iFinD金融数据库。同时,本节选用《中国各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进行数据匹配。最后,由于本节的研究涉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等涵盖价格指数的指标,因而本节通过《中国统计年鉴》官方网站,选取各省份的GDP价格平减指数对企业的销售收入、营业收入进行平减。

7.4.1 简政放权与政治关联

通过第三部分的机制阐述可以发现,简政放权确实可以通过削弱政治关联的作用,从而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率。为进一步验证我国政府简政放权与产业绩效的关系,本部分内容从简政放权与企业的政治关联关系着手,讨论政府的简政放权对于企业政治关联带来的资源扭曲作用的削弱。首先从对数化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出发,通过以下三个基本模型的设计来验证本章的机制: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λi表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δ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polcotion为政治关联,npolcotion为政治关联程度,research为研究开发,goodwill为商誉,productivity为劳动生产率对数,gov_ad为政府治理,gov_ef为政府效率,gov_intv为减少干预。X it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均劳动报酬支付对数、人均中间投入对数、人均固定资产对数、前十大股东占比、前十大流通股占比、企业年龄对数、主要客户占比。

表7.1汇报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其中模型(1)和模型(2)采用企业的劳均产值对数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指标,模型(1)显示了以有无政治关联为虚拟变量下的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可以看出政治关联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模型(2)显示了以政治关联丰富度为政治关联代理变量下的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可以看出政府关联丰富度越高,对于企业绩效提升的帮助就越大。模型(3)和模型(4)阐述了以ROE为企业绩效代理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3)以有无政治关联虚拟变量衡量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是有帮助的,但不显著。但是,从模型(4)可以看出,政治关联程度越高,则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就越大。由于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有着天然的政治关联性,因而政治关联的作用可能不一样,因而本节通过模型(5)和模型(6)进一步验证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其中,模型(5)是私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与绩效的关系,模型(6)是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的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可以发现,与国有企业、中央企业相比,私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但总体上政治关联都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

表7.1 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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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10,**p<0.05,***p<0.01,下同。

表7.2汇报了政治关联与企业创造性生产的关系。模型(1)和模型(2)阐述了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行为的关系,模型(1)表明政治关联的企业更不倾向于创新,具有政治关联阻碍企业的创新行为。模型(2)进一步验证了政治关联对于创新行为的不利影响,可以看出政治关联丰富度越高,就越阻碍企业的创新行为。模型(3)和模型(4)阐述了政治关联与企业商誉培养的关系,通过模型(3)可以看出,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商誉更低,政治关联确实抑制了企业商誉培养动机。模型(4)进一步验证了政治关联丰富度越高,越不利于商誉的培养。模型(5)和模型(6)进一步使用面板回归方法检验模型(1)~(4)的结果,发现政治关联不利于企业创新行为和商誉的培养。这都表明企业的政治关联在形成关系型依赖的情况下,不利于企业的创造性生产。

表7.2 政治关联与创造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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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汇报了简政放权作用于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模型(1)~(6)汇报了政治关联在进一步简政放权后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模型(1)和模型(2)表明,政府简政放权本身可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同时可以大大削弱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其中政治关联丰富度越高的企业,简政放权后对于政治关联的削弱作用就越强。模型(3)和模型(4)表明,政府减少干预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同时政府减少干预也可以削弱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模型(5)和模型(6)表明,政府效率的提升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同时效率的提升对于政治关联的削弱作用更明显,显著地削弱了政治关联对于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

表7.3 简政放权、政治关联与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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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简政放权与寻租行为

通过第三部分的机制阐述可以发现,简政放权确实可以减少企业的寻租行为,从而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为进一步验证我国政府简政放权与产业绩效的关系,本部分内容从简政放权与寻租行为的关系着手,讨论简政放权对于寻租行为的抑制作用。首先从对数化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出发,通过以下三个基本模型的设计,来验证本节提出的假设: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λi表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δ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productivity为劳动生产率对数,etcratio为寻租支出占营业收入比,taxburden为税负,fc为融资约束,gov_ad为政府治理,gov_ef为政府效率,gov_intv为减少干预。X it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均固定资产对数、人均中间投入品对数、人均劳动报酬支付对数、企业年龄对数、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

表7.4汇报了寻租行为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其中,模型(1)和模型(2)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来衡量企业绩效,通过模型(1)可以发现寻租行为不利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模型(2)则考虑到寻租行为可能会存在地区和行业间的较大差距,因而本节通过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平均值来避免这种因素对于结论稳健性的影响,可以发现结论支持模型(1)的结果。模型(3)和模型(4)通过总资产报酬率(ROA)来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总体上表明企业的寻租行为不利于企业总资产报酬率的提升。

模型(5)和模型(6)是对模型(1)~(4)结论的机制探讨,即为什么企业的寻租行为会不利于企业劳动生产率和总资产报酬率的提升,可以发现寻租行为的产生,阻碍了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并且由于寻租能够给企业带来好处,因而也降低了企业进行创新的努力程度,即企业创新的成效是比较低的,而创新是一个企业价值的根本源泉,因而寻租在获得短期收益的同时,并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

表7.4 寻租行为与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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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0.10,**p<0.05,***p<0.01。其中,代表企业创新努力程度的无形资产占比(intagibleasset)进行了缩尾处理(0.05)。

表7.5汇报了寻租行为与企业绩效的条件性关系检验。模型(1)~(3)验证了在税收负担较重的情况下,企业寻租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通过模型(1)可以发现寻租行为对于企业绩效影响的单独项是负的,即符合本节的假设和前文的基本判断。但是,当与企业上一年的税负进行交叉后发现,企业上一年面临的税收负担越重,寻租行为对于企业的绩效越有利。本节进一步通过模型(2)和模型(3)来验证模型(1)的结论,可以发现企业上一年的寻租行为确实可以缓解企业本年的税收负担,同时企业本年的寻租行为也可以缓解下一年的税收负担。这表明企业确实可以通过寻租行为来缓解税收负担,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从而削弱了企业寻租行为的不利影响。

模型(4)~(6)验证了在融资约束较强的情况下,企业寻租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通过模型(4)可以发现寻租行为对于企业绩效影响的单独项是负的,即符合本节的假设和前文的基本判断。但是,当与企业上一年的融资约束进行交叉后发现,企业上一年面临的融资约束越重,寻租行为对于企业的绩效越有利。本节进一步通过模型(5)和模型(6)来验证模型(4)的结论,可以发现企业上一年的寻租行为确实可以缓解企业本年的融资约束,同时企业本年的寻租行为也可以缓解下一年的融资约束。这表明企业确实可以通过寻租行为来缓解融资约束,获得更多的贷款,从而削弱了企业寻租行为的不利影响。

表7.5 寻租行为与企业绩效的条件性关系检验

表7.6汇报了简政放权对于减少寻租行为的作用。模型(1)~(3)验证了简政放权、税收负担与寻租行为,结果表明当进一步简政放权后,即干预程度不断减少和行政效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可以减少企业的税负。然而,与企业的寻租行为交叉后发现,寻租行为对于税负的单独项为负,与简政放权相关指数交叉项却为正。这表明进一步简政放权可以削弱企业通过寻租行为缓解税负的作用,寻租支出越高,企业的税负反而会越重,这种情况下企业会选择减少寻租行为。

模型(4)~(6)验证了简政放权、融资约束与寻租行为,结果表明当进一步简政放权后,即干预程度不断减少和行政效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然而,与企业的寻租行为交叉后发现,寻租行为对于融资约束的单独项为负,与简政放权指数交叉项却为正。这表明简政放权削弱了企业通过寻租行为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寻租支出越高,企业的融资约束反而会越重,这种情况下企业也会选择减少寻租行为。

表7.6 简政放权、资源配置与寻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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