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2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上来。30多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1]

成绩斐然，毋庸置疑。但是，一个快速转型的社会，往往伴随着复杂的阶层、利益和社会结构的分化、重组与冲突。在这个过程中，贫富差距明显拉大。上世纪80年代改革给社会大多数人带来普遍实惠，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大大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别，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0年0.33到1995年已经高涨到了0.457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社会警戒线——0.4，此后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均超过了0.4，也超过了国际平均水平0.44，2013年1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十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显示，始终保持在0.48左右。^[2]此外，“城乡之间的差距、地区之间的差距都越拉越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之一。”^[3]

在社会财富分配差距逐渐加大的同时，我国出现了数量庞大的两大弱势群体，城市的工人（包括农民工）和农村的农民，主要表现为工人下岗或失业、农民工讨薪、农民税费负担过重和征地拆迁等问题，^[4]孙立平（2003）警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断裂社会的趋势，即上层强势群体寡头化，底层弱势群体碎片化，社会分层结构定型化。虽然生活水平的数据，不论是经济增长的集中趋势数据还是贫富差距的离散数据，都不能直接证明或决定生活的质量，必须要依靠“文字证据”史料的研究^[5]，但是两组数据所表征社会情势冰火两重天的趋势非常明显，在形势“一片大好”的背后社会稳定问题不容忽视，“贫富对立、干群对立的社会心态较为突出……集体上访与群体性事件在规模和烈度上不断升级。”^[6]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0亿人口8亿在农村”的说法一直持续到2012年，乡村人口首次降到半数以下，以身份而非职业标准划分的农民群体数量庞大，历史证明农村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荣辱兴衰。以“信访洪峰”和“群体性事件频发”为表征的社会问题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农村中土地征用和法律诉讼问题。在中国诸多集体抗争行动类型中，下岗工人抗争活动已近尾声并处在善后阶段^[7]，因交通事故或医患关系等引起的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来得快结束得也快，农民工讨薪的集体抗争事件往往以支付工资而快速遣散，等等。只有农民因征地引起的反复信访和集体抗争事件持续不断几十年。本文以“纵观”和“厚描”个案农村社区土地征收为起点，以征地合法性、抗争与“维稳”的利益政治博弈、时空的转化等为探讨内容，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