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述框架与结构

1.6　表述框架与结构

在本文的第一章，笔者阐释了选题的缘起和问题的提出、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梳理了“冲突持续性命题”的理论渊源，而且对冲突范围进行了界定，详细阐释了冲突持续性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进程及影响。本章重点从中国农村征地冲突的“起因与内容”“策略与手段”“价值与意义”三个维度，述评了国内外对此问题研究代表性的成果。在研究视角上，试图摆脱传统研究“强结构而弱行动”或“强行动而弱结构”二元对立的窠臼，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为核心，用“变迁”“结构”“话语”宏观的结构视角与“行动者”行动的微观视角相结合，延伸个案调查，实现“解读”与“解释”研究相结合，以底层研究的关怀，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

第二章主要讲述了征地前村庄的情况。首先介绍了笔者是如何进入S村，然后叙述了S村的“地志”和H镇的历史沿革。1948年长春解放后，历经三次土地制度的变革，农民在一次次社会运动中，历经洗礼，喜悦和苦难并存。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工业、商业等非农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是与国家的制度、政策紧密相随。最后，笔者叙述了在这些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作为“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下，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国家给予农民的身份是如何变化的，对农民自身来说，是如何认同的。

第三章讲述了一个征地非常顺利时的村庄。在1992年7月，H经济开发区成立了。开发区成立后，招商引资，开疆扩土，S村处在开发区规划的工业区腹地，征地陆续展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业税赋繁重，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多数成年劳动力另谋出路，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份额极小，土地“不值钱”，村民都乐于被征地。但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农业赋税逐渐减轻，乡镇企业日渐式微，征地价格逐渐上涨，土地越来越值钱，村民逐渐不愿意被征地，但是H镇经济快速发展阳光普照，在国家发展主义的话语下，土地被一点点蚕食，征地虽然畅通无阻，但是对抗的话语逐渐形成。

在第四章，主要叙述自2007年伊始，H经济开发区大规模征地，导致农民从自发抗议到有组织抗议的形成，后并采取了“阻挡”施工、大闹“剪彩”现场、“以死抗争”、上访、复耕、求助媒体、“以暴制暴”等多种抗争策略与剧目，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了各个分化、“恩威”并施、搪塞拖延等各种“维稳”策略，致使问题有些“被摆平”，而有些反而愈演愈烈，持续发酵升级。

第五章，继续关注以敬B为首的农民代表组织的抗争进程。2010年末，“赵E事件”之后，S村呈现出一片低沉之气，村民一度对农民代表的抗争也失去了信心。然而，2011年初，一份中央文件对农民信访问题的批示，直接点燃了村民的愤怒之火，近200名村民集聚到省政府门前抗议。随后，出现了新一轮的信访、诉求、复核与集体抗议。也出现了新的抗争技术与形式，“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把矛头从N县、H镇及S村直接转向了具体某个人，也尝试利用新兴的“微博”进行爆料。就在农民代表们在敏感时期再一次进京时，被截访，并被N县公安局拘留15天，并告知他们的信访被终结，抗争再度陷入僵局。本章最后，笔者对未来的抗争前景做出一些预测。S村持续冲突的走向有两点：当政府刚性“维稳”时，有出现克里斯玛精神的激化和民粹主义风险；当政府及时进行结构制度调整，会出现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较为规范的社会运动，而这有利于征地冲突向良性轨道发展。

第六章，笔者首先以S村征地冲突事实为基本素材，尝试用“变迁”“结构”“话语”三个维度视角，来对S村征地冲突的持续性问题进行研究；其次，“变迁、结构、话语”以及“行动者”，都对S村征地冲突的持续性问题造成影响。然而，笔者对诸多要素进行简要分析后，不仅对S村征地冲突持续性做了微观分析，而且提出了衡量和解释征地冲突持续性问题的“结构——话语”框架。

第七章，本文认为，解决征地冲突持续性问题，需要进行制度方面的建构。首先，产生征地冲突及持续的原因较为复杂，在宏观上表现为“结构——话语”未能随着社会变化而相应的变化，在微观上表现为冲突的基本问题没有解决，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冲突的持续，诸多其他因素掺入，使冲突升级且难以解决，最后走向了危险、暴力、极端的边缘。在宏观上要想解决冲突问题，使持续的冲突走向良性的轨道，需要在制度层面上进行相应的变革，调整“结构”与“话语”的革新内容和速度；在微观上，建立一种调节机制，让冲突的持续走向消解，避免升级为暴力化。其次，不管是宏观变革还是微观的调节机制，其核心是不断调整国家与农民不合理的权利配置，这种权利配置需要在法社会学视角下，有步骤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