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玛精神与民粹主义风险

5.5.3　克里斯玛精神与民粹主义风险

目前，该村的人口比例大致为18岁以下的占10%，19-29岁的占10%，30-54岁占30%，55-60岁的占25%^[1]。另外，根据笔者对《全体村民联名上访名单表（户主）（2008-7-11）》进行了统计，一共是430人，根据有效身份证信息421人的年龄统计，结果如图十，40岁以下的人占的比例非常小，28岁以下的没有，40岁到63岁的农民，每个年龄段都超过了10人，即便联名的人员是户主，但是从以上的章节中也可以看出，中老年人是抗争的主体。

40岁以上的农民，多数具有强烈的依赖国家意识和克里斯玛主义情结，在和农民代表的交流中，经常被一些传奇故事所迷惑。例如有这样几个故事^[2]。故事一是“（香河）那里也是因为征地拆迁，记者去采访，开发商雇佣黑社会围攻记者，不让录像不让走，报110不管，然后老百姓全出动，开着半截子车，把记者救出来……事情一下出头了，媒体也报道了，把县委书记、县长全抓起来了，开发商的楼盖了以后，都盖完没等封顶呢，咵咵地全扒了……现在也有不少（官员）跑的，跑也跑不出去，往哪跑啊”；故事二是讲周边的英俊镇，也是因为土地补偿不合理，多年上访无果，后来上访人员在天安门剖腹，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与这个剖腹类似的故事是有一个访民，以前是潜水员，与几个访民上访无果，这个“潜水员”访民投到北京一条河里，然后其他访民就在岸上哭，引起市民大量围观，大批搜救人员到水里救人，而“潜水员”访民看时机成熟，就从水里钻了出来，影响极大，中央直接派人把事情解决了；最后一个故事是指在附近的合心镇，也是征地补偿不合理，农民阻止开发商施工，每当开发商施工时，就被农民断电或者老人躺在地上阻拦，反复多次，开发商损失很大，后来政府无奈，退回开发商的钱，让开发商与农民直接谈判，最后农民获得了一倍的补偿。如此等等，故事还有很多。但是前几个故事无法验证，最后一个故事，笔者亲自到合心镇访问核实，最后的结果证明，当地是存在农民抗争，但是没有任何结果，更没有敬B讲的那样“神乎”，可以肯定地说是“以讹传讹”。他讲的前几个故事，真实性也值得怀疑。但是，对他们来说，以及其他农民来说，确实是“真实”的，包括敬B和武H，就要打算到北京“剖腹自杀”，“一个在信访局门口，一个在人大门口，肯定引起轰动。^[3]”

这种对中央的“信任”和对“英雄”人物的崇拜、模仿，也是他们这些农民代表坚持不懈地进行上访等抗争行为的一个动力。然而，他们上访的要求很难得到满足，从要求65元/平方米上升到154元/平方米，后来又加上一等建设用地的价格216元/平方米（详见第四章、第五章的农民上访诉求），正如一位村干部所说：

“如果要达到上访农民的要求，假如我们出让500公顷土地，达到郊区的价格55元，上访的是25元，差30元，差30乘以500公顷，是1500万元，现在是以25元的基数，以前还有卖8块、卖10块的呢，7块8块14块的，都来找呢？H镇已经征地5个村，每个村2000万，这就是一个亿，这还是以55元的标准，还有60、70元的呢，尺度不同，还有像达到80、100的尺度呢。”^[4]

如此巨大的数额，对N县H镇来说是很难解决，正如俞志元^[5]所论证，抗争一方要求赔偿的数额越大，越难解决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开口子”的困惑和风险。综合这两章，农民代表采取的种种抗争策略以及政府的“维稳”措施可以看到，目前农民的抗争处于低潮时期，很难见到起色，即便敬B等人有克里斯玛主义情结和行为，也难以调动全村农民，如果政府能够成功地让全村农民住进了楼房，那么此前农村用于动员的空间生态环境消失后，农民就很难再发起像样的组织抗争活动，这一点，敬B已经意识到了^[6]，不过农民的抗争会更向权利意识等非物质利益抗争发展。

但是，问题也就难在这里，如果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化，占用农民的宅基地，处理不好，那将引起的矛盾和冲突，将是巨大的。因为，在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完善养老金的情况下，那些具有充分时间、抗争经验以及在具有克里斯玛型精神农民的动员下，所有以前被压抑的矛盾、冲突，将会叠加在一起，更容易掀起具有“民粹主义”的极端暴力行动。

当利用“国家话语”进行抗争失效之后，农民代表组织试图要借助境外媒体和寻找人权组织，出现了冲突转型和挑战性话语的苗头。外来话语成为其抗争的工具或抗争意识。目前，S村持续冲突的走向有两点：当政府刚性“维稳”时，有出现克里斯玛精神的激化和民粹主义风险；当政府及时进行结构制度调整，会出现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较为规范的社会运动，而这有利于征地冲突向良性轨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