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前，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的东北地区，人烟稀少，大部分土地处于未开发状态，即便在原来人口较多的辽东地区此时也是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状态。此时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处于一个亟待开发的发展时期，对于劳动力产生了极大的需求，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可以使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垦和利用，从而推动更多自然资源得到利用，经济就会随之增长。所以这时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数量扩张需求要高于对质量的需求。这一时期，从人力资本运营的角度看，政府作为区域人力资本的运营主体，采取一系列措施引进、引导关内移民大规模到东北，移民的到来不仅为东北开发和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对近代东北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府要求各地官署劝农开垦，实施“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招徕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无主荒田”，“永准为业。”[1]等政策。顺治八年（1651）清廷又谕令，“民人愿出关垦地者”，山海关造册报部，“分地居住”。在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向东北地区移民的规模愈来愈大。有的学者估计，从近代明令移民实边到清代末年，移入移民（含后裔）的人口达到1400万以上，年均近30万人；[2]另外，从东北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可以反映出移民的规模。据统计，19世纪初东三省总人口不足200万人，到1840年增至304.8万人，到50年后的1911年增加了1500万人，为1811.7万人；又过了20年的1930年，人口增长近一倍，达到3008.7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人口自然增长，绝大多数是人口的机械增长，即大批的移民所致。
关内移民大规模的迁入，不仅成为东北人口迅猛增长的主要来源，而且给东北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科学文化、生产技术和活跃的思想，对东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一）移民的迁入促进了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农业的发展
首先，移民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加速了东北荒地的开垦。近代之前，东北荒地成片，很少有人开垦。到近代后随着关内大规模移民的进入，加速了荒地的开垦。从1887—1927年的40年间，耕地由3007.54万亩增加到17176.5万亩，增加了5.7倍。其中黑龙江省的耕地面积增幅最大，由8.16万亩剧增至5017.4万亩，增长了615倍；吉林省由149.79万亩增加到6621.8万亩，增长了44倍[3]。关内移民垦种的荒地主要是旗地、官荒和蒙荒（蒙古王公所有的荒地）。他们通过种种形式的垦荒，使土沃人稀的东北三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增长。
其次，移民在带来充足的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及先进的生产工具，采用先进的休耕轮作法，广泛使用铁犁、锄、碾子、磨盘、风车等先进生产工具，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使东北地区成长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1924年东北农产品的产量已达1457.1万吨，到1930年增加到1886.5万吨，年平均增长71.2万吨。东北地区粮食生产远远超过自己的需要，成为向外地输出的主要商品，1924-1930年间，东北粮食外销率平均占生产总量的79.2%，小麦、高粱、玉米、谷子的外销率分别占生产总量的24.6%、23.4%、16.5%、10.9%[9]。这说明东北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尤其是大豆产量位居全国之首，由1907年70万吨的产量上升到1927年的570万吨，20年间产量增加了7倍以上[4]。移民开发土地生产大量的大豆推动近代东北地区贸易的发展，大豆及其制品是近代东北出口的主要物品，1894年东北牛庄（现辽宁营口）输往国内各口岸的大豆与豆饼各有200多万担，当时出口外洋的大豆不过60万担，豆饼仅37万担。同一时期全国大豆的产量413215万担，其中东北的产量为132214万担。而到1919年全国大豆产量7108万担，东北产量为3802万担；全国大豆出口量为112217万担，东北大豆出口量为106011万担，占全国的9414%；大豆产品全国的出口量为343114万担，东北大豆产品的出口量为329119万担，占全国的9519%[5]。大豆的生产和豆类产品的出口也带动了东北近代工业的发展，如在1910年东北地区已有豆油厂55家，最多时达到600多家，到1931年工场数也有400家[6]，这势必会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移民的迁入促进了东北地区近代工商业的发展
伴随着第一产业农业的发展东北地区工业也不断发展壮大，民国初期，在南京临时政府发展民族经济政策的鼓励下，通过利用民族资本，雇佣劳动力，兴办实业，促使东北逐步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以农产品加工工业为中心的支柱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移民的迁入不仅为近代东北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也为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市场条件，成为该地区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移民来到东北创建近代工业，经营商业，繁荣了当地的商品经济，他们创建的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榨油、缫丝、烧酒等业。在关内移民前，东北不能直接缫织，90%以上的蚕茧运往烟台、上海制丝织绸。关内移民后，东北直接开始缫织，尤其是许多烟台商人到安东开设厂栈，就近缫织出口。当时宽甸有缫丝工厂60家，凤凰城有40余家，并缫丝厂工人均为关内移民[7]。当时东北盛产人参、貂皮、药材等特产和大量的粮食，但布匹、铁器、日用品等洋货却十分缺乏，且地区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因此吸引了一批专门在此经商的移民。关内经商者主要从事的商业包括粮食、杂货、银钱业等。东北粮食和大豆往海外和关内的运销，最初多为关内的商人；购运销售洋广货的杂货行也多是关内的商人；至于经营银钱和汇兑业的则主要是山西和山东人。这些商人的活动，推进了东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集市的增加和经济的繁荣。
移民也是东北产业工人的主要来源，最初，移民多到辽宁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周围，有相当部分的移民被招募为工人。如1898年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所有土夫，多系由直隶，山东陆续招致，三省不下一二十万人，以吉林一省言之，奚啻五六万人”。[8]修筑京奉等铁路时亦然。东北各地矿山的矿工大部分也是从华北招募的。1921年抚顺煤矿采煤苦工中，原籍为山东的占53.4%，原籍是河北、京津和热河的占39%。[9]因此，也可以说近代移民促进了东北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东北的近代工业化进程，东北近代经济发展，没有大量的移民来增加人口是很难实现的。
（三）移民的迁入促进了近代东北地区城镇的发展
近代关内大规模的移民的迁入，不仅使东北地区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也为东北城镇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04年，东北全面开禁后，在招民垦荒，铁路、港口兴建过程中相继发展起来一大批新的城镇，并逐渐成为区域的中心城市。1907年，东北有城镇37处，其中人口在10-20万之间的有2座，5-10万的4座，3-5万的7座，1-3万的小城市有24座。1925年，东北城镇发展到70处。其中人口在20万以上的大城市有大连、沈阳、哈尔滨；10-20万之间的有长春，5-10万的9座，3-5万的6座；1-3万的51座。城市人口由106万人增加到263万。1930年城市人口达303万[10]。1907—1930年的23年中，东北城市数量由37个上升到75个，增长近1倍，城市人口增加197万人，有人估计到1933年前后东北的城市人口大约有500万，这些人口中自1893年以后新增的东北三省的城市人口约有400万属于移民或移民后裔[11]。按《东北经济小丛书》记载，到1941年东北大都市有沈阳、哈尔滨、长春等16处，小都市172处，另外还有一些小城镇，共计312处城镇。这些城市的兴起和发展都同大量移民有关，若单靠原来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可以说移民促进了东北近代城市的发展。
建国后，党中央实施了对北大荒开发建设的战略，继续向东北地区移民，从人力资本运营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的人力资本区域间的流动配置，主要包括转业官兵、支边青年、城市知青，同时也有民众自发而来的务工人员。195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动员十万干部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同年3月，通过了一份历史性决议：《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开始了举国瞩目的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历史，这一壮举，在我国移民史上是罕见的。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动员内地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决定五年内移民570万人。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大批城市青年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雄心壮志，来到祖国东北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投身于屯垦戍边的洪流之中。改革开放后，外来务农人员来到黑龙江北部农场成了最新一批移民。建国后移民对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对巩固祖国北部边防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城市知识青年到来，把城市文化带到这里，由于他们的人数众多而且文化程度较高，对提高当地的文化教育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当地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从近代东北地区工业、农业以及商业的发展与移民迁入带来的丰富劳动力密切相关，从人力资本运营的角度看，这个时期东北地区人力资本的运营主要是区域间运营，通过人力资本数量的累积推动东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本数量的增长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种长期通过扩张人力资本数量从而推动资源利用促进经济增长的区域开发战略模式，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和转变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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