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理论沿革

2　分工视角下的产业集聚核心思想综述

本章回顾了产业集聚理论的分工渊源，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产业集聚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新经济地理及其相关的产业集聚理论的文献进行了细致整理，把重点放在分析产业集聚理论中的分工思想及核心概念的详细论述上，用全新的角度阐述产业集聚理论和与之相关的分工思想。同时，注重理论和实证的呼应，用国内近年来最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考察了国内产业集聚的现状和研究水平。

位于旧金山东南的硅谷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和电脑软件产地，而美国的大纽约地区、法国的大巴黎地区、英国的伦敦地区等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带，这些都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集聚（agglomeration）”。从现象上来说，集聚是指大量相关企业的“扎堆”生产或生产要素在一地的集中。而这里的“产业集聚（industrial agglomeration）”与常见的另一些概念，如产业集群或产业簇群（industrial cluster）、专业化产业区或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聚集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y）、企业网络（firm network）、产业集中（industrial concentration）、企业集群（enterprises cluster）等具有相似性，但并非完全等同，特别是集聚和集群在很多场合被混同使用。因此，有必要对本书中的“集聚”一词进行比较精确的定义和范围界定。

在以上概念中，不论是专业化产业区（产业区），还是集聚经济，或者企业集群，都有其历史局限性，或被发展或被替代。“产业区”源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Marshall，1890），仅仅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它是指相关企业在一地的大量集中。同一概念在韦伯（1997）和胡佛（1990）的论述中被称为“聚集经济”，强调的是广泛而抽象的集中现象。这几个一脉相承的概念随着理论的发展，逐渐被“集聚”或“产业集聚”所容纳。而产业集中则属于产业组织理论概念，是用来表示企业在所在行业的支配能力和市场地位的，与产业的空间分布和集中无关。企业集群则为国内学者使用（仇保兴，1999），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产业集群的演绎。因此，本书着重对“产业集聚”、“产业集群”和最近兴起的“企业网络”进行概念比较（图2.1）。

图2.1　产业集聚相关集聚概念体系

1.产业集群

虽然20世纪70年代，扎马斯基就将生物形态学上的集群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并最先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但通常认为，直到1990年哈佛大学的波特（Porter，1998）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出版，学界才开始正式使用“产业集群”这一概念。波特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完整表述，并在理论上分析了产业集群如何构成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从而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产业集群经常顺着产业链的方向，向下延伸至销售渠道和客户，从侧面扩展到辅助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与技能技术或投入相关的产业公司，以及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Hertog et al.（2008）从产业集群产生的动机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定义，即通过价值链相互联系的企业（包括专业供应商）、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和工程设计公司）、中介机构（经纪人和咨询顾问）和客户为了获取新的互补技术，从互补资产和知识联盟中获得收益，加快学习过程，降低交易成本，克服或构筑市场壁垒，取得协作经济效益，分散创新风险而自动形成的网络。

但不管何种定义，一个产业集群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因素：① 具有地理相近性。集群内的企业汇集在一个特定地方组织生产，并辅以周边的支撑机构，如学校、商会、协会等。地理上的相近性是集群最显著的表象，也是形成产业集群的基础。②　具有产业关联性。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和其他机构必须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且这些企业和相关机构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非孤立存在，它们相互之间的互动性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因此，从本质上来说，产业集群概念强调的是生产的关联性和经济主体的互动性。

2.企业网络

与集群概念类似，“网络”概念同样来源于别的学科。社会学中的网络是指一组特定的社会关系（relationship）（如血缘、地缘等）联系起来的节点（nodes）（如个人或组织）所形成的网络。Granovetter（1985）提出了著名的“嵌入”（embeddedness）理论，之后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也随之兴起。经济学家把网络概念引入经济学研究，用社会学上表示“相近性”、“联系性”的“网络”概念来形容相关企业间的关系，并打破了企业-市场的二分法，认为网络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一种组织。按照Storper（1995）的定义，企业网络是指企业主体构成的网络形态，包括经常交流和互动的企业，企业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性。企业网络的特征可以被描述为：① 企业互动性，即网络内的企业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关系通常是指网络内组织（企业）间重复和持久的交易关系，它是企业网络存在的基础。② 组织秩序性，即企业所组成的网络中，必须有能够实现的可感知的秩序。这是企业网络形成的关键。

因此，企业网络概念的重心放在企业间的互动和关联上，但这种互动和关联并不一定如产业集群所要求的那么严格，必须要集中在某一地区内发生。如外包生产中有长期合同的发包方（sourcing firm）和承包方（contract firm）可以形成一个企业网络，却不能被形容为一个产业集群。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宝洁公司（P＆G）和埃森哲咨询公司（Accenture），属于完全没有产业关联的企业，它们之间的关系无法用产业集群来涵盖。但是宝洁公司把财务、人事等很多内置（in house）部门职务外包给埃森哲公司，因此可以被纳入到同一个企业网络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产业集群是地理集中的企业网络的一个特例。

在用韦恩图表示的图2.2中，更容易看出企业网络和产业集群的概念范畴。图中阴影表示产业集群中的企业，阴影之外的产业集群概念中包括了Porter产业集群定义中的支撑机构，这些支撑机构不一定是企业，具有企业网络所不能涵盖的含义。

图2.2　企业网络与产业集群概念图

3.产业集聚

集聚理论发端于马歇尔的理论，但最早明确使用“集聚”（agglomeration）一词的论述却见诸于韦伯（1997）的《工业区位论》。后来，集聚的概念被集聚理论的研究者如胡佛（1990）、Fujita＆Thisse（2003）等所继承并发展。集聚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集聚指生产要素在空间某点上的集中及其过程，并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小到一个餐馆林立的街道，大到一个城市的核心区域，甚至一个国家的产业带。这些不同层面上经济主体集中的区位及其区位选择过程就是集聚（藤田昌久等，2005）。狭义的集聚则往往是指广义集聚的一种特定形态及其演进过程，如产业集聚、大都市及其形成和发展。因此，很难对集聚下一个十分精确的定义。但是总结集聚经济学文献，可以确定的是，集聚至少包括了以下特征：① 地理集中性。正如很多学者所述，集聚的地理集中是指一种“物理”上的集中，这是集聚形成的基础。与下文中的“集群”不同，它强调的是多种生产要素在一地的汇集，而并不强调拥有这些经济主体间的相互关联性。② 形态多样性。如前所述，集聚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形态的多样化来源于生产要素的“物理”集中。因为没有确定的产业关联性，因此在外部性、规模经济、运输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产生何种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偶然性因素，而非既定的路径。③ 过程动态性。集聚不仅仅是一种现象，更是一个过程。集聚理论的研究者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构造是两个相反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两个相反的力量即为集聚（agglomeration）力和分散（dispersion）力，也称为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研究集聚也就是研究集聚力和分散力的制衡。

从以上对集聚特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大致得出集聚所描述的现象的轮廓，即生产性或非生产性活动在空间上从分散到形成明显的地理集中倾向的现象和过程。鉴于制造业集聚现象的显著性和便于观察性，产业集聚往往比其他集聚更多地得到关注。本书亦以产业集聚为研究对象，注重生产活动的地理集中和分布形态。事实上，在很多并不严格的场合，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其内容和意义大致相同，但在本书中，因为特别关注从分散到集中的空间转变过程，而并不强调产业集聚内的企业和支撑机构在产业上的关联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产业集群只是本书所提到的产业集聚的一个特殊形态。具体来说，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异同可总结如表2.1所示。

表2.1　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比较

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的不同。德国的鲁尔工业区中集中了占德国总产值约三分之一的钢铁、煤矿、计算机等产业，是典型的产业集聚，但却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而只能说鲁尔工业区拥有钢铁、煤矿、计算机等产业集群。因而产业集聚是比产业集群更为抽象和宏观的概念，可以跨越一般的产业界限，在这个意义上又与企业网络的含义有一定的重合，这三个定义的范围如图2.3所示。

图2.3　产业集群、产业集聚、企业网络概念图

本书所采用产业集聚的概念，是把产业集群当作比产业集聚的外延更小的概念，包括了产业集群的所有含义，但对产业集聚内的组织间关系又与企业网络类似，比产业集群要松散一些。其含义包括了以下几点：①与产业集群相同的地理接近性；②介于企业网络和产业集群间的组织关联性；③形成产业集聚的关键的过程动态性。

对产业集聚的研究萌芽于古希腊的色诺芬（Xenophon）和柏拉图（Plato），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中这一古老的经济学现象再次被提及。而真正成为一个经济学流派却要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后（尹伯成，2005）。如果以时间为轴，按出现的时间先后划分，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古典区位理论时期、新古典早期理论时期、现代区域经济学派、竞争经济学派、新经济地理学派和最前沿的新经济地理学派。为厘清对产业集聚论述的思想继承性，本节将先按时间顺序论述产业集聚理论的沿革（图2.4），在下面的章节中再按其内在思想详细梳理。

图2.4　产业集聚理论发展的主要时期及其代表人物

1.前古典和古典经济学时期（380B.C.—1890s）

色诺芬著有《经济论》（全名《经济论——关于财产管理的讨论》）一书^[1]，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位思想家都重视经济活动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他在书中记录了古希腊城邦的经济事务，系统分析了奴隶主经济，研究了小城市兴旺和发达的基础，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社会分工和小城市的集聚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代的柏拉图在与色诺芬的多次对话中也谈到了关于人类活动中的集聚现象，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著作《理想国》和《法律篇》中。柏拉图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奴隶制国家，一国的人口应与土地保持比例，以消弭社会矛盾，克服城邦危机，也不要过小，并维护奴隶主统治地位。柏拉图理想国的思想以他的分工学说为基础，事实上是集聚经济的思想渊源，即集聚产生的机制是社会分工和专业生产，这一点与色诺芬的集聚思想不谋而合，因此，产业集聚思想从其萌芽时期就与分工思想密不可分。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了古希腊学者的这一思想，尽管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对产业集聚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和描述，但却涉及了集聚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劳动分工。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导致了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带来了专业化生产和贸易，并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分工，因此分工和贸易是社会财富增加的源泉（斯密，1998；李嘉图，1998）。

亚当•斯密对产业集聚的研究缺陷被冯•杜能所部分补充。冯•杜能的农业区位论从成本决定论，以单个农户的最优区位选择为研究对象，在匀质空间假设下，从微观层面讨论了区位决定问题，这成为后世区域与城市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杜能，1986）。

2.新古典经济学早期（1890s—1940s）：古典区位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早期，马歇尔和韦伯分别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和区位理论对产业集聚的解释，这一时期的理论是产业集聚理论两种经济学思路的源头。马歇尔认为，产业集聚的源泉是外部性；韦伯则从地区专业化生产的角度论述了产业集聚产生的过程。马歇尔的理论被胡佛继承和发展，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则补充了冯•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并和克里斯塔勒的“城市区位论（又称中心地理论）”、勒施的“市场区位论”一起被并称为“古典区位论”^[2]，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早期产业集聚理论的主要思想。

在新古典经济学发端的20世纪初期，由于经济学的第一次大综合，经济学有了规范的分析工具和坚实的微观基础。因此，无论是勒施还是胡佛，他们的理论都明显地比冯•杜能更具有现代经济学的特征，甚至超越了马歇尔本人对产业集聚的论述。但是，正如其在当时的进步性一样，新古典早期产业集聚理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概括地说，新古典早期的产业集聚理论有以下特点：

（1）专业化生产替代分工思想。亚当•斯密（1998）和李嘉图（1998）认为，专业化生产是分工形成的基础，分工又促进了专业化生产，并增加了国民财富，因此分工和专业化是一体两面的。新古典早期的产业集聚理论表面论述的是专业化生产问题，事实上也是在论述社会分工。

（2）匀质空间假设。和冯•杜能一样，韦伯、克里斯塔勒和勒施的模型都建立在匀质空间假设上，即除了运输距离导致的运输成本之外，地区之间不存在会带来成本扰动的其他差异。

（3）新古典分析工具的运用。完全竞争假说、局部均衡分析法和规模经济和外部性概念在产业集聚理论中被广泛地运用，使产业集聚理论日渐规范和完善起来。

（4）要素流动的单向性。古典区位论在用专业化生产解释产业集聚形成的机制时，都提到了要素向中心地带（集聚地）的单向流动，也就是说早期的区位理论忽视了中心地带对周围地区的影响，这为后来区域增长理论留下了研究的空间。

3.新古典综合时期（1950s—1970s）：区域发展理论和区域经济学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三次综合时期，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和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宏观经济学被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很多微观研究者的兴趣也开始偏向宏观。因此，这段时期中，产业集聚理论更多地延续了新古典早些时候韦伯、胡佛、勒施他们的研究，仍以区位作为研究对象，但在研究内容上却比之前宏大，从产业集聚产生的内在机理切换到了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阿隆索（W.Alonso）和艾萨德（Isard）对之前的区域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综合，产生了现代区域经济学。1977年，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贝蒂•俄林（Bertil Gotthard Ohli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区域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中，认为国际贸易只是产业布局的一种特例，他建立了新古典框架下的一般区位理论。这个时期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可以被划分为与发展经济学密切联系的地区不平衡增长理论和力图将区域理论融入新古典主流框架的一般区位理论。其中，地区不平衡发展理论后来被发展演化，逐渐形成了讨论产业集聚时的一种传统：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作用的传统；而一般区位理论的集大成者阿隆索、艾萨德和俄林则完成了以区域作为研究主体的区域经济学和以厂商为研究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二次融合（魏后凯，2006）。

这段时间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十分繁荣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产业集聚理论具有以下特点：

（1）重视专业化地区分工及其效果的研究。区域经济学的精髓之一就是地区的专业化生产，地区不平衡发展理论从中心地带和外围地带的关系研究起，他们所研究的“集聚”具有普遍意义；阿隆索和艾萨德都力图总结和综合前辈学者的理论，俄林则在开放条件下分析了产业布局。

（2）清晰区域作为研究主体。如果说古典区位论研究主体还是模糊的，那么到了新古典综合时期，区域作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主体就非常确定而清楚了。

（3）匀质空间假设。这一时期的产业集聚理论，仍然不能摆脱匀质空间的假设，运输成本依然是最重要的决定区位的因素。

（4）投入产出方法和运输成本。沃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W.Leontief）的投入产出分析法简化了瓦尔拉一般均衡（Walras equilibrium）的形式，这被区域经济学家借鉴到了区位选择中，把区域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但这一时期的区域经济学家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一般均衡模型，也就是没有解决运输成本的问题。

（5）要素的双向流动。地区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本质是讨论导致产业集聚形成的集聚力和分散力的大小，从而改变了原先的区位理论仅仅认识到中心对外围的影响，转而分析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互动关系。

4.新凯恩斯主义时期（1980s—）：新经济地理学和竞争优势理论

Dixit＆Stiglitz（1977）用不变替代弹性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效用函数描述了消费者对差别化产品的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多样化消费与差别化产品垄断生产的报酬递增性之间的对立统一，首次以严格的数学模型（即“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简称“D-S”模型）解析了斯密-杨格的报酬递增思想的微观基础，将现代经济学带入了新凯恩斯时代。这个时期的产业集聚理论因为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的假设而变得异彩纷呈起来，特别是在克鲁格曼、亨德森（J.V.Henderson）、藤田昌久和维纳布尔斯等（被称为空间经济学派或新经济地理学派）的努力下，形成了D-S模型的空间动态模型——NEG模型。另一部分新经济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如Neven、蒂斯和田渊（Tabuchi，1998）等则从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模型出发，研究了微观主体在空间选择上的决策过程（Fujita et al.，2003）。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对产业集聚的研究有以下特点：

（1）重新确立专业化分工思想在产业集聚理论中的首要地位。新经济地理的研究者们都明确地提出了地方专业化的思想，在思想性上更贴近马歇尔和冯•杜能的本意。

（2）打破了匀质空间假设。由于D-S模型的出现，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称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前提下匀质空间之间不存在跨区域贸易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3）重新树立马歇尔以微观经济主体——厂商作为研究主体的传统，从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的角度解释产业集聚的原因。

（4）冰山理论和数值模拟。新经济地理模型解决了区域经济学多年未能解决的运输成本问题，并运用计算机技术对数值给予了模拟，第一次给出了一般均衡，尽管这个均衡方程并没有解得精确值。

另一方面，哈佛大学的波特则另辟蹊径，从国家竞争优势的角度阐述了什么是产业集聚，为什么会产生产业集聚以及产业集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波特认为，国家竞争的优势来源于产业的竞争，而产业的竞争必将带来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来源。从本质上说，波特的理论延续了管理战略学对产业集聚的关注传统，其分析的范式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大相径庭，但其从微观角度观察产业集聚，以及对产业集聚的深入分析却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波特理论的后续研究很多，主要是和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的嵌入理论联系在一起，注重产业集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互动机制，而这正是经济学对产业集聚的分析所缺乏的，并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总的来说，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以波特为首的竞争优势理论是目前产业集聚理论研究中最为广泛和最为重要的理论。新经济地理将空间因素通过“冰山理论”解决运输成本问题，打破了匀质空间假设对产业集聚研究长达一百年的桎梏，构成了D-S扩展模型的主要方向之一，把“空间”的概念纳入了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建立了动态的一般均衡模型，完成了对马歇尔开始的内生性产业集聚理论和冯•杜能缔造的外生性产业集聚理论的第三次综合。而波特的产业集聚理论则启发了管理学家对产业集聚的兴趣和智慧，用五分法构建的“钻石模型”已成为研究产业集聚无法忽视的理论模型。波特及其后来者的理论注重链网互动，即产业链和产业集聚间的相互影响，很好地补充了经济学理论中对产业集聚和外界相互关系研究的缺失。

从以上按照时间顺序对产业集聚理论的概括性回顾中不难发现，对产业集聚的分析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种：

（1）外生性产业集聚理论，其核心概念为匀质空间和运输成本。在冯•杜能的匀质空间假设下，以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产业沿无差异空间线性分布的原因是运输成本的差异，也就是把外生的区位条件作为产业集聚产生的唯一源泉。在这一点上，区域经济学家，从韦伯到阿隆索、艾萨德无不以此为分析手段。

（2）内生性产业集聚理论，其核心概念为外部性和规模经济。以马歇尔的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以厂商为研究的经济主体，从规模经济和外部性出发，解释产业集聚产生的内在原因。他们认为，产业集聚是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和技术外部性（technology externality）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是众多主流经济学家集中的领域。

（3）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理论，其核心概念为地区不平衡发展和竞争力优势。地区发展不平衡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都秉承了亚当•斯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创造社会财富的理论基调，从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角度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区域发展的作用。

本书将以上三种分析称为产业集聚的两种思路和一个传统，如图2.5所示。

图2.5　产业集聚理论的两个角度和一个传统

1.匀质空间和异质空间

在匀质空间中，需求和要素至少有一种是均匀分布的，或者地区间劳动者素质一致，土地的肥沃程度一致，但人口分布不一致；或者地区间要素禀赋不同，但人口分布和消费偏好比较一致。前者是“杜能圈”的假设基础，后者为H-O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Hecksher-Ohlin theory）。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放松了匀质空间假设，即劳动力市场最初均匀地分布于两个地区。同时，部分生产要素可以流动，即现代部门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可流动。通过放松这两个假设，模型很好地反映了一个匀质空间是如何内生地变成一个具有中心（工业化中心）-边缘（农业区）结构的异质空间。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完全是内生形成的，与外在的模型的市场分布无关。

在异质空间中，地区间不仅要素禀赋不一样，劳动者之间也有分工，同时消费者偏好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非匀质空间中，地区与地区之间总有微小差异。显然，异质空间是更接近现实生活的假设。

虽然在区域问题的讨论上，匀质空间假设先于异质空间假设，但是事实上经济学对空间的假设是起源于异质空间的。亚当•斯密的古典贸易理论就是以异质空间为前提，用资源禀赋的差异作为产品流动的基础，用产品的流动来替代要素的流动。因此，匀质空间中可以要素流动，但该假设与现实生活相去太远；在异质空间中，产品可以自由流动，但要素不能流动，这已经被Starret（1996）的空间不可能定理所证明。克鲁格曼在D-S模型下解决了这一悖论。

2.线性运输成本和非线性运输成本

在提出匀质空间假设的同时，冯•杜能也提出了 “运输成本”问题（表2.2），即用运输成本的不同来区分空间差异，把运输成本假设为匀质空间中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拒绝了交通水平提高、要素和产品价格变动对厂商区位选择的影响。这也成为区位和区域经济理论最基本的假设。

表2.2　冯•杜能的假设及其含义

新经济地理学派也对运输成本有所论述，但其与古典区位理论中运输成本的本质区别在于：新经济地理学派的运输成本是非线性的，是动态的，它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也是部分的而不是唯一的。

但必须要点明的是，尽管经济学家们一直强调“distance matters”，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运输成本的大幅降低并未使得产业集聚程度显著提高。因此，尽管运输成本是产业集聚的前提，但对于运输成本下降导致产业集聚程度增强的观念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争议^[3]。

（1）线性运输成本

韦伯在 1909年发表的《工业区位论：区位的纯粹理论》，无疑是最为贴近冯•杜能的产业集聚思想。1914年，他发表了《工业区位论：区位的一般理论及资本主义的理论》，从收益最大化出发，同样以运输费用为分析工具，对单个厂商的生产区位选择和资本主义国家人口集聚进行了综合分析。

韦伯（1997）将区位因素分成适用于所有工业部门的区域性因素（主要是运费因素和劳动费因素），以及只适用于某些特定工业的集聚性因素。运费因素、劳动费因素、集聚和分散的过程决定了企业在什么地方进行生产。这一过程可以分解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受运费这一区域性因素影响，企业选择最有利的运费地点，即运费勾勒出了各地区基础工业的基本格局；第二阶段，劳动费用作为第二区域性因素对这一网络产生修改作用，使工业从运费最低点走向劳动费用最低点；第三阶段，单一的力（凝集力或分散力）形成的集聚（分散）因素修改基本网络，使工业从运费最低点或劳动费用最低点趋向集中（或分散）于其他地点（表2.3）。

表2.3　韦伯工业区位选择三阶段

韦伯的区位模型第一次提出了影响产业布局的“集聚经济”，并用等费线的分析方法，对研究区域产业集聚、产业布局进行了计量研究。他认为，运输成本由原料指数和距离两个因素决定，并用计量的方法给予了实证，从而发展了冯•杜能单一的距离决定运输成本论。

克里斯塔勒（1998）的运输成本是通过价格杠杆影响产业的空间分布的。他首创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进行市场面与网络分析的理论，他认为，在一个区域内，高级的中心地只有一个，次一级的中心地较多，等级愈小的中心地越多，规模越小。每一中心地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它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等级。他通过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的数量和他们准备为之付出的实际价格之间的关系，来说明“中心”的形成过程。在这里，实际价格除了商品的销售价格外，还要加上为购买这种商品来往的交通费用。显然，实际价格是随消费者选择商品提供点的距离远近而变化的。距离越短，交通花费越少，商品的实际价格越低，结果该商品的需求量也就越大；否则相反。因此，商品销售范围就变成消费者为获取商品和服务所希望通达的最远路程，或者是指中心地提供商品和劳务的最大销售距离和服务半径。这样，运输成本就成了决定要素集聚的唯一因素。

勒施（1995）的运输成本理论体现在他对产业集聚产生机制的论述中。在他的著作中，产业集聚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区域产业集聚和点集聚。区域产业集聚为依赖于市场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间关系的节点区，也就是他所谓的“产业地带”，即同类产业区集聚，而组成“产业地带”的产业区则是指彼此相互分离的市场所能辐射到的产业集中地区，产业区属于点集聚范畴。

勒施把市场作为节点，将产业区位选择和市场联系起来，从区域均衡的角度来分析整个区域产业的配置问题。他认为，除了单位产品的运输费用之外，区域市场容量还受到消费强度、市场半径、产品价格、消费偏好、销售策略等因素的影响。这就使得运输成本不再是匀质空间中的唯一决定空间差异的因素了，而是和“先发优势（first nature）”（Krugman，1991）一起决定厂商的区位。

勒施的理论被称为“市场区位论”（魏后凯，2006），在他1940年出版的《区位经济学》中，他将静态均衡方法引入了区域分析，建立了区域均衡模型。他的研究从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区位理论出发，修改了韦伯等以单个厂商为出发点的区位论前提，而是把单个企业放入大量企业存在的产业中去研究，具备了以区域为主体的分析方法的雏形。在实证研究中，他通过平均生产费用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确定均衡价格和销售量，再以此为据确定市场地域均衡时的面积和形状。在勒施的判断中，最大利润区位论的市场是蜂窝状的正六边形“面”状市场。

（2）非线性运输成本

以克鲁格曼、藤田昌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或称新经济地理学派）对运输成本非常重视。克鲁格曼认为将运输成本纳入其数理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派形成的关键之一。和古典区位论的学者一样，克鲁格曼认为，空间结构的集聚和分散是规模经济导致的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的权衡。在克鲁格曼（2000a）的中心-外围模型中，农产品运输是无成本的，仅仅考虑到工业品在中心与外围之间运输的成本。因为重点在于说明产业集聚形成的过程，因此，他把中心看成一个点，中心地区企业之间的运输成本（intra-urban transportation costs）被忽略不计，只考虑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inter-region transportation costs），即中心地区到外围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

与古典区位论中的运输成本不同之处在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运输成本理论是以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权衡为主体轮廓，而不是古典区位论中，简单的线性的成本-收益思维。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运输成本在决定产业集聚的强度和地点时有重要作用。当其他条件不变时，运输成本越高，离心力越大，向心力相对较小，则产业集聚越难；运输成本越低，向心力占优明显优势，产业集聚越容易。

和克鲁格曼相反，在亨德森（Henderson，1974）对城市经济的研究中，他更多考虑的是城市内的交通运输成本。尽管和克鲁格曼一样，亨德森也认为集聚与扩散取决于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的权衡，但二者对于运输成本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是相反的。

克鲁格曼、亨德森对运输成本的认识都集中在狭义的交通运输成本上，而Fujita＆Mori（2005）对运输成本进行了更加广义的界定，包括“所有因距离所引起的障碍，如运输费用本身、关税及贸易的非税壁垒、不同的生产标准、交通困难和文化差异”。可见传统的运输成本应该属于藤田昌久所说的“运输费用本身”。藤田昌久对运输成本定义的泛化使得产业集聚的研究更加成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他通过模型指出，当运输成本上升时，城市规模减少，产业集聚程度减弱；当运输成本下降时，城市规模增加，产业集聚程度增强。其实，藤田昌久对运输成本的定义尽管更加广泛，但和克鲁格曼仍是一脉相承的，即只包括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忽略了城市内部的运输成本。

田渊（Tabuchi，1998）指出，克鲁格曼忽略了城市内各行业之间运输成本，亨德森忽略了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这可能导致分析并不全面。他假设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是可变的、内生的，而区域内运输成本是外生不变的。他通过其数理模型显示，运输成本很大和很小时，产业分散都会发生，而只有当运输成本居于中间水平时，集聚才能发生，即产业集聚和运输成本之间是倒“U”形关系。当运输成本很大时，产业集聚的向心力较小，离心力较大，产业集聚难以发生；当运输成本降低时，向心力增加，而离心力减少，因此，产业集聚开始发生；当运输成本更低时，外围地区和中心地区的运输成本的降低使得在外围地区生产的劣势相对减少，此时，经济活动从中心地区向外围地区开始扩散，产业集聚程度减少。

在被用来解释产业集聚的来源时候，规模经济和外部性往往会被混淆，这种混淆来自马歇尔本人。他在论述规模经济的时候，将规模经济分为两类：内部规模经济（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和外部规模经济（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前者是指企业自身扩大规模，减少企业成本所带来的效率提高。后者又分两种情况：区域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y）和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y）。虽然，马歇尔将这两种情况都称作规模经济，但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学中，外部规模经济已经被“外部性（externality）”所替代，而内部规模经济才是所谓的规模经济。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核心概念进行区分和深入分析。

1.资本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

克鲁格曼继承了马歇尔的正外部性导致产业集聚的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一个空间经济模型（NEG模型），把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纳入区位分析。他认为，导致产业集聚产生的区域正外部性包括了两种效应：一方面，制造业厂商倾向于在距离较大规模的消费市场距离比较短的地区建立工厂，这就是“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也叫后向联系；另一方面，产品的集中生产又会降低市场上产品的价格，增加该地区的吸引力，这就是“价格指数效应”（price index effect），也叫前向联系。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形成了一个循环累积的关系，并最终形成一个中产业集聚。克鲁格曼把它称为“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

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把传统区位理论、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和本区域外部经济理论中一些基本正确的结论综合在一起，成为经济学分析产业集聚的主流框架。更重要的是，他为从勒施开始中断了的、以厂商为研究对象的产业旧理论重新注入了生机，使产业集聚理论的结论更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是迄今为止最具有说服力和最为主流经济学接受的综合性产业集聚理论。

在克鲁格曼之后，Ottaviano（2001），Forslid＆Ottaviano（2003），Baldwin et al.（2003）都完善了克鲁格曼的C-P模型。其中，Ottaviano和Forslid的FE模型（footloose entrepreneur）是FC模型和CP模型的综合，强调了需求的后向关联和强调成本的前向关联对产业集聚形成的影响。Behrens＆Murata（2007）的研究则在Ottaviano（2001；2003）框架的基础上，加入了非贸易部门，结果发现，贸易部门仍然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而非贸易部门则出现了逆向的本地市场效应。

维纳布尔斯（Venables，1996）的模型在克鲁格曼（Krugman，1991）研究的结果中加入了产业的投入-产出关联（即垂直关联），在这样一个垂直的生产结构下，前后向关联使上下游企业容易集中在一个地方生产。Ottaviano（2001；2003）和Robert-Nicoud（2005）发展了这一模型。维纳布尔斯的模型的主要贡献在于，把产业的关联度引入了经济学产业集聚理论，为研究多个产业集聚以及产业集聚间的关系提供了思路。

亨德森（Henderson，1997）主要论述了技术外部性，认为技术外部性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MAR外部性（Mashall-Arrow-Romer externality），也叫产业内的外部性（intra-industry externalities），这种外部性表现为产业层面由于信息传播、技术溢出所导致的外部性并进而导致产业集聚；二是Jacobs 外部性，也叫产业间的外部性（inter-industry externality），这种外部性指不同产业之间的企业位于同一区位所产生的互补性知识和经验所带来的技术外部性，强调产业外部性导致产业集聚。事实上，产业内的技术外部性来自于产业规模的扩大，即同一产业在特定区域内企业的集聚；产业间的技术外部性来自于产业间的差异性（differentiation）、互补性（complementarities），导致了不同产业的企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

由上所述，产业集聚是资本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外部性是产业集聚的前提，但这种外部性只能是位于某一特定区域的。产业集聚的必要条件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有一定的区位稳定性。如果这种外部性可以扩散开来，产业集聚就不可能形成，也就是所谓的地区锁定（lock-in）的特征。

另外，不同行业产生的外部性的强度也不一样。如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依赖于劳动力市场共享，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更依赖于技术溢出，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多依赖于中间产品投入的共享。亨德森（Henderson，1997）证明了高科技行业的外部性更强，而Audretsch＆Feldman（1996）则发现和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行业相比，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外部性是最强的，产业集聚也最明显。同时他还指出，当一个行业的R＆D投资越多，技巧熟练型员工（skilled worker）越多，大学科研机构雇员越多，则该行业的集聚越明显。

2.区域外部性（区域化经济）和城市外部性（城市化经济）

胡佛在1948 年出版的《经济活动的区位》中，讨论了产业区位结构，实际上也就是产业集聚现象。胡佛发展了规模经济理论，把规模经济嵌入区位理论中，这样就为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产业集聚问题开辟了道路。胡佛把形成产业集聚的主要内聚力，解释为源自各种外部经济，他将这些外部规模经济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图2.6）：① 为适应小规模多样化灵活生产，由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决定的经济；② 为追求差异化产品，带来更大的市场需求，由单个公司（即企业联合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③ 为促进专业化分工以及专业化供应商发展，由该产业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后两个层次也就是马歇尔所说的外部规模经济。

图2.6　Hoover理论中外部规模经济的三个层次

胡佛的后来者把后两个层次的外部性概括为：区域化经济和城市化集聚。前者指产业层面的规模经济，指在企业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产业规模的扩大提高了单个企业生产效率；而城市化经济是产业间的规模经济，同样是在企业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城市整体规模的扩大而使得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城市化经济和区域化经济有时被认为是集聚效应的两种形式（胡佛，1990）。

此外，胡佛还从区域内部产业关联的角度，指出一个区域内部的产业之间存在着的纵向、横向和互补三种依存关系，带来了产业集聚整体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形成了区域的结节区，促进区域内城市的发展。胡佛的理论完成了区域外生性产业集聚理论和厂商内生性产业集聚理论的第一次综合（如图2.5所示）。

艾萨德（1991）用与韦伯相似的临界等费用线相交的地点说明了企业区位集聚的倾向。他认为，区域外部性和城市外部性会借由产业规模扩张而获得，从而使一个区位的总体规模扩大，进而形成一些产业的潜在集聚地区。他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指出了产业中不同企业解决冲突的协商过程和合作程序。艾萨德还指出，在一个广泛的结构内，集团和个体作出决策，各种决策相互影响，出现了各种冲突，而冲突的协调过程以及各种决策的确定，都深深地受到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艾萨德的理论把古典区位论放入一个统一的框架，并继承了胡佛理论的精髓，完成了产业集聚理论的第二次综合（见图2.5）。

亨德森（Henderson，1999）认为，比起其他城市专业化城市产业更依赖于区域化经济，因为这种以生产某种标准化工业产品为主的专业化城市，更依赖于产业内的集聚；而大都市的产业集聚则更依赖于城市化经济，因为大都市中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处于产品生命中期的成长阶段的、未标准化的产业需要的是差异化的市场环境、丰富的人力资本、巨大的市场容量等。专业化城市和大都市集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1.传统地区不平衡发展

在现代区域经济学中集聚力被解释为：市场接近性所带来的优势，它会引起区域分异，导致现代部门向某一区域集聚的力量。扩散力被解释为：市场竞争的结果，促进现代部门扩散和产业的均匀分布（克鲁格曼，2000a）。1954年，A.W.Lewis提出了他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组成了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石。受他的影响，整个20世纪50年代区域经济学研究几乎都围绕着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展开，因其分析几乎都沿袭了Lewis的二元结构思想，后世将这一时期的理论统称为“非均衡”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增长极”理论、“循环累积因果”理论、“极化-涓滴”效应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

“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在他的《增长极概念的解释》中，“增长极”是一个纯经济概念，把在一定时期起支配和推动作用的经济部门（产业）称为增长极，与地域空间并无关系。而是一个或一组具有较强的创新和增长能力的推进型经济部门，它本身并通过外部经济和产业之间的关联乘数效应推动其他产业增长。1957年，J.R.Boudeville和其他许多学者一起将“极”的概念引入地理空间，并提出了“增长中心”这一空间概念，即投资应该集中于增长中心，并且增长会从这个中心向周围地区传播的观点。

通常认为，增长极对周围区域的经济发展会产生正负影响效果。①　增长极对周围区域产生的负效果是极化作用的结果。由于增长极主导产业的发展，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使周围区域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转移到核心区域，从而剥夺了周围区域的发展机会，使核心地区与周围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扩大。②　增长极对周围地区产生的正效果是扩散作用的结果。扩散作用是由于核心地区的快速发展，通过产品、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的流动，对其他地区的促进、带动作用，提高其他地区的就业机会，增加农业产出，提高周围地区的边际劳动生产效率和消费水平，引发周围地区的技术进步。

197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G.Myrdal）在他1957年出版的《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中提出了他的区域发展观（缪尔达尔，1991）。他认为，市场力的作用一般倾向于增加而非减少地区间的不平衡。

他用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来解释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惯性加速度。缪尔达尔（1991）把回波效应解释为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在要素收益率的作用下，出现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扩散效应发生的前提是，发达地区在回波效应的作用下，开始出现地区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在资本过剩，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污染等原因作用下，生产的正外部性逐渐变小，边际生产成本上升，经济增长趋缓。这时，发达地区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将变得相对不经济，经济增长的减速也增加了对欠发达区域产品的需求，在需求和供给的双重刺激下，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自然而然地就向欠发达地区扩散。

在回波效应大于扩散效应的情况下，如果某些地区由于初始优势而超前于别的地区获得发展，那么该地的发展优势将保持下去；在回波效应小于扩散效应的情况下，如果某些地区由于初始劣势而发展滞后于别的地区，那么这处发展的劣势就会被打破，而获得比有初始优势的地区更大的发展机会，这就是“循环积累因果原理”。

在缪尔达尔之后，Kaldor（1970）又提出了效率工资概念来解释循环累积效应的形成。Kaldor指出，一国之内各地区的效率工资，即货币工资与生产率的比值的大小，应该是相同的。但在发达地区，由于经济集聚引致的规模报酬递增，所以生产率较高，而效率工资较低，因而经济增长率比较高，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又提高了生产率，进而又降低了效率工资，反过来，又使经济增长率提高。如此循环累积，繁荣地区将更加繁荣，落后地区更加落后。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chman）在他的《不发达国家中的投资政策与“二元性”》中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或某一地区不具备全面增长的资本和其他资源，那么平衡增长是不可能的。投资只有选择在核心地区，其他部门或地区才能通过利用这些核心地区的投资带来的外部经济而逐步得到发展。核心地区的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所产生的集聚经济效益，但核心区的集聚不可能无限地进行下去，因为在区域不平衡发展过程中将产生两种效应：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所谓极化效应是指，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因为收入差距导致劳动力向发达地区迁移，投资回报差异又导致资金向发达地区流动；涓滴效应则是指，欠发达地区由于生产受到压制，大量劳动力流向发达地区，因此增加了失业人口的吸收，从而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同时，发达地区人口膨胀，对欠发达地区购买初级产品的需求增大，发达地区也有向欠发达地区进行投资、输出生产和管理方法的需求。

赫希曼（1991）认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涓滴效应最终会大于极化效应而占据主导地位。原因是发达区域的发展会出现城市拥挤等环境问题，欠发达区域的落后引发的国内需求不足和资源的未充分利用将会限制发达区域的经济扩张，于是国家将出面干预经济发展，加强涓滴效应，促进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以利于发达区域的经济继续增长。

弗里德曼（J.Friedman）的《区域发展政策》认为，在若干区域之间会因多种原因使个别区域率先发展起来而成为“中心”，其他区域则因发展缓慢而成为“外围”。中心与外围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总体上，中心居于统治地位，外围则在发展上依赖于中心。中心与外围之间构成了不平等的发展格局。中心的优势：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贸易不平等，经济权力因素集中在中心；技术进步、高效的生产活动以及生产的创新等也都集中在中心；中心与外围的这种关系还会因为推行有利于中心的经济和贸易政策。外围的劣势：中心依靠其优势而从外围获取剩余价值；中心对它们的发展产生压力和压抑结果；外围的自发性发展过程往往困难重重，外围的资金、人口和劳动力向中心流动的趋势得以强化（克鲁格曼，2000b）。

上述理论强调的是发展对于不平衡的依赖，其理论联系如表2.4所示。

表2.4　几种地区发展不平衡理论对比

这些理论都没有阐述非均衡发展的合理界限问题，即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是否存在一个最优非均衡发展的“度”。如果在区域成长过程中，区域差距扩大，那将会付出因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停滞的高昂代价。比如，增长极理论最大的弱点就是产业之间缺乏联系效应，加上落后的基础设施，引进的增长极很有可能成为区域经济中的“孤岛”，更不可能促进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而中心-外围理论强调了长期的地理渗透效应对促进后发区域经济发展和减少区域差距的重要作用，同样也忽视了“度”的问题。

2.新经济地理框架下的地区不平衡发展

新经济地理学派借助技术外部性，用内生性的技术进步和空间集聚模型，说明了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必然表现为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增长。

Englmann＆Walz（1995），Walz（1996），Martin＆Ottaviano（1997），Baldwin（1999），Baldwin＆Forslid（1999）的研究表明，技术扩散并不等于技术趋同，技术的梯度转移则表明区域间存在技术水平差距，从而导致人力及其他资本流向技术发达地区，从而使区域差异扩大。Keller（200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当中，由于生产技术内生地有利于技术领先者，因此创新与技术上的差异成为导致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主要原因。

与传统的地区不平衡发展理论不同，由于新经济地理与产业集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只要产业集聚能够发挥分工的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发挥特殊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扩散能力，吸引区域外资源流入，就能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也就是新经济地理学所描述的倒“U”形产业集聚演变趋势。

3.竞争优势

1998 年，迈克尔•波特系统地提出了新竞争经济学的产业集聚理论^[4]。他认为，产业集聚的核心内容对其国家竞争优势形成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原因如下：

（1）专业劳动力市场降低了劳动力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地理上的邻近降低了企业间的协调成本和运输成本；公共品和准公共物品（Quasi-public goods）的共享以及集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及相互模仿，推动了成本的下降与操作方法的优化。上述四个方面提高了产业集聚内企业的生产率，使每个企业在不牺牲大规模企业所缺少的柔韧性的条件下，从集聚中获得益处。

（2）企业之间通过相互学习改进了技术、机器及部件的适用性，以及服务与市场观念；精明的买主与“市场窗口”的性质有助于企业看清楚市场；本地的供应商与合作者也卷入了创新；发生在产业集群内的竞争压力、潜在压力（peer pressure）和持续的比较（constant comparison ）也构成了产业集群的创新动力。在这几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产业集聚能够提高集产业集聚内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并日益成为创新的中心。

（3）产业集聚内的企业与一个孤立地区的企业相比，更容易生长。因此，产业集聚能够降低企业进入的风险，促进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波特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产业竞争优势决定因素与地理集中因素结合起来研究，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为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提供了一种解释，并从更注重产业关联度的角度很好地补充了经济学中产业集聚理论在这方面的缺陷。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在一些方面也受到批评，如邓宁（Dunning，1998）认为，竞争优势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和区域政府在产业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并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因素简单地构造成四个基本的要素，而且忽视了跨国的贸易活动对“钻石模型”的影响。

注释

[1]成书于387B.C.—371B.C.，具体年代不可考（陈柳钦，2005）。

[2]此处的“古典”并非指古典经济学，而是相对现代区域经济学而言。

[3]对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之间关系的论证，Tabuchi给出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并严格论证了两者间的倒“U”形关系，本书在2.1.3将进行详细阐述。

[4]波特第一次提出“产业集群”的概念，并在（Porter，1990）中初步论述其与地区竞争优势，在（Porter，1998）中则系统分析了产业集群是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