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思想的演进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所谓的斯密定理，即“劳动分工受市场容量的限制”，表达了其关于分工与市场范围关系的基本观点。斯密认为，只有当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增大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实际出现和存在，分工也才会细化和实现其经济意义，并且随着市场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也将不断提高。反过来，如果市场范围没有大到一定程度，即需求没有多到使专业生产者的剩余产品能够全部卖掉时，专业化生产者不会实际存在。因此，斯密定理可以反过来表述为市场规模的扩大是分工发展的必要条件。历史地看，斯密定理暗含着市场扩张先于分工发展，也就是说，可以用市场扩张说明分工发展，但不能用分工发展说明市场扩张。

1.马歇尔的分工思想

对于斯密定理造成的困境，马歇尔无法在同时兼顾报酬递增和竞争广泛存在的前提下给出解释。因此，他提出了“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他认为：“我们可以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来源于这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的（规模）经济；第二是取决于从事这个产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我们把前者称为外部经济，后者为内部经济”（马歇尔，2001）。

此后的主流经济学都是在既定“外部规模经济”的组织结构下，研究以价格为核心的资源配置问题（杨小凯，1994）。随着边际分析方法的日渐成熟，土地、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对生产贡献的分解吸引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注意力，而经济学的初始问题如组织与报酬递增却被大大地排斥了。

2.杨格定理

杨格继续了斯密的研究（1913；1928），并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下认为，不但分工水平依赖市场容量，反过来市场是由所有人是否参加分工的决策决定，所以它又由分工水平决定。也就是说，分工和市场容量是相互决定的，斯蒂格勒将其称为“杨格定理”（Stigler，1951）。

杨格清楚地指出了分工经济效应是溢出（spill-over），与全部均衡机制中所有变数的相互依赖有关。 他明确指出，用规模经济概念代表分工的溢出是误入歧途。一个工厂规模的大小可能与工厂内的分工水平无关，一个大而全的工厂，可能工厂内每个工人都从事很多专业，因而工厂内分工水平可能很低。而多个小而专的工厂却可能与社会的高分工水平有关。因此分工需要用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全社会专业多样化程度和生产迂回链条长度等多个变数来描述。

尽管杨格认识到，厂商规模与分工水平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也承认了规模报酬递增对于经济的作用，但是杨格并没能将不完全竞争这种市场结构与分工间的关系系统地联系在一起。

3.斯蒂格勒的分工理论

斯蒂格勒（Stigler，1951）进一步发挥了杨格定理，并将该定理从解释个人分工和专业化，转向侧重于从专业化分工、产业成长和市场规模扩大联系起来的角度认识企业和产业，并试图解决斯密定理中“如果劳动分工受市场容量的限制，那么大多数产业结构都是垄断的”这一两难困境。

斯蒂格勒的办法是将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看作是规模经济的，而其中的各个生产环节却不一定是规模经济的。因此，在垂直解体的背景下，并不是所有厂商都拥有规模经济效应，并非所有产业都是垄断的。具体而言，斯蒂格勒将企业的生产活动分解为一系列不同的环节（distinct operations）：采购与贮存原材料，把原材料转换为中间产品，把半产品转换为最终产品，贮存与销售最终产品等。不同的生产环节具有不同的经济性，有些活动是收益递增的，有些则是收益递减的，还有些是先增后减的。他假定各项活动的成本互不相关，且每项活动的产出与最终产出之间的比例固定，则上述各项活动的成本曲线分别是下斜的、上斜的和“U”形的，它们加总得到“U”形的整体平均成本曲线。那么，对于收益递增的活动，企业为什么不深化分工，扩大生产加以利用呢？斯蒂格勒认为，这是由于社会上的另一些活动是收益递减的，如果加深分工，会提高这些生产环节的成本，致使总成本曲线进入上升阶段，因而整体生产便会不经济；对于那些收益递减的生产环节，企业之所以不将其交给其他专业化厂商去做，原因在于这些活动的固定成本相对于其市场规模而言太高了，无法支持专业化厂商的存在。

随着产业的成长，收益递增活动的市场容量渐渐扩大到足够支持专业化厂商的生存，则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会把这部分活动交由专业化厂商去生产。随着这个新产业成为竞争性产业，原有企业的生产成本曲线会绝对下降，从而在一定幅度内取得规模报酬递增的好处。其他生产活动也会经历类似的专业化过程，这样原有企业乃至整个经济活动都可以不断获取专业化收益递增的好处。这就是斯蒂格勒（2006）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斯蒂格勒对于整个分工理论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他是第一个证明了分工和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经济学家。但在论证过程中，斯蒂格勒把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等同起来，在他的新古典框架中，他的模型建立在行为特点（activity-specific）生产函数下，对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也没有足够重视。

杨小凯（Yang，2001）全面综述了以规模经济概念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与以分工的溢出概念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异同。他提出，如果分工通过劳动市场在企业内发展，每个工厂就会雇越来越多的人，因此生产力和厂商规模会同时增加。但是如果分工通过产品和服务市场在工厂之间发展，则每个工厂越来越专业化，不同专业的工厂种类增加，工厂规模缩小，而生产率上升。也就是说，厂商规模与分工无关，这意味着如果劳动的交易效率改进得比产品交易效率慢，则厂商平均规模随分工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而变小。

杨小凯理论的核心是个体的专业化，从而修正了斯蒂格勒对于社会整体的规模经济和企业个体的专业化生产进行了区分。他认为，专业化提升了生产率，增加了总体产量，扩大了市场范围。个体的专业化选择集合就是分工网络，可以说他的思想非常复古，但是分析手法却是正统的、严格的，用规范的经济学范式对分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理论的核心在于两点：①　纠正了斯蒂格勒对规模经济和专业化认识上的偏差，使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得到了正确的诠释，回归到杨格对二者的解释上；②　严格证明了分工和厂商规模之间的无关性，彻底解决了斯密定理中的两难困境。从而将分工思想带入一个的新的发展阶段（杨小凯和黄有光，2001）。

从斯密-杨格定理，到杨小凯的新兴古典分工理论，经济学家对分工理论的研究围绕着市场容量与分工之间的关系展开，着重于讨论市场结构或者说厂商规模对于分工的作用，而忽视了分工作为产业集聚形成中的根本作用。正因为此，对产业集聚来源的讨论只能行至规模经济，而对产业集聚引起地区竞争优势的讨论也缺乏微观机制的描述。当回顾了分工对规模经济和地区竞争优势的影响，对产业集聚间关系的讨论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必然之问题。因此，必须将产业集聚和分工思想结合在一起考察，系统分析分工与产业集聚形成的内在机理，才能从根本上解释产业集聚间分工的内在机理，进而正确认识产业集聚发展为产业带，并发展为地区竞争优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