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历史的发展，“休闲”的初始底蕴虽然在某些领域被部分沉淀，但“休闲”本身的涵义已经大大拓宽，被人们赋予了多方面的性质和意义。从不同的学科看，“休闲”具有不同的内涵。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休闲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建构及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从行为学的角度来看，休闲是人的一种普遍存在的行为方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休闲侧重于休闲和经济的内在联系，以及从中提升消费、提高生产和促进就业，以利于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从神学角度来看，休闲是一片寄托灵魂的美好田园；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休闲是愉悦身心的文化审美活动，取决于每个个体的经济条件、社会角色、宗教取向、文化背景及其他相关因素；而从哲学角度来看，休闲是一种现实存在，通过人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并由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对其面临的生活历程和抱有的生活理想而确立起来的文化样式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所决定。
一、社会学家对“休闲”的阐释
社会学视野中的休闲是一种社会建构以及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社会学家研究休闲旨在不断提高人们有关休闲的知识、信念、态度、行为、技能等方面的能力，从而最终促进其个性的充分发展。休闲成为社会学的重要分支，近一个世纪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集大成者有杜马兹迪埃（Dumazedier）、卡普兰（Kaplan）、约翰•凯利（John Kelly）、杰弗瑞•戈比（G.C.Godbey）等。
社会学家主要采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有闲阶层及其在休闲时间的行为进行研究，如休闲时间数理与结构的调查；经济趋势与休闲的关系；各阶层对休闲时间的利用；休闲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如工作、家庭、社会治安的影响；未来社会人们对休闲价值的认识；休闲生活的设计和休闲文化的发展如何指导人们对休闲行为作出价值判断和选择；评价休闲活动、确定休闲行为的目的和标准方面的能力，以及合理使用休闲时间的重要性的认识。法国学者杜马兹迪埃（Dumazedier，1967）出版了其开创性著作——《走向休闲的社会》，并指出休闲是为了休闲、消遣或培养与谋生无关的智慧，以及为了自发地参加社会活动和自由地发挥创造力。美国学者卡普兰（Kaplan，1960）撰写的《美国的休闲——社会调查》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休闲社会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把休闲当做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加以剖析，而强加的外在价值标准将限制人们的休闲潜力。约翰•凯利（John Kelly，1987）在其颇有影响力的著作《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中，以严谨的逻辑推理及翔实的调查数据，对休闲的本质及休闲现象进行了深入探究。
除此之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杰弗瑞•戈比（G.C.Godbey，1999）认为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为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1]。德国学者皮普尔曾认为“休闲的心态不是要忙于找寻休闲，而是要对任何事物都能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不是紧抓不放，而是松松地牵着缰绳，无拘无束、轻松自在——这种状态和入睡的过程很像”[2]。休闲将闲暇上升到文化的范畴，是指人在完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后，为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而处于一种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生命状态和行为方式。休闲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于文化。它使你在精神的自由中经历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休闲包括情感、理智、意志、生理、价值、文化等组成行动感知领域的一切，也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思维方式、角色定位等，它是一种对社会发展具有校正、平衡、弥补功能的文化精神力量。某种意义上，休闲又被誉为“是一种文化基础”、“是一种精神状态和灵魂存在的条件”。
二、心理学家对“休闲”的阐释
心理学家从获得愉悦的心理体验和产生美好感受等角度阐释休闲，着重研究休闲动机、休闲行为和休闲心理，其中代表性学者有米哈里•齐克森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伊索郝拉（Iso-Ahola）和纽林格（Neulinger）等。
米哈里•齐克森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1990）发表了《畅：最佳体验的心理学》[3]，从心理学角度对休闲体验的性质进行深入研究，并指出休闲从根本上是一种有益于个人健康发展的内心体验，而不是用什么外在标准界定的具体活动；体验“畅”的能力使人能够超越“工作—休闲”的断然划分，因此无论工作还是闲暇都能更积极地寻求最佳的心灵体验。美国马兰里大学教授伊索郝拉（Iso-Ahola）在中止（disengagement）、积极（activity）和持续（continuity）三个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人的一生的休闲参与模式。在1980年发表的《休闲与娱乐的社会心理学》[4]中，他提出根据自由选择和内在动机两个变量对工作之外的时间进行划分，休闲最终为实现自我、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获得“畅”的心灵体验提供了机会。美国学者纽林格（Neulinger，1981）提出休闲体验是由两个基本的维度——自由与内在动力相结合而产生的，并认为，“休闲就是做自己，显示你的天赋、才能和潜力”[5]。
与心理学家相比，行为学家研究休闲，主要集中于休闲这种行为方式的驱动、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生理及心理感受。法国学者杜马兹迪埃（Dumazedier）认为，休闲应包括“一系列在尽到职业、家庭与社会职责之后，让自由意志得以尽情发挥的事情，可以是非功利性的增长知识和提高技能，也可以是对社团活动的主动参与”[6]。伴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过剩经济的出现，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休闲消费行为，希望达到的是对文化精神产品的拥有，满足的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在的心理满足、欣赏和愉悦，由我对“物”的消费，到“物”对我的完善，而且这个完善过程是由表及里的。人的休闲需求是普遍存在的，但必须通过一定的休闲行为来实现，并由此产生良好的归属感、情感、尊重和效率意识。目前消费者的“兴趣逐渐转移到更为广泛的、多种多样的休闲目标上去——从慈善事业到野外冒险”，此时休闲行为也会随之发生转移。[7]
三、经济学家对“休闲”的阐释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表明，休闲与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一方面休闲参与“买来”休闲，它是回报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休闲可以被用来娱乐、消费，以支持社会的参与，正是这种消费的“再创造性”使休闲变成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式。与传统的经济形式不同，整个社会的运营机制，不再仅仅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样一个简单的循环结构，而是由于人的消费行为使劳动者的能力获得增长。休闲经济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生活态度、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行为方式。也正是由于休闲消费的普遍存在，各种休闲产业才能不断诞生，不仅为解决就业创造了条件，促进了社会的良性循环，而且能够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降低贫富梯度。
经济学考察休闲侧重于休闲与经济的内在联系，甚至部分经济学者把休闲本身看作是一种产品，研究这种产品的价格、生产及其消费的数量。20世纪90年代之后，休闲经济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时间分配、劳动供给和家庭生产这三个方面。首先，从时间利用角度来看，Biddle和Hemermesh、Solberg和Wong及Jenkins和Osberg都对休闲进行了不同侧重点的研究。Biddle和Hemermesh（1990）[8]提出不同于标准时间利用模型的睡眠需求理论，运用20个国家的宏观数据、跨部门的微观数据以及一个家庭面板，得出了劳动市场时间的增加会减少睡眠时间的结论。Solberg和Wong（1992）[9]把时间分成市场工作时间、家庭生产时间、纯休闲时间及与工作相关的旅行时间等四个部分，并利用相关数据对模型进行计量，结果表明与旅行相关的工作对家庭时间的利用具有重要影响。Jenkins和Osberg（2003）[10]构建与20世纪90年代英国职业夫妇的行为保持一致的时间利用模型，并在《没有人一起玩？休闲协调的意义》中强调在个体工作时间决策中，外部性起到重要作用。其次，从劳动供给角度来看，研究的侧重点大多在于通过建模探索劳动时间、休闲时间与工资率、非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如Dickens和Lundberg（1993）[11]、Hek（1999）[12]等。再次，把家庭行为作为集体过程建模的思想可以追溯至Becker（1981）[13]的开创性工作，而Chiappori（1992）[14]是首位引入仅基于帕累托效率的严格家庭劳动供给的集体模型的经济学家，此后Yu-fai Fong和Junsen Zhang（2001）[15]的研究深入到无法观察的私人和配偶休闲的确定性问题。
此外，从产业角度对休闲经济进行探究，也涌现出了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沃格（Vogel，1994）[16]运用产业经济学理论对美国的娱乐产业进行研究，并对电影、电视、音乐、玩具、赌博、体育、文化、演艺和游乐公园等八大核心部分进行分析。此外，沃贝特（K.W.Wober）、克拉克（Clark）分别就城市旅游业和娱乐业、城市配套设施与城市发展等领域进行研究。但时至今日，国外对休闲产业的划分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四、美学家对“休闲”的阐释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休闲可以愉悦人的身心。建立在闲暇基础之上的行为情趣，无论是休息、娱乐，还是学习交往，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获得一种愉悦的心理体验，从而产生美好的感受。人与自然的接触铸造其坚韧、豁达、开朗、坦荡的品格，还会促进其理性的进步——许多睿智的哲学思想的产生，如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等，人类科学的发现以及科技的发明都与休闲紧密相连。
休闲还为补偿当代人生活方式中的许多要求创造了条件，它通过艺术欣赏、科学研究和享受大自然，不仅锻炼人们的体魄、激发创新的灵感，而且更重要的是丰富人的情感世界，坚定人们追求真善美的信念，表达和体现人的高尚与美好的气质。中华民族在休闲方面有着独特的理解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中国人的休闲推崇静观、独处等宁静的状态，达到修身养性、提升人格的目的。从文化及审美渊源上来说，受老庄哲学和禅宗思维方式的影响。古人以为，宁静能容百川，一个人休闲时更能表现出个性和志向。
五、哲学家对“休闲”的阐释
哲学家研究休闲，习惯于把它和人的本质相联系。休闲作为一种现实存在，使人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归依。从哲学角度阐释休闲，以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皮普尔（Pieper）、葛拉齐亚（Grazia）、古德尔（Goodale）、博瑞特比尔（Brightbill）等人为代表。
早在古希腊，人们就将休闲与智慧、美德看作是幸福生活应该满足的三个要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是最早涉及休闲研究的学者。柏拉图认为，通过休闲活动可以了解世界、完善自我和统治社会。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对人的幸福生活有着本原性的意义，休闲是一种不需要考虑生存问题的心无羁绊的状态，即沉思、从容、宁静和忘我。休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和“心灵的永恒性”密切相关，休闲在人生中是一个持久而重要的发展舞台，是一个人在完成个人和社会任务之后的不可或缺的心灵港湾，也是一种社会系统所必需的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考空间。此后，一大批哲学家开始从哲学角度审视休闲。皮普尔（Pieper，1952）在《休闲：文化的基础》（Leisure：The Basis of Culture）中指出：“休闲是一种心理和精神的状态——休闲感并非仅仅是外在因素的结果，也不是闲暇时间、假日、周末和假期的必然产物。它首先应当是一种心理倾向，是一种心灵状态……”[17]葛拉齐亚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讨休闲，并探究了西方社会中社会、经济和政治给休闲带来的障碍。古德尔与杰弗瑞•戈比（Godbey）两人合著的《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18]，通过对西方的休闲从在雅典城邦的出现到在当代发展状况的考察，探索休闲在人类思想史中的演变及其价值问题。[19]此外，博瑞特比尔（Brightbill）在《挑战休闲》[20]和《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21]中指出休闲教育的重要性，并认为只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才能真正享受休闲带来的快乐。
休闲的一个主要哲学问题，是把休闲从劳动状态与负有责任的其他活动中分离出来，这是人的生存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2]休闲哲学是人类自省与沉思的产物，它更多的是从情感的、艺术的、体悟的角度来把握研究对象，探索人的本质、世界的意义、生活的目的。它以自己特有的理想、情感、价值尺度做内心世界的主体构建，使用意义、价值、理想、意志、人性、人格、善恶、美丑等概念，去理解和体验人类的精神生活，唤起人类的良知，净化人的心灵。因此，对休闲的哲学反思既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细化，也是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深化。
注释
[1]G.C.Godbey.Leisure in Your Life：An Exploration，State College，Venture Publishing，1999，p.12.
[2]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康筝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
[3]Csikszentmihalyi.Flow：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New York：Horper Perennial，1990，p.3.
[4]Iso-Ahola S.E.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Leisure and Recreation.Springfield：Bannerstone house，1980，p.213.
[5]John Neulinger.The Psychology of Leisure：Research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Leisure.Charles CThomas Publishers，1974.
[6]J.Dumazedier.Toward a Society of Leisure，Trans.by S.McClure.The Free Press，1967，p.16-17.
[7]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8]Biddle J.and Hemermesh M.Sleep and the allocation of tim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255-277.
[9]Solberg E.J.and Wong D.C.Family time use：leisure，home prduction，market work，and work related travel.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92，（27）.
[10]Jenkins S.and Osberg L.Nobody to play with？The implication of Leisure coordination.IZA Discussion Paper，2003，850.
[11]Dickens W.and Lundberg S.Hours restrictions and labor supply.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3，（34）：169-192.
[12]Hek P.D.Research article：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with leisure-dependent utility.Economic Theory，1999，14（3）：669-684.
[13]Becker G.S.A treatise on the family.Cambridge，Mass：Harvard Vniversity Press，1981.
[14]Chiappori P.A.Collective labor supply and welfar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67-437.
[15]Yu-fai Fong and Junsen Zhang.Identification of unobservable independent and spousal leisur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1，（109）：191-201.
[16]Harold L Vogel.Book Review of Entertainment Industry Economics：A Guide for Financial Analysis.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94.
[17]J.Pieper.Leisure：The Basis of Culture.Pantheon Books，1952，pp.43-45.
[18]Sebastian Grazia.Of time，work，and leisure.New York：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2，pp.173-182.
[19]托马斯•古德尔（Thomas L.Goodale）、杰弗瑞•戈比（Geoffrey Godbey）：《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成素梅等合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0]Charles Kestner Brightbill.The Challenge of Leisure.Prentice-Hall，1963，p.83.
[21]Charles Kestner Brightbil.Educating for Leisure-Centered Living.Stackpole Books，1966，p.165.
[22]马慧娣：《休闲——文化哲学层面的透视》，《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1期，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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