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休闲活动的演进轨迹

第二章　从“休闲”到“休闲经济”

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指示器，休闲标志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西方国家基于雄厚的经济基础、先进的生产方式、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特有的消费观念，其国民休闲消费历史较长，休闲活动种类丰富，休闲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高。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研究也起步较早、涉猎广泛、体系完善、探究较深。在中国，把休闲经济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人们的收入水平得到了提升，闲暇时间也有了很大的增加，加之生活观念的转变，休闲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本章以休闲活动为中介，通过对产业革命前后大众休闲活动的演进轨迹的解剖，从休闲过渡到休闲经济，重点阐述休闲经济的形成及发展、休闲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在对休闲经济的概念及其本质进行界定的基础上，辨析旅游经济、娱乐经济、体验经济等与休闲经济之间的联系及区别。

著名未来预测学家格雷厄姆•T.T.莫利托在《全球经济将出现五大浪潮》中指出：新千年的若干趋势使得“一个以休闲为基础的新社会有可能出现”^[1]。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让更多的人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休闲活动，以休闲活动为依托的大众休闲时代就要来临了。一般而言，休闲活动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为促进愉悦身心、个人发展及社会成就的活动，可以是单一的一项活动，如滑雪、攀岩、采摘等；也可以是一系列活动的组合，如节庆活动、体育比赛等。休闲活动可以提供丰富的休闲空间，并引导人们以个性化的方式参与其中，使休闲的价值得以延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休闲活动的最根本要素是休闲过程而非体验结果。从世界范围考察，以产业革命为分界线，休闲活动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产业革命前和产业革命后两个历史时期。

一、产业革命前的休闲活动

产业革命之前的休闲活动按照社会形态的不同，又包括原始社会的休闲活动、奴隶社会的休闲活动和封建社会的休闲活动。在原始社会，休闲活动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形态，不可能存在有意识的休闲或有选择性的休闲；在奴隶社会，人们对休闲活动进行深层次思考，并形成了独特的休闲观；而到封建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中世纪的欧洲形成了重视个人宗教体验和个人休闲感受的休闲方式，但大众化的休闲活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抑制。

（一）原始社会的休闲活动

在原始氏族社会，人类的休闲活动大多以宗教或信仰意义上的节庆集会为主，对大自然的顶礼膜拜和清静寡欲的情感意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休闲的极致。这个时期的休闲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形态，也没有形成休闲的意识和概念。但原始社会存在休闲活动吗？

有部分学者认为原始社会从来就没有休闲活动，休闲活动只是阶级社会诞生后的产物，甚至是工业社会的附属品。实际上这种观点是极不科学的，它丝毫经受不住人类学家研究成果的反驳。近期的研究表明，正因为原始社会的人们在生活和物质上需求很简单，他们才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从事休闲活动。列文（1980）指出，生活在丛林中的昆珊人平均每周只需要工作2～2.5天，而平均每天只需要工作6小时，但他们的食谱已经比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机构的推荐丰富多了。相对易于满足的物质欲望反过来会大大减少他们的劳动需求，从而增加其休闲时间。斯普顿和考恩斯（1974）在研究毛利（Maori）文化的报告中说，毛利人在任何层面上的经济生活（包括劳动）中都伴随着消遣娱乐的成分，“不管他们是在捕鱼、捉鸟、耕田，或者是盖房子、造独木舟，所有这些场合中，都能找到可以被认为是娱乐的痕迹”^[2]。艾伦和约翰逊（1978）对秘鲁马其更哥地区的印第安人进行了18个月的考察后，曾感慨：“就生活节奏而言，现代法国人远没有印第安人过得惬意。”^[3]

但从总体上来看，原始社会里人们的绝大部分时间还是用于维持自身生存和保证群体安全所进行的相关活动，当时的休闲仅限于艰苦劳作之后的休息和极其有限的活动参与，并且这些参与主体并没有把它们当作休闲或闲暇活动，而认为它们只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已。因此，在原始社会不可能存在有意识的休闲或有选择性的休闲。简而言之，这个时期的休闲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形态，也没有形成休闲的意义或概念。

（二）奴隶社会的休闲活动

在奴隶社会，人类参与休闲活动的类型比原始社会更多，而且还对休闲活动本身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并形成了独特的休闲观。其中，古罗马和古希腊是奴隶社会从事休闲活动的两大典型代表。

古罗马经过初期的城邦国家（B.C.753—B.C.509）、统一半岛的贵族共和国（B.C.509—B.C.272）、统一地中海的民族共和国（B.C.272—B.C.27）之后，社会结构和法律体系日益健全。由于社会安定的持续和经济财富的积累，古罗马出现了拥有大量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富裕阶层，这一阶层可以比较充分地享受休闲。很明显的一个表现是，古罗马时代的某些旅行开始具有与近代旅游类似的形态。对古罗马人来说，休闲就是工作之外的时间，是上帝赐予人类的一份礼物，因此他们特别强调这种特殊时间概念的数量意义。在4世纪，古罗马人每年有175天的闲暇时间可用于休闲活动，创造了休闲时间之最。古罗马人偏好通俗性、大众性、娱乐性的休闲项目，在休闲活动中非常重视感官的体验和享受。他们制订休闲计划并开发公共休闲设施，包括公园、游园、运动竞技场、室外剧院、澡堂等。在古罗马时期，作为社交活动场所的大众浴池享有盛名。

与古罗马人重物质消费相比，似乎古希腊人的休闲品位更高，他们追求学习和创造等高尚的休闲活动，如政治、哲学、美术、宗教文化仪式、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并提倡借助公共设施营造公共休闲空间。在古希腊人看来，休闲是人生存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由正派、积极的生活构成的崇高生活方式。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这种生活方式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其共性前提不仅在于大量奴隶阶级的非人劳动生活创造了公民有闲生活的物质基础，而且在于古希腊思想家提倡的智慧、节制和正义三大品德使多数公民信守适度消费的生活理念。古希腊人的休闲观建立在“维持自己和环境的协调”的前提下，追求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生活目标和自我修炼。并且，古希腊时期盛行借助公共设施的公共休闲。古希腊人认为，休闲是在自由时间里的享受，而为了给每个人提供平等的休闲机会，良好的政府是必须具备的支撑条件。由此可以看出，古希腊已经形成了独特的休闲伦理（leisure ethic）。古希腊时期的休闲观见表2-1。

表2-1 古希腊时期的休闲观^[4]

荷马（Homer，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

（上流阶级的世界）

赫西奥德（Hesiod，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

（庶民阶级的世界）

休闲、和平

官僚生活

精神活动

创造性活动

工作、战争

实践性生活

肉体活动

低贱的生活

相比较而言，古罗马和古希腊在休闲活动上具有明显差异，可以从他们不同的休闲思想上找到原因。古希腊人强调休闲的精神功能，认为休闲是有闲之人的高层次活动，而非奴隶的活动；而古罗马人将休闲理解为劳动的适应状态，不重视休闲的节制性以及对高尚和幸福感的追求。正因为如此，这也成为古罗马帝国逐渐走向衰落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封建社会的休闲活动

在封建社会，中世纪欧洲的休闲活动最具代表性。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公共休闲观不同，当时的欧洲形成了重视个人宗教体验和个人感官享受的休闲方式，但大众化的休闲活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抑制。在封建统治下，一方面，农奴缺乏充分休闲的权利与能力，仍处于传统经济形态下的大多数人由于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而休闲时间不足；另一方面，手工业者、商人和城市已经出现萌芽，封建领主和骑士集团因位居统治者而成为有闲阶层。这一时期，受基督教和亚里士多德休闲哲学的影响，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休闲。其一是宗教信仰者的休闲，主要以宗教仪式、节庆集会等宗教活动为主；其二是从事食品生产或者服务于农业劳动者的休闲，大多散落地居住于农村，工作和玩耍交织在一起，主要通过酒宴和狂欢活动来消除劳作的疲劳，同时休闲活动也与受洗、婚嫁、丧葬等家族和家庭活动相关；其三是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休闲，由于城市的兴起和财富的积累，主要以家庭聚会、室外运动等安乐活动为主。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是中世纪休闲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阶段。文艺复兴以意大利为中心并蔓延整个欧洲，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核心，以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等领域的知识迸发和思想创新为动力，以知识的传播和大学的出现为标志，冲垮了黑暗的中世纪教会对人们生活、思想以及人文领域发展的禁锢，使人类的情感摆脱了教义和物欲的束缚，使社会重新充满活力。这一时期，在商业贸易、金融业等领域出现了富裕的新中间阶级，并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他们十分重视休闲娱乐生活的价值。人们可以不太考虑道德的束缚，直接参与狩猎、宴会、舞会、歌剧、音乐会等艺术活动或出国游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艺复兴运动直接促进了平民休闲活动的发展，对大众休闲活动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二、产业革命后的休闲活动

（一）近代休闲活动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是西方发生深刻社会经济变革的时期，当时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从封闭的农业国演变成为开放的并对世界有着深远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工业国。这一变革对于休闲同样有着巨大的触动，以致人们认为现代休闲的概念是19世纪工业化的产物，而大众休闲活动更是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变革的重要成果之一。^[5]

产业革命在19世纪中叶基本完成之后，制造业大规模发展起来，工厂劳动制度使工作与休闲相互分离并形成强烈反差，休闲逐渐演变为与工作相对立的概念，休闲时间也成为与工作时间相分离的昂贵商品。资产阶级革命在全球取得胜利的初期，资产阶级成为拥有财富和休闲时间的有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由于机器化大生产与严密的组织性特点，不得不更多地被固定在工作岗位上，工作和休闲时间的分化十分明显。但随着工人阶级工会组织的壮大以及工人生产效率的提高，工人为缩短工作时间而进行的休闲权利斗争取得了一定成效，并且工业生产在全球的日益普及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成熟也带来一系列重大社会影响，读书会、唱诗班、成人教育等大众休闲活动逐渐进入萌芽阶段。

19世纪中后期，由于“银行假期法案”等法律的通过和实施，闲暇时间最终得到少量但持续的增加。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使远距离旅行成为可能，体育活动的比赛规则日渐成熟，协会组织的规章制度日益健全，游憩设施建设亦愈来愈完善，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参与和休闲活动产业化构成工业社会休闲的重要特征。一方面，19世纪后半叶，人们的休闲时间有了增加，同时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财富的增加也逐渐惠及工人阶级。1860—1875年间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增长了40%，1875—1900年在此基础上又增长了50%，这使得相当多的工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可以用来休闲消费，大量的休闲活动进入了普通家庭的消费能力范围之内，甚至一些原来仅限于名流阶层的消费休闲活动也出现在此列。另一方面，休闲活动逐步走向商业化。19世纪后半叶音乐厅成为最为流行的休闲场所之一，就是当时休闲活动不断商业化的有力佐证。与商业体育迅速发展相关，19世纪晚期扩张速度很快的另一种休闲方式是阅读材料的发展，印刷品尤其是报纸的销售迅猛增长。1988年世界上第一家足球娱乐部成立，足球运动从此由业余运动走向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双化”道路。

（二）现代休闲活动

进入20世纪以后，收入的显著提高、劳动时间的逐渐缩短、劳动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及交通技术的改良和进步，为人们的休闲活动提供了良好保障。特别是铁路的扩张、汽车的出现等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方便了人们到遥远的地方旅行、探险和度假以及到举行赛马活动的城市观看赛马和参与赌马，电力照明彻底改变了休闲企业的经营模式，促进了电影、电视等影像媒体的出现，休闲消费从此有了收音机和留声机。

到1926年，英国有3000多家电影院在放映无声电影，每周累计2000万左右的观众。^[6]随着有薪阶层的迅速增长，大量支出花费在饮酒、吃饭、跳舞上，刚刚出现的轿车使人们到海边和乡村度假成为寻常之事，这些休闲活动是20世纪20年代的象征。20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不少国家积极实施休闲福利政策，政府以提供休闲公共产品的方式扩大休闲供给，企业家和工会组织均努力推进工人休闲活动的制度化。随后，北美已经开始实施双休日制度，成为有阶级社会出现以来的一个重大转折，平民们也可以与统治阶级一样充分享受休闲带来的乐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足球比赛的场次和电影院观众的数量在20世纪40年代末已经恢复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智能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为人们享有更多的休闲机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西方社会的休闲消费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大众休闲的形式日益丰富起来。财富的增长、假日的增加以及交通的改善，对国际旅游也有着巨大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起，海滨度假和国际旅游的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此时，休闲不再被认为是单纯为了工作而进行的被动的调适过程，而同时具有更深层次的哲学和社会学的意义。对劳动阶层来说，休闲的重要性正在逐渐转变，并最终发生根本性变化。现代社会是伴随着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消费的大众休闲时代，个人对于自己的休闲活动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人们已经把休闲理解为选择一种能发挥其禀赋特长，并使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活动。

由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革命前后休闲活动的演进轨迹可以看出：在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主要以个体和简单生产形式为主，已形成紧密团结的小型均质社区，休闲隐于大量劳动之中，且以宗教信仰为主，休闲思想的火花出现，但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形态；在农业社会，由于存在较大的职业分工差异，形成少数贵族和大量农民等等级阶层，贵族休闲类型多样化，而平民主要以农闲为主；在工业社会，职业分工部门化和专业化，社会整体对休闲活动持赞同态度，休闲呈现大众化趋势；而发展到知识经济社会，出现以知识和信息为特征的新劳动分工和较持久的经济繁荣，休闲极化及个性特征凸显，生活休闲化的趋势下劳动逐渐成为自然选择。从作为奢侈品的“休闲”到作为必需品的“大众休闲”的变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单纯的物质消费到时间、物质、精神的综合消费”^[7]，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是需求层次提升的客观需要，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不同社会形态下休闲活动的演化特征见表2-2。

表2-2 不同社会形态下休闲活动的演化特征^[8]

三、中国近现代的休闲活动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休闲思想内涵，从《诗经》、《庄子》、《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不体现出中国文化对休闲的体验、理解和思考。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近现代各个时期的休闲活动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由表2-3可见，在晚清时期（1900—1911），帝国主义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的同时，也给人们的思想带来重大冲击。传统习俗逐渐走向崩溃，人们在应付生活之余有着更多的迷乱需要宣泄，淫靡享乐和奢豪华丽自然而然地成为时代风尚，休闲生活出现诱惑陆离的怪诞景观。在民国时期（1912—1949），尽管中国经历罕见的运动和战争，但社会动荡并没有抑制城市的休闲生活，相反它表现得更为繁盛，如1913年梅兰芳的上海演出风靡整个江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7年（1949—1966），吸毒、赌博、妓院和舞女等旧时代的休闲形式被坚决取缔，老式戏院、茶馆和游乐场也相继被清理，人们忙于重建家园且闲暇时间较少，但每一样均充满着健康的气息。在“文革”十年（1966—1976），由于政治上对休闲的无情压制，使休闲成为无处生存的奢侈品，歌舞戏曲已经失去其本身性质而以“政治任务”的面貌为人们留下苦涩的欢乐。在改革开放之后（1976—2000），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越来越精彩的世界。卡拉OK率先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真正的POP娱乐，摇滚是当时前卫青年们追求的潮流；迪斯科和蹦迪一度取代华尔兹和探戈，成为各舞厅的“统治者”；健身娱乐则经历从“伸腿弯腰”到家庭器械健身，再到健身房健身的渐进式发展历程。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由过去的“单调乏味”向“丰富多彩”转变。随着收入的提高，在休闲设备不断优化的同时，新的休闲活动不断涌现。吧文化使人们在工业化现实中无法生存与释放的情怀得以滋养，原本一枝独秀的集邮生成包罗万象的收藏，体育健身成为亿万群众增强体质的经常性活动。此外，中国的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各种艺术表演团体、场所、图书馆、文化馆遍布全国，满足了不同层次居民的文化需求。

表2-3 20世纪中国休闲活动变迁^[9]

回顾中国近现代休闲活动的发展，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之前的休闲主要以群体方式出现，个性极大地被湮没在“众性”之中；改革开放之后的休闲趋向个性化，侧重于发展自身和实现自我。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拥有更多闲暇，也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休闲方式和休闲观念，更多的人把休闲当成一种生活乐趣，从休闲活动中得到满足和愉悦。

注释

[1]格雷厄姆•T.T.莫利托：《下一个千年：推动经济增长的“五大”引擎——一位著名未来学家预测下一个千年全球经济将出现五大浪潮》，《经济学家》1999年第12期。

[2]徐桂萍：《科技对休闲影响的历史考察》，《前沿》2005年第4期。

[3]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康筝译，田松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4]李仲广：《休闲学》，中国旅游出版社2011年版，第245页。

[5]唐湘辉：《休闲经济学——经济学视野中的休闲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6]克里斯•布尔，杰恩•胡思，迈克•韦德：《休闲研究引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7]郭鲁芳：《休闲经济学——休闲消费的经济分析》，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沃姆斯利，刘易斯：《行为地理学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270页。

[9]刘新平：《休闲中国》，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