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

大众休闲活动的持续演进，衍生出了休闲经济这一崭新的实践领域，而其发展又迫切需要休闲理论加以指导。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休闲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协调和支配关系不容忽视。源于休闲实践的休闲经济理论，并不仅仅是对休闲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更重要的是对休闲实践活动、休闲实践经验和休闲实践成果的批判性反思、规范性矫正和理想性引导。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休闲经济理论为人们展现具有时代发展水平的世界休闲经济发展图景，从而规范人们对休闲经济的理解和对休闲实践的改造；二是休闲经济理论为人们提供科学的思维方式，从而规范人们的休闲思维逻辑和休闲思维方法；三是休闲经济理论为人们提供具有时代内涵的休闲价值规范，从而引导和塑造人们正确的休闲价值观念和休闲价值追求。以下将首先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详细梳理休闲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然后简要述评休闲经济理论整体研究的概况及现状。

一、休闲经济理论的微观研究

尽管自亚里斯多德提出“休闲是科学和哲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等思想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但直到1899年，美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的经典著作《有闲阶级论》出版，才首次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休闲与消费的关系，开创了休闲经济理论——微观部分研究之先河。

其后，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奈特（Knight）和罗宾斯（Stephen P.Robbins）从劳动供给对实际工资变动的反应等角度来研究休闲需求，而这种分析的目的则是为了解决生产函数中的一个重要要素——劳动力供给问题。从20世纪中期开始，以明瑟（Mincer）、贝克尔（Becker）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致力于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工作、休闲二分法，并指出其内在缺陷^[1]。在此基础上，林德（Linder）从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出发，使用经济数量模型得出了一个与时间密度有关的休闲悖论，即从效用最大化原则出发，在时间的稀缺性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理性的行动者越来越不幸，从而进一步推进了休闲经济理论研究^[2]。Kokoski对家庭福利指标及休闲时间价值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虽然国民每周工作时间在下降，但家庭层次的劳动力活动增加，且家庭休闲消费在不断减少”^[3]的研究结论。除此之外，在20世纪70至80年代，Bloch、Gronau、Wachter等许多学者都对休闲经济理论研究有所贡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又有不少休闲与消费的相关性研究的实践和理论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大体上均从时间分配、劳动供给和家庭生产三个角度加以研究，每个角度都有大量学者所作的实证分析作支撑，在休闲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其一，从时间分配角度研究休闲。如Biddle和Hemermesh、Solberg和Wong、Bittman和Wajcman、Fisher和Gershuny及Jenkins和Osberg等。其中，Biddle和Hemermesh、Solberg和Wong及Jenkins和Osberg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时间利用模型的构建及检验，而Bittman和Wajcman、Bittman及Fisher和Gershuny的研究则集中于不同性别、国别的休闲时间利用问题。早在1990年，Biddle和Hemermesh提出了不同于标准时间利用模型的睡眠需求理论，并运用20多个国家的总数据、跨部门的微观经济数据得出了劳动市场时间的增加会减少睡眠时间的研究结论。Jenkins和Osberg（2003）在《没有人一起玩？休闲协调的意义》一文中反复强调，参加合作活动的倾向取决于家庭外是否存在合适的休闲伙伴，即在个体工作时间决策中，外部性起着重要作用。Solberg和Wong（1992）则运用囊括四大部分的时间数据（即市场工作时间、家庭生产时间、纯休闲时间及与工作相关的旅行时间），对模型进行了严格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与旅行相关的工作对家庭时间利用具有重要影响。而在性别之间的休闲时间分配方面，Bittman等人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Bittman和Wajcman（1999）运用休闲的数量和质量指数，根据跨国时间预算数据档案和澳大利亚时间利用调查发现，虽然男性和女性有相似的自由时间数量，但考虑到休闲质量时，就比较明显地出现了性别鸿沟，特别是女性休闲的时断时续性降低了她们休闲的质量。Bittman（1999）的家庭调查分析显示，休闲物品和服务的消费主要由收入因素来决定，因而低收入者往往被排除在休闲参与之外。Bittman认为，时间和金钱本身都不是休闲的充分条件，而不充分的休闲机会导致社会排除。为此，在《休闲参与与家庭福利：休闲的时间和货币成本》一文中，Bittman提出了一系列消除休闲参与的社会排除的相关政策，包括充分的收入保障、父母休假特许、照看孩子补助等。与此同时，Fisher和Gershuny（1999）通过整理英国官方数据对英国的休闲时间变迁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了休闲时间的增加并不一定能够提高休闲质量的结论。

其二，从劳动供给角度研究休闲。国外学者从这一角度研究休闲，其侧重点大多在于通过建模探讨劳动时间、休闲时间与工资率、非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等。譬如Dickens和Lundberg（1993）在研究劳动供给时发现“时间和工资是同时提供的”，因此工人不能仅仅在给定的工资下选择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Berten（1997）在“休闲需要消耗时间”的假定前提下，以贝克尔的消费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劳动供给模型。这一模型发现，无论在什么工资水平下，个体都有可能不工作。Hek（1999）则探讨了把休闲效用引入两个内生技术变迁模型后的效应，由于劳动供给的弹性动态模型的重大变化，如果消费者对休闲的重视甚于消费，则可能存在休闲和消费间的均衡增长路径。这也必将意味着，有相同偏好和相同技术的经济体可能会有不同的长期增长率。此外，一些学者运用计量检验方法考察劳动、休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以Ueda、Houston Jr和Wilson及Mulligan的研究较有代表性。Ueda（2000）集中探讨了日本妇女婚姻、照看孩子与劳动参与之间的动态关系，并通过对1993—1995年的消费调查数据的实证考察，得出了“妇女从劳动参与中获益”的结论。而Houston Jr和Wilson（2002）则运用国际足球成绩测度的方法专门论述了收入、休闲和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认为：总的休闲能力水平与收入正相关，但休闲能力的增长速度会随收入增加而趋缓，总的休闲消费亦是如此。Mulligan（2002）用实证性评价竞争均衡模型及把其扩展至非竞争状况的新方法，直接测度了美国经济1889—1996年期间劳动-休闲扭曲的情况。Mulligan的研究发现，1889—1996年以来劳动-休闲扭曲呈平衡发展，但大萧条期间、二次大战和20世纪80年代除外。边际税率与劳动-休闲扭曲呈弱相关，但不能解释大萧条、战时和20世纪80年代的扭曲。垄断工会主义可以解释大萧条扭曲的一小部分，而工会地位的下降可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扭曲。总体而言，消费、工资、工作每隔10年的波动与劳动供求的简单数量模型是不一致的。

其三，从家庭生产角度研究休闲。把家庭行为作为集体过程建模的思想可以追溯至Becker（1981）的开创性工作，而Chiappori是首位引入基于帕累托效率的严格家庭劳动供给的集体模型的经济学家。Chiappori（1992）把休闲作为完全的私人物品，并通过证明显示，从个人劳动供给函数看，家庭内的收入分享原则可以恢复至一个积分常数。假设个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分离性及能在个体层面观察的一种商品（如衣服）是存在的，Browning等人（1994）把公共物品引入模型并发现，在一个固定劳动供给的框架中，确定的个人商品总开支的份额等于一个积分常数，从而极大地丰富了Chiappori的研究成果。Yu-fai Fong和Junsen Zhang（2001）的研究则深入到无法观察的私人和配偶休闲的确定问题。作者认为，虽然只能观察到两人家庭内的总体休闲，无法观察到私人休闲和配偶休闲，但通过对Chiappori首倡的家庭间分配集体模型进行扩展，可以确定每类休闲的相加性积分常数。特别地，每个家庭成员的工资、家庭非劳动收入及家庭间环境参数对私人休闲、配偶休闲和分享原则的影响能全部确定。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Hallberg（2002）专门研究了夫妇同步休闲问题。他在论文中使用的时间预算资源集合考虑到了配偶同步时间利用与配偶相聚的实际时间的区别。夫妇和与之相匹配的单身的比较显示，只有约12%（每天45分钟）的同步休闲是由积极同步引致，夫妇关于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决策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是高度相互依赖的。研究结果显示，当有共同休闲的条件时，收入高的夫妇花更多的时间与别人在一起，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夫妇与配偶相处的时间较少。除此之外，有部分学者从家庭生产的视角探讨了休闲活动的多样性与受教育程度、性别之间的内在联系（Gronau and Hamermash，2001）。在《多样性需求：家庭生产的视角》中，Gronau 和Hamermash运用家庭生产模型的框架，研究由不同活动的机会成本引致的需求差别。除了变量引入、模型扩展，有的学者提出了家庭生产的不同假设前提。例如Chiuri（1999）认为，家庭效用函数的标准微观经济学假设存在两个理论问题：其一，它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相抵触；其二，它忽视了家庭内的收入与消费分享、劳动分担、外部性和利他主义。这两个限制因素的存在为家庭分担假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今后家庭效用的研究可能会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假定家庭成员非合作决策；另一个假定他们通过收入转移或交换物品达到帕累托效率。

纵观休闲经济理论的微观研究成果，在时间利用、劳动供给以及家庭生产等角度均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此阶段的休闲研究仍依附在家庭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上，休闲经济研究起点狭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理论的发展。特别是真正以快乐为测度标准来分析休闲绩效的研究较少，休闲经济理论缺乏对休闲实践的解释力度。因此，将休闲纳入中观和宏观研究框架，诸如探究区域休闲产业发展、休闲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休闲产业规划及政策等现实问题，以增强休闲经济理论对现实的引导，满足愈来愈强烈的规范功能要求。

二、休闲经济理论的中观研究

相比较而言，国外关于休闲经济学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休闲经济范畴内不同的次级产业层次来展开，如旅行旅游产业、运动与游憩产业、娱乐休闲产业等。1958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户外娱乐资源审查委员会”（The Outdoor Recreation Resources Review Commission，ORRRC），在广泛调查美国娱乐资源之后，于1962年出版了《美国的户外娱乐及系列相关研究报告》。以上述报告中的关键内容和核心数据为基础，理论界相继出现了一批有关休闲产业经济方面的著作，这些可以看作是休闲经济理论——中观部分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较休闲经济的微观研究而言，在研究广度和挖掘深度上均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点：其一，在学科领域上，已经走出依附于家庭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狭窄范畴，逐步延伸到相关的多个学科领域；其二，在研究过程中，更多地借鉴其他相关成熟的交叉学科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并进行合理迁移和有效运用；其三，大量个性化、微观化问题和案例的研究成果，日益被归纳到运动与游憩、旅行旅游以及艺术与娱乐等三个主体休闲产业领域，由此出现了相关分领域的概括性学术著作；其四，将休闲产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趋势逐步呈现，学术界开始探讨休闲产业的发展规律，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剖析，甚至试图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性理论总结。

最早对娱乐休闲产业进行专门的经济学分析的研究文献是Vickerman于1975年所著的《休闲和娱乐的经济学分析》。其后，Chris Gratton和Peter Taylor于1985年合著《运动和游憩的经济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运动和经济学的关系，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了休闲时间对运动的需求，揭示了政府、志愿者组织、商业因素在运动游憩供给中的作用，此外还探讨了职业团体运动、体育运动赞助等当代运动经济学中的重要问题。1986年，Torkilden对休闲和娱乐的活动管理和休闲服务的需求类型进行了研究。1988年，Donna R.Braden的《美国的休闲和娱乐》对美国的休闲娱乐产业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2001年，Wolsey和Abram的《理解休闲和运动产业》讨论了休闲供给者、休闲和运动市场、休闲和运动组织管理等主题。Nick Hanley和W.Douglass Shaw主编的《户外游憩的新经济学》把户外游憩资源地分成山地、林地、河流和海洋三大类型，以具体案例形式加以展开，运用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来研究这些地区的各种不同游憩活动的经济问题，其中涵盖了观鲸的需求和价值估算、评价某个海湾地带钓鱼等活动的经济价值及带给自然资源的损失、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评估游憩需求功能等偏微观的内容。Carmine M.Consalvo对户外游戏活动进行了专门研究，Jay M.Hughes和R.Duane Lloyd合著的《户外游憩：在经济学运用中的进展》则探索了户外游憩研究中的经济学理论运用问题。此后，也相继出现了关于旅游经济学及其交叉学科的名著，如M.Thea Sindair和Mike Stabler合著的《旅游经济学》、Dimitri Ioannides和Keith G.Debbage合著的《旅游产业的经济地理学》等。

此外，在《休闲科学》、《休闲研究》、《休闲管理》等专业英文学术期刊上也有不少关于休闲产业研究的论文发表。但据美国出版的学术期刊《休闲，游憩和旅游摘要》介绍，休闲产业研究方面的论文一般分为运动与游憩、旅游、艺术与娱乐三大类，更多地发表在与文章讨论题目相关的专业领域，如《旅行和旅游营销期刊》、《运动社会学期刊》、《运动管理期刊》、《旅游经济学》、《环境和资源经济学》等。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与旅行旅游相关的国家公园旅游的社会与经济影响、生态旅游经济学、对旅游需求的预测以及与艺术娱乐相关的节日活动的经济学估价、博物馆的效率及战略管理等，多采用经济学、统计学、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关注价值和市场、社会和环境影响是这些分支学科研究的共同特点。尽管这些研究有些偏向具体化，但对休闲经济的中观研究作了良好的铺垫。

随着Datemonitor等专业性调查公司提供的全球休闲装备和产品产业文件，相关统计数据和基本分析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相应地，整个休闲产业实践的综合性研究成果逐渐丰富起来。如Kaplan的《美国的休闲》（1960）、Mark S.Searle和Russell E.Brayley合著的《加拿大的休闲服务》、H.Douglas Sessoms的《休闲服务》（1975）、Roberts的《当代社会和休闲增长》（1978）、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著名休闲研究教授杰弗瑞•戈比（Geffrey Godbey）1992年的《九十年代的休闲》、Julie Gibson和Eric Macintyre合著的《休闲和游憩》等。^[4]

特别是针对未来休闲产业发展趋势的研究，起到为休闲产业发展前景把脉的重要作用。1996年，Kelly的《休闲导论》强调休闲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并探讨了休闲的形式、历史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杰弗瑞•戈比在预测未来时代休闲和休闲业发展方面成果显著，继1992年的《九十年代的休闲》、1997年的《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之后，他又在2000年的《21世纪的休闲——当前问题》中指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在休闲消费上的比重将会不断上升，休闲产业因此会成为一个成长性的产业。1995年，White在《休闲服务的未来》中深入研究了未来的休闲服务和有关的休闲组织，认为在政府和企业提供的服务中，休闲服务是增长最快的部门。2000年，Kraus在《变化中的美国休闲：21世纪的趋势和问题》中指出，家庭生活的改变以及城乡经济的发展，都将对休闲服务产生重大影响，进入新世纪之后休闲的社会化、经济化、人文化等趋势将更为明显。

三、休闲经济理论的宏观研究

基于休闲产业实践指导的迫切需要，休闲经济理论——宏观部分研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包括美、欧在内的西方国家正经历着战后的经济繁荣，人口生育高峰以及良好的就业机会拉动了人们对休闲活动的需求。在社会公众对包括休闲服务在内的公益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的同时，各国政府积极介入休闲领域并推行各种措施鼓励休闲产业的发展。但相比而言，休闲服务的规划和管理等方面缺乏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向宏观休闲经济领域。

特别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休闲产业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产业，此时这种关注变得越来越强烈。部分学者通过大量研究建立了对休闲服务业以及政府的休闲政策具有重要使用价值的分析、预测和规划、管理的方法。其中较为突出且已在政府部门休闲项目规划中得到广泛应用的，有基于益效的管理（Benefit-Based Management，BBM）及由此进一步发展而成的休闲益效方法（Benefit Approach to Leisure，BAL）、休闲服务需求的预测方法、政府在发展休闲服务中的作用分析等。^[5]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级政府、地方社区和商家都在积极建立各种休闲设施、规划休闲服务项目。但这些设施和项目在规划管理上极不成熟，迫切需要相关理论加以指导并消除休闲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的协调问题等。德赖弗（Beverly L.）与希莱尔（R.Schreyer）首次提出BBM与BAL的概念并加以推广和应用，他们在《休闲的益效》中指出，休闲服务项目的管理不能只沿用其他领域的管理方法，而应更多地考虑休闲服务项目给相关方带来的利益，从整体上对其加以规划和管理^[6]。这一观点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1991年，“如何应用关于休闲益效的知识”研讨会在一些政府部门组织下成功举办，同年由德赖弗等人主编的《休闲的益效》（Benefit of Leisure）论文集出版，在继续深化研究和不断完善之后，通过一些实际项目进行检验。随着休闲学者在这个领域对理论的系统总结，最终提出了具有广泛意义的“休闲益效方法”（benefit approach to leisure，BAL），这不仅对实际管理人员有重要价值，而且为制定休闲政策的政府部门提供了一个重要且崭新的视角。BAL将广义系统论的理论视角与现代管理和规划方法结合起来，指出传统的管理着眼于休闲活动、以管理为目的并将重点放在建立休闲设施和休闲服务营销上，即在传统的休闲项目系统中，基本上只关注输入的投资成本和维护所需要的资源及技能等因素。而BAL代表的是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认为系统的输入与对系统的管理都仅仅是手段，真正的目的是使项目利益相关者利益最优化，而其中的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项目所服务的个人、家庭和社区，还包括所在地的生态环境等。

休闲预测与规划方法的发展与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休闲服务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社会对休闲服务的需求大幅增加。1958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户外娱乐资源审查委员会，对美国休闲资源进行广泛调查并于1962年出版了《美国的户外娱乐》一书。一些学者利用书中提供的丰富数据，建立了一系列以人口及社会经济状况的指标为自变量、休闲需求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用定量的方法预测未来的休闲需求。这方面的研究以西彻蒂（C.J.Cicchetti，1973）发表的《预测美国未来的娱乐》最具代表性。这种模型不仅被用于美国各州的户外娱乐规划项目，而且被一些欧洲国家政府部门所采纳。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和人口变化的减缓甚至停滞，再加上没有考虑到相比社会对教育、交通设置等其他公益服务的需求，对休闲的要求具有较大的弹性，依据6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的数据建立的模型暴露出很多技术问题。此外，这一时期的环保运动的兴起也使这一模型受到严重质疑，再加上其他一些政治因素，使得定性分析变得重要起来，而定量分析就从原来居于核心地位退居辅助性地位。顺应这一变化，一些研究者开始致力于设计定性的休闲预测和研究方法，如SWOT方法、德尔菲法（亦称专家预测法）等得到广泛的应用。一些研究者如伯尔顿（T.L.Burton）、维尔（A.J.Veal）、查拉坦（A.Zalatan）等还折中地设计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在休闲经济领域，政府“有形的手”到底应该伸多长，即政府该在哪些方面行使自己的职能，又应该在哪些方面让市场发挥作用呢？受到萨瓦斯（E.S.Savas）在《私有化：改善政府治理的关键》一文中关于政府部门与公益服务之间关系思想的启发，伯尔顿于1982年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此后又与格拉弗（T.D.Glover）合作研究，从而使这一分析框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根据伯尔顿等人的框架，发达国家的政府在休闲服务领域可以扮演五大角色：一是作为公共休闲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将公共休闲服务的运行与管理作为政府功能的一部分；二是提供休闲服务，但对其运行与管理保持一定距离，即在政府专门设立机构来管理公共休闲服务；三是作为赋权者和协调者，选择一些非政府组织与机构来提供公共休闲服务，并在资源分配和项目运行上适当加以协调；四是作为民间休闲服务的赞助者，对已在为公众提供有价值的休闲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给予一定资助加以鼓励；五是做好有关休闲的立法和规范工作，以促进休闲服务的健康发展。在不同时期，政府可以根据具体休闲服务项目的性质以及政府所掌握资源的多少，选择灵活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因地制宜地发挥其特有的协调、管理或者服务功能。

除此之外，关于休闲经济管理方面，Malcoln Foley、J.John Lennon和Gillian A.Maxwell的《接待、旅游和休闲管理：战略和人文化问题》、A.J.Veal的《休闲和旅游政策与规划》、John Swarbrooke的《可持续旅游管理》以及John D.Hutcheson和Jr.Francis P.Noe的《户外游憩政策》等著作分别对休闲产业发展战略和休闲产业政策有过精辟论述。^[7]其中，A.J.Veal的《休闲和旅游政策与规划》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休闲产业规划研究著作，作者构建了包括建立条款、分析环境、建立目标、与规划委托方谈论开发选择性方案、决定战略、贯彻战略、监管评价与反馈等一整套战略规划过程。

当然，与休闲经济领域相关的法律问题以及休闲教育问题也有不少研究者涉足。Ronald A.Kaiser的《游憩、公园与运动中的责任和法律》探讨了游憩和运动中的严格责任、损害法与游憩和运动设施需求，并引入风险管理概念，提出通过出租转移法律风险的设想。Michael Scott的《公共休闲服务法》探究了休闲服务者的一般性法律原则、特殊法律原则、图书馆和博物馆、公共娱乐和运动、开发的户外活动地、财政上的可支持等。美国查理斯•波瑞特比尔的《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是休闲教育研究的力作，作者明确提出不仅要发展休闲伦理，而且要发展以休闲为中心的教育。世界休闲和游憩协会2003年发表了《关于休闲教育和社区发展的国际形势声明》。这些成果相比休闲经济领域的宏观研究来说，显然居于次要地位。但是也必须深刻认识的是，休闲经济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相对于休闲哲学、休闲社会学等学科的悠久研究历史而言，休闲经济理论的探讨明显不足，休闲经济的宏观研究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四、休闲经济理论的整体研究

随着休闲经济的微观理论、中观理论以及宏观理论的迅速发展和日益充实，20世纪末关于休闲经济理论的综合性构建及其整体研究渐显雏形，进入21世纪后则得到进一步扩充和完善。

1995年，英国的约翰•特莱伯（John Tribe）公开出版了《娱乐、休闲与旅游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Recreation，Leisure and Tourism），该书分为休息组织与休闲市场、休闲需求与供给、市场实践、外部经营环境、休闲投资、经济影响、全球经济以及环境经济等八个部分，对有关娱乐、休闲与旅游经济学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首次建立了休闲经济学较为完整的基础理论体系，可谓一部经济学框架内的系统的休闲著作。实际上，《娱乐、休闲与旅游经济学》分别于1999年和2005年发行了第二版和第三版。该书的第一版写于第一次英国经济大规模衰退后期；第二版写于英国、美国和欧洲经济复苏时期，而当时世界经济第二大国日本、巴西、俄罗斯以及亚洲四小龙都遭遇金融风暴；第三版写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发展阶段，但此时在世界其他地方，经济正处于低速发展或者发展停滞阶段。作者曾称：娱乐、休闲与旅游为经济学提供了一个令人着迷的研究领域，尽管经济形势总在发生着变化，但是《娱乐、休闲与旅游经济学》通过数据反映问题，并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和统计学方法研究与休闲有关的经济事物的变化规律，从而为迎接下一波休闲经济热潮做好充分准备。

2003年，威尔逊（Ian Welson）著的《休闲经济学》从休闲与机会成本、休闲和支出等休闲基本含义入手，探讨休闲产业的特征、休闲的需求、休闲产业的发展趋势、休闲产业的市场结构、休闲产业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以及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休闲行业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特别是在休闲产业的发展趋势部分，作者针对旅游、空中旅行、餐饮住宿、电影院（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电视和家庭娱乐、职业体育（英式足球）等特定子产业进行了深入详细的分析，并指出了赛马、广告业等诸多数据反映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休闲经济理论的整体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休闲经济自身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尚未真正形成，休闲经济实践和理论成果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特别是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仍有待有效构建，以形成该休闲经济学学科的整体性特征。这很明显地体现在，《休闲科学》、《休闲研究》、《休闲管理》等影响力较大的国际期刊一直以来以发表休闲哲学、休闲社会学、休闲心理学等方面的文章居多，而多年来休闲经济相关的论文，大多发表在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狭窄的专业学科期刊上。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休闲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学视野中的一个崭新的研究和实践领域，休闲经济学也必将在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市场营销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中逐步得到深入发展和稳定成熟。

注释

[1]Becker G.S.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The Economic Journal，1965，299（75），pp.493-517.

[2]Staffan Burenstam Linder.The Harried Leisure Clas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0.

[3]Kokoski M.F.Indices of household and the value of leisure time.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7，69（1）：83-89.

[4]吴承忠：《国外休闲经济——发展与公共管理》，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9页。

[5]马惠娣：《西方城市游憩空间规划与设计探析》，《齐鲁学刊》2005年第11期。

[6]Beverly L.Driver，Perry J.Brown，George L.Peterson.Benefit of Leisure.Venture Pub，1991.

[7]总体来看，关于运动与游憩、旅行旅游政策的研究比较深入，而艺术和娱乐休闲政策的研究相对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