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是居于微观经济学的“企业”与宏观经济学的“国民经济”之间的一个中观概念，它是具有某种共同特性的企业或组织的集合，或者说是生产同类或有密切替代关系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集合。“化”，指要形成社会公认的规模，或者说彻底从质的规定性上达到某种程度。“产业化”即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特性的企业或组织的集合，形成社会公认的规模或达到一定程度，以完成从量的积累到质的突变，真正成为国民经济中以某一标准划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节从休闲经济产业化发展进程入手，剖析城市休闲经济规模的影响因素及其合理化指标，最后探究城市休闲产业生命周期的发展阶段及其重要启示。
一、休闲经济的产业化进程
（一）关于休闲经济与休闲产业产生时间先后的争论
按照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一般形态的产业大多要经历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四个阶段。按照上述“产业化”的定义，如果我们把产业看作是按社会分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或提供劳务的一切经济活动群体的总称，那么“产业化”可理解为产业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产业化是商品化的高级阶段，是对工业化和商品化的提升和超越。一方面，有了商品化，生产方式由传统手工作坊过渡到现代工业；但如果只有小规模的、零散的生产和销售行为，而没有按照生产、流通、销售、消费这样一个循环去生产，不能算是一个产业。另一方面，有了工业化，但需要靠政府的财力不断注入资金，或者依靠其他外部力量去维持生产链条的延续，也不能算是一个产业。只有完成产业化进程，产业整体具有独立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产业内部具有强大的自我协调和自我积累能力，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形成一个完整而不是相互断裂的链条，产业才能真正形成。关于产业化，联合国经济委员会的定义是：生产连续性，生产物标准化，生产过程各阶段集约化，工程高度组织化，尽可能用机械代替人工，生产与组织一体化的研究与实施。产业形成的重要标志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是某种商品或服务为市场所认可，潜在需要转变为现实需要；其二是按照产业标准进行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并在自我积累的基础上实现扩大再生产。
关于休闲经济与休闲产业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休闲经济与休闲产业两者谁先谁后的时间问题，目前在学术界仍存在较大争论。综合起来，以马慧娣、田松青、王琪延三位学者的观点比较典型。
马慧娣（2004）将休闲产业的雏形追溯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认为“最初集中体现在宫廷沙龙这种社交场合中”；而现代休闲产业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高度发达的伴生物，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一部分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本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大多体现在休闲产业方面，以满足人们新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个新的需要，各种服务于人的休闲产业应运而生。自18世纪的杂志、咖啡厅和音乐厅，延续至19世纪的职业教育、街心公园和假日旅游，现代休闲产业几乎是和人的休闲观同时发生改变”[1]。显然，马慧娣直接把休闲活动看作是休闲产业的雏形，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一般来说，休闲活动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为促进其愉悦身心、个人发展及社会成就的活动，可以是单一的一项活动，如滑雪、攀岩、采摘等；也可以是一系列单一活动的组合，如节庆活动、体育比赛等。休闲活动最根本的要素是体验而非结果，它与休闲经济和休闲产业有着本质区别。而被马慧娣断定为现代休闲产业的“自18世纪的杂志、咖啡厅和音乐厅以及延续至19世纪的职业教育”充其量只不过是休闲经济的形成阶段所体现的基本形态而已。
田松青在《休闲经济》中提出：“休闲活动的产业化发展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那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休闲产业开始显露端倪，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入稳定增长期，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则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休闲产业普遍发展的结果是休闲经济的孕育而生，休闲产业的形成为休闲经济形态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在这里，他混淆了休闲经济与休闲产业的因果关系和存在逻辑，并且把休闲经济形成的时间直接当作休闲产业的诞生之时。
王琪延（2005）则在《休闲经济》中提出：“休闲经济作为这一种经济现象和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发端于欧美，19世纪中叶初露端倪。进入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休闲相关的产业便应运而生。”[3]从以上阐述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休闲经济萌芽在前，休闲产业产生在后。
在某种程度上，笔者比较赞同王琪延的观点。因为有了休闲经济并不说明就有了休闲产业，休闲经济本身也存在一个产业化的问题。城市休闲经济要成为一个产业，还必须使产业内部的各部门具有一定的自我协调和自我调整能力，而不是相互断裂的链条。拿旅游休闲产业来讲，在产业延伸过程中，除了游览景点要做好旅客接待工作外，交通、餐饮、饭店、娱乐、商业等多个相关部门也要紧密配合和协调，使资源得到最合理配置，真正让休闲消费者享受“一条龙”服务，最大程度地满足消费者消除疲劳、愉悦身心以及提升自我的需要。不仅如此，休闲经济的产业化还要促使休闲产业整体按照产业标准进行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按照生产、流通、销售、消费的循环去组织生产，使整个休闲产业整体具有独立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这也是一个产业的最基本特征。
（二）世界休闲经济的产业化进程
从大众休闲活动的发展轨迹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产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期是大众休闲活动的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产业革命之前，原始社会的休闲活动大多以宗教或信仰意义的节庆集会为主；奴隶社会的休闲活动开始进行较深层次的思考并形成独特的休闲观；封建社会的休闲活动逐渐重视休闲体验和休闲的生活价值，平民休闲仍然受到抑制。但是在这三种社会形态中的休闲活动始终没有摆脱“奢侈品休闲”的帽子，即此时的休闲只属于少数“有闲阶级”。进入产业革命之后，工业化带来的财富增加、闲暇增多以及交通条件的改善等成果迅速惠及平民，休闲也开始从单纯的物质消费过渡到物质和精神的综合消费，凸显了大众化休闲的基本特征。相应地，从世界范围来看，休闲经济也是于近代产业革命之后出现于欧美等发达国家，19世纪中叶即初露端倪。随着国民收入提高和闲暇时间增多，休闲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休闲设施供给也逐渐增加，大众休闲活动自然衍生出休闲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
进入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和时间也随之大幅增长，为休闲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和服务活动正日益成为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休闲经济进入蓬勃发展时期。与此同时，随着休闲经济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休闲商品和服务逐步得到市场认可，并初步具备生产的相对连续性，在自我积累基础上的扩大再生产基本得以实现，休闲产业就基本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大众休闲活动日益膨胀，政府部门也逐步开始承担在休闲发展方面的公共责任，休闲经济产业化稳步推进，休闲产业进入稳定增长阶段。至80年代，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进一步缩短法定工作时间，以旅游、娱乐、体育为主体的休闲经济呈快速增长之势，休闲产业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休闲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休闲消费观念的转变，网络经济、知识经济、体验经济等新经济的发展和新理念的普及，以及发展中国家休闲产业的高度崛起，世界休闲产业进入全面繁荣发展阶段。
综上所述，从全世界范围考察，休闲的发展轨迹始终沿着“休闲活动——休闲经济——休闲产业”的路径运行（见图4-3）。在休闲活动完成由奢侈品休闲到大众休闲的跨越之后，休闲经济崭露头角；随着休闲经济蓬勃发展以及产业化进程加快，休闲产业逐步从形成、稳定增长、快速发展向全面繁荣的阶段过渡。
图4-3 “休闲活动——休闲经济——休闲产业”发展路径
二、城市休闲经济规模的影响因素及其合理化
（一）城市休闲经济规模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研究表明，城市休闲经济越发达，城市的休闲功能越强，越有利于居民生活品质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这不仅在于发展休闲经济可以增加有效供给，最大限度地促进消费，而且在于发展休闲经济也是增加就业岗位的有效途径。城市休闲经济规模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城市休闲经济规模即城市休闲经济总量，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城市所有休闲企业生产能力的总和。城市休闲经济规模的影响因素较多（见图4-4），可以用以下数学表达式表示：
m=f（g，a，d，e）
式中：m——城市休闲经济规模，由g，a，d，e四个因素决定；
g——规模系数，g=狭义休闲产业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DP），狭义休闲产业包括休闲旅游产业、休闲娱乐产业、体育健身产业、文化传播产业等四大产业形态，用狭义休闲产业总值与GDP的比值可以大体反映休闲经济在城市中的地位；
a——社会休闲度，a=社会休闲/闲暇时间，其中社会休闲是指消费者需要直接利用社会所修建的相关设施或接受有关社会服务而进行的休闲活动，它是一种通过社会活动实现的休闲。社会休闲=公共休闲+商业休闲，闲暇时间=休息+个人休闲+公共休闲+商业休闲；
d——人均可支配收入，d=家庭可支配收入/家庭人口。d为反应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而这一指标与城市休闲经济规模息息相关。一般来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生活水平成正比，即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生活水平则越高，休闲经济规模越大。
e——休闲国际化指数，反映城市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也是从国际视角对城市休闲经济的总体评价，e=入境旅游人数/城市居民人数。
图4-4 城市休闲经济规模具体指标
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休闲经济的规模与该城市休闲经济的总量、社会休闲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休闲国际化程度成正相关关系，与地区的国民经济总量成反相关关系。区域经济越发达，公共休闲和商业休闲越多，社会休闲度越高，城市休闲经济的规模就越大；反之，区域经济越落后，休息和自我休闲越多，社会休闲度越低，城市休闲经济的规模就越小。当然，休闲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有一定程度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因为休闲经济的发展还或多或少地受文化观念的制约和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休闲性支出所占有的比例呈增长趋势。与此同时，人们的休闲时间也在增加，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加明显。自1995年起实行五天工作制，1999年10月起又实施春节、“五一”、“十一”三个长假日，使得中国的法定假日增加到114天。2007年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实施后，除了春节、“十一”两个黄金周之外，一年中将形成元旦、清明、五一、端午、中秋五个分布比较均匀的“小长假”。在增加闲暇时间这种稀缺资源后，人们自然会追求尽可能多地自主支配时间来满足自己休闲放松的需要。但在一定程度上，公共休闲和商业休闲占人们闲暇时间即休息、自我休闲、公共休闲以及商业休闲之和的比例逐步提高。
因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休闲经济总量、社会休闲度、人均可支配收入、休闲国际化程度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休闲经济规模仍将保持继续扩大的趋势。
（二）城市休闲产业规模的合理化
城市休闲产业的合理规模由该产业的内涵与外延综合而成。研究它的合理规模是为了促进城市休闲产业的规模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保证与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相均衡，并不断提升城市休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与此同时，城市休闲产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应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这个比例关系必须符合产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和产业内在的经济联系。此外，还要保证城市休闲产业符合时代特点，根据历史时代的要求不断走向高级化。
因此，城市休闲产业的合理规模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城市休闲产业的规模和结构不仅要和宏观经济形势的要求相一致，而且要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对它的发展要求相一致；第二，按照广义休闲产业的基本构成和狭义休闲产业的具体构成，城市休闲产业的内部结构要合理，就是要实现休闲产业内部各个产业部门在规模上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根据产业链关系构筑合理的组织结构，不仅产品内容结构要独具特色，而且空间布局上要具有整合效益，逐步实现规模经营和获得规模效益；第三，具有相对先进性和自我调节能力。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该产业的档次，提高其现代科技含量，使现代化的科技成果在该产业中广泛应用，使其不断机械化、自动化和信息化，从而使先进科技含量高的部门比重不断提高，使其向着高级化方向发展。
根据产业结构理论，城市休闲产业的合理规模，可以采用总量适合度、内部协调度和高度化程度三个指标来加以测度。首先，总量适合度是测度产业结构与需求结构适应性的指标，反映城市休闲产业水平与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程度。休闲产业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城市居民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城市居民的休闲需求是人们消费需求层次逐步递进的结果，市场需求是这个产业得以发展和持续进步的重要条件。假设g=第三产业总值/国内生产总值（GDP），g1=狭义休闲产业总值/第三产业总值。若g≈g1，则表明城市休闲产业从总量上可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其次，“内部协调度”是反应内部结构效益的指标。不同的产业之间存在复杂的投入产出关系，各产业内部以及各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是否协调是评价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在理想的产业结构状态下，应当是每个产业所需要的投入（实际为其他产业的产出或自然资源的投入）都能得到充分满足，即不存在瓶颈产业；每个产业的产出又刚好能满足其他产业投入和最终消费的需求而且没有过剩，即不存在过剩产业。即其中一产业在生产单位产品过程中对其他产业的直接消耗和全部间接消耗之和（完全消耗）正好等于该产业的产出：bij=aij+∑akjbik。其中，aij表示投入系数，即产业j在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产业i的数量；bij为产业j在生产单位产品过程中对产业i的完全消耗。狭义休闲产业涵盖休闲旅游产业、休闲娱乐产业、体育健身产业、文化传播产业四个方面，可以认为它们依赖于旅游资源、体育资源、文化资源和娱乐资源。这四类资源在各城市休闲产业中的配置是否合理，将对整个城市休闲产业和休闲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再次，高度化程度是反应休闲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随着休闲产业的发展，由城市休闲产业结构体现的经济技术水平将不断提高，亦将发生有利于整体经济效益提高的结构性变化。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休闲资源仍缺乏整合与有效利用，导致休闲旅游产业、体育健身产业、文化传播产业和休闲娱乐产业之间发展不均衡，商业休闲产业与公共休闲产业之间的发展亦不平衡。如何合理分配休闲产业资源，优化其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布状况及配置比例，是确保城市休闲经济维持合理规模的关键所在。
三、城市休闲产业生命周期的阶段分析及重要启示
（一）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研究及其应用
产业发展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明是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加深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从人类社会出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行为以来，产业发展这一经济现象就与人类文明如影相随。产业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指产业从产生到衰亡具有阶段性和规律性的企业行为（特别是进入和退出行为）的改变过程。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属于产业演进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研究产业内企业数目、市场结构、产品创新动态变化等内容，它是在实证的基础上加以研究的现代产业组织学重要分支之一。
产业生命周期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从产品生命周期的研究演变而来的。1966年，美国雷蒙德•维农教授最先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一种产品与有生命的物体一样，具有诞生、发展和衰亡的生命历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阿伯纳西（N.Abernathy）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厄特拜克（James M.Utterback）以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LC理论）为基础，通过对许多行业和创新案例的分析，引入主导设计概念，并以产品创新为中心，提出了产业创新动态过程模型（A-U模型），以及经过后期改进的A-U动态关系模型，向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0世纪80年代，Gort和Klepper最先提出产业生命周期的概念，并按产业中的厂商数目（净进入数）对产品生命周期进行划分，得到引入、大量进入、稳定、大量退出（淘汰）和成熟等五个阶段，从而建立了第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产业生命周期模型——G-K模型。20世纪90年代，Klepper和Graddy在实证分析基础上对G-K模型进行了技术内生化的改进，把产业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淘汰和稳定三个阶段，并在强调过程创新所产生的成本竞争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产业生命周期解说。Agarwal和Gort通过引入危险率，着重强调产业特性和厂商特性对厂商存活的影响，沿着深入市场结构内部的现代产业组织研究路径对G-K模型进行了拓展。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秉承Klepper和Graddy的自由竞争思想，结合Agarwal和Gort存活和分布分析的方法，Klepper通过对四个产业发展重点案例的研究，提出了技术效率存活的寡头进化理论。Klepper的寡头进化理论在思想上仍强调技术的市场内生性，在方法上恢复到早期的案例研究，但运用最新的厂商分布和厂商存活分析技术，并将对象锁定为寡头市场的形成，从而更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随着理论研究与实践领域的进一步深入，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在各个分支的纷争和融合中逐步走向成熟。
在国内，传统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根据该产业在全部产业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及其增速的变化，一般把产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见表4-2）。识别产业生命周期所处的时期，主要基于市场增长性、需求增长率、产品品种、竞争者数量、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技术变革、用户购买行为等阶段特征。产业生命周期曲线实际上只是一条抽象化的曲线，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如果考虑到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等外部因素，要准确判断某产业处于哪一个时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又有学者将产业生命周期分为自然垄断阶段、全面竞争阶段、产业重组阶段、蜕变创新阶段等四大阶段。自然垄断阶段是新技术和新工艺从出现到逐步成熟，形成生产能力进入市场，为部分目标消费者所认识和接受的时期。在全面竞争阶段，产业技术逐步完善和成熟，自然垄断的利润逐步消失，新加入者很多，且竞争重点表现为价格战。在产业重组阶段，兼并与淘汰产业是发展的主旋律，市场需求处于相对饱和的状态，以价格战为主的竞争手段逐步呈现“寡头垄断”的特点。经过产业重组，各企业为了竞争，也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一般都是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原有技术的升级与创新，或另辟蹊径进行产业的升级换代。自此，产业进入蜕变创新阶段。
表4-2 产业生命周期各时期的主要特征
目前，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在具体行业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的营销战略动因分析。从产业营销角度来看，产业发展可以根据产业平均营销水平划分为四个阶段，在自然垄断阶段产业的营销水平比较低，在全面竞争阶段营销水平开始提升，在产业重组阶段达到顶峰，在蜕变创新阶段又逐步回落。其二是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的物流企业并购形式的演变。物流产业生命周期比较长，物流服务产品升级换代较慢，市场容量大且产品需求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尤其表现在物流产业生命周期的初创期和成长期。其三是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企业危机管理动态分析。企业危机有其特殊的发展阶段性，一般经历潜伏期、征兆期、发生期、总结期和恢复期。在企业发展所经历的每一个时期，企业危机管理都有其比较脆弱的地方。有针对性地提出企业的特殊使命和需要重视的重点问题，可以有效地实现风险的预警和控制，降低危机对企业的损害程度，从而提升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持久生命力。
（二）城市休闲产业的生命周期及其启示
1.城市休闲产业的生命周期
作为以满足消费者的休闲需要为目的，以休闲旅游业、休闲娱乐业、体育健身业、文化传播业等休闲服务业为依托的生产休闲产品或提供休闲服务的连带产业群，休闲产业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譬如英国的海滨度假地自20世纪60年代人们转向地中海度假以后开始衰落，中国的农家乐乡村旅游在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国内旅游的蓬勃发展而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进入21世纪之后太空旅游将随着各国航天载人技术的普及孕育而生。对英国和中国海滨度假旅游产业进行比较，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这一规律。19世纪，随着英国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加，海滨休闲从上流社会向下传承至中产阶级及工人大众，英国海滨休闲城市异军突起，成为与工业城市形成鲜明对照的新型城市。[4]英国海滨休闲城市的崛起，满足了人们追求健康和娱乐的精神需求，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也预示着城市从生产功能向服务功能转变的趋势，以及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的经济走向。而在中国，尽管拥有长达18000km的陆地海岸线和14000km的海岛岸线，开发海滨度假旅游的基本资源条件可谓丰富，但一直到1992年10月，国务院才首次批准在全国建立10个（后增加为12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其中包括8个海滨度假旅游区，推动中国海滨度假旅游资源的产品化进程和相应旅游市场的培育。
生命周期理论在休闲产业的应用并不多见。但实际上，包括休闲农业、休闲工业、休闲建筑业以及休闲服务业在内的所有休闲产业形态，都显示着其特殊的生命周期特征。据其涉及范围的不同，休闲产业生命周期可以分为国内产业生命周期和国际产业生命周期。如各国的国际旅游产业、美国的电影产业等均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要素投入、产出规模和市场需求。一般情况下，在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或地区该产业的形成期一般会比较短，会比较快地进入成长期，但进入成熟期或衰退期后又可能会进一步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有些休闲产品如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运动器材以及公园、重要历史纪念地等休闲地的游客经久不衰，这些产业具有漫长型的生命周期；而一些休闲产品如中国20世纪90年代风行一时的魔方、呼啦圈、滑雪板等快速成长后又快速衰退，这些热潮型产品具有快速型产业生命周期；此外，还有夭折型、突变型产业生命周期，这些都是休闲产业生命周期的特殊形态。
一般形态的休闲产业的生命周期，要依次经历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落期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时间长短依具体产业形态的性质和功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不同的国家也会有所差异。从传统海滨度假地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落期的发展过程，即可窥见一斑。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海滨度假地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欧洲大陆和北美的传统海滨度假地、气候资源优越的赤道海滨度假地，以及具备后发优势的第三世界国家海滨。其中，英国传统海滨度假地的发展已有两百多年的悠久历史，布莱顿（Brighton）、斯盖堡拉（Scarborough）、托比（Torbay）等著名度假地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海滨度假活动的中心，引领着世界海滨休闲文化的潮流，但20世纪70至80年代以来出现了广泛的衰退。以下将以传统海滨度假地的兴衰史为例，阐释休闲产业所表现的生命周期阶段性特征。
其一，传统海滨度假地的形成期：在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海滨度假地出现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海滨城镇，随后扩展到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和美洲大陆。这些被称为传统海滨度假地，也有学者称之为定制化的海滨旅游（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easide）的开端（Walton，1997）。欧洲传统海滨度假地的兴起最初都与皇家贵族的示范性消费有关（Gilbert，1949；Walton，1997；Lewis，1980），海滨度假长期以来一直是权贵上层阶级的专利。
其二，传统海滨度假地的成长期：直到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的海滨度假地出现了权贵消费向大众消费的转型，普通大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海滨度假活动中。相应地，欧洲海滨度假地也真正进入大发展时期。这一转变的推进因素主要是铁路运输技术的发明和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工业中心城市周边海滨度假地的进入性（Gilbert，1949；Walton，1983；Williams，1998）。如兰开夏（Lancashire）和约克郡（Yorkshire）成为伦敦居民大批前往的目的地，西班牙阿利坎特（Alicante）成为马德里周边新兴的海滨度假胜地。此外，工人阶级为获取平等的社会地位的抗争也是重要因素之一（Walton，1981）。
其三，传统海滨度假地的成熟期：20世纪上半叶，欧洲海滨度假地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各洲海滨度假地的开发。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国际间的海滨度假活动日益兴盛。北欧及西欧的人们开始组团到地中海沿岸的海滨去度假，北美地区的游客则大量涌向佛罗里达和加勒比沿岸，地中海和加勒比沿岸成为非常理想的海滨度假胜地。这一时期，虽然国际间海滨度假旅游获得较大发展，但由于海滨度假地的竞争加剧，各国普遍对人员流动施加严格限制。因此总的看来，英国和北美的海滨度假地基本上还是以国内游客为主（Shaw＆Williams，2004）。20世纪50至70年代中期，英国海滨度假地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私人资本的投资推动下，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Demetriadi，1997）。1968年，全英75%的度假消费活动集中在本土的海滨度假地（Shaw＆Williams，2004），国内海滨度假活动盛极一时。
其四，传统海滨度假地的衰退期：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英国海滨度假地普遍出现了衰退，许多度假地都面临游客量下降、失业率高于平均水平和投资不足的困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英格兰每年的海滨度假游客量约为1800万人次，年均旅游收入约为29亿英镑，与1973年3200万人次的海滨度假游客量和51.8亿英镑的旅游收入水平相比明显大幅度下降（Agarwal，1999）。1993年，英国因失业率高而需要援助的地区名单中，许多海滨度假地赫然其上（Agarwal，1999）。在投资方面，Shaw和Williams（1997）通过分析1988年至1989年英格兰旅游促进机构对旅游投资的监测数据，发现投资重点从传统的海滨度假地转向了城市主题公园或其他旅游吸引物。这期间，海滨度假地几乎没有任何大型投资，接待设施老化严重。根据库珀（Cooper，1997）的调查，英国海滨度假地现有的酒店以一星级或二星级等低档酒店为主，且饱受淡季和低出租率之苦。
2.城市休闲产业的生命周期的重要启示
从英国传统海滨度假地的生命周期变化，可以得到以下重要启示。
其一，具体休闲产业形态呈现有规律的阶段性，但难以保持永久的繁荣。这里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方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寻求替代性产业错位发展以减缓对地方经济的冲击。在英国传统海滨度假地转向衰落时，尽管英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倡导深入细致的产品调查、市场机会识别，以及政府和私人部门多方合作的理念，向旅游业提供专项基金以改善当地旅游接待设施条件和开发新景点，推行地区性旅游开发行动计划（TDAP）等，但由于普遍缺乏替代性产业支撑，对促进当地旅游经济复兴的作用尚不显著，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另一方面，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充分运用产品重组和产品转型策略，从而延长休闲产业生命周期。20世纪90年代末，尤其是2000年以来，欧美地方政府更加重视海滨度假地产品开发和旅游小企业的发展，同时产品开发也从大众市场转向个性化的目标细分市场。如美国大西洋城通过开发赌博旅游产品成功走出衰退的经典案例，对处于衰退中的海滨度假地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各地政府纷纷试着开发新型的大型旅游项目以促使度假地复苏。因此，对产业生命周期和企业生命周期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会导致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产生，从而引起企业核心能力的变迁。为使产业延长生命周期，就必须根据所处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竞争战略。在产业生命周期缩短的情况下，政府应尽早将朝阳产业引入战略规划，并使其成为延长企业生命周期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休闲产业必须在现有核心产业衰退之前就确立和培育解体产业，才能实现可持续竞争优势。
其二，在休闲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要素投入、产出规模和市场需求的发展变化不同，利润率有升有降。从产出的变动、投入的变动和投入产出效果的变动以及技术创新的类型和发生率、市场需求变化等可以识别出产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具体的识别指标有产值及其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其增长率、产量及其增长率等产出增长率指标，投资规模及其增长率、固定资产规模及其增长率、就业规模及其增长率、开工率等投入增长率指标，增加率、资产报酬率、销售利润率、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投入产出效果指标以及需求收入弹性指标等。譬如英国海滨度假地走向衰退的同时，也伴随着需求和供给结构方面的调整。数据显示，尽管长期停留的游客数量由1993年的300万人次减少到1999年的250万人次，同时期停留时间在1～3晚的短期逗留游客却由480万人次猛增到880万人次。一日游游客在中小规模度假地的游客结构中越来越重要。游客停留时间大幅缩短带来的需求结构变化，对度假地接待设施结构的调整造成重要影响。以约克郡的斯盖堡拉海滨小镇为例，床位数由1978年的78000个下降到1992年的51000个（Agarwal，2002）。
其三，休闲产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是紧密相关的，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奠定基础，下一个阶段又是上一个阶段的必然延伸。休闲产业经过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还需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合理及时的转化，而产业重组在这种转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休闲企业兴衰的整个过程也都存在着产业重组问题，只是在产业生命周期和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产业重组的特点不同。产业重组主要基于以下五个原因：一是为了实现经营协同，包括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获得、专业化协作程度的提高或上下游产业的联合化；二是为了实现财务协同，包括企业利用财务杠杆能力上升，资金的集中使用和资金结算等银行活动的内部化，对外投资的内部化等；三是给予有吸引力的企业相应的市场价值，如果企业价值被市场低估，也很容易引起并购和回购活动；四是无效率管理者的存在也会引发并购，由于一些企业的管理没有效率导致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变化，引发接管活动，这类接管有利于弥补上市企业股权分散带来的约束软化问题；五是基于市场份额的扩张，通过产业重组扩大企业的市场控制力，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如欧洲海滨度假地由发展期向成熟期转变的过程中，就通过引进开发新的旅游设施等手段，如在荷兰斯基威宁根（Scheveningen）开发赌场，在英国托比引入保龄球会馆等，从而实现投资和技术更新并间接促进产业重组，为休闲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顺利过渡创造良好的条件。
其四，消费需求是决定休闲产业生命周期及其发展阶段的风向标。传统海滨度假地的衰退并非仅仅由于单体旅游产品相对吸引力下降，而是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范围内旅游消费模式出现了深刻转型，即由福特主义时期的大众旅游向后福特主义时期的个性化、多样化旅游需求过渡的背景下，传统大众型海滨度假地所遭遇的转型危机。与以往的度假地衰退相比，此次衰退是结构性的，因此在衰退范围和程度上都要深刻和广泛得多。从地方政府应对衰退措施的结果来看，单纯开发新产品和增加目的地投资是不够的，必须针对游客不断变化的需求，促使海滨度假地不断进行结构重组，持续推行创新发展战略（Agarwal，1997）。
与英国相似，以北戴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海滨度假地也面临着衰退危机。中国传统海滨度假地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福利性休闲疗养基地。国内现代意义上度假旅游活动的雏形是领导干部休闲疗养制度，由中央及各部委投资兴建的各式各样的疗养院，是中国度假地发展的最初形态。[5]1948年北戴河解放，党和政府对北戴河旅游区的建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决定将北戴河建成劳动人民的疗养院和休养所，于是陆续建成了中国铁路总工会北戴河肺结核疗养院、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等30多家休疗养院。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北戴河于1953年被确定为中央暑期办公地点，由此确立了北戴河“夏都”的地位。1979年9月，全国旅游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这成为北戴河旅游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1992年至1997年的五年中，北戴河区新增绿地21.38万平方米（320.7亩），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52m2，在美化旅游环境的同时提高了旅游质量；而也是在这五年间，北戴河共接待国内游客1218万人次，外国游客和港澳台同胞1.75万人次，1997年旅游服务业总收入达5.01亿多元，比1992年增长95.8%，平均递增14.4%。[6]但透过这些光鲜的表象看背后，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福利性疗养院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机制的需要，中国传统海滨度假地普遍陷入衰退。统计数据显示，北戴河游客量由1993年、1994年高峰时的500万～600万人次减少到1999年的200万人次。[7]2003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暑期不再到北戴河办公，北戴河作为“中国夏都”的辉煌可能会渐渐远去。
按照休闲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中国传统海滨度假地只有面向市场，并迎合消费者现实的消费需求，才能走出衰退而获得“重生”。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就在2003年，遵循“把北戴河当作一个大景点进行策划、建设、经营和管理”的新思路，北戴河确立了“生态型、园林式、国际性旅游休闲度假区”的发展定位。2005年，北戴河编制完成了《北戴河区旅游发展行动纲要》（2006—2008），滨海旅游空间布局由滨海区进一步扩展至北戴河火车站，并进行了滨海旅游功能分区，即划分迎宾区、接待区和漫游区三大功能区；确定了“运动之春、浪漫之夏、时尚之秋、休闲之冬”四季旅游主题活动。自2005年至2010年的五年间，北戴河实施了鸽子窝公园、怪楼奇园、奥运公园等景区的升级改造；推行了旅游休疗养单位和家庭旅馆星级评定，旅游接待档次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建成俄罗斯游客中心，俄罗斯度假区功能逐步完善，提升了北戴河的国际品质和功能；北戴河国际酒店、乔庄度假庄园、莲蓬俱乐部等一批高端旅游项目顺利开工；北戴河博物馆、轮滑博物馆、鸟类博物馆已投入使用，提升了北戴河的城市文化艺术品位；连续成功举办轮滑节、情侣狂欢节、铁人三项赛、国际观鸟节、国际摄影艺术节等一系列重大节庆的赛事活动；俄罗斯风情展演、海上生明月大型实景演出等文体活动精彩纷呈，塑造了“时尚、活力、魅力、现代”的旅游城市形象；先后组织赴满洲里、俄罗斯、香港、韩国等地的旅游促销活动，国际旅游市场得到拓展。随着近年来城市品位和环境景观的飞速提升，北戴河推出了“抚今追昔——城市风貌考察游”、“与相爱的人到北戴河晒幸福——婚纱摄影游”和“北戴河艺术写生游”等旅游产品，极大地丰富了滨海旅游产品结构。北戴河滨海的旅游产业快速提升，旅游环境不断优化。据统计，北戴河2005至2010年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2498.2万人次，年均增长10.0%；累计接待国外游客20.45万人次，其中俄罗斯游客18.48万人次，年均分别增长23.4%和25.1%。
从北戴河度假旅游的生命周期的变化可以看出，北戴河正处于从传统的旅游避暑胜地向生态型、园林式、国际性旅游休闲度假区转变的转型期，正发生着由较为单一的大众滨海观光向滨海度假、休闲娱乐、商务会议、特色节事等复合型滨海旅游区的重大转变。这一时期，北戴河滨海旅游需求水平、产品形态、旅游项目的国际化水平以及消费档次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旅游的经济品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升华，旅游设施的投资主体和投融资渠道步入了市场化轨道，北戴河滨海旅游产业的发展真正走上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道路。因此，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传统海滨度假地的衰退也是结构性的，是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出现的特殊现象。外部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变迁是度假地衰退的根本原因，这包括福利性休疗养需求受到抑制、大众海滨旅游需求尚不成熟、政府投资为主的度假地旅游设施投融资渠道难以为继、度假地行政接待经济面临转型等。北戴河在生命周期走向衰退期之后又能延续“青春”的范例告诉我们，中国海滨度假地的复兴必须摆脱行政经济的禁锢，坚持走市场化改革道路。
注释
[1]马惠娣：《走向人文关怀的休闲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2]田松青：《休闲经济》，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5页。
[3]王琪延：《休闲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4]陆伟芳：《英国海滨休闲城市崛起的历史条件》，《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32页。
[5]刘俊，保继刚：《英国传统海滨度假地衰退研究——综述与启示》，《旅游学刊》2007年第1期，第53页。
[6]张素梅：《北戴河滨海旅游发展历程研究》，《江苏商论》2012年第2期，第131页。
[7]北戴河老了吗.北京青年报（网络版），2000年6月19日，http：//www.bjyout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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