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

革命前的俄国是有影响的帝国主义大国之一，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有1.5亿人口。在国内政治上，沙皇专制制度并没有因国家杜马的存在而削弱。1905年10月17日的立宪宣言规定没有国家杜马的同意，任何法律无效；但1906年5月7日的《国家根本法》规定沙皇握有确定对外政策、宣战、媾和、任免大臣等大权，杜马和国务会议通过的法律要经沙皇签署才能生效，其中第87条规定在“休会”期间沙皇政府有权不经杜马同意自行立法。这样，俄国的君主立宪形同虚设，沙皇仍是至高的专制君主，资产阶级对政治权力的渴求只是“画饼充饥”。

1905-1907年革命，1910年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革命运动的新发展，集中反映了俄国社会内部孕育着的深刻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现实。1914年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一切经济生活服从军事需要，生产遭到破坏，卢布贬值，通货膨胀，粮食不足，连前线的士兵都填不饱肚子，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各种矛盾更加集中和尖锐化。二月革命就在各方面包括沙皇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迅速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取得了革命胜利。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其并存的还有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形成了俄国历史上一个最民主、自由的历史时期，俄国各政党、阶级和派别纷纷浮出社会政治生活的表面，持有各种不同的立场，国家的发展道路面临着不同的抉择。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从二月到十月俄国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俄国不能沿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发展下去，使刚刚胜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保有其胜利果实？

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比之沙皇时代是个巨大进步，但却不能满足人民对面包、土地、和平的迫切要求。帕·瓦·沃洛布耶夫说过：“我们喜欢援引一句涵义深刻的话：革命“革命”一词来源于拉丁文“revolution”，词义同动词revolvere，既指回复到过去，又指复兴。《企鹅政治学辞典》中的定义为：“我们所谓的革命，严格意义上说，是政治系统的一场全面的暴力变革，不仅仅改变了社会的权力分布，还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在政治科学里，其主要的含义是：有所准备的、有所意图的，而且经常是暴力性的，由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领导民众反对现存体系、推翻旧统治阶级。”自由主义模型描述法国大革命为：“革命的根源于既有社会秩序的缺陷和失败。……随着越来越多的激进分子走上了前台，革命超出了可控制范围，随之产生了一个恐怖专政时期——如果技术采取恰当的手段的话，这种统治本来是可以避免或被转移。最终，在血泊之中，群众的激情消逝了，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僚们被推翻了，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一个宽松的、腐败的、放纵的时期随之而来，……这个时期随之打开了通向一条巩固一个新的、更有技术效率的军政府政权的道路，而这一政权很快越来越像旧秩序。”中文“革命”，古代认为帝王受命于天，改朝换代是天命变更的结果。从中文来说，“革命”的字面意思是改变授权，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意思，而只是指政府的更迭，目的在于重新建立政府由于治理不当，无法行使职能而丧失的合法性。——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节日。但是越思考革命的历史，就越多地发现，人民群众不是极其必要是不去上演这个节日的。这是在过去，也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因此，应该明确地说，像参加革命的广大群众所说的，推动他们参加革命的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直接的物质利益，基本的生活需要，为满足它们而进行的斗争。”临时政府正是在人民最迫切关心的问题上失了分。

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完全，封建关系的残存，致使英国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在俄国难以发展，工联主义在俄国没能找到现实的土壤。据估计，俄国的工人在一战期间由220万增加至300万，但他们在庞大的人口（不同的估计，低至1.3亿，高至1.8亿）中，只占一个很小的比例。直至革命前夕，俄国工会运动一直未曾充分展开，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社会阶层也相对虚弱，处于边缘的社会阶层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使社会经济急剧崩溃，使民众的心理承受力降低，因此很难说俄国当时孕育着革命思想存在和发展的土壤。1917年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意译为“多数派”。苏联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1898年成立时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改名俄国共产党（布），1925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简称联共（布），1952年改名苏联共产党。的力量还相对弱小，只有党员2.3万人，而此时社会革命党已有百万之众，孟什维克则早在1912年就宣称党员人数25万人俄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过程，就是融合本土各种各样信仰的过程，包括斯拉夫农民村社式社会主义、只求信仰而拒绝理性的虚无主义、排斥西方现代文明的民粹主义、反对理性与法制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东方基督教等等，其表现形式既有思想探索和文学叙述，也有身体力行的社会性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乃诸种马克思主义中的思潮之一——广大下层民众信仰的布尔什维克式马克思主义，它比孟什维克式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知识分子所追寻的，带有学理性）要强大得多。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是经由俄国文化传统改造马克思学说而成的列宁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人数较少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反而战胜了人数较多的“少数派”（孟什维克）的重要原因。鉴于这种情况，列宁认为暂时还不能提出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不能采取暴力推翻的方式，因为这样做会同对这个“资本家政府”“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的群众脱离，会同支持政府的苏维埃形成对立。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的口号是“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而在苏维埃内部排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则是下一步的事情。列宁领导革命的策略和步骤为布尔什维克的发展和壮大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在当时日益加剧的社会冲突、经济崩溃的情况下，饥饿、恐惧、求生的本能笼罩着广大的群众。布尔什维克的“土地、面包、和平”的口号无疑符合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情绪，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其“政治现实主义”为其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是它得以迅速壮大的原因。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立即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但显而易见的，在决策和平、土地和面包这三个重大问题时，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事先深思熟虑的纲领。因为《和平法令》只是停战宣言，而根本没有涉及国内和平状态，无法保证十月革命后能有一个和平的国内建设环境。

其次，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为内容的《土地法令》则暴露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了解欠缺和准备不足，因此一时间无法拿出自己的有关农民和土地的完整纲领。因此，在实施土地法令的进程中，布尔什维克党与农民的关系上，就出现了重大失误：把农村作为国家所需物资（主要是粮食）的唯一来源，将国内战争时期的负担全部嫁附于农民的身上，并且用武装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这样激烈的手段来转嫁这种负担。因此，不仅当时的面包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布尔什维克党与农民的关系也急剧紧张并趋于恶化，而且深刻影响了列宁之后历届政府解决农民和农业问题的法令制定和措施的实施。，及时解决人民最迫切关注的问题和把国家推向危机的症结。俄罗斯学者弗·普·布尔达科夫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具有革命性的惟一有建设性的力量，它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与‘群众打成一片’。”布尔什维克一方面以符合人民利益的纲领和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临时政府的失误给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历史契机，布尔什维克抓住这些契机，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其适时的策略赢得了政权，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革命没有遭遇反抗就取得了胜利。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当时的真相是：士官生的抵抗很快就停止，在水兵与赤卫队涌向冬宫大门时，由冬宫的防卫长官亲自打开宫门，并把他们带到了临时政府部长们正在开会的地方。一直反对暴动的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卢那察尔斯基在当时的家书中也不无宽慰地记道：“事变竟轻易实现，暂时牺牲极少。暂时。”而成功者当时也相当低调。苏维埃政府当晚成立时自称是“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人们也将其作为“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

至此，可以对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作一总结：俄国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但这一情况与传统的半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制度产生了紧张的矛盾；沙皇政府没能很快地适应这种情况。革命由社会崩溃引起，但是革命却引发了一场社会崩溃，老百姓同时失去了对沙皇神圣性的信仰与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的信念。旧社会崩溃了，经过残酷激烈的内战，给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的俄国恢复了秩序的正是布尔什维克，这就对工业发展的步伐和方向造成了影响：革命不仅摧毁了地主阶级，也摧毁了“斯托雷平改革赋予农民的”占有财产，使农民们又回到村社公有制对俄国农村公社的解读可谓五花八门：国家拥有向农民收税和管理农民的工具，农民集体生存的手段，农民对道德标准和公正原则观念的表达，使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在俄国实现的原始的社会主义形态，妨碍现代农村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以及男性长者在公社内部行使统治权的手段。方式；革命还赶走了私营企业家。这些显然很大程度上是列宁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然而，一旦把上述各种有组织的社会经济力量都摧毁了，那么就只剩下因此也只能依靠国家机器来组织社会经济了，这就使经济变成了政治，或者说使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这样，如同彼得大帝时代，推动现代化与发展工业的任务再次落到了国家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