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的严峻现实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布尔什维克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提供了可能。但是布尔什维克们对掌握政权后将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和经济的想法是粗浅的、不成熟的，此后多年，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实验，经常处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之中。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局面在1918年1月5日的立宪会议打破了，布尔什维克驱散了立宪会议，按后来列宁主义的说法，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而按照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说法，则是民主革命的毁灭和专制黑暗的重返。俄国左派著名作家高尔基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暴力行为非常愤怒，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来福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自此俄国国内的矛盾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列宁在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里有比较坦率的说法：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化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在国际上，成立共产国际，推动匈牙利、德国、波兰以及中国革命，希望实现世界革命；在国内，没收资本家工厂，由工人选举的工厂委员会管理，企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取消商品经济，实行产品分配；内战结束后，试行用民兵制取代常备军；在党、国家与工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等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

然而，严酷的社会经济现实使布尔什维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验多数都失败了。俄国革命之后，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出现；内战虽然胜利了，苏俄却成为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孤岛；战争与革命还摧毁了经济。内战结束时，“俄国国民收入仅仅等于1913年的1/3，工业生产不到战前的1/10，煤的产量不到战前的1/10，铸铁产量仅为正常产量的1/40，铁路遭到破坏，任何经济工作赖以开展的库存储备全部耗尽，城乡产品交换趋于停顿，俄国城镇人口急剧下降。以致到1921年时莫斯科人口只剩下一半，彼得格勒剩下1/3；两首都居民好几个月来只能依靠定量供应的两盎司（合56.7克）面包和少量冻土豆来维持生活，住宅取暖也只能劈家具当柴烧。”1917年苏俄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工资占5%，1918年占48%，1919年占80%，1920年达93%。对比诺夫对苏联内战与革命的影响的研究，具体数据虽有所差异，但显示的情况却是一样的，1921年相比1913年，工业产出下降了近70%，农业产出下降了40%，进口下降了85%，而出口则下降惊人的98.7%。苏维埃经济濒于崩溃，1920-1921年的大灾荒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死亡，甚至使俄国再次出现人吃人的惨象；1917-1921年还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年均上涨1000%以上。Stanley Fischer.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n and Now.NBER Working paper，No.4077，May 1992，p6.在苏联的各个地区都爆发了骚动甚至大规模的动乱，施琅格塔得暴动使军事共产主义再也无法实行下去，只能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经济，对私营农业和商业做出一系列让步。列宁公开承认，不得不对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的小有产者无政府主义分子让步。

内战还彻底摧毁了俄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各阶级在内战中疯狂地，毫不留情地彼此搏斗，如今除了农民之外，所有的阶级不是筋疲力尽，软弱无力，便是在搏斗中被碾成齑粉了。”苏维埃政权的依靠力量——老一代产业工人阶级差不多消失了：原有的产业工人相当部分在内战中牺牲了，一部分则在各种政府机构担任要职，仍在工厂的不到战前的一半，现有的工人不少是因逃避打仗而新进厂的，他们阶级意志薄弱，因工厂停工、半停工，生活严重困难而意志消沉。连列宁也认为这些工人不能代表无产阶级1921年12月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列宁同那些一再自称为“无产阶级代表”的人们争论时说：“对不起，请问什么叫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中从事劳动的阶级。可是大工业在哪里呢？你们的工业在哪里呢？它为什么停工了呢？”1922年3月，在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又一次地争论道：“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这里进工厂的根本不是无产者，而是逃避打仗的人。难道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能说进工厂的是真正的无产者吗？这样说是不对的。这符合马克思的说法，但是马克思说的不是俄国，而是十五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对过去的600年，这是正确的，而对现在的俄国不适用。”施略普尼柯夫在代表工人反对派发言时这样回答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昨天说，无产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并不存在（于俄国）。请允许我向你们祝贺，你们是不存在的阶级的先锋队。”。唯有农民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保留了下来，内战、灾荒等虽然使他们损失惨重，却没有损伤农民的元气与复原、再生的力量。农民保持了他们的社会特点与社会地位，然而这个阶级在政治上却是天生的缺乏力量，缺乏用自己的名义来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力量。“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在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上，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和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了，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虽然说的是法国的农民，俄国农民也是这样的一大袋马铃薯，虽没有人可以离开它，但它却无力对这个崩溃的社会提供任何建议或要求。俄国1913年的农村人口依然压倒性占全国的人口绝大比重，就像1789年的法国一样，俄国的农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一半，虽说1861年就废除了农奴制，但个体私有土地不到总土地的1/3，其余大部分都归公社所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内战、外来干涉与军事共产主义在短短的几年里使整个俄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如何从国家抽取资源，以养活城市居民以及进行工业化在苏维埃早期历史中是持续存在的问题。形势如此严峻，维持并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成为第一要务，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都不得不向它让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使布尔什维克领导集体内部爆发了多次激烈的党内斗争与理论争论。第二章现实的理论争论与苏联党内斗争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裂，出现在革命党开放性和纪律的程度上，其实他们还存在着深层次的分歧。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尤利乌斯·马尔托夫之所以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不但因为他受到历史向社会主义方向自然发展的“科学”论证的影响，而且受到有关结束不平等和痛苦的、正义的、令人信服的道德争论的影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列宁则反复声称：他瞧不起这种对俄国社会主义如此普通的政治说教。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不同的政治纲领中反映出他们所有的不同。马尔托夫和孟什维克强调个人在斗争中的觉悟价值，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强调个人需要指引和领导，这样就出现了对党的不同理解。像马尔托夫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的民主目标看作一种内在价值，而像列宁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把民主看作是推动社会主义斗争的手段。总之，列宁及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没有一个统治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明确蓝图，或者是清晰的治理战略。一方面，列宁也谈到了通过革命释放出人民的能量、首创精神来管理国家。但另一方面，列宁也不断提醒人们革命是可以想象的最为独裁专制的一件事。表面看似矛盾的语言反映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将对民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的真诚理想与对领导、纪律和中央控制重要性的坚定信仰结合起来，而其后苏联经济管理的大部分时间其实就是如何平衡这些原则而进行争论与冲突的历史。

“苏联共产主义的历史（简单说来）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克服了意见不统一；但在第二个阶段中，不得不承担后果。”就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革命时期的状况来看，基本上包含了持两种不同观点的思想流派：“‘多数派’是我们党的革命派，而‘少数派’是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派；目前使我们分为两派的意见分歧主要不是在纲领问题上，也不是在策略问题上，而只是在组织问题上。”就其本质而言，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区别就是政权与原则、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理想主义之间的区别。二者的区别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但强调的重点确有不同：多数派注重革命的目的，而少数派则关注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手段。而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多数派战胜了反对派，现实战胜了理想。代表现实和能够适应各种情况的人占据了政权中的领导位置，典型的代表就是斯大林。

按照列宁的观点，革命军队取得成功的最大障碍之一是知识分子的政治脾性，而党的组织中的领导职务又不可避免地为这些知识分子所占据。为了压制知识分子无休止的争论、不坚定性与严重的个人，列宁特别强调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革命之初解决党内争论的方式，后来却演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只要在俄国共产党党内出现反对派，人们就坚持使用这种办法。不是通过讨论、说服和妥协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不断地“整顿”党的组织，并依靠党刊和党的领导人的教训与斥责来解决争端。领导人定下调子，全体党员无条件接受这一观点。以暴力实现一党专政的措施和现实，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成为日后党权即政权、党即国家的观念氛围和客观环境。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列宁对历史的强大信念——相信存在着必然的历史规律，历史朝着某个确定的方向演进；他还确信个人应该服从于历史力量，为了达到最终的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而他自己恰恰是这种历史力量的化身丘吉尔曾经这样评价过列宁：“他的目的是要拯救世界。他的做法却是将其摧毁掉。”这两个目标很不相容。这种历史决定论，是20世纪悲剧的主要来源之一。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强调绝对的纪律和军事等级制度的强制命令，遭到了许多批评。如罗莎·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问题》中写道的：“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主义的全部实质是，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过程主要是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而对列宁来说，最重要的是夺取政权和保护政权，列宁主义成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一种组织学说，它强调纪律、斗争精神和使用暴力的不可避免性苏联建党的目的在列宁看来首先就是夺取政权。20世纪初，列宁明确地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从此，社会主义运动中为实现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夺取政权和保护政权——成了本身的目的，而且成为经久不变的目的。

苏联的内战，取缔了党派政治民主，此后就再也没有恢复；20－30年代，又逐步取消了党内民主十月革命后，夺取了政权的俄国左翼政党阵营忙于巩固成果，尚能联合作战。内战一停，以列宁、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在收拾残局的同时开始了清除异己的行动，昔日为推翻君主制特别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同一战壕中奋斗过的左翼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等，成为布尔什维克独揽政权的敌人，被一系列的清洗措施清理出了苏维埃政治生活，不允许其再拥有分享政权与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剥夺党外民主意味着党内民主也将成为神话，对于一个全民族只允许有一个统一思想的国家来说，领袖的个人崇拜现象产生就是必然的，而这样无疑违背了革命的初衷与理想。严格的集中制和统一的不可侵犯性，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宣布为党的原则，从而也成了苏联整个政治生活的准则。从此以后，任何公开的、合法的反对派都不再可能存在。1924年，列宁逝世。如果说列宁在当政时期尚没有时间、条件和精力来考虑和调整作为国家执政党以后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的话，那么，斯大林当政近30年，已有足够的时间、条件和精力来考虑和调整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斯大林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提出“随我们的进展，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的理论，不仅使阶级斗争常态化，而且不断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和“大清洗”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禁止思想自由和自由地思想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中揭露：斯大林根本不允许实现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他不仅对反对他的人要施加暴力，而且由于他的任性和专横，连被他看成与他的思想相违背的人，也要施以暴力。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上的消灭。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的这个时期内，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许许多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卓越活动家和党的一般工作人员都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斯大林还首创了“人民敌人”这个概念。这一名词可以使犯了思想错误或只卷入争论的人毋须证明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它可以自动给这些人加上这个罪名，可以破坏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对他们实施最残酷的迫害，以对付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对付那些只是被怀疑有敌意的人，对付那些受到诬陷的人。“人民敌人”这个概念，实质上已经排除了任何思想斗争和就某些问题哪怕是实际问题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定罪的主要依据，实质上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本人的“自供”，然而这种“自供”后来经查明，乃是对被告施行肉刑逼出来的，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学的一切标准是完全违背的。

长期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落后国民族难于从长远思考。在革命中，功利主义往往是重要的行动原则。尽快获得独立、摆脱落后，使得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要求。从功利主义出发，就可以以革命大局的原则、胜利的原则来否决其他的原则，甚至将争取胜利的原则变成压倒一切的原则。妥协都是以党的利益、大局为重的名义做出的。在那种形势严峻的战争年代，为达目的，没有妥协是不可想像的。以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利益为由，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战争年代的余音延绵至和平岁月，小的妥协导致大的妥协，群体的妥协为个人独裁打开了方便之门卡·伯·拉狄克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承认：“我觉得，这里采用了一项不知将用来反对什么人的规则。因为，当中央委员会一经产生，多数派的同志为能保证其统治地位就会拟定一个可靠人员的名单。每个同志都知道，这时党内意见分歧也就开始了。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这一规则将如何贯彻，将可能出现什么复杂情况。而提出这一规则的同志们认为，它是反对有不同看法的同志的一把利剑。尽管我赞成这一决议，但我感觉到，它也可能被用来针对我们。但尽管如此，我们赞成这一决议。……决定性的是，中央委员会要有一条明确的路线。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也可能犯错误，但这总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动荡状态所具有的危险性要小些。”拉狄克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斯大林个人独裁地位确立之日，就是革命理想终结之时。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功利主义的权力崇拜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中获得了科学与道德的论证，以加强自己的权势来掩盖自己执政的错误，而不是利用革命实践的成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