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

（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设想——没有异化的社会

早期资本主义积累对没有力量、地位的工人阶级造成的巨大苦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而出现。像对所有令人生厌的事物的自发反应一样，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往往变成了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直截了当的否定。针对资本主义剥削，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解决方案概括为四个命题：（1）私有制是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产生阶级剥削。因此，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2）自由放任的市场造成周期性衰退和失业。为了合理利用资源，社会应实行计划经济。（3）既然在当时，工人根本没有政治权利，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造是无法实现的，暴力革命似乎是惟一的选择。（4）无情无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由私有财产和不受驾驭的竞争所产生的个人主义）创造了一种人对人是狼的非人状态。因此，个人主义是邪恶的，必须代之以集体主义，社会的利益至高无上，个人要听从社会的差遣，而社会只能由国家所代表。与此紧密联系的是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私人积极性导致了富人对穷人的剥削。因此，私人积极性和自由主义是反社会主义的，必须被严格的政府控制和监督所代替。其次，个人积极性是自发的，因此，自发性就是坏的。它造成了危险的资产阶级情绪，使社会无组织化，导致无政府状态。因此，它必须被代之以国家的自觉的包罗万象的控制，使标准化的行为得到保证。由此出发到对个人自由的全面否定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对于物质财富匮乏的社会尤其如此。

马克思意识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浅薄，并把它描述为一种原始的、或粗陋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利形成起来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仅仅是用另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隐蔽形式。一切私有财产，就它本身来说，至少都对较富裕的私有财产怀有忌妒和平均化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化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来源于启蒙运动，马克思将自由主义所宣扬的自由、公民权等都视为当然，他关心的是这些权利如何从理想变成现实，而无需再讨论和论证这些权利本身的合法性。马克思是站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构想一个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马克思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角度出发，认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持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可以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人的解放，那里不存在异化，“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因素作为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结果产生于资本主义内部，这就使对社会主义经济或共产主义经济如何运转进行详尽的论述受到限制。他们认为这种论述基本上只是一种臆测，而这隐含的判断是任何社会主义方案的价值都取决于其实践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本杰明·I.史华慈在研究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追寻三者之间的思想谱系，提出“卢梭式的问题意识”的概念。“卢梭式的问题意识”是指由启蒙运动中两股相互对立交错的思潮所组成：一股史华慈称为“工程取向”，指的是当时以伏尔泰或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思潮，它相信人类的关键问题大部分可以通过科技进步和精心设计的政治、经济秩序或社会制度得到最终解决；另一股史华慈称为“道德取向”，以卢梭为代表，认为人类的问题最终得靠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内在道德品质和人际关系的改善才可能得到解决，制度安排和科技进步必须从属于道德的完善，并对工程取向想绕过人的动机问题去建立功利主义伦理观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的“德性统治”彻底失败，激发了整整一代青年思想家的思考。青年马克思认为“阶级”的概念蕴含了卢梭的公意，把卢梭的道德理想和圣西门的科技工业，把道德取向和工程取向综合起来，使之转化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马克思一方面谴责了历史进步所带来的种种不公正与异化现象，另一方面也对人类的科技天才与能力赞扬不止。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中，人们既可以具有卢梭的社会美德又可以享受美好的物质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特有魅力的重要源泉。列宁和斯大林都继承了马克思综合两种取向的意图，两人虽然都强调党员的道德品质，但是列宁同时也强调革命家的工作效率，而斯大林则更多趋向工程取向，突出党政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专业能力。

1932年，斯大林在高尔基家中讲话称知识分子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种说法出自马克思主义的假设，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在对历史和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阐明正确的社会目标，再通过各种教育或熏陶的手段，使民众协调思想可以像一台调试准确运转高效的机器一样，把握已经揭示出的真理并按要求行动。类似的说法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中也有。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的运行只有一些零星的阐述，主要在《共产党宣言》、对统一德国社会党《哥达纲领》的评论及《反杜林论》中有关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章节。所以，在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设想时，应该注意三点：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的设想是非常抽象的。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自己最大的任务是阐明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和创立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理论，而不是细致地描绘未来社会的蓝图。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在这一点上相当严谨，对照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他用演绎的方法描绘了未来社会主义的抽象轮廓，而对于社会主义的具体运动形式，他拒绝做出预测。二是马克思设想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世界范围的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过渡，而非一个国家范围的过渡。三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最高成果的基础上的，因此，只要把高度集中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社会主义就能够立即掌握整个国民经济。这里，从一开始就排除了后来在苏联及其他国家所看到的，那种把多种经济成分改造为单一公有制的特殊过渡时期的存在，以及把“赶超”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课题等情况的出现。

从以上这三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从今天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十分严谨的设想并没有预料到当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情况，例如所有权的社会化——高度集中的生产资料可以采取分散化的所有权形式，生产资料并不都要高度集中。马克思似乎也没有预料到现代工业在全部社会生产中的比重和地位的下降，而他的许多判断都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的，等等。当然，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也不需要留下任何思想与理论的禁区。

（二）俄国民粹主义的另一条道路

民粹主义在俄国历史上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思想流派，这股社会思潮一经滋生，与俄国特定的社会条件结合，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从思想上说，民粹主义可定义为：对普通民众的献身（提供他们的生活水平，但同时鼓励他们参与革命），反对资本主义，相信俄国因为农民公社的力量而拥有特殊的历史机会来摆脱资本主义的邪恶，并且坚信社会革命比政治变革更为重要。同时，民粹主义公开强调道德争论……民粹主义者强调人性赋予的普遍性的道德真理，这些道德真理的核心是：人人生来平等和享有尊严，个人有权利过体面生活并可以得到发展的机会。”在俄国的旧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产生之后，甚至在布尔什维克主导的岁月里，其影响也继续在人们的意识深处，并对俄国历史的发展施加特有的影响。民粹派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反抗沙皇专制统治。不过，民粹派眼里的社会主义，并不同于西欧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而民粹派却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本能反感而热衷于“走另一条路”。鉴于自由派贵族对专制制度的依附性，民粹派知识分子只能向下寻求俄国农民的支持，这是小农经济的社会性质决定的。为此，民粹派制定的革命纲领具有鲜明的小农社会主义色彩，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被认为是俄国农民对社会主义具有的天然亲和力。民粹派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落后的俄罗斯社会的倒影而已；可稍后马克思又从俄国革命形势得到启发，认为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传统上盛行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而这些落后国家存在不经由正常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即是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但民粹派的确无力承担“跨越”的历史任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粹主义捍卫农村公社的纲领变得毫无希望，因为俄国实际上已经向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方向发展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民粹派运动在实践中遭遇重大挫折，开始走下坡路，内部出现分化现象。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在经过痛苦的反思后，转向马克思主义。普列汉诺夫则着力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指出这一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众所周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推论。普列汉诺夫正是基于这一推论，对于民粹派提倡的“另一条道路”的选择，那种不受客观经济条件限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列宁也指出“你妄想避免的资本主义的恶，却是历史上的善，因为它将惊人地加速社会的发展，使共产主义运动新的高级形态更早地到来”。可见，在俄国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意见是一致的。

（三）列宁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修正

列宁首先和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列宁勇敢地根据俄国革命的现实需要来修正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使理论服从于政治。他用符合俄国政治局势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创造了俄国新的政治局势的新理论来代替旧理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的1915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就宣称，“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一年之后，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列宁更加明确地说道：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通常的解释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对于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时期来说是正确的，而列宁的结论则适合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同时还强调指出，列宁发现了帝国主义时代特有的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但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平衡的，也不可能是平衡的。十月革命在一个按照西方标准远远不是最发达的国家取得了胜利，是政治、俄国所形成的政治条件使然，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念所能够决定的，这个客观情况从一开始就加剧了俄国共产主义的革命极端主义。持续四年的可怕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之后苏维埃最终胜利的时候，当随后布尔什维克对欧洲各国内部爆发革命的期望落空的时候，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就从理论范畴过渡到实际政治范畴。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俄国以后的生存——既作为一个国家，也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

由此可见，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理论逻辑上的二重性：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模式出发，建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二是立足于俄国落后的具体国情，试图跨越一系列中间环节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描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商品生产、消灭货币，实行计划经济，并把“消灭商品经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所应当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并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按照列宁的构想，社会主义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把整个社会组成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或“托拉斯”，成为一个管理中心，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由此，列宁提出了银行和垄断组织国有化、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强制中小企业辛迪加化等一系列措施，认为这些是适合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措施。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认识，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的一段时期内，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实行经济改造，逐步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通过对土地、银行、大工业实行国有化，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列宁的思想逻辑中，市场经济关系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基于这种认识，列宁把实行国家垄断制度看作是理想的经济模式，他把集中的、能够监督的、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所以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几个提纲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种设想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得到加速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把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思想变成了直接的行动，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用迅速和直接的办法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和资本主义、甚至还包括知识分子列宁曾在1922年5月19日就驱逐作家和教授问题致函捷尔任斯基，其后又在1922年7月16日就知识分子问题致函俄共（布）专业委员会，抱怨（驱逐）这一行动被拖延了，他提出了一干应予驱逐的人名，诸如“比任何一个社会革命党人都有害，因为更狡猾”的人民社会党人别舍霍诺夫、米亚科廷、戈恩费里德等。《经济学家》所有的编辑作者、《文学家之家》和彼得格勒的《思想》的所有作者，他们要么“很狡猾”、“最阴险”，要么就是“布尔什维克最凶恶的敌人”，他要求“把几百个这样的先生毫不怜惜地驱逐出境”，这样“我们将长期净化俄罗斯”。随后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拟定的驱逐人数一共是217名，多半是高等院校的教授，其余还包括一些医生、工程师、哲学家和文学家。被驱逐者的名单中有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尼·洛斯基、历史学家阿·基泽维特尔、作家米·奥索尔金、动物学家莫斯科大学前校长米·诺维科夫等人。历史的荒谬在于，尽管当时这些被驱逐的人都极其不情愿离开故国，但总体来看这一驱逐是“仁慈而人道的”，无论是对被驱逐者本人及家庭，还是对整个俄罗斯甚至世界文化，因为他们还活着身在异邦得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很多流亡者在国外跻身于20世纪优秀学者之列。

而那些被列上名单，但最终由于其他原因侥幸躲开驱逐的人，如著名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法学家费里德斯泰因等4人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或被枪决、或死于劳改营、或下落不明。

大规模驱逐知识分子使得布尔什维克得以垄断意识形态领域，俄罗斯被“净化”了，消灭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本源，建立了一个近于真空的社会，以便自己的任何政策都能够毫无阻碍地出台并顺利实施。之后苏维埃的敌人则更多地来自“内部”，当初全力支持驱逐知识分子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以及默许这一行动的布哈林最后也都一一落入斯大林清除异己的大网。

对知识分子与言论的监控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苏联政府通过各种文化团体、协会以及出版检察机构来强化社会监控职能，党领导的这些组织逐渐演化为党和政府控制知识分子的工具。由于社会团体、各种协会与党的机构一起控制着大多数出版、评奖、出国及晋升的渠道，它的权力是很大的，一旦某人被开除出团体或协会，其人在专业领域内就不再存在了。除在政治上施加压力外，政府常用的办法是开除党籍、公职、收回住房、取消莫斯科居住权等，甚至可以用“寄生虫”生活方式的名义把某些知识分子遣送到边远地区管制劳动、驱逐出境或送入精神病院。这样，政府就迫使大家保持沉默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甚至“思想颠覆”的概念出现在俄罗斯联邦刑法条文中，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克格勃第五局也应运而生。苏联政府的这些行为，严重地恶化了国内的政治气氛，扼杀了国内文学界、思想界、社会舆论界等一切善于思考的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集中体现了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

“战时共产主义”的失败给苏联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使列宁开始重新思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和探索，并得出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的认识。也就是说，列宁此时已明显地感觉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他通常所理解的并不是一回事，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鲁迅曾翻译过苏联作家革拉特柯夫的《士敏土》（一译《水泥》），真实地揭示了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斗争及权力对人性的腐蚀。鲁迅当时之所以译这本书，未尝没有心怀对中国未来的前途担忧的意思。虽然如此，他仍然拥护这场革命，就像革拉特柯夫书中所悲壮地宣示的那样。但鲁迅也早在《失掉的好地狱》中就表明了他对于“革命”的黯淡的评价：如果“革命”最终不能使人性得到解放，而只是使人性从一个地狱堕入另一个更坏的地狱，这样的命，不革也罢。然而，列宁过早逝世，使他在实践中形成的思想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并在实践中贯彻和发展，也使得他未能来得及系统地反思和总结以往对马克思第一阶段提法的理解。但是，列宁晚年的观点却给后来者进一步认识问题留下了宝贵的思考线索和理论空间。

（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和平长入论

自巴黎公社失败至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先后经历了约四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第二次产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伴随而来的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为社会主义所替代，而是对自身的经济关系与结构作出了适应性的调整。时代的变化向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一些亟待解答的新问题。1895年恩格斯作了如下论述：“历史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公开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并企图给予解决的是伯恩施坦，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对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的见解。1896-1898年，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总标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1899年，1901年，他向柏林大学生作了《科学社会主义是否可能？》的专题报告，并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理由是：“任何‘主义’都不是科学。‘主义’所表示的是观点、倾向、思想或要求的体系，根本不是科学。任何真正科学的基础是经验，科学在积累起来的知识之上建起大厦。而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的学说，正是因此它的最大特点无法科学地界定。伯恩施坦认为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不很明确的社会形态，他偏向于为工人阶级的迫切利益而斗争。他的著名公式“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的含义就在于此。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比起形式上是暴力的、实质上是毁灭性的革命行动来，渐进的分阶段的步骤能更好地保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进行改造。应该指出，这个观点与恩格斯的某些“改良主义的”论述并不矛盾。

伯恩施坦借助于新康德主义者海·柯亨等首创的“伦理社会主义”来说明社会主义。按照这一理论，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激化的必然结果，不是解决这些矛盾必然会形成的一种生产关系体系和相应的政治制度，而是一种道德价值观念的产物。他们用康德的绝对命令公式“一个人对待人类，无论是自己或者任何人，都应该把人当作目的，而不要仅仅当作手段”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人类团结的思想和尊重每个社会成员个人尊严的思想。伯恩施坦全盘接受了这一思想，并以此来代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被各国社会党广泛接受，成为他们制定纲领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这样的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上，伯恩施坦认为，现代社会中各种自由主义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为此需要组织和积极的行动，但不一定需要革命的专政。由此他进一步认为，在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过程中，争取民主的斗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民主这个概念包含有一个法权的观念：社会一切成员权利平等。因而更接近我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对无产阶级来说，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就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而言，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这时已很清楚，原来工人除了自己的锁链以外还是有东西可以失去的，所以他们并不急于去获得整个世界。

相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伯恩施坦的理论无疑是“离经叛道”的。但诚如考茨基当年在批判他时说的，伯恩施坦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熟虑的重要问题，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有价值的。而他的伦理社会主义理论对人本身的关注，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我们正确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的考茨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改造的可能性的理解上已经开始与伯恩施坦接近，并且与普列汉诺夫一样不接受俄国的十月革命。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明确反对把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措施写入党的纲领，“拟定‘未来国家’结构的计划，在目前来说，不仅是无益的，而且同现代的科学观点不能相容。……发展进程决不是离个人而独立的。凡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人都对社会发展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是任何一个人，不论他是最有力量的君主，还是善于深思熟虑的思想家，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即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发展的方向并确切地预言发展所要采取的形式。因此，要求我们对我们所向往的‘未来国家’绘出一幅图画是最可笑不过的”考茨基坚持认为，社会主义需要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并通过现存制度内的议会民主力量的增长得以实现，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所以，考茨基把苏联革命视为布朗基式的乌托邦主义，认为它在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必然会失败。他认为，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方式是这一矛盾的反映，而缺乏民主制的结果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