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与绩效

计划经济或者国家统制经济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派生物，它带有强烈的国家权力的特征，并受国家权力的支配而生存、演变。针对苏联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西方学者非常形象地直称其为命令经济（command economy），“这种经济中企业的生命周期和全部活动，它们在经济失调时的调整及它们之间的协调，是典型地并基本上通过命令、指令和规章制度等行政手段进行管理的，而不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的。这种经济最明显的特征，也许就是由上一级的指令（常常是很精细的）来确定企业的生产目标。这种行政手段依靠计划、预算物资平衡表、配额、定量配给、技术系数、物价与工资管制以及其他技术方法。”这个定义描述了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但定义的命令经济范围过于狭窄，仅仅局限于企业。而实际上，计划经济不仅包括企业生产与生产资料的配置在内，还包括配套的劳动力配置、干部配置，各种监督控制机构的设置，甚至大多数生活资料的配置，可以说包罗万象。而且在计划的实际制定与贯彻中，国家的作用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将苏联的计划经济称为国家统制经济更为确切。

（一）国家统制经济的建立

在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发展，不是任何明确的概念或想象的产物，而更多的是许多不同的因素相互影响的一种结果——即理论和意识形态、俄国当时的具体情况，以及革命胜利后使经济服从于政治目的。继希法亭后，列宁与布哈林根据不断加速的生产集中进程和银行集中进程及其对国内工业的控制，将帝国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前夜。德国的战时经济运用最新技术、制定计划和有效组织的广泛结合，被列宁视为是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型。列宁在1919年写道：“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后进性和一国性，使得这种“非常幼弱”的危机感时常地困扰着人们，苏维埃迫切地需要工业化和现代化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这就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才可能尽快地达到。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1918-1920），虽曾一再宣布制定计划的必要性，但是实际上一个国家计划也没有制定出来。20年代初期最重要的成就是全俄电气化计划，是列宁于1920年亲自提倡的，计划规定在10-15年内在主要工业区建立发电站和有关的基础设施。在那个阶段，计划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数是工程师和农业专家，计划主要被看作是一种工程项目而非经济规划。1925年后，国家计划委员会开始每年发布所谓对经济的全面“控制数字”，起初仅是1年的，后来改为5年的。这些数字被看作是一串没有约束力的估计和预测数字。它们对于计划工作发展的主要贡献是导致综合平衡法构思的产生，即把对商品的需求与产出并列考虑。直到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29-1932/1933年）时期，苏联才成为一个“中央计划”经济。那时正是党内斗争激烈时期，而该计划也是那些不断升级的宏伟发展计划中的一个。从1927年12月党的代表大会之后，每一个计划草案文本都确定了越来越雄心勃勃的任务。但是计划中任务与资源之间的平衡，主要是建立在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所做的过分乐观的（大部分是难以达到的）预测的基础之上的。党和国家当局很快就开始动员全民去超额完成计划，或者更确切地说，计划中的那些目标都被武断地认为是最重要的（优先的）任务。从此以后，计划就成为进行动员的工具，而不是平衡地分配资源的工具。第一个五年计划（官方宣布只用了4年零3个月就完成了）曾产生过许多困难和不平衡问题，制订者们显然没有认识到过分雄心勃勃的任务给制度和政治带来的全部含义。为了完成那些被认为是最优先的项目（军事工业和重工业项目），其他项目不得不做牺牲，那些同生活水平相关的项目首先成为牺牲品。根据拜科夫的估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86%左右的工业投资投向了重工业，像化工、汽车制造、农业机械、航空、电气等一大批新产业部门从无到有建立起来。为了达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目的，消费品行业就不得不承担计划发生错误、不足和不一致而带来的成本。或者说，中央计划经济需要一个缓冲带来吸收计划失误造成的后果，消费者则不得不承担了这一功能。伴随着工业巨大发展的却是与全体民众息息相关的生活消费品的短缺、定量配给和其他的种种限制。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这种“计划经济”中，计划思想本身被牺牲了。例如，苏联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生产完成了预期的93.7%，其中重工业完成了103.4%，超额完成，而同期的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则仅达到计划的84.9%。把力量集中在少数优先的目标上、拒绝采用更先进的方法来选择目标、不把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并且还坚持要超额完成计划指标，所有这些做法扰乱了计划的制订，计划具有了更多的政治意味，经济与效率的考虑反而是次要的。这些就正是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所试图要做到的，也为其后苏联的中央计划模式确定了一般做法，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1936年12月制定的宪法（斯大林宪法）从法律上确认了“社会主义的胜利”，但这种确认是严重脱离苏联实际的。根据苏联官方的数据，苏联的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中的比重由1929年3.7%和1913年沙皇俄国的2.6%攀升到1937年的13.7%；发电量跃升为世界第3位；在机械制造业、拖拉机、卡车，还有其他生产行业方面，苏联的产量也位居世界第2位，仅此于。但这种快速的增长代价巨大，人民被迫要求比过去要更加卖力工作。这种情况只有采取典型的战时经济方法才能做到，即高度集中的组织，严格的服从和纪律，无所不包的配给制，各种强制性做法，以及政治动员事实上，此时的宣传语言中随处可见的是“前线”、“战役”、“突破口”，工人则被组织成“突击队”。而那些对工作任务持不同意见和不能完成任务的人，则被当作叛徒一样看待。斯大林本人就特别喜欢“布尔什维克没有攻不破的堡垒”这样的说法。苏联普通民众不得不承受着众多的艰难困苦，包括日常生活消费品、住房的极度匮乏，严格的等级配给制等等，结果是，泛滥的黑市成为苏联经济体制中重要一部分。而且，计划经济还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管理机构和极度的官僚作风、相对较低的个人劳动生产率、人均产量和质量低劣等弊端。即便如此，换算成人均水平，苏联则不仅落后于美国，甚至远低于英、德、法等国，这也是为什么苏联在第18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把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基本经济任务”的原因。

苏联的工业化与军事化过程密不可分，这种工业化势必采取战时经济的做法，这个时期的计划化和管理制度带有强烈的和平时期的战时经济的性质。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庞大的中央集权机构和靠行政命令管理政治经济的做法被作为手段而加以使用，甚至这种行政命令方式被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原则，明确地写入国家宪法苏联宪法第16条规定：“对经济的领导是根据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现的……”，“经济调节职能……成为国家管理职能，并且扩大着国家管理范围和产生出新的管理机关……经济发展问题基本上都是由社会主义国家以国家全权的方式和行政支配的方式解决的……”。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和政治相互加强，强制接受经济教条和摒弃合理经济思想的做法也相互加强了。经济实践所依据的思想上的周密性和理论上的成熟性越弱，对国家强制力的依赖也就越强。

（二）计划的制订与目的

随着中央集权式计划化日益接近完成，“变成一座工厂”的“理想”似乎加速实现了，但这种理想经常被现实所否定。把复杂的国民经济视为工厂，以为可以为它规定最小的细节，或者期望它根据命令就可以完成任务，这种做法既是由于对实际经济运行缺乏了解，还因为忽视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而变得更加严重。但是现实不同于设想，单靠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不可能把社会整体组成“一座工厂”的。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曾提到过的长期、持久的赢利能力的最高形式，并以此取代了单个企业的利润。这个直到今天仍未被他的后继者所批判的概念强调了生产计划与投资应该建立在长期的、宏观经济学的思想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短期的、微观经济学的思想基础之上。或者，正如斯大林本人所说的那样：不能从单个企业或生产部门的角度，也不能以单一年份，而应当从全国经济的角度、以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长度来看待赢利能力问题。但计划却是以一些总体设想为其基础的，这些设想除了要从整体上来看待经济的增长及其结构，还要考虑政治的、军事的以及其他一些非经济的因素。这些设想体现在总的指令上与暂定的长远目标上，这些目标构成了党的纲领的一部分。在设想的基础上制定的规划包括了相当详细的、完整的产量目标，以及为创造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需的生产能力而制定的投资计划。而在经济生活中实际起作用的指令性计划则是以年度、季度或月度计划的形式制订的，这类指令性计划代表着五年或七年计划的进一步细分与必要的修改，目的是要协调各经济部门的生产过程。

制订计划所采取的方式是所谓的“物质平衡计划”——一种主要用实物形式所表示的粗略的投入-产出过程。由于考虑到经济内部的各种相互关系的巨大实际困难，计划者们所采取的办法是集中抓住几个被党的领导确定为重点部门的关键性的物质生产部门。整个计划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关键性部门的产出量目标与投资计划所制定的，经济的其他部门应该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完全取决于实现这几个主要目标的需要。这种方法是列宁所提倡的，所谓“决定性环节”的原则，简化了计划工作，能确保首要目标的实现。一旦在实现这些目标时所需要的资源超出了原先的计划，那些非重点的部门就要为此做出牺牲。计划中的一些严重失误常常因这一类非重点部门的存在而有所减轻，简单的计划方法之所以仍能够使经济运转，其主要原因似乎就在于此。兰格曾对苏联战前经济计划进行过分析，“苏联进行经济计划并不是为了协调各个部门的生产，而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即最迅速地实现工业化与建立有效的国防……生产计划的超额完成被当作一件好事，而不是被当作对整个经济计划的一种破坏，这一事实清楚表明，苏联的经济计划并不是为了实现和谐的社会主义的福利经济的目标，而是为了实现政治的与军事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经济计划中的其他各个方面都可以做出牺牲。”

如此，就必须讨论为什么《教科书》要坚持计划经济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说法？人们也有理由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否换一种体制来实现国家工业化会更好？所付出的代价能否减少些？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的实践就已经证明所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做不到的。而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如信息经济学、公共选择与社会选择学派的理论都证明了计划经济的虚妄性，代表性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更进一步证明了个人偏好无法加总成为社会偏好，不存在所谓的集体利益。那么前计划经济国家坚持计划经济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其真实的目的是国家可以通过强制性的计划来控制全社会资源的配置（而资源配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是由各种经济主体通过价格信号进行的）。而且在计划的制定与执行中，实际坚持了资源支配的等级制，最高层次的需要是第一优先的，最高层次的需求，首先是巩固政权、稳定政权的需要，因此，军事工业优先，重工业优先，上面所引的兰格的话也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总是牺牲消费，因为被牺牲的只是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老百姓的消费只有在危及政权稳定时才成为需要考虑改善的对象。正是因此，在所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消费品一直实行各种形式的配给，在苏东国家，多次因为消费品尤其是食品的供应不足引发了骚乱。，在中国，不仅长期实行配给，而且不止一次地发生了大面积的饥荒与大量死亡对于中国1959-1961年的大饥荒发生原因，阿马蒂亚·森认为，当饥荒构成威胁时，中国缺少对抗性的新闻界与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因此全世界、全国的民众都不了解灾难的情况，由于这些缺乏，甚至出现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状况的无知。现在香港大学任教的Frank Diktter，研究了中国各地的省级档案馆相关材料，对大饥荒死亡人数的估计是4500万。他认为在所有死亡人口中，直接因遭暴力致死的有6%~8%（约为2－3百万人），但是其他人并不是简单地因为缺少粮食被“饿死”了。在许多情况下，粮食成了一种武器，饥饿成了政治斗争的结果：在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之后，农村的绝大部分粮食被控制在政府手中，剥夺粮食往往成为对付“坏分子”的惩罚手段，比如有些地区出现了把人分为九等，根据“有用”或“革命”程度给予不同的粮食定量。许多档案表明，当时的领导层，从上到下并非不知道发生了大饥荒，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或投机钻营、或自保，大部分官员都不愿意向上面反映实际情况。与此同时，中国的宗教势力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已经被系统地摧毁，一切都在政府控制中。体制内无人直言，体制外缺乏有效的抵制，从而造成了这场巨大的灾难。

（三）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配套制度保障

光有计划没有控制，国家领导层的政策目标就非常容易落空。再就是为了调整和修改经济计划，计划者也必须获得有关计划的计算失误、瓶颈制约、供应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信息。在苏联计划经济中，控制计划执行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控制、价格控制、外贸垄断与人事控制。

1.财政控制

“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是一种指令性的货币关系体系，它反映了国家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对社会产品各部分价值的有计划的再分配，以及对集中性和非集中性基金的形成和使用。……社会主义社会借助于财政，解决一系列重大任务：优先发展重工业、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以及在此基础上提高社会成员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苏］伏兹涅辛斯基：《社会主义国家财政》，这个财政的定义里显示了在苏联财政仅仅是执行计划的工具，而财政的职能与性质主要是生产性财政。生产性财政的功能是集中全社会的剩余产品，以保障国有经济的再生产。正是因此，银行在计划经济中是从属于财政的。

苏联企业的财政计划是其生产计划的货币等价物，不仅详细列明了企业的契约伙伴，而且还标明了交易条件。企业间的所有交易都是通过银行进行的，银行将资金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上。银行对发生的支付进行核查，并与企业的财政计划相对照，以监督计划的执行情况。如此，在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银行实际担负着第二财政部的功能，执行的是“预算出纳业务”。因此，财政计划有两大功能：通过控制厂商之间的收入和支出，银行能够发现计划中的计算失误和瓶颈制约，并及时通知有关计划部门；同时，银行还起着监督计划执行的任务。对政府来说，确保企业经理按指令计划行事是十分重要的。

2.价格控制

某些情况下，财政控制的介入使中央计划更复杂。例如某一原材料或配料价格变动，会导致许多相关产品的财政计划不得不相应发生变化，如此一来，计划者的计划任务和监督成本都会上升。所以，为了保证计划的稳定，稳定的价格就是非常必要的。如此，计划者就通过行政命令来稳定价格。在苏联除了极少数例外，绝大多数的价格都是由政府指定并且极少发生变动。价格是消极的，只是一个记账单位。计划经济下的价格不是资源配置的工具，无法用于决定谁得到什么和谁做什么，人们不可能以提高报价的方式来从其他竞争者处争得他们需要的商品。行政控制的价格的稳定，导致商品需求的信息无法顺畅地传输，必然导致商店门口长长的队伍或者仓库里堆积如山的滞销货。价格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基本的理论问题，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的性质问题。这个问题笔者将在第七章价值规律中详细探讨。

3.对外贸易垄断

计划经济还必然是封闭经济。首先是意识形态的需要，例如列宁就曾辛辣地嘲笑说，资本家的相互竞争，向共产主义者出卖了一条把他们吊死的绳子。而这种心态在落后国家是很普遍的，“为什么这些国家借给我们资本呢？它们简直是扶持一个将来对它们自己更加危险的对手。”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地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使苏联采取了优先考虑国内经济，而非对外贸易，外贸计划仅仅是国内计划的附属物。其次，国外资本竞争可能造成的不稳定性及对国内企业的冲击，也使计划者宁愿有一个低效率的、但是易于管理与控制的封闭的经济。所以在苏联，垄断对外贸易的封闭经济不仅是国家达到集中控制的一种手段，也成为一个独立的追求目标。再者，对外贸易垄断使卢布成为不可兑换的货币，有利于保持国内物价的稳定，使苏联的物价水平与国际购买力平价不具有可比性，你无法简单地靠货币收入来衡量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高低，而必须借助于实物指标或劳动时数。

4.人的控制

除了上述经济手段外，更为关键的还有对人的控制，包括官员的任命机制和劳动力的分配机制。斯大林曾说过“干部就是一切”，为了能够对大量国有企业的全部生产实行统一的计划领导，就必须采取一个具有严格的中央制定的目标和从上到下直到生产中统一贯彻政治意志的领导。统一的干部政策就是必须的，依据这个政策来按照党的政治标准选择和任命领导干部。选择干部的主要标准是政治上的可靠性，这一条归根到底优先于专业能力。政治局任命各职能部部长，各职能部垄断经营整个生产行业，各部部长任命下属企业经理。这样，生产和分配的指令依靠计划从计划中心下达到各部委，再从各部委继续下达到各企业经理。这样就建立了一套庞大的、官僚主义的、等级森严的行政命令体系。

《教科书》中在阐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时，认为规律发挥作用要求有“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布局”。而这又要求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和全国各地区之间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国民经济中从事工作的居民的迁移是全国性的事情。社会主义国家为此目的花费巨额的资金，以保证将劳动者很好地安置在人口稀少的新开发地区、新建的工业企业以及垦荒区等等。”这些新开发区、新的燃料基地等“首先表现在乌拉尔、西伯利亚西部、西伯利亚东部、远东……”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着重号为原文所有。这些地区可以说都是些人烟荒芜、气候恶劣、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如果不是靠国家的强制力，而靠劳动力的自由迁徙，那些地区恐怕是很难开发的，那么国家的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材料从何而来呢？所以，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然伴随着对劳动力的控制。人没有了选择想去的地方的自由，甚至连选择居住在原来的地方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作为集体化的后果，这片土地上的家庭户数由2600万减少到2100万，这意味着有500万个家庭或2400万人背井离乡，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了许多世纪的故乡。城镇接纳了其中的一半人口，而另外1200万人则没有着落。毫无疑问，其中的一些人就此不知所终，下落不明。而另外一些人则有可能散落至远东、北极区或中亚等偏远地，“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去。”活生生的人消失了，国家眼中只剩下无差异的机器零件，一块块砖、一颗颗螺丝钉。马克思曾说古代中国是普遍奴役的国家，苏联又何尝不是如此根据苏联的一些学者和作家的研究，典型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资料，苏联强制性苦役体系的基本面貌已经相当清晰。劳改营的死亡率非常高，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的这一体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其所裹挟的人数达数百万之多。苦役犯主要用于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比如，从波罗的海到白海的运河及其他运河，还有偏远地区条件非常艰苦的伐木、采金等工作。政治警察负责监管苦役犯，所设机构遍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西伯利亚北部以远地区、远东等地区，建立起名副其实的集中营王国。

（四）苏联国家统制经济的绩效

在激进转变的社会中，根据设计者的意图，计划经济或多或少有助于在某些时候为迅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大规模地动员资源，有助于迅速积聚工业实力和军事力量。在有大量失业和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被动员的情况下，或这些资源可能同现存的技术相结合的情况下，以及在强有力的政治控制下公众的物质生活改善可能被抑制甚至被严重压制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特别显著。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使苏联变成一个超级大国的这种成功的努力，也许是这种计划模式最典型的成功案例。但在经历了最初的经济跃进之后，随着增长可能性的减少，以及经济规模和复杂性的增加，中央集权式的行政管理开始变得失灵，经济增长率趋于猛烈下降，计划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1）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国家直接投资的不断注入，而且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最终必然会遇到要素报酬边际递减的困境：为了维持原有的增长率，所需追加投入的资金量将成倍上涨。（2）传统体制造成的产业结构扭曲、缺乏竞争和激励不足，使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抑制了经济增长速度，引起国家收入的基础相对萎缩。苏联经济的年增长率在1960年前是相当高的，进入60年代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也就是说苏联计划经济快速增长了40年后进入70年代开始陷入停滞甚至衰退之中。1973年后，苏联的全要素生产率变成令人触目的负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明显减缓，资本生产率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苏联的单位GDp所需要的钢铁消耗高达美国的4倍，而单位产出的工业增加值却远低于西方国家。1987年，前苏联平均每个工业公司拥有814个工人，而德国和英国则为30人。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不足与低效率早已为苏联自己的经济学家所认识，1975年诺贝尔奖得主康托罗维奇1959年就意识到经济计划的不合理性，指出苏联工业各部门产值的额外潜在损失，相当于其实际产出的一倍半。V.诺夫基洛夫则把工业产值损失的25%，归结为是因供应体制的困境造成的。根据有关苏联的资料说明，25%的工作时间的损失，也是由于供应体制上的问题。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有所调整，但基本状况并未改变。从70年代下半期开始，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讲，就是“国家开始失去前进的速度，经济工作越来越乱，积累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问题，而且日益尖锐化，未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停滞现象”，“形成了某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机制”。总之，经济失去活力，陷入了危机的边缘。这时，经济增长已不再成为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了。表61年平均增长率

同时，计划经济在生产适应需求及其变化方面——如提供消费者福利、实现创新、为出口市场服务等——的缺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和难以容忍。这导致了许多争论和不时出现的体制改革措施。虽然行政命令是计划经济的准则，并或多或少以国家强制为后盾，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还是严重地依赖于“物质刺激”，以激发所期望的个人与企业的服从与执行。问题在于，同物质刺激相联系的实物指标与其他指标，常常不利于衡量社会效益，造成社会效益的损失。对苏联企业的行为研究，由于计划和相应的管理刺激强调实物产出，也由于企业对成本的敏感性弱和卖方市场，企业常常牺牲产品成本、质量、品种、创新和对其顾客的辅助服务，而纯粹只追求产品数量。应该注意的是，由于行政控制的环境和对企业产品普遍的过度需求，这种经济中的企业被大量地保护起来，免受任何商品竞争的挑战——既免于来自国外的竞争（对外贸易垄断，价格控制），也免于其他国内企业的竞争。供给的困难、企业计划的频繁修改、党和其他当权者的干预，以及其他种种体制问题，也妨碍了企业更有效率地运行。这些都导致了苏联经济的微观效益低下，产出相同的情况下，消耗了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

这里存在一个疑问：这种微观经济的低效率是否还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力图达到的一个隐含的契约——保证充分就业来加以解释？充分就业一直是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引以为豪的，也是证明其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重要指标之一。但较充分的就业毫无疑问的是造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缺乏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人们缺乏寻找工作、保持工作的危机感或压力。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激励与约束的丧失，效率损失在所难免。

计划经济是一种正规的、集权化的、由官僚来配备人员的行政等级制度。与此同时，这种命令经济结构中的各个经营单位或企业，以及每个经济角色都具有同上级或整个领导层的利益不一致的利益。这就产生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主要经济行为者的相互影响、各种利益刺激以及领导意志的全面贯彻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就需要各种监控组织，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不断膨胀的控制系统，并且使经济服从于政治目的。经济从属于政治经常作为表现全体的（社会的）利益而提出来，国家控制经济活动使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党和国家的官员严格控制所有的人力、物力资源。同时，还与大众达成了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契约：保证就业、容忍怠工、保持较低的必需品价格和租金。长久以来，计划体制在运行中，出现了生产部门的经理们与上级官僚机构达成某种默契的趋势。计划体制的弊端，成为允许暂缓、免除和调整计划的合适借口。本来已经软弱无力的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又充满了种种迁就与迎合。在谈判计划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重新安排优先项目时，具体决策越来越多的是在各种非正式的既得利益集体日益增长的压力下做出的。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的标准常常是不明确的或含糊的，这样就使中央计划机构的工作更加难以控制，中央计划当局就不可能担任协调不同社会利益的仲裁人的角色。

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消费所占的比重（54%）几乎几十年不变，不但没有增长，个别年份甚至还有下降；而投资可以说一直在稳定地增长，最后基本稳定在33%，其中新增固定资产占总投资的比重基本保持在78%左右，1970年高达80%。各利益体都想从国家投资中取一瓢饮，项目一旦上马，就需要不断地追加投资。而在国民生产总值一定的情况下，只能靠牺牲消费来保证投资，不管是私人消费还是公共消费。在苏联私人消费已经被国家的强制力压到了很低的水平，很难再有可压制的空间了，为维持同样的一周消费量，苏联一个家庭付出的工作时间是美国的2.88倍；或者也可以说在同样的工作时间中，苏联家庭的生活水平是远低于美国家庭的。而公共消费的降低，比如住房、医疗、公共基础设施等支出的降低，也在另一方面降低了苏联人的生活水平。这种情况下，所谓《教科书》宣称的各方利益一致与国家维护公众的利益似乎就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