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的反思

从一开始起，除了效率之外，计划问题就已经引起了关于民主、个人自由与选择的争论。实际上，大部分主要社会思潮在近几十年内已经历了一个彻底再思考的进程。如自由主义者加尔布雷思、林德布洛姆；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如克罗斯曼、诺夫；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如布鲁斯，霍尔瓦特、科尔内等。不论什么差异把所有这些思潮区分开来，他们所有的人都注意到自由遭到两种威胁——一种是包罗万象的等级森严的官僚主义的计划，另有一种是什么计划也制定不出来。可以说这两种现象在苏联都存在。苏联的经验完全反映出高度集中的等级制经济权力所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而对计划经济做出最具有实质性批判的则来自于科学哲学和知识论的角度。

（一）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从古希腊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始，各个时代的人们不断地设想着各自理想的国家形态，它应该是怎样的？它是如何运转的、又该如何管理？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文明的程度不断提高，人本身越来越受到重视。早在20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就已经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目标。马克思在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的基础上，提出在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毫无疑问人们希望建立一个更加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每个人对什么是好的、理想的社会目标可能都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对一些共同的价值目标不会有太大的差异。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达到目的，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许多人甚至一些革命领袖都认为目的的合理性是首要的，目的的合理性证明手段的合理性，所以，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例如列宁就曾说过凡是为共产主义服务的都是道德的。这一立场，绝非偶然。从这一立场出发，许多与共产主义目标完全背道而驰的行为——滥用暴力、镇压反动派等——就都得到了道义上的肯定和政治上的批准。但无论什么时候总还有些不同的声音，更为清醒地察觉到手段的不合理必然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造成对目标本身的侵害。人类社会的演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至善，地上怎么可能建立“千年王国”？只有不断地改善，人类不断向目标行进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手段至关重要，手段的善与过程的善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目标的善。这里随之又出现一个问题：目的和手段是可分的吗？什么样的目标一定要有相应的配套手段吗？手段的改变是否必然影响甚至改变目的？

凯恩斯在资本主义经济遭遇危机时，“针对此种状况，应该怎么办”，曾经对目的与手段的问题有过很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许多人分不清作为“目的”（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和作为“手段”（效率）的资本主义。在凯恩斯看来，作为“手段”的资本主义，如果管理得当，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制度。但是，作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却不尽如人意，远非理想的生活方式。但是，知识界往往混淆作为“手段”的资本主义和作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以至那些真正讨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人，攻击的却是资本主义的“效率”；而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又拒绝对资本主义“手段”作任何修正。他们视任何“修正”为整个抛弃资本主义的第一步。而事实上，这种“修正”恰恰是挽救资本主义的唯一良方。

而在哈耶克看来，市场充满无限的不确定因素，个人知识无限渺小和分散。因此，自由价格体系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计划者”。任何其他“计划者”，不管他的名字叫凯恩斯还是斯大林，都注定是“致命的自负”，以至他将任何对市场经济的背离，任何对资本主义“手段”的修正，都看作是抛弃整个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是“通向奴役”的不归之路。凯恩斯和哈耶克的分歧，集中表现在他们对欧洲政治形势和资本主义前途的判断上。哈耶克认为，一旦脱离传统资本主义轨道，就会踏入一条无法回头的“滑坡”，一直滑向极权主义。凯恩斯则拒绝“滑坡”理论，认为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的具体情况要求，只有变革资本主义，才能挽救资本主义。凯恩斯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从马克思主义手中拯救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其实仔细分析二者的理论分歧，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凯恩斯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的手段或根本基础，他清楚私有制和市场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基础，某种意义上也是保证自由的基础，他只是想对手段加以部分修正与限制而已。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调控并没有改变所有制基础，也没有改变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所谓“相机抉择”不过是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经济平稳发展的手段而已。正如我们至今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演变成为极权国家，不同程度的宏观调控与福利政策却使资本主义国家再也没有发生30年代的大萧条，普通老百姓也享受着越来越多的自由与发展的机会。但如果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的基础，恐怕损失的就不仅仅是效率了，自由也很可能丧失。在这里观察到的，是手段与目的的不可分性，手段的合理性与效率保证了目标的正当性和可行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把“发展”定义为扩展人类自由的一个过程。对于“自由”，他强调的是社会成员选择自己所珍视的生活方式的自由。这种自由概念，实质上反映的是人类的生活状态，而并不局限于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领域，因此其内涵更容易从“不自由”状态反向理解。例如经济贫困，意味着在这一状态下生活的人们未获得满足自身基本生存需求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增长可谓扩展自由的一个重要手段。不过，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还取决于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中的诸多工具性自由，例如参与公共讨论和决策的政治自由、享有教育和健康服务的社会机会自由、参与生产和贸易活动的经济自由，保证个人知情权和社会透明度的信息自由，以及借助社会保护（社会安全网）应对生存危机的自由。不同类型的自由可以相互促进，例如政治自由有助于经济自由，社会机会自由有利于政治经济参与，信息自由有利于公平交易和防止腐败，经济自由有助于创造个人财富和公共资源，从而也有助于提供社会机会和社会保护，后者则有助于预防和缓解经济贫困，等等。因此，森把自由既视为发展的目的，又看作发展的主要手段1991年前后相继转轨的东欧地区经历了最为迅速的变革。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一些曾经是前苏联阵营成员的国家，如今已变成了欧盟（EU）成员国，拥有了旅行、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新自由，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除塞尔维亚和白俄罗斯以外，不仅所有国家宣称“很快乐”者的比例上升，调查中的前计划经济——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立陶宛、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乌克兰——都表现出了这种趋势。自由选择与不断增强的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表明，衡量发展的恰当基准不是人均收入，而是个人自由和能力。这是与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观点一致的人类发展观。

同样，对资本主义目的与手段的分析也适用于对社会主义目的与手段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疑充满了道德的谴责。但马克思的分析，却处处突显冷静与深刻，他攻击的目标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效率”：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应该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一个社会中心”来组织生产，而经济计划是达到共产主义目标的手段之一。这里我们暂且不考虑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否是现实中的苏联斯大林模式，因为斯大林模式是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典型。我们只能从我们所观察、体验到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我们可以确定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么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计划经济或者国家统制经济并不是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好的手段，甚至还使社会主义的信仰失去了部分吸引力。正如哈耶克一再声明的，他和社会主义者的分歧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或价值选择的对立，而是由于事实判断上的不同，即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所设定的目标在道德上是否可取，而是用它所倡导的方法能否达到这些目标？

（二）建构理性与自由选择的关系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下经济计算这个问题不感兴趣。究其原因，是他们深信现代工业社会的复杂性是商品生产和“商品拜物教”的一种后果，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它们把天生“显而易见”的种种关系掩盖了起来。而建立在社会所有制基础上，消除了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所谓的价值，一切都将十分简单”。社会主义下的计划“将是孩童的游戏”。但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这种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于简单的设想可以说流于空想。列宁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单一的办公室，单一的工厂”，他“一心想把所有的从属部门联系在一起”，以保证经济各个部分“像钟表的机件一样”组合起来。但是钟表的机件是上了弦就可以自动运转的，而在不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中，各个部分得由想使各部分能运行起来的人来转动。问题在于谁来充当这只“看得见的手”？这只“看得见的手”是否有能力驱动与管理一个国家的经济？在苏联，国家靠包罗万象的计划把所有的从属部门联系在一起，这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毫无疑问是建构理性的产物，认为理性最大化的国家完全有能力将国民经济的所有部分纳入计划与所需比例之中。至高无上的国家、计划成为法律，而是否应该有这么一只看得见的无所不包的手来替人们做决策与选择的问题则被漠视了。

自从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上有了巨大的进步。以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为先驱的、企图在社会研究领域复制自然科学方法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潮流，在20世纪也逐渐登上了社会科学主流的宝座，引起了包括行为主义革命（Behaviorist Revolution）在内的一连串研究方法的革新，在社会研究的各个领域引起了广泛反响。但其中潜藏的危险是：加强了人类在判断自己的理性控制能力上的幻觉，即所谓建构主义者的“致命的自负”，从而对人类的自由不断构成威胁。在哈耶克看来，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管它们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这种危险的知识自负上的，“它要求把全部知识集中于一个中心，并将其明确而自觉地纳入一个统一的计划。把工程学的技术运用于全社会，这当然要求那个领导者具备有关社会的全部知识，就像工程师具备其微观世界的全部知识一样。集中的经济计划不过是把这种工程学原理动用于整个社会，它所依据的假设是，所有相关知识的全面集中是可以办到的。”但事实上，以苏联为例，随着经济的增长，应优先的项目和部门逐渐扩散，且数目增多，经济增长本身又产生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所有相关信息的收集、集中与分析处理是不可能办到的。一位苏联学者曾指出，如果经济规模扩大6倍，那么，与此相关的计划环节就会成平方增加，即36倍。由于企业的生产和投入品的供给都不依赖市场，成千上万的企业都需要来自各级计划部门的指示，才知道生产什么，用什么原材料，以及从哪里得到这些原材料，还需要有关劳动生产率、工资、成本、原材料的使用、投资、技术进步、燃料节约和其他计划指标。根据不完全统计，可归为一类的不同产品和服务的计划指标已经超过1200万。计划的另一个困难是必须协调成千上万的计划指标。学者费德林科（Fedorenko）挖苦说：要编制一个完全正确平衡的下年度计划，要花大约3万年之久。根据苏联的资料，产出计划由48000种产品构成，平均每一项产品又可引申出大约250-300个副产品或变形产品，要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势必产生无限期的耽搁。而由于众多独立的计划部门和经济官员职责各异，必要的协调工作更是纷繁复杂。

集中的决策需要信息的集合，而在信息的集合过程中，许多相关的细节必然会丢失。统计的总计要求标准的数据，和把在质量、位置与其他细节方面不同的项目放到一起考虑，而有效的决策要求考虑所有的特殊的区别。在集中计划的背景下，这两个要求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并且，信息的渠道越长，最终信息的扭曲就越大。所以，集中计划在本质上意味着信息的损失和扭曲，信息必须通过等级制度各个层次的过滤；换言之，集中计划意味着社会可利用知识的巨大浪费。正如哈耶克从知识论的角度“社会的经济问题毋宁是……人们如何才能够确使那些为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得到最佳使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才能够以最优的方式把那些资源用以实现各种惟有这些人才知道其相对重要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大家都赞同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一个迅速适应特定时空之情势的变化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由此而推知：必须由那些熟悉这些特定情势的人——亦即那些直接了解相关变化以及即刻可以被用来应对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做出最终的决策。”“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成功地设计出一种替代性体系——在这种替代性体系中，现行的价格体系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亦即对于那些最激烈抨击这种价格体系的人来说也是极为可贵的那些特征）仍能够得到维续：比如说，它已然达到的能够使个人选择自己的事业并因此可以自由地使用他自己的知识和技艺的程度。”所指出的，“保证我们的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使一时一地的具体知识得到最有效利用的问题；理性的社会秩序的设计者所面对的任务，是要找出如何使这些分散的知识得到最好的利用。……一个从事计划的机构，根本不可能直接掌握它们的全部相关细节。只有通过一些了解它们的人，对实践目标有用的资源和需求才有可能存在，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所知道的事情，要大大多于哪怕是最有能力的权力机构所能知道的事情。因此，成功的做法不能以直接处理客观事实的权力机构为基础，而是必须利用分散在社会所有成员中的知识的方法为基础，在任何特定的场合，这个权力机构既不知道谁拥有这种知识，也不知道它存在于何处。因此，要想使它得到利用，就不能自觉地把它纳入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只能利用某种机制，它把具体的决策留给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去做，并为此向他们提供有关一般环境的信息，使他们能够最好地利用只有他们自己了解的那些具体条件。这正是各种不同的‘市场’所发挥的作用。”

5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的发展和数理化，特别是在线性规划、运筹学、投入-产出分析、控制论和系统分析等方面的发展，以及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为计划制定者的工作提供了一些精巧实用的工具，实际上有点像一种“计算机乌托邦”（Computopia）开始发展。但最佳计划目标的基础是什么？判断计划是否最佳的标准又是什么？任何现实社会都会产生大量的不一致的目标。前国际象棋冠军博特温尼克（Botvinnik）估计，在一局国际象棋比赛中，可能的走法很多，其数目实际上超过自金字塔建成以来人类所说的全部词汇的数目。一个棋盘只有64个格子，而且博弈规则还是已知的，尚且如此。更何况一个经济部门、一个社会有更多的“博弈”，人们要参加各种博弈，还要讨论、制定规则。即使现在超级电脑能够击败象棋大师，但指望电脑能够取代市场，并制定出高效率的中央计划，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不仅是因为有如此多的信息要处理核查，而且决策所涉及的质量问题，对未来不确定结果的判断等根本不能留给计算机去处理。而且现实中，社会和个人，都面临着无穷多的鱼和熊掌之间的选择，这些选择大多彼此矛盾相互制约。全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可定义可比较的“共同利益”，只有无数个体利益之间的较量与竞争。是否该有个社会中心来决定谁得到什么、得到多少，而谁又不该得到？计划无疑侵犯了个人与社会选择与决策的正当程序，基于更多的平等的愿望损害了程序的正义，反而导致了更多的特权与更森严的等级制度，对自由的侵犯与理论的一元化。

理论的一元化是我们在苏联社会主义中可以清晰观察到的现象，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无选择性。从列宁的建党原则开始，理论争论就被所谓“党的利益”所压制了，到斯大林时代则就只剩下一个人的声音了。对这种现象做出有力解释的是科学哲学家波普尔，“选择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作为我们一切政治行动都应为之服务的目标，这种乌托邦的方法很可能引起暴力。……既然我们不能科学地或用纯理性的方法决定政治行动的终极目的，有关理想社会的状态应该怎样的观点分歧，就不可能总是用论证的方法加以消除。……目标旨在用作为理性的政治行动和讨论的基础，而只有当目标被明确地决定时，这些行动看来才是可能的。……必须说服，否则便压服和他对抗的……他必须彻底根绝一切相竞争的异端邪说。”国家的领袖所做的一切，都被说成是客观规律，连理论观点也被纳入这一公式。斯大林主义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世俗宗教，在不同思想实际上被看作“反苏宣传或鼓动”并受到最严厉惩罚的时候，忠于（口头上或行动上）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成了适应环境和维持生存的惟一方法，尽管这也常常无济于事。《教科书》便是理论一元化的典型代表。

信息的扭曲，等级制度的僵死，相伴而生的沟通的障碍，都使经济计划对国民经济具有很低的协调能力。从这个角度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无异于是空想，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多元化与竞争或许就是保持个体与社会的活力与效率的根本所在，也是维护个体利益、从而维护社会公正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