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劳分配规律的辩护性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理论体系时说，杜林的解释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得消失。”斯大林某种意义上践行了杜林的理论，在分配领域进行了变革，用恩格斯嘲弄杜林的话来说这是因为“生产是同确凿事实打交道的一个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内，‘合理的幻想’只能给自己的自由心灵以极小的飞翔空间，因为出丑的危险太大了。分配就不同了，据杜林先生的意见，分配是和生产根本没有联系的，在他看来，分配不是由生产来决定，而是由纯粹的意志行为来决定的——分配是他的‘社会炼金术’注定的场地”。斯大林在评价杜林时说，“杜林先生是把他的社会主义直接建立在最坏的庸俗经济学的学说之上的。他的社会主义和这种庸俗经济学具有同样的价值。二者存亡与共”。这些话放在斯大林身上也正合适。

《教科书》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报酬是根据“为社会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规定的。这种说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找不出来的。恰恰相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得非常清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生产者只按提供劳动的数量获得报酬。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按劳动的质量来定报酬是合理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取得（技术）熟练程度的费用是私人负担的。而在社会主义里，这种费用却完全社会化了，劳动的质量在报酬上的意义消失了。“但是，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用——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有别于反动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则之一，恰恰在于根据人的本性确立的这一经验主义概念，根据这个概念，头脑和智力的差别并不决定胃肠和身体需要的差别，从这个词的狭义上来看，应该由‘按需分配’这一公式来代替。换句话说，活动的差别不应产生不平等，不应产生在所有权或享受（消费）方面的特权

按“为社会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规定报酬的这种理论，完全不是什么劳动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内一种“特殊的”用法，而只不过是一种粗劣的辩解。因为，在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存在比较严重的收入差距。为出现的收入分化严重现象辩解的这个理论从1932年后开始出现，并被1954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采纳，成为各种官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组成部分。根据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政府部长或艺术家因付出的复杂劳动而获得比熟练工人高20倍的工资是合理的。

《教科书》还断然声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它是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劳动。”宣布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劳动，就必须承认商品中存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矛盾、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都消失了。可是实际上这些矛盾并没有由于被宣布消失就消失了。对劳动性质的看法，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在评定劳动时的平均主义做法。某一行业的每一个工人的劳动时间几乎被说成是具有同等价值的，这种评定不与最终产品的数量、质量及销售情况联系。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等人的相等的劳动量相交换的理论时认为，“如果认为这种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产品的交换会使一切生产者得到平等的报酬，这种说法就是假定，平等分配还在交换以前就存在了。……蒲鲁东先生的谬误是由于他把至多不过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假设看作结果。……我们把劳动时间当作价值尺度，那么这至少是不是假定各个劳动日是等价的，这一个人的劳动日和另一个人的劳动日是等值的呢？不是。……你每小时的工作和我每小时的工作是不是等值？这是要由竞争来解决的问题。”在分析了工作12小时的某甲与工作6小时的某乙交换劳动后，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新社会就必须把懒惰当作最大的幸福，将劳动看成必须全力摆脱的沉重负担……相等劳动量的交换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生产过剩、价格低落和过度劳动（接着是无事可做），总而言之，现社会中所有的一切经济关系，只是没有劳动的竞争。……只有停止一切交换才能拯救平等交换，那时某甲和某乙就都会变成鲁滨逊。因此，假定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是直接劳动者，那么要进行劳动时间的等量交换，只有事先对花费在物质生产上的时间数量取得协议。但是这种协议是对个人交换的否定。”

只要在马克思所举的例子中某甲的前面加上“突击手”或“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这些词，就是人们在苏联可以观察到的情景，吃大锅饭、竞相偷懒、蔑视劳动，在计划期限到来前又会出现超量的突击劳动。马克思在嘲弄杜林式的领袖时，并没有把偷懒的罪状归结为某个人的个性或某个民族的特征，而是认为这是领袖们的认识水平低下的缘故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季耶夫谈到，斯大林在一次对经济学家的讲话中谈到商品的政治经济学特征。“我听了斯大林的讲话就明白了，他对抽象劳动这一范畴和价值的本质一窍不通。”，是他们设想的制度造成了竞相偷懒存在的社会条件。

斯大林步杜林和蒲鲁东的后尘，妄图建立一个除了不存在现代市场经济具有的那些缺点之外的，其余的一切都照旧的社会计划。用恩格斯的话说，这类理论家“由于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像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建立在如此幻想上的现实必然是令人失望的，确实也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