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激进学派对斯大林模式及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因为身处制度外，这些西方激进学者的声音更为真实，视角也更为宽阔，从而为制度内观察传统社会主义的现象与实质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

美国学者约瑟夫·伯林纳在《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经济》一文中，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他基本否定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谓的“经济规律”是客观规律，并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和这些“经济规律”对苏联具体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影响甚微。但他认为马克思的增长模型和劳动价值论对苏联的经济思想影响较大，并且“赶超”思想是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际政策形成最重要的因。

保罗·斯威齐1980年发表在《每月评论》上的《后革命社会》中认为苏联建设的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的变形，而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是经济的奴仆，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主人。……由于这种关系缺乏自发的经济基础，它与封建社会和其他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很相似。”他认为苏联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充分就业和就业权的宪法保证，甚至是苏联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是同时也破坏了经济刺激作用，降低了经济效率。

琼·罗宾逊在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现实与理论的差距之后，尤其是单线条的社会发展理论琼·罗宾逊谈到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实际上更接近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说法，或者说是斯大林的说法，认为“马克思主义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我感到，它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关于为了的特定信仰。……这说明，我们必须认真接受不同经济制度和平共处的思想，面对一个充满新鲜和令人激动的各种可能性的世界。”对她来说，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来自于这种制度的动态性，它能够借助国家的力量形成更多的储蓄和生产性积累，而这是战胜落后、保证就业与改善生活的必要措施。由此，她认为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是错过产业革命的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种方式，但“成功地向充分就业和对资源充分推进的方法，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米德在分析中央计划时认为，不依赖价格机制而依赖于对生产和消费的数量的直接控制的计划，首先构成了对人身自由的威胁，而不仅是对消费者选择自由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劳动力在各种可选择的就业中配置的问题。加拿大的法伦巴克尔认为苏联的行政命令能够得以有效运用是因为国家和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整个经济，这种控制是以苏联体制的三个主要制度特征为基础的。第一，极权主义的政治权力以及国家对信息和教育的垄断给了领导者以一个远比在政治民主条件下所可能有的更大的决策自由。第二，是绝大多数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此外，政府还支配着国有化的银行和金融、交通，垄断了国际贸易、国内批发贸易和90%的零售贸易。第三个特征是包括经济计划在内的中央集权化的计划，这些经济计划是当作法律来颁布的，因此，它们是以法律支出作为其得到贯彻的支柱，是由各种行政压力和大量经济的以及非经济的刺激来加以补充的。

被认为是战后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的曼德尔长期以来在不同的著作中始终认为，苏联社会并不是像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那样的有着自身特殊运动规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社会；这样一个过渡社会内在的具有不稳定性，既可能复辟资本主义，也可能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突进。在苏东剧变后，曼德尔出版了《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一书，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作了批判性的总结，他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在苏联及其类似的社会中，商品生产的部分存在以及官僚主义国家机器的过度膨胀，决定性地证明了在这些社会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产资料的完全社会化，以及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的完全社会化。曼德尔赞同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发展的条件，为此他认为新的社会主义必须具备两个物质条件——丰裕和缩短工作日——才能实现目标。丰裕不是不受限制地获取无限多的产品和服务，出于资源的有限性，这样的观念是荒谬的，它体现在斯大林有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讲话中。曼德尔给丰裕下的定义是指“需求的饱和”或“现有消费的饱和”。当某一产品的需求的边际弹性大约为零或者零以下，这时该产品可以说是丰裕的……对该产品实行免费分配……”而要实现丰裕的目标就迫切要求对现今生产及现有市场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在国际范围内从根本上重新分配，只要把发达工业化国家浪费于军备生产的资源送给第三世界、并消除资料利用不足的浪费，无需降低发达工业化国家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就可以达到目标参内容及尾注。

曼德尔设想的“丰裕社会”，不仅仅以阶级与国家的消亡为前提，还消除了民族、地域、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等的发展差别，能够这样做则以扩大政治民主，广大群众必须有能力且乐于承担一般社会事务的管理，而这就相应地要求以大大缩短工作日为前提条件，这是持续几代人的渐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