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及对《教科书》的反思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9月赫鲁晓夫上台，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措施的报告》，由此拉开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赫鲁晓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本质上意味着私有产权的恢复和中产阶级（包括富农）的复兴。我们社会的商业要素重新获得了稳固的立足点。在某种程度上，这自然意味着意识形态战线上的退却，但它使我们得以从内战的破坏中复苏。新经济政策一经实施，混乱和饥荒就得到了缓解。城市恢复了活力，市场上又出现了农产品，而价格也开始回落。这似乎隐含着一个国家若想自力更生只要回到资本主义就可以了的意思。赫鲁晓夫在苏共20次大会上的讲话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引发了怀疑和反思，对解放思想、破除对斯大林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迷信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苏联高层领导人意识到苏联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而困难的，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直到50年代中期前被当作“反动的东西”而遭禁止的若干社会科学研究得到了提倡，由此也展开了利别尔曼等一系列的有关经济改革的讨论。

利别尔曼1962年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建议按利润原则对苏联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在此后的讨论中，他又先后发表了《生产计划和长期定额》、《再论计划、利润和奖金》、《刺激·主权·主动性》等一系列文章，明确地提出了长期以来不为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正视，却是阻碍苏联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矛盾——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苏联的企业总是千方百计地压低国家计划、隐瞒生产能力，在接受国家计划上讨价还价。利别尔曼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现行的经济体制没能合理地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问题而造成的。而这一点又同苏共领导及苏联理论界长期以来没有认清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以什么推动劳动者和企业去完成国家的计划有关。

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实现了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后，劳动者都成为国家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因而就会自觉地积极地从事生产劳动，劳动者的这种自觉从事劳动的积极性是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基本动力。传统政治经济学隐含的这种人性假设在第二篇中已经分析过了，是不成立的，与现实是相冲突的。利别尔曼认为，社会主义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在商品经济活动中都有其自身独特的经济利益，因此，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同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为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国家在制定经济管理政策和制度时，既要承认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差别性，也要承认企业利益的差别性，应该承认它们各自同利润的关系，使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同他们各自的工作成果相挂钩。针对苏联旧管理体制计划指标体系是以总产值为核心的，为了弥补总产值指标的不足，还规定了诸如质量、成本、职工人数、工资基金、各种消费定额等三十多项的限制性指标，迫使企业按上级规定的经营方针行事，这严重束缚了企业的手脚，使企业丧失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利别尔曼建议把利润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核心指标，使国家与企业、劳动者的关系建立在利润分配的基础上；为了使利润指标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核心指标，还必须把国家与企业、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置于商品货币关系之上。

应该说利别尔曼已经意识到了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症结所在，意识到了这种模式存在的前提假设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不存在的，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依然存在的，并认为解决这个矛盾是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关键所在是相当深刻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但是，缺乏协调个人、企业与国家间的利益的机制正是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是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内部得到解决的。因此，他提出的解决矛盾的办法并没有在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模式两方面触及传统经济的要害，因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旧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症结。所谓“跪着造反，空间有限”，希望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寻求解决其本身固有缺陷的方法，必然是失败的结果。

利别尔曼的建议在苏联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由此展开了历时十年之久的讨论，尽管没有取得思想上、认识上的统一，也不可能进一步找到苏联传统体制内矛盾的根源和解决途径，但对突破多年来禁锢苏联经济学界和学者的教条却大有好处。赫鲁晓夫改革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所采取的那些改革措施对苏联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它打破了坚冰，破除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不可逾越的神话，中央集权化第一次不被人们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信条。

新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出现如此艰难的局面，正如苏联经济学家毕尔曼在1967年第2期《文学报》上发表的《不可避免性》一文中所说：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又能够这样做？所有这些都不取决于某个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觉悟和良心，而是经济体制决定的。“这种国民经济最可怕的祸根，惟意志主义在经济中的活跃，根源不是某些工作人员的习惯，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脑死板和保守主义，而是因为苏联社会创造了适应于它的经济体制。”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指出，“如此从上到下被束缚起来的一种体制，将对社会和技术进步起阻碍作用，它迟早要在经济生活实际进程的压力下土崩瓦解。”讨论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已经涉及对国家所有制与国家的作用与地位进行重新评价的问题。国家所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最高级形式，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块奠基石。但在苏联学者什克列多夫看来，这是“混淆了经济关系与法律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内部真正的关系不再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发展的东西，经济概念也变成了依附于唯意志论的法律上的概念。而苏维埃国家不仅行使着政权，还直接管理国民经济，履行一个拥有者的某些职能，但是却凌驾于生产者和所有者之上。如果国家是唯一拥有者的话，那么它对所有权关系的调节就将成为自我调节的问题了。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国家所有制不但提供了进行计划的可能性，而且还使得计划成为强制命令性和包罗万象的。而实际上由于法律意义上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化与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化并不一致，所以计划包揽的范围显得过大。作为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的主要根据的财产垄断本身，并不能保证对生产、交换和分配进行有效控制和集中管理的方向。但计划“变成一种目的的本身，变成盲目崇拜的对象”什克列多夫：《经济与法律》（1967年）。别尔曼、萨哈罗夫等经济学家针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认为由于经济改革无法使社会体制发生足够大的变化，不能提供医治苏联经济失调的有效疗法。所以，经济改革不是解答问题的完整答案，政治制度不进行深刻改革，经济改革是不会成功的。经济上的困难主要是由非经济因素造成的，这些困难源于政治体制本身，“不消除这一障碍，任何措施都注定是无济于事的”。

伴随着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及其理论争论，传统《教科书》学术上的有效性也受到批判，被指责为落后、教条、与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毫无关系。1964年苏联科学院院士阿尔祖马尼扬写道：“斯大林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错误处理，以及他在头脑中对这门科学的作用所形成的不正确的概念，致使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陷于贫困，并且削弱了它对于革命事业的实际意义”这段话出自阿尔祖马尼扬生前在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稿。凡此种种困难和层层阻力，表明新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到了斯大林模式的极限。但经过近半个世纪运行的斯大林模式，已经编织成从上到下，密如蛛网的斯大林模式官僚体系，以及彼此之间交叉联系的权力关系。斯大林模式的官僚体系是适应斯大林模式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已经习惯于斯大林模式的运作，并依赖斯大林模式而存在。当改革触及到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核心时，除了传统、僵化的观念阻碍之外，更强烈的是遭到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从上到下的抵制和反对。另外，阻碍改革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占垄断地位的意识形态。苏联的经济体制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在形成的过程中，列宁的建党原则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以及布尔什维克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行政垄断者的地位，压制了创造精神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使整个体制丧失了自由表达意见、交流信息和开展批评的可能性。

勃列日涅夫时期又重新设置了新的理论禁区：不承认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关系、价值规律具有新内容，表现就是市场关系、价值规律的作用都被自觉纳入计划范围了，而市场的一切活动都要由计划来调节，这实际上否定了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在改革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的情况下，许多经济学家提出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改革传统体制，让市场机制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建议，却遭到当局的断然拒绝，并被当作“市场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加以批判。理论的停滞和倒退，带来的严重后果：一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时期，是苏联积聚危机因素、极大地消耗苏联各种潜力、苏联走进衰亡的关键时期；二是出现了重新斯大林化，出现了改革的严重倒退。1965年苏联推行“新经济体制”时经常使用“改革”一词，但在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了，而改用“完善”一词。改革的停滞，使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僵化和“成熟化”。从此，有关探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问题的观点和主张销声匿迹，理论上的僵化是现实僵化的反映，理论上的僵化也进一步窒息了现实的改革可能性。

经济增长与增长方式必然导致整个制度的深刻变革，20世纪30年代苏联采取的加速工业化与集体化政策，使整个体制发生变革以适应发展重工业这个中心任务并有助于国家控制整个进程。体制变革和各种经济活动都是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决策权都集中在上层手中，这在苏联工业化进程中就已经最终定型了。布尔什维克在全国强制推行其经济计划和政治纲领，甚至要人民接受一种世界观、审美观，纪律性扼杀了自觉性、创造性。工业化使苏联国内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发展了强大的经济，还促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在20年的时间中，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强大的工业国。先前仓促草草建立起来的那个体制，现在已经面临着迥然不同的现实，经济已经不可能再用早先的粗糙的方法来管理，日趋复杂而多元的社会也难以用粗暴的强制手段来压制了。这些内在的矛盾反映到经济中，就是5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趋向缓慢，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竞赛中的优势日渐消失，促使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历任领导人对传统体制不断地做着修修补补的工作或改革。但在推行新体制时，都没有触及计划经济本身，企业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各个方面仍由国家计划决定，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的扩权让利，往往不能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相反，却是增加了企业与国家讨价还价、谋求小集团利益的动力和手段。这样，扩大企业自主权就与计划经济发生了矛盾，给国家计划的贯彻执行造成了困难。为了保证计划的贯彻执行，国家不得不将放给企业的权力又一一收回，以加强对企业的控制。由此，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必然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中。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开始出现经济停滞，到80年代末开始出现经济危机，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据前苏联官方公布的材料，1975年苏联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67%，1988年降至64%；工业产值由80%降至79%；1971-1975年农业产值平均由85%下降到1981-1987年的82%。据一些俄罗斯学者分析，1989年按人均计算，苏联总产值是美国的30%，工业产值是美国的42%，农业产值是美国的38%。1990年，人均消费苏联是美国的20%。至于消费开支结构，食品占的比重最为明显。80年代中期，苏联食品消费占40%，而美国只占10%，日本占15%。1990年人均住房面积，日本为30平方米，美国为51平方米，联邦德国为41.5平方米，苏联为16.3平方米。每千名居民中电话拥有量，美国为759门、日本为533门、联邦德国为598门、英国为523门、苏联为75门。这种强烈的经济反差，也反映在东欧一些国家。1988年，东德的人均GNp为7080美元，西德为18480美元，西德为东德的2.6倍；匈牙利为2460美元，奥地利为15470美元，奥地利为匈牙利的6.3倍；南斯拉夫为2520美元，意大利为13330美元，意为南的5.3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