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新发展观

基本经济规律强调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与功利主义强调以集合效用或社会总效用为社会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基本经济规律强调社会忽视个人，也正是功利主义效用可以加总替代的反映；基本经济规律以物质生产最大化为生产目标，忽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资源环境承受能力有限性，与功利主义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结果主义如出一辙。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实践以至后来各国的计划经济实践都证明了基本经济规律与功利主义实质上一致性的存在，“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上都依靠效用主义的商业道德，都依靠这样的一个概念，即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当作和被估算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可以被减少到仅仅一个共同的尺度。”［克罗地亚］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在现阶段，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体现了功利主义准则的基本经济规律与中国的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比较丰裕的现实结合在一起，再加之中国传统“官本位”行政体制的影响，必然导致对劳动者权益的忽视。传统发展观是基本经济规律的必然产物，在现阶段体制转轨的条件下，它获得了最充分的体现。因此，也就越发暴露了它存在的不合理性，无法维持性。因此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提出更新发展观的要求。

从方法论看，马克思有两种角度的社会主义，一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的社会主义，包括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计划化、按需分配等内容；二是从“人的解放”角度来看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消除人的异化问题。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他们认为这两种层次的社会主义概念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作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其次才是作为科学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恩格斯还认为，最适于用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而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实践完全颠倒了这种关系，并基本上排斥和否定了作为价值范畴的社会主义概念，从而使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入了死胡同。

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已经失去了信任，试图由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计划，不仅在东欧、而且在中国、非洲和印度，都已被证明是一种“惟科学主义”而已。30年前经济学家主流的共识是：单从产业增长的角度看，苏联模式的确实现了它做出的承诺，但是让人们付出了丧失自由的代价。马克思经济体系中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经济角色，已经化为子虚乌有。始作俑者正是斯大林版《教科书》，影响之大，事实上超过了人们的想象。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否定了许多真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诸如社会公正、人道主义、人身自由等最重要的价值观都遭到践踏，而所导致的后果是非常残酷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不仅干扰了人们对苏联体制的理解，也妨碍了我们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直至目前存在的问题的能力。

从人本身来理解人类社会的一切，是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社会科学发现和成果取得的重要原因。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人权宣言》中规定，人生来是平等的，其权利是平等的，这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人权的提出是历史的进步，“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心是人，是人的解放，是个性的解放，这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世价值194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人权普遍宣言》，它的第一条重新肯定了这三个基本的价值理想：所有的人在尊严和权力方面生而自由和平等。他们被赋予理性和觉悟，应当以手足情谊的精神对待彼此。社会由无数个不同的个体组成，个体之间的差异存在，导致了个体间不同的经济利益、价值取向、发展目标的存在。如何协调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使社会能够比较和谐地存在与发展，这是伦理学要解决的问题。康德的道义论与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伦理学的两大学派：前者主张“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或工具）”，后者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基本原则。众所周知，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在马克思的众多著作中都可以发现康德理性主义伦理学的著名命题“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或工具）”的影响。马克思用“在那里，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来强调每个人的价值实现在社会发展目标中的地位，不仅承认而且突出了个人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和价值，以及不可剥夺的权益。在人就是目的的伦理判断下，一个人的价值是不能用效用大小来衡量的，因此也是不能被牺牲的，个人的某些权利是任何人即使以整个社会的名义也无权剥夺的。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有权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完善自己的同时造福社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符合人类本质上的价值追求，不仅是个人追求的最高目标，还是人类社会发展运动的最高目标，由此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原动力。所以，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成为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最高价值标准，在此之前人类所有的渐进发展都是在向它逐渐靠拢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在于使“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而要做到这点，人类就必须尊重自然界的法则、尊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并按照这些法则与趋势的方向发展人类本身。因此，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核心的新发展观应该成为指导我国改革实践的根本准则，同时它还应该成为国家整个社会公共政策系统的最高政策目标及价值评价标准。而诸如物质财富的积累、生产力的提高、GDp的增长等等，都只是为达到目标的手段、方法，都是为这个最高、最终目标服务的。

阿马蒂亚·森把“发展”定义为扩展人类自由的一个过程。对于“自由”，他强调的是社会成员选择自己所珍视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例如中国改革开放前劳动者不能自由迁移和择业，这是集权计划经济制度使然。自转向市场经济始，农村劳动者虽然能够到城市“打工”，然而现有的政策制度对农村流动人口进城居住、子女上学和社保（医疗、养老和救助）等各类活动的种种排斥，不仅提高了他们迁移的成本、限制了他们对迁移的选择，而且阻碍了他们有尊严地融入城市社群生活的可能性，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缺乏自由的表现。农村流动人口中只有少数在知识、健康和机会把握方面占优的人，才有可能借助迁移实现职业转换并提高收入、积累资源，逐渐在城市立足并实现社会流动。这个例子不仅显示，制度环境如何决定个人的择业自由；而且还表明，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异质性又如何导致个人择业自由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增长可谓是扩展自由的一个重要手段。不过，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还取决于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中的诸多工具性自由。因此，森把自由既视为发展的目的，又看作发展的主要手段。

森的发展理念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他提炼出两个新概念，作为修筑这一逻辑通道的主要思想阶石：其一，人类的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其二，特定社会成员实现其所选择的功能性活动的能力（capability）。据此推论，人类享有的自由体现在特定社会成员多种多样的功能性活动之中，例如自由择业、自由迁移，以及拥有尊严地参与社群生活，等等。每一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自己向往的生活，取决于各自行使其选择的能力。这一能力，一方面取决于外在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还取决于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源。个人拥有的资源，则又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因为它决定了个人能够行使的权利。出于社会正义的理念，政府公共支持政策和发展计划的援助重点，应当是那些生活选择能力严重受限制的群体，尤其是那些除了存活以外几乎别无选择的群体。

市场经济就本质而言是个人主义的，个人的积极进取精神，个人在法律与社会伦理道德制约下对利益的追求，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否定个人主义的合理性，既无法合理地解释市场经济，也潜伏了以社会名义侵害个人不可剥夺权益的巨大危险。所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价值判断与评价标准应当是：马克思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个人发展主义。第十二章结论：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科学性与价值评价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两种思潮的冲突几乎贯穿于整个20世纪。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社会主义思潮在这场冲突中始终占上风。不仅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具有重大影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更是活跃于欧洲各国。在德国，有伯恩施坦的“进化的社会主义”。在法国，有走议会道路的饶勒斯的社会主义。在英国，更有文豪名流发起的费边社会主义，成为英国工党崛起的基础。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中形成巨大影响，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于1931年发表的《向过去告别》，另一个是爱因斯坦在1949年发表的《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两位，一位是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家，一位是现代物理学、相对论的奠基者。他们有如此不同的个人背景，却不约而同地赞成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肯定有其强大的吸引力和道义上的合意性；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一定存在着某种缺陷、某些问题。二者之间的争论直接影响着各国的发展道路。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几十年的实践，给社会主义理想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让人不得不去思考传统社会主义的问题所在及社会变革的可能的选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