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荣，现代“愚公”的东方智慧

2008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三。

许多人还未从春节长假中回过神来。73岁的徐文荣就已风尘仆仆地从家乡赶往北京，出现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横店建设圆明新园的新闻发布会上。

面对全国200家媒体记者，他正式宣布在浙江东阳横店镇建设圆明新园。记者们注意到：虽然语言铿锵，但徐文荣声音沙哑，回答记者提问时，不断被咳嗽声中断。

徐文荣，再一次以“古来稀”的年龄发起冲锋号令。

此情此景让人感慨。从1975年创办横店缫丝厂至今，徐文荣经历了创业33年的风雨历程，远超过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史。在他的带领下，东阳横店的荒山荒坡变成了繁华都市；贫穷小镇变成了财富之地。这33年中，横店人开辟了多少荒山，平整了多少荒坡，造出了多少景观又建起了多少高楼大厦？

昔日愚公是因为感动了天帝，而使天帝命夸娥氏两子负两山才完成了移山的任务。徐文荣和他率领的横店人依靠的是党的政策和他们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不但使昔日荒山变成繁华城市，还演绎了现代企业集团的财富传奇。

在这个现代版的“愚公移山”故事中，仔细品读徐文荣的个性角色，你会感受到一个企业家的东方智慧。

当原材料飞涨、用工成本上升、宏观调控等因素致使越来越多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淘汰的危机，产业升级成了众多浙商绕不开的话题。而横店，这个扎根中国农村的社办企业却以高科技产业基地、影视产业基地等成为新经济的领舞者。人们不得不对其产业发展的前瞻性表示敬佩。

徐文荣

也许，这就是“现代愚公”与“传统愚公”的区别——懂得借用现代科技的手段，而非传统的手工劳作。

高小毕业的徐文荣不懂得什么叫高分子，什么叫生物工程。但他知道，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初期，乡镇企业靠“拾遗补阙”还能争得一席之地，但到了市场竞争逐步建立和激烈的时候，低档次的传统产品就难以承受市场风浪的冲击。要生存和发展，要争取主动，就必须抓住机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提高产品档次和企业素质。

于是，1975年才创办第一家社办企业——横店缫丝厂，1980年就开始向高科技产业进军，筹建横店磁性材料厂。徐文荣涉足高新科技产业可谓起了个大早。

当然，20世纪80年代的横店，总体上还处于创业初期，在进行量的积累和规模的扩大，高科产业也还刚刚起步。到了20世纪90年代，横店的发展方向和内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徐文荣也是在这个阶段喊出了“非高科技项目不上”的口号；提出了“高科技外向型集团化”的战略。到1998年，集团所属企业生产的184个种类，3603种产品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就有4类26种，达到国家级和部级水平的有60类2009种，其中“高低压化成箔”等10多个高科技项目均为国内首创。

一个不沿海、不靠城的小乡镇，哪来的高科技人才，哪来的高科技项目呢？

徐文荣的回答只有四个字：“高看一眼。”

寥寥四个字，背后却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徐文荣无意中听说省地矿厅有一个姓李的工程师，停薪留职后在东阳市办了一个化工厂，搞头孢霉素中间体。一连搞了3年，试验终于搞成了，但没有流动资金，产品销不出去，企业日渐亏损。

徐文荣知道消息后主动跑到东阳市经委，表示愿意借给他们60万元。结果，这60万元投进去仍然是打了水漂，那家企业还是停产了。

那位李工程师鼓起勇气跑去向徐文荣告别与道谢：“徐总，对不起，我被撤职了，企业也停产了。”话音未落，已是泪流满面。

“他们撤了你，我要你！”徐文荣非但没有索要那60万元，还跑到市经委去要人，结果，连人带设备一股脑儿全要走。

几天之后，李工程师带着原班人马40多人，浩浩荡荡开进横店。不到3个月，同样的项目，同样的人马，同样的设备，只是换了地方，换了管理与销售方法，就创出了产值362万元，利润48万元的业绩。此后，年年产值、利润翻番，成为横店的骨干企业。

下面一个故事讲的是1992年春天，两位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授不请自来向徐文荣推荐高科技项目——高压赋能铝箔（各种电容器的必需材料）。

徐文荣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对高科技项目的敏感性。简单浏览来者带来的资料后当即判断这是一个有前景的项目，继而询问“转让费用多少”？

两位教授面带羞涩地说：“我们也谈过几次，有两家要买，一家出2万元，一家出4万元。我们觉得他们没有看到这个项目的前景，所以我们就到横店来了。”

本以为徐文荣会讨价还价一番，没想到徐文荣闻听教授的“要价后”说：“既然你们不好意思说，我就出个价吧，不合适咱们再商量，100万元人民币怎么样？”

不久，投资3000万元的横店集团机电公司成立了。高压赋能铝箔成了横店集团20世纪90年代的又一拳头产品。

横店高科技产业基地的打造过程中，这样的故事有多少？只怕是连徐文荣本人都不记得了。但有一点，徐文荣是怎么也不会忘记的，那就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0年前的中国，影视产业对于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来说还是陌生的领地。但在东阳农村土生土长的徐文荣却异想天开地构想起“东方好莱坞”的产业蓝图来。

这种前瞻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信服。

“我们之所以向影视文化产业扩张，有三方面原因。一是企业做大以后，再向工业项目扩张并不容易，要找一个市场空隙很困难。第二，从国家产业政策看，发展第三产业是今后的大方向。第三，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看，衣食住行解决得差不多以后，还得有一个‘玩’字。这些年国内旅游逐渐红火就是这个道理。”徐文荣的自白道出了他们涉足影视产业的缘由。也让人领略了他超前的产业眼光。

仅仅有超前的眼光是不够的。还要有准确的计算和火候的拿捏。当年人们因横店的荒凉偏僻而质疑其影视城的投资决策，殊不知正是横店独特的地域条件成就了影视城的打造。

“有人算过，建造同样一个工程，在别的地方需要1亿元资金的话，在横店只需要2000万元。这是因为，横店具有别的地方无可比拟的成本优势——土地，别的地方一亩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横店呢，到处是不值钱的丘陵荒坡，一推平就是几十、几百亩，花不了多少钱。人工，横店有自己的建筑公司，工人都是集团成员，必要时还可以请一些当地的农民。材料，横店是建筑之乡，也是材料之乡。设计，横店的每一个景观都是为拍摄某一部电影电视而设计的，用不着横店自己再花设计的钱……”

通过算账，人们才发现徐文荣投资影视产业绝不盲目，而是精明、高超的投资——横店影视城除了带动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之外，还带动附近地价的攀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横店影视城的资产早已是当初投资额的数倍。

改革开放30年，产权制度的改革一直渗透其中。农村经济的家庭承包制，国有企业的改革、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等无不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产权制度的改革为核心的。

徐文荣和他所带领的横店集团，独创性地开辟了自己的产权变革之路。

第一步，争来的政企分开。

早在1984年，身为乡镇企业老总的徐文荣，主动出击向新上任的镇党委书记杜加仁倒“苦水”：“从社办、乡办到今天的镇办，企业总有乡镇干部干预……有时候，搞得企业无所适从，严重影响了企业发展。”

徐文荣的叹苦与关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请求得到了当时镇委书记杜加仁及镇党委的支持。于是，在1984年11月22日这一天，镇政府撤销了原来的镇工业办公室，成立了浙江东阳县横店工业总公司。公司是经济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统一管理镇办28家企业，村联办481家企业。镇委、镇政府和公司领导互不兼任，镇委只管任免公司经理，其他各级企业干部的任免均由公司自行决定。

在这次乡镇集体企业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中，徐文荣被任命为横店工业公司经理。

其实，直到此时，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正式终结，乡、镇人民政府恢复设立，社队企业才更名为乡镇企业。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的经济改革才由农村转向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随后才被提上日程。

而此时横店的“政企分开”，在全县、全省乃至全国，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是开了先河的。

第二步，拒当改制典型。

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一次提出了“私营经济”的提法。与此同时，第一次改制风潮涌动。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日子，浙江省东阳市委梅书记把徐文荣找到自己的办公室，动员徐文荣带头买下横店28家企业。

“老徐，现在宏观调控，经济形势紧，乡镇企业日子不好过，是不是把乡镇企业全部卖掉？”

“卖掉？卖给谁？”

“卖给横店人，卖给你呀！”

……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大好事”，徐文荣毫无思想准备。在他看来，他办乡镇企业15年来，一心想的就是让老百姓富起来，而且目前正朝这个目标实现。为什么要把好好的乡镇企业卖掉？他想不通。

紧接着，他收到了《东阳市乡镇企业股份制企业试行办法》和《关于东阳市乡镇企业产权有偿转让（拍卖）试行办法的通知》等文件。两份文件明确提出：乡镇企业改制施行股份制、租赁制、拍卖制。

在这两个文件的基础上，市里提出要把横店镇作为改制试点镇，先走一步探索经验，然后在全市推广。

徐文荣不同意市里“一刀切”的做法，于是明确表示不愿意做这个改制的试点。“我们坚持的是公有制，走的是集体致富的道路。”徐文荣态度坚定。

不同意改制不等于不同意改革。工作组离开之后，徐文荣加快了改革的步伐。结合市委的文件精神和横店的实际，他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思路：把28家企业逐一排队，认真分析，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三种措施：

一是拍卖，一家亏损的企业地毯厂卖给了该厂厂长；

二是租赁，12家微利企业，租赁给了厂长；

三是承包，其余15家效益好的企业实行了承包制。

几年后，与当年搞股份制和拍卖企业的热火朝天的情景相比，周围几个乡镇企业日益显得冷清，相继陷入困境，而横店则在1990年组建企业集团之后乘风破浪出海去了。

第三步，推出社团所有制。

从1990年成立企业集团公司到1993年成为国家级乡镇企业集团，仅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横店企业取得跨越式的发展。但有一件事情，一直压在徐文荣心头里。1993年3月，他决定利用参加八届一次人代会的会议间隙，同省里领导好好谈一次。

20世纪90年代初期，伴随着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出现了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两大证券交易所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企业进入了产权意识觉醒和资本意识觉醒的新时期。

1993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政策。按有关规定和通行的做法，徐文荣可以拥有企业资产10%的股份。徐文荣心里非常清楚，当时横店集团的资产已有10多个亿，10%就超过亿元。但徐文荣认为，横店集团是属于横店全体员工的财产，不能跟风“一刀切”搞股份制。

在全国人代会上，徐文荣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汇报自己的想法。他首先声明，他不反对实行股份制，但横店集团不准备实行股份制；更反对把企业资产量化给个人。

浙江省领导表示，企业改制不搞“一刀切”，不刮风，要从企业实际出发，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发展当地经济，采取什么形式都可以。

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徐文荣回到横店，马上组织干部职工讨论，统一思想。

在经过反复讨论和探讨之后，1994年3月，八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人大代表徐文荣给大会带去了一份礼物，就是他社团所有制理论——上万字的《社团所有制：产权制度改革的新选择》。

“社团经济的资产所有权不属于国家所有，也不属于当地政府所有，也不属于各村所有，更不属于社团经济领导层个人所有和企业员工个人所有，它属于社团范围内的成员共同所有（即共有）”。

在这个理论体系里，徐文荣用“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八个字概括他的社团经济模式。同时，他总结了社团所有制的几个特点。首先是完全的政企分开；第二是建立在集团成员共同劳动关系基础上的；第三是为保持集团成员的相对稳定和增强员工的凝聚力，集团建立了完善的保障体系。

“社团经济说到底是一种产权模式。”徐文荣说，横店模式应该属于企业带动型，它是通过乡镇企业在镇辖区内的集中发展，带动了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集中，使镇里的面貌发生了变化，然后在政府的帮助下，扩镇并村，进一步扩大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的空缺，从而推动企业集团的进一步做大做强。

横店社团所有制一经推出，即引起中国经济界、理论界的关注。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在横店社团所有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条件与纽带，既不是资本投入者的身份，也不是社区的成员身份，而是劳动——即使用、支配生产资料的生产经营性活动；“劳动者联合体”的成员进出企业，并不引起公有资本产权的变化。这是一种以共同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型公有制”，它有别于传统公有制所表现的身份型和社区型公有制。

另一方面，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它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所以能推动企业迅猛发展。许多人把这种社团所有制称为“市场型公有制”。

而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是第一个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对横店集团的制度创新进行深入研究的经济学家。周其仁的研究发现，横店集团社团所有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企业家和企业真正实现了对企业的完全的控制权，而政府对于企业只提供服务，不进行干预和控制。正如周其仁所说：“我们在横店产权制度中发现……是高度集中在集团总部和总裁手中的对企业投资和经营活动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权。”总之，周其仁注意到，对横店集团来说，公司的完整产权加上完全的控制权，是横店集团经营成功的关键所在。

理论界的争论尚无定论，但横店集团却因为社团所有制的创新产权模式快速发展。

第四步，推出增量股份制改革。

2001年8月17日，横店集团召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这次大会被徐文荣称为深化社团经济改革大会。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实行投资者与经营者分离。

投资者是谁？投资者就是这次大会上成立的一个新的机构——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会长是徐文荣。

与此项改革相关联，集团上下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终于有了说法，徐文荣宣布，今后横店集团将以“存量资产不量化，逐步加大增量资产量化力度”的原则，对内深化分配制度改革，通过企业改制，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多种形式的资本经营，发展壮大社团经济。

也是在这次大会上，集团上下普遍关心的另一个问题也浮出水面。徐文荣正式从总裁位置上退出，由常务副总裁徐永安接任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细心的人发现，也就是在这一天，横店集团与青岛市供销合作社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成为上市公司青岛东方的第一大股东。而青岛东方则成为横店集团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第一艘战舰。

这样的巧合，印证了徐文荣推出的深化社团经济的改革是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节拍相适应的。要想挤进资本市场的快车道，就必然要对企业的产权进行清晰的界定。为此，徐文荣推出了集团资产不量化，各个子公司通过股份制改造上市的策略。

事实上，早在1998年，横店就开始了对资本市场的探索。他们将以磁性材料生产企业为主的资产进行重组，发起组建了横店高科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即横店高科，以此向资本市场冲刺。

事实证明，如果横店的资产都不能量化，则其与资本市场注定无缘，也将错失依托资本市场发展的大好机会。徐文荣适时推出社团所有制的深化改革，使其存量资产不量化、加大增量资产量化进程的原则，既保持了横店社团经济的政策优势、资源配置的优势，又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促进了社团经济的发展。可谓一石二鸟。

另一个意味深长的意义是，经过这次改革，横店集团完成了企业领导人的交接。横店集团从此走上了依托资本战略跨区域发展的新时期。

2000年，千禧之交的横店，国务院批准的《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方案给这个小乡镇带来了新的希望。

根据这个规划，横店镇与周围永康市城区、兰溪市城区并列，到2010年将发展成为1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小城市。

一直以来，徐文荣拥有两个梦想：一是农村工业化，让农民进工厂，让农民富起来；二是农村城市化，让农民进城镇，过城里人的生活。

为此，在许多企业抱怨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情的时候，横店集团却做了许多企业“不该做”的事情——徐文荣提出了“企业办社会”的观点，并致力于横店镇的道路、交通，教育、文化、卫生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横店镇的党委书记为此在城市化建设报告会上表示，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推进器，横店集团支持城市化建设，为横店实现农村城市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徐文荣却出乎人们意料地在会上大谈中国的“三农”问题。

“农民问题的症结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地，这个问题的症结依然在于土地问题。然而，农民问题的出路不在于拥有土地，而是摆脱土地的束缚。如果农民变成了非农民，农民问题就不存在了。”在他看来，横店人经历的过程，与其说是横店城市化的过程，不如说是横店农村城市化的过程。

徐文荣关于这个问题的阐述后来被整理成一篇理论文章，发表在2000年2月《人民日报》理论版上。

与此同时，横店再次举行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报告会。徐文荣在报告上明确提出，横店集团不仅要积极发展企业，还要积极支持城市化建设。

不久，《横店城市总规划方案（1999—2020）》几易其稿，终于定稿了。根据这个方案，它给横店确定的城市性质是：国家影视拍摄基地之一；浙江省中部以发展高科技工业和影视旅游业为主的小城市，东阳市域的副中心。

人们发现，一个城镇的定位竟然与一个企业的发展方向高度吻合。横店的城市化进程正是在政府出规划、企业投资建设的互动合作中展开的。

一个企业凭什么参与一个城镇的规划建设呢？凭的是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

1992年，徐文荣提出了一个“协同发展战略”。目的是带动周围40个后进村的共同发展，并为此成立了“村办联户办工业发展办公室”，专门负责发动各村各户办企业，协调下属骨干企业以资金、技术、产品、信息、市场优势，扶持和带动发展村办、联户办、户办企业。比如，集团下属的轻纺集团公司在每台织机年创利1万多元的情况下，一次就向周围几个村的农民转让织机300台，并无偿提供技术、产品、市场服务，出现了“家家办工厂、户户织机响”的景象。

通过骨干企业的龙头带动，横店集团在全镇范围内直接扶持村办、联户办、户办企业1000多家。在带动本镇经济发展和全镇农民过上富裕生活之后，徐文荣进而提出：“企业辐射能力有多大，扶持带动的区域就有多大。”

因而，东阳市将经济比较落后的邻乡——屏岩乡20个行政村共1.8万名农民并入横店镇的决定与徐文荣的扶贫思路不谋而合。徐文荣号召集团各企业主动承担扶持新并入村发展经济，或直接投资，或以资金、技术、设备、市场等形式扶持发展村办企业和个私企业。

并入前的1991年，这20个村的工业总产值只有31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929元；而到了1996年，工业总产值达到了3.2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418元。

有了这样的示范效应，在屏岩乡并入横店镇3年之后，徐文荣在1995年又向镇委、镇政府和市委、市政府递交了一份特殊的报告，不是要政策，要支持，而是要地盘、要人。他提出，横店集团要进一步扩大扶持范围，希望将横店周围的湖溪、南马、大联等3个乡镇与横店比邻的48个行政村并入横店镇。

这次并入的48个行政村，2.4万农民，到第二年，48个村的工业总产值达到3.5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956元，分别比并入前的1994年增长65.7%和96.6%。先后两次并乡扩镇，使得横店镇的行政村从40个增加到108个，镇域面积由39.7平方公里扩大到97平方公里，人口由2.4万人增加到1996年的6.4万人。

如此大规模的并乡扩张，在20世纪90年代的浙江可谓空前。专家认为，农村城市化实质是农村人口城市化。横店以并乡的方式大规模增加人口，为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进行城市化建设创造了最基础的条件。

正因为横店大规模的并乡扩镇运动，才有了“秦王宫”、“明清宫苑”、“广州街”、“香港街”等一座座城堡的发展空间，才有了“东方好莱坞”影视城的平地而起，才有了浙江中部高科技工业基地和农民旅游城的诞生。

当时光转到2008年，当徐文荣为他的圆明新园到处奔走的时候，熟悉他的朋友会说，这是徐文荣这个农民企业家在办厂、办社会之后又一个办城市的梦想。

只不过，这一次他要建造的不是一个拍摄基地，而是一段历史，一个艺术的殿堂，一个国家文明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