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传化，拉二胡的创业者

“老爷子一大早就起来‘梳妆打扮’了。”

这是有关媒体打探徐传化时的一句开场白。说的是，退居幕后的徐传化搞了一个艺术团，七八年来，带着30多位演员，载着5辆车的行头，走遍了浙江、安徽、江苏的80多个县市，“轰轰烈烈”地搞起文艺下乡活动来。徐老爷子还每每亲自上台，二胡、唢呐、琵琶演奏个够。

台上从容、悠闲地演奏，台下掌声阵阵响起。

徐传化从容、娴静的神态，谁能想到他就是腾挪闪打于“刀光剑影”中的传化集团的开山鼻祖？

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生于杭州萧山农村的徐传化，小时候没有进过一天学堂。但他赶上了一个好时代——青春年少时期正赶上了新中国的创建。

徐传化在文艺下乡活动中有滋有味地拉起了二胡

于是，他和那个年代许多“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一样，参加了夜校学习。虽然，白天的活儿很累——围垦造田、农田水利建设、田间农活……一天下来，骨头架子都要散了，但他依然坚持每天晚上到夜校上课。夜校结束后，还常常看书习字到深夜。

夜校学习不仅解决了识字写字的问题，更是让徐传化培养了自身的学习能力。那时候的农村，除了夜校之外，最好的学习途径大概算得上是露天电影和戏台上的戏曲文艺表演了。徐传化就通过关系找窍门去学习二胡、唢呐、琵琶等器乐演奏，去听说书学讲故事；并通过这些活动结识朋友、寻找门路。

爱学习、善交往的徐传化自然比别人多了些精明和大胆。据说，早在当年大集体的时候，徐传化家东北角有一个灌溉农田的机泵房，机泵房里有电源，他就从机泵房的电源处接上电线，拉到家里，成为生产队里第一家用上电灯的家庭。

后来，他们家还成了生产队里第一个买自行车的家庭；改革开放后，又是村里第一家办企业的，成为彻头彻尾的“喝头口水”的人。

他的儿子，传化集团当今的掌门人徐冠巨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介绍：“这许许多多的第一步和‘喝头口水’，都是他强烈的进取意识和强烈的学习愿望、非常的学习能力带来的结果。”

当然，不同的时代，同是善于经营的人，其经营的载体却是不一样的。

徐传化最早的经营天才只能在自家的自留地展现。

徐冠巨兄弟俩，在他们童年的时候就耳濡目染了这样的经营意识——

在自留地里，徐传化会在夏季的时候种上辣椒。然后他会反复算计，是新鲜的辣椒卖掉划算，还是做成辣椒酱以后卖掉划算。“如果是做成辣椒酱，颜色自然是红色的好销，水分也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孩提时代的徐冠巨每每听到他这样的呢喃。

而农田里种的丝瓜，什么时候采摘，徐传化也要比人家多一份计算。这样一来，大小相似的丝瓜，别人家的丝瓜分量就是没他家的重。他说，丝瓜在七分熟的时候采摘，刚好是汁浆最旺的时候，这时候采摘最划算，如果等到八九分熟的时候，丝瓜的汁浆也开始退化了，所以采摘丝瓜一定要讲究火候。

有了这样的盘算能力，徐传化家的自留地是从来不会闲置的。他夏季种辣椒；冬天种大头菜。而在种下大头菜之前，他总要仔细盘算一番：是种大头菜划算还是种榨菜划算。在大头菜收获之后，他又会盘算如何腌制，大头菜才能又好吃又好看，卖得好价钱。

在任何时候，会算账的人总比别人多些路子。

因而，即使在那个物质非常短缺的年代，一般家庭在生产队年终“分红”差不多都是“倒挂户”的时候，徐家虽然劳力少，但由于他的勤劳与精明能干，到年终分红时，一般都能分到几十块甚至一百多块钱。

年终分红，加上自留地里的“积蓄”，使得徐家早在1970年，就在村里盖起了3间瓦房。

据说当时萧山沙地这块地方的房子全部是茅草房，徐家3间瓦房落成之后，吸引了周围乡亲们的观看和称羡。

“父亲做每件事的时候，都要认真地算算经济账。他在腌制大头菜、芥菜、榨菜的时候，都会研究水量、盐分与菜的比例关系，以达到最佳。小小一块自留地，父亲做了很多经营文章。”

几十年后，他的儿子，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这样谈论他的父亲。

而徐传化没有想到的是：当年他在自留地里做的“文章”，成了孩子们最早的教科书——刻骨铭心地烙在了他们幼小的心灵里。

徐传化留给儿子徐冠巨的最大一笔财富也许算得上是他的吃苦精神。多少年之后，徐冠巨在谈论父亲时仍充满深情地说：“父亲的勤劳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为了多赚工分，生产队里的苦活、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其中，有两个活是非常辛苦的差事——一个是雨天到城里拉大粪；一个是到龙山化肥厂拉氨水。

如果天气好的话，一般人也愿意到城里去拉大粪，但如果是雨天和冬季，一般人就不愿意去了。这个时候，徐传化总是生产队长第一个能够想起的人。拉氨水，一般的人都受不了那个难闻的气味，徐传化却抢着上。

在围垦治江的时候，他与年轻人一起扛石头；别人下雨天休息他也不停歇。这样的劳作使得他在三十来岁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但即使在关节炎发作期间，自留地的农活他也没有落下。

就是这样拼命地干，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生产队的人送给他一个“木头”的绰号。因为“木头”总是无所谓吃亏与否，风里来雨里去处处吃苦在前。

徐传化虽然得了个“木头”的绰号，并不像常人理解的“木头”那样又傻又痴，相反，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有一个说法，说徐传化退休后组建传化艺术团源于他年轻时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特殊经历；也就是说他天生的有一种爱好文艺的细胞。

但是，还有另一种“功利”的说法——当年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徐传化主要是为了能够认识大队干部、为了广交朋友！

当然，他还算过几笔账——一是让宣传队在家里排练可以由大队出电费；二是搞活动时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家里的“有机肥”自然就多了（当时一担大粪能卖几毛钱呢）；三是排练一般都在下雨天，这样，人家下雨休息他出工，既娱乐又能赚工分。

徐冠巨把父亲参加宣传队的行为理解为充分整合资源的行为。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是一个非常聪明、很会安排时间、整合资源的人。

由于节目表演精彩，徐传化所在的宁新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逐步走了出去，到周边大队表演。就在这个四处表演的过程中，徐传化增长了见识，也结交了不少朋友。

广交朋友的确给徐传化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临浦公社开始做电灯泡的时候，电灯泡很紧俏，他就能够从那里弄到电灯泡；铁丝紧张的时候，他能从供销社弄到铁丝，拿到自留地里搭丝瓜架……

事实上，徐传化能够把经营天地从自留地拉向更广阔的空间，还是得益于当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那一段经历。

到处演出让徐传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明白城里的世界更大、更精彩。为此，他通过亲戚关系找到了一份专门在城里拉板车的活。

开始的时候，他在板车队里并不受欢迎——因为他的到来影响了其他成员的收入；另外，由于是新手干活往往会落在后面。他就每天多花工夫，努力摸索，渐渐地跟上了其他的车队成员。而真正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的是他帮助板车队搞到了许可证。

原来，当年在杭州城里拉板车，板车是不能随便到一些被管制的地方的。要到这些地方，需要许可证，而这些许可证是劳动局发放的。

这可是一个难题，却让徐传化给化解了。因为他当年在临浦卖菜、买糠时结识的朋友中，有一个人的亲戚在杭州市劳动局任职。通过这样的关系，他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就这样，通过帮助车队解决难题，从而让他走出了生产队、家庭副业的圈子，开始融入社会。而他结交朋友、整合资源的天赋也得到了展现。

又过了几年，徐传化的家乡萧山宁围公社组建了“公社搬运队”，他再次通过找关系说情“挤”进了搬运队。

然而，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通过搞关系发展经济往往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徐传化也没有例外——虽然他家庭成分清白，“阶级立场”很坚定。

为了多给搬运队揽活干，徐传化的活动范围比原来更广了，交往的层次也更高了，朋友也更多了。家里养的鸡鸭也经常被他抓去送人情。这样，在1978年的“一批双打”运动中，就有人告发他行贿、拉拢干部，清算他请客吃饭时花掉的公款，并让他把这些钱全部退出来。

在这场运动中，徐传化被关了两个多月，并要求退回700多块钱。为了退赔这些请客送礼花掉的钱，徐家只好变卖“家产”——家里的米桶、桌子、凳子等卖了几十块钱；及至这场运动结束时，他们家还没有退完这笔钱。

据说当时徐冠巨的哥哥徐观宝正在湘湖师范读书，他有一块价值120元的上海手表，为了退钱，他的这块表也卖掉了。有人还想把徐观宝从师范学校里清退回来。后来是公社的一个文书阻止了这一行动。

“一批双打”运动结束之后，徐传化在生产队里劳动了一段时间。而在运动之前，宁围公社搬运队已经办起了一个磷肥厂。在他被关押的日子里，这个厂的生产、销售等都由于这个善搞关系的能人被关而受影响。所以，在他回生产队劳动半年之后，又让他回厂上班。

正如俗话所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徐传化回磷肥厂之后依然四处活动，搞到了人家很难弄到的硫酸、矿石、车皮等，成为萧山县里首次表彰的一个“办厂能人”。

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细节是：当年徐传化在杭州城里拉板车的时候，他的儿子徐冠巨已经开始奉父命进城卖辣椒了。“我一般下午到杭州，晚上住在他的工棚里，第二天到龙翔桥卖掉。”多年以后，徐冠巨娓娓地回忆道。

“父亲从进城拉车，到成为乡镇企业的骨干，再到成为受表彰的办厂能人，是一个农民走出生产队小圈子，步入社会的第一站。对我来讲，这也是我成长的第一站。从1970年到1985年，整整15年，父亲对我的影响，让我一生受之不尽。”

而正是这15年的风雨历程，为后来徐传化毅然投资办厂埋下了伏笔。

还是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对徐氏父子来说都非常特殊的年代。

1980年7月，小儿子徐冠巨高中毕业考进了万向集团；大儿子徐观宝师范毕业当上了老师；小女儿也进了乡镇企业上班；作为宁围磷肥厂“办厂能人”的徐传化也开始了他在乡镇企业里最辉煌的岁月。

那个时期，徐冠巨经常利用星期天跟着父亲到处“灵世面”。跑来跑去地，就发现杭州很多单位需要苗木作绿化用。父亲有个朋友在杭州橡胶厂工作，一天，父子俩进了杭州橡胶厂后发现绿化墙都是用黄杨做成的。在征得厂里同意后，徐传化父子俩剪了满满两麻袋的苗木，带回家去扦插。

1981年，徐传化把家里首批扦插的黄杨苗卖给了杭州古荡的一家苗圃。当时的价格是每株苗木2.5分，总共卖了几百块钱。几百元钱，这在当时也不是个小数哪！

于是，1982年，徐传化又从外地弄来一批小叶黄杨，大约有2万株；依2.5分/株的价格也可以整整卖到500元钱。在一家人的精心呵护下，徐家迎来了1983年的收成。

说来也巧，就在徐传化父子无师自通地“撞”开苗木种植业的大门时，龙柏苗的种植在萧山的宁围、新街等地红红火火地热了起来。当时，两年生的龙柏苗可以卖4元钱，萧山人种龙柏苗，“种”出了第一批万元户。

在这样的氛围下，一向敢为人先的徐氏父子自然也不甘落后。于是做出了种植龙柏苗的规划，非但把家里的2000元钱悉数拿出来，还向亲戚家借了2000元钱，买了800来棵龙柏苗，辛辛苦苦地种下了“希望”。

也就是从1983年春天，龙柏苗种下起，两年多的时间，徐冠巨一直住在苗圃的草房里，春夏秋冬、风餐露宿地看护苗木。

到1984年底的时候，徐氏父子估算了一下，如果把自留地里的龙柏苗全部卖掉，可以卖10万元钱。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耀眼的数字。但后来在售卖的时候，还留下了大约3万元左右的苗木没卖出去。根据当时的测算，这留下来的苗木到来年又可以卖到6万—10万元。

在这样的规划下，徐家在1985年，卖掉苗木之后，又开始造房子，造房子的预算是10万元。

原先几百元钱都可以喜出望外；现在10万元大票眼看着就到手，这对徐家父子来说无疑是喜从天降。然而，正应了那句“乐极生悲”的话，就在1985年，徐家喜气洋洋地卖掉龙柏苗，造好房子的时候，两年多来一直住在草房里看护苗木的徐冠巨病倒了——被浙一医院诊断为“溶血性贫血”，甚至被医生“判”了“活不长”的结论。

正所谓祸不单行，徐冠巨一病，父亲工作的磷肥厂也倒闭了，被万向节厂收购；家里造房子又欠下了2万多的债务。

根据徐冠巨日后的回忆，因为家里欠了债，在1986年开春之后，他就没再住院治疗了。但父亲并没有放弃为他治疗，于是，当时已经52岁的父亲用自行车驮着他到萧山党山、绍兴安昌等地看中医。就在这日复一日的行程中，徐冠巨发现父亲的白发一天一天多起来。

到党山、安昌等地看病，总是一天一个来回。一辆自行车驮着父子俩，行色匆匆、劳累困顿，而医生的诊断又很让人沮丧。

但徐传化从没有表现出沮丧的神情。在陪儿子来来回回看中医的路上，他总是在心里盘算着办厂。他说家里房子很大，可以办厂，或者，办一个服装厂也很不错。

事实上，在为儿子求医的路上，徐传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父亲在盘算，盘算儿子的医药费，盘算还清家庭的债务，盘算一个家庭的兴旺。

1986年夏天，杭州的一位朋友“点化”他说，液体皂工艺简单，不需要特殊的设备，而且有市场。而当时国家政策也已经松动，允许私人开店，个体企业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开办了。

1986年八九月份，已经欠债2万多元的徐传化哪来办厂的钱呢？好在磷肥厂倒闭时有些磷肥没有卖出去，他花几块钱把磷肥收了回来，用锤子敲碎，放到空地上晒，晒好后用袋子装起来，秋播的时候运到供销社卖了一点钱，加上从亲戚、邻居家借来的钱，凑足了2000元钱。

正是这2000元钱，成了今日赫赫有名的传化集团之前身企业的“孵化基金”。1986年10月，徐传化决定办厂，并准备了简单的设备；11月，领取了办厂的营业执照；12月，在“星期天工程师”的指导下，液体皂正式开始生产。

徐传化不仅仅是办厂速度快，上马产品也是“速战速决”。这边，液体皂刚刚开始生产，那边就在“星期天工程师”的指导下生产“105净洗剂”和“209净洗剂”。

至此，徐传化一家走过了从1985年的高峰跌到无力回天的低谷；又从这低谷步入新时期的一个轮回。

试想一下，如果磷肥厂不倒闭，徐传化也许还在那里工作；如果不生毛病，徐冠巨在万向的岗位也不会放弃……穷则思变，是眼前的困境迫使徐传化父子走出一条新路来。

儿子擅长技术开发，加上父亲徐传化一向以营销见长，如此的强强联手，使得父子俩的小作坊发展飞快。很快地，他们的企业成了乡里的先进集体，徐传化本人也被评为劳动模范。

1986年以2000元起步，第二年就实现产值33万元，第三年产值跃升到140万元。这样的速度不得不让人称羡。

然而，到了1989年关于个体私营经济是否应该继续发展也出现了争论。一些好心人规劝曾经在“一批双打”中受过苦的徐传化：“老徐，共产党是要搞运动的，到时候弄不好是要被枪毙的；钱已经赚到手了，见好就收吧！”

面对种种议论和传言，徐传化的信心没有被动摇，他甚至想到：人总是要死的，如果真的因为办企业被枪毙，即使被枪毙也值得。

说来也有趣。就是这么一对连死都不怕的徐传化父子，却在乎自己的企业是否能评先进。在1989年的特殊氛围下，政府做出了私营企业不能评先进集体；私营企业主不能评为劳动模范的决定。徐冠巨获悉后，竟然径直跑去找乡领导“评理”，论说一个小小的私营企业，没要国家一分钱投入，遵纪守法、照章纳税、热心公益事业，为什么就不能评选先进？

在徐冠巨的据理力争下，徐氏父子的企业被评上了先进集体，父亲也戴上了大红花。

也许有人会觉得诧异：徐传化父子为什么那么看重荣誉？事实上，在那样的历史时期，能不能评选为先进，能不能戴上大红花的确是意味深长的事情。对于被“割”过资本主义尾巴的人，对于在“一批双打”运动中被关押过的人，“顶风而上”干个体私营经济是需要勇气的。能够被评为先进，能够戴上大红花至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说明社会、党、政府是承认民间的这种努力的。

在“大红花”的鼓舞下，传化的事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戴上“大红花”的第二年，1990年，徐传化的企业实现产值500万元；1991年，实现产值1000万元。两年连续翻两番。传化的产品也从最初的液体皂、净洗剂、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扩展到洗衣粉的生产；市场也从杭州本地市场扩大到上海、成都、重庆、江苏等地。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徐传化这个萧山农村土生土长的农民却“嗅”出了极大的商机。他告诉儿子们：“我们的企业将会迎来第二个发展的春天。”为此，他还叮嘱儿子：一定要让企业跨过原来的乡间小路，扩大厂区面积，向南边发展。

据说，当时的徐冠巨还颇为保守地对父亲说：“我们私营企业征用土地肯定是征不来的，以前都是租用土地，还是继续租用土地好了。”结果换来了他父亲“你弄不拎清”的呵斥。

在徐传化的坚持下，他们获得了有关部门的支持，开始征用土地，并且一口气就征用了50多亩土地，打破了原先仅仅租用6亩地的计划。而且，还使征用的土地直接与104国道相连接；厂区的大门也由开在原来的乡间小路上而开到了国道旁。

1993年，传化的事业驶入了快车道。

而徐传化当初办厂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儿子筹款治病。没想到，在这办厂的过程中，儿子徐冠巨的身体也慢慢地好起来了。

儿子的身体开始渐渐痊愈，传化的事业又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候，徐传化开始明白，仅仅靠他们父子，传化是做不大也做不长的。于是，他制定了企业发展的人才战略，从1992年开始，从社会上引进大学毕业生；从1996年开始，提出了传化的企业文化建设问题。

与此同时，徐传化逐渐地把儿子徐冠巨推向台前。在父子的共同决策下，继1993年新厂区建设完成之后，1996年，又开始集团总部和日化公司的200亩用地的征地及规划工作；1998年，又开始传化科技园340亩科技园的征地规划工作；1999年，传化“十五”计划又提出了精细化工和日用化工两大产业攀升的发展思路及规划，同时开始了对投资物流和农业的思考……

2000年，徐冠巨正式从父亲徐传化手中接过接力棒，担任传化集团的第二代掌门人。

“由于传化一班人是父亲带领着一路走过来的，我们家庭成员的分工也是自然形成的，所以传化的交接班是非常自然的。创业初期，父亲是里外打理，我只不过帮他理财算账，1993年以后，传化进入了大发展阶段，父亲依然奔忙于市场第一线，但对于企业的诸多要素，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要求和打算，通过社会化、组织化、专业化来体现和达到他的要求，并且有意把年轻人推向前台。2000年前后，传化事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曲折，一方面要发展化工产业，另一方面农业、物流两大产业刚刚起步，这时他已年近七旬，本来可以安心休息了，但对于传化事业的发展，他还是放心不下。2000年以后，在传化打破家族化、实现用人社会化有了重大突破之后，在传化建立了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之后，在传化化工、农业、物流三大事业得到健康发展之后，他才开始真正放心下来。”

经年之后，已是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徐冠巨这样介绍他们父子交接班的过程。

而这一对父子交接班的出彩之处在于：儿子接班之后，带领着昔日的家族企业，驾资本之舟闯全球市场，并成为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商人从政的典范；而创业元老的父亲退休后奔波于全国各地的乡间舞台，于吹拉弹唱之间传递一个企业的文化，及其反哺社会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