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巨，一个“红顶商人”的成长轨迹

即便是10年、20年乃至数十年之后，“徐冠巨”这个姓名，对于中国工商界来说都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

在他之前，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还没有哪一个民营企业家登上了副部级的高位。2003年，已经是浙江省工商联会长的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和尹明善一道，被媒体称为“民企高官第一人”（重庆民营企业家尹明善也是在2003年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在此之前，民营企业家在一般人的心目里印象不佳，更有许多人甚至把民营企业家划分为“剥削阶级”。在此背景下，民企老板入党或从政似乎是“天方夜谭”的故事。然而，徐冠巨和尹明善就在人们不经意间“平步青云”，成为副部级的高官。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肯定了吸纳优秀民营企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新思路。提升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的政策信号终于浮出水面。

徐冠巨，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信号。而他本人，也不再是单纯意义的民营企业家。无可否认的是，许多场合下，他以“徐副主席”、“徐会长”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线中。

但为什么是徐冠巨？一个在萧山沙地农村长大，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所创办的企业也不是浙江之最，媒体聚焦也不是最多的民企老板？他是如何走上政坛，走上政坛之后能否继续一个企业家的梦想与使命？

徐冠巨比徐永安年长4岁，比鲁伟鼎年长10岁。

这区区4岁、10岁之差，不是简单的年龄差别，而是时代的烙印之别。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在村办高中毕业的徐冠巨参加了高考。在那个不求教学质量的年代，仅有两名教师的村办高中自是难以调教出高考胜出的“天之骄子”。

1979年，经过一年复读的徐冠巨，又由于志愿填得不得法而再度名落孙山。

1980年5月之前，二度落榜的徐冠巨经父亲的努力争取到一份代课老师的“美差”，并得以一边教学一边复习功课。

1980年5月，万向节厂招工的消息传来，担心再次落榜的徐冠巨放弃了大学之梦，成了万向节厂的一名员工。

高中毕业的徐冠巨赶上了高考恢复的最初几年。那是一个千军万马奔“独木桥”的时代。农村青年要想跳出“农门”，唯高考这一条“华山古道”。

但他却撇开这条“古道”，成了一名乡镇企业的员工，这实属不幸中的幸事。也当感谢浙江民营经济先发的气候。

比他小4岁的徐永安，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读的大学——那个时候，升大学的比例已经比往年略有提高。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第一拨自费留学潮开始兴起，徐永安在这个时候东渡日本也就顺理成章了。

而比徐冠巨小10岁的鲁伟鼎，更是赶上了中国第二拨的自费留学潮——这个时候，到海外读高中成为一种时尚。于是，高中未毕业就出国学习的鲁伟鼎自然要多了些海派的气质。

而1978年高中毕业的徐冠巨，正好完整地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他跟他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少年时代没能好好读书；恢复高考后，赶着“末班车”去“上班”。所幸的是尽管没有进入正规大学的校门，但徐冠巨迈入了另一扇大学的门槛——堪称“中国民营企业实战大学”的万向企业。

徐冠巨在万向的那一段经历尽管少有报道，但相信那一段历程对于他后来的创业也是非常有用的。他在1980年7月进入万向节厂，从事会计工作。事实上，从1980年到1985年底，正好是万向节厂以改革开放为东风，选准新的主打产品——万向节产品，并获得国际市场认可的新阶段。一个由打铁铺发展而来的乡镇企业，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攻下了专为进口汽车配套的万向节产品，还撬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这对于家有“办厂能人”之“老父”的徐冠巨，其触动无疑是巨大的。而从事万向的事业更是给了他很好的实践与锻炼。后来他和父亲创办传化企业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把企业的账目清理得非常好，为一个家族企业的转型打下良好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得益于那一段工作的历练。

“传化集团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创办的事业，而且是我的第二次生命，是我的价值所在。”徐冠巨说。对中国的大多数企业家而言，改革开放意味着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但对于他还意味着生命的重生。创办企业，不仅解决了他看病的资金，同时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986年，25岁的徐冠巨在经历了艰难的童年、高考失利的少年和辛苦劳作的青年，以及遭遇了病痛折磨却无钱医治的窘困之后，所迸发出来的创业激情是难以形容的。他不但一开始就承担了企业的财务工作，还成为一个无师自通的“发明家”。1990年，徐冠巨发明了“901特效去油灵”成了企业的拳头产品，而他本人也成为继“星期天工程师”之后，传化企业的头号技术大将。

2000年，徐传化把传化集团董事长这个掌门之位交给了儿子徐冠巨。

徐冠巨从创业之初就开始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1995年当上集团总裁之后，更是与父亲一起直接站在了传化企业发展的台前幕后。比父亲更激进的是，自从1995年担任集团总裁的那一天起，徐冠巨就开始思考如何实现战略扩张。

如同当初父亲决意要开厂一样，日益成熟的徐冠巨感受到了战略扩张的必要。因为，化工行业的现实使他看到，必须走出化工行业才能实现扩张的目标。

“跨国公司已经掌握了化工行业的绝大部分核心技术，它们是从开采石油的源头开始做的。相比之下，传化是个小企业，我的出路是产品技术做精做专，但不一定能够做到，因为技术的壁垒太高了。我们只是日用新型专利，是产业链最终端的精细化工，跨国化工巨头们强大又精专，我们根本无法超越。”徐冠巨这样告诉媒体记者。

随着21世纪的款款而来，中国企业家看到了新的机遇，但也感受到了挑战与危机。此时此刻，这个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与跨国公司亲切握手的民营企业家从与跨国公司的竞合中体会到了新的危机。“传化集团的下一步如何发展才有更大空间？”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徐冠巨就会从心底发出这样的疑问。

上下求索之后，徐冠巨找到了两个新的方向，那就是物流和农业。

事实上，早在1997年，传化集团就开始涉足物流。当时先是成立了运输公司，既服务自己也服务别人。这样一来，1998年结算的时候发现公司节约了40%，大约300多万元的运输费用。初尝物流变革带来的甜头后，徐冠巨牵头对物流行业进行投资分析，并委托上海交通大学做了《可行性研究报告》；2000年，接过掌门之位的徐冠巨自是毫不犹豫地指挥传化集团加大马力开进物流领域。

同年，传化强势进入农业产业。据说这个动议在当初的高层引起了强烈的激荡，但董事长徐冠巨给出的理由是：中国农民不富，中国就难以进入现代化；既然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就一定大有可为。至此，传化集团从单纯的化工产业走上了化工、物流、农业“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多元化时代。

事实上，当初人们对多元化是比较反感的，媒体、领导、经济学家都反对，很多人对传化也持有疑义。

的确，从产业链上看，传化后来所涉足的农业、物流、投资与原先的主业化工产业并没有相关性。在专家眼中，这种非相关性的多元化是危险的。尽管徐冠巨一直认为传化的产业过渡是“非常平稳”的。但在专业化向多元化的行进中也有过担忧，多元化的发展确实是比较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走入危险的境地。过去传化的财务是稳健的，也不负债，但从那时候开始传化开始负债。

传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平稳过渡，跟徐冠巨的“多元化中有专业化”的策略有关。尽管传化对农业和物流业的进军分散了传化的资金投向，但传化的化工产业却随着多元化的开展日益壮大。

有两个事实可以印证徐冠巨的这一思路。其一，传化的产业延伸到农业和物流以后，仅仅5年多时间，传化的化工产业就增加了10倍；其二，继2004年“传化股份”登陆中小板之后，传化于2005年利用资本手段，斥资2.4亿元成功控股了“新安化工”，使传化的化工产业链得到了延伸。

“我的策略就是致力于把化工做好，然后把物流、农业这两个新产业培育上去。”这是徐冠巨的产业构想。

从今天传化集团的产业布局上看，事实上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3＋1”的产业模式，其中化工、物流、农业为传化的三大基础产业，而传化投资则是传化产业模式中最为灵活的一颗棋子。

正是这样的产业模式为传化带来了跨越式的发展：2007年，传化集团实现工业和服务业总收入103.7亿元，利润9.47亿元，上缴税金6.5亿元，人均纳税超13万元，位列中国大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第139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84位，中国品牌500强第99位。

数据的背后是产业架起的蓝图。

至今，传化化工涵盖有机硅、有机氟、农用化学品、表面活性剂等多个领域，其板块的“传化股份”（002010.SZ）和“新安股份”（600596.SH）至2007年底，股份市值达230亿元。传化化工设有国家级技术中心、全国染料标准委员会印染助剂分会，4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而传化物流则定位于“物流平台整合运营商”，开创了全新的“公路港物流”模式，已经形成了由“传化公路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进行集团化投资和管理，多个现代化综合物流基地协同运营的企业组团。形成了连锁复制的标准化体系，正大力推进以长三角为中心、覆盖全国重点城市的平台连锁复制战略。据悉，继萧山、苏州、成都、宁波基地之后，到2010年将形成10个以上的物流基地，由此构筑起全国性的物流平台网络。

传化农业至今已培育了国内领先的商品种苗和盆栽植物生产企业，形成了以浙江省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为核心、立足全国10多个基地的生产体系。产品覆盖全国20余个省市，并出口欧洲、美国、日本等地，至2007年底，累计生产各类商品种苗1.65亿株，带动种植户就业人数近20万人，带动了区域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当前，传化集团正在投资建设以生物技术为主题，多功能、生态型、国际化的科学园区，形成高水平的生物技术研发平台、创新服务中心和采供中心。

而传化投资以上海传化投资控股集团为战略制高点，立足现有产业，寻求投资发展新空间。同时积极谋求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有效整合，推动传化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

孟子的至理名言千百年来被反复验证。

当年，身患重病、被医生断定“活不过10年”的徐冠巨也许压根也没有想到后来的风光。但他不放弃，艰难困苦中励志创业，十数载如一日、终成大器。

2002年，年仅42岁的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工商联会长，这是新中国50年来，第一次让非公经济人士担任省级工商联的会长。2003年初，他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被誉为“副部级”民营企业家。

人们发现，在徐冠巨担任省政协副主席之后，一方面是一向沉稳的徐冠巨更加沉默寡言了；另一方面，在传化集团涉足化工、物流、农业三大产业之后，他迅速开动了资本战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造了“传化系”。而徐冠巨长袖善舞的资本运作能力此刻也得心应手地显露出来。

2004年6月，传化股份成为深圳中小企业板第10股，于6月29日在深交所正式上市交易，募集资金1．89亿元。

传化集团，这个发端于萧山沙地的民营企业成为中小板的捷足先登者。

2005年12月，赶在股改之前，传化集团对新安股份的并购尘埃落定。至此，徐冠巨不动声色地借用资本利器使得传化的化工产业链延伸到了农药和新材料两个化工子行业，为传化这家老牌化工企业提供了新空间。

2007年12月18日上午，浙江浙商创投股份有限公司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挂牌，并和凯雷、贝祥投资集团签约合作。

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揭牌仪式中，人们看到了徐冠巨。但这次他的角色不是老板，而是投资人——2007年的岁末，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联合其他11家浙江传统民企，成立了浙商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浙商创投）。

虽然浙商创投首期募集资金只有10亿元人民币，但徐冠巨领衔的民营PE找到了资本转型的新道路。

这就是为什么在传化产业的“3+1”模式中，传化投资这个“1”，是传化产业模式中最为灵活的一颗棋子。因为，传化集团的掌门人不仅对传统产业的资本驾驭驾轻就熟，还学会了灵活驾驭金融资本的本事。

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乐观地说是一个企业家在顺利地实现转型。这个转型是否跟他的参政、从政有关系呢？客观地说应该是有的。首先，从一个普通的民营老板到副省级官员，其观察社会、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方法都起了变化。至少，他得跳出自身企业发展的微观层面，学会宏观地看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参政、议政等带来的时间压力也迫使他自己从企业管理的微观层面摆脱出来，他不得不更多地借用职业经理人，不得不借用资本的手段，使企业在做加法的基础上做些乘法。

当然客观上，行政职务带来视野的开阔、社交圈的扩大等都为其所在的企业得到了更多有用的信息，也会带来更多的机遇。

智慧的人懂得感恩，更懂得回报社会。担任社会职务后，除了更努力地发展自身企业外，徐冠巨珍惜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用提案的方式为他所代表的这个阶层代言。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徐冠巨带来了两份提案。一是《积极推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建设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贡献》，还有一份就是《优化环境，培育能力，促进民营企业成为全面创新的生力军》。

在100多位非公经济全国政协委员中，47岁的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无疑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个。每一年的全国两会中，他的提案都被作为反映非公经济这个阶层的形象代言人出现。虽然他的提案不算很多，但是切中非公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

作为浙江省工商联和浙江总商会的掌门人，在与浙江非公经济人士的接触和调研中，他意识到：上述提案中涉及的两个问题，已经是目前非公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前者是企业对外的形象问题；后者是企业内在发展问题，“这两个方面，企业都要有紧迫感”。

从2001年开始，徐冠巨的相关提案，正好对应了这个阶段民营企业发展的轨迹和焦点。从2002年开始连续5年，他就农业问题提出相关提案。

除了农业之外，徐冠巨提得最多的一个提案内容是关于企业自身发展的问题。如2001年，徐冠巨提出《诚信是每个建设者应尽的责任》的倡议。2002年，他更进一步提出《用责任集聚的观点理解民营企业的财富集聚》的提案。2003年，徐冠巨上交的提案是《树立开放与合作意识全面提升综合竞争能力》。这些提案，正切中当时民企发展的自身形象问题，既看到了诚信之于民企发展的重要性，也对民企财富集聚进行辩护。2004年，他又适时提出了一份名为《树立科学发展观　实现民企新飞跃》的提案，将科学发展观的提法引入到非公经济发展的范畴中。

2005年，徐冠巨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民营企业家的素质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2005年他的提案是《提升民营企业家素质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他也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重视发展涉农制造业与服务业》；2006年，他进一步提出，要《破解创新瓶颈　培育民企发展新优势》；2007年，《建设创新型战略型农业科技集群》。

民营经济的发展，除了企业自身的努力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时”与“地利”。在号召民营企业练好内功、做好自身发展的同时，如何为民营企业的发展鼓与呼是这个阶层的代言人所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4年8月27日至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到浙江台州、温州、杭州市的农村、企业考察，在慰问了受台风袭击的受灾群众之后，开始了这次总理浙江考察的另一项重要议程：调研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包括徐冠巨等20多位浙江知名企业家齐聚温州。最后，作为浙江非公经济的代表，也是作为浙江30万非公经济界的“掌门人”，总理会见了徐冠巨，听取他对非公经济发展的看法。在温州，温家宝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出了在非公经济内引起强烈反响的五点意见。其中就包括：国家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的权益；国家制定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国家为非公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等等。

2008年，在美国次贷风波的影响下，在人民币“破七”的压力下，在宏观调控步子加大的背景下，众多的民营企业再次走到了拐点时刻。浙江1万多家规模企业出现亏损的消息刺痛了中央。2008年7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到浙江杭州、温州等地考察，视察了法派集团、日丰公司、万向集团、中控集团、阿里巴巴、康奈集团、正泰集团、华峰集团、瑞立集团等企业，并就经济运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考察期间，李克强充分肯定了浙江一些企业在宏观调控中的稳健表现。

在此期间，身为浙江工商联合会会长的徐冠巨对浙商朋友喊出了“面对困境浙商要信心不灭、精神不死”的口号。和众多的浙商一样，他在困难中坚守，并积极寻求破解困难的制胜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