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研究和观察西方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不难看到一个真理：西方经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因于经济和科学的相互影响。也可以说西方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技术试验来筛选具有经济价值的科学发现,是科学知识的发展塑造、培育并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
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在科技的支撑下得以发展的同时,又反过来激发起了人们对科技、社会和政治的更高期望。
这会让人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否通过不断提高技术试验来创造出高经济价值,利用科技创新和不断增长的财富,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也就是：是否单凭科学技术就可以实现幸福和谐的社会经济？
亚当·斯密不愧为是经济学的鼻祖,早在18世纪就为我们给出了答案,他将幸福的经济手段和道德行为结合起来,认为实现人类幸福的手段是财富,其中的“财富”既包括了物质财富也包括了非物质财富。
这种非物质财富很大层面上与人们的道德行为紧密相连,不同道德行为背后支撑的往往是不同的道德观。
正如贺金社先生在《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的幸福和谐框架》中所言：在回归亚当这一小节的最后,我们以2009年3月16日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重读亚当·斯密：我们不需要新主义”为题的文章中一段作为结束：今天的经济困局并不需要某种“新主义”,而需要我们以开放性思维来理解有关市场经济的能力范围及其局限性的旧观念；我们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同体制是如何动作的,同时还要了解各种组织——从市场到国家机构——如何能够齐心协力,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经济世界。
由此我们可以粗略地得出一个结论：用科技创新创造物质财富,用道德观创造非物质财富,再以开放性思维的齐心协力来通过智慧劳动和智慧共享体系来实现我们人类的和谐幸福。
结合西方经济的学习,再学习《中国管理C模式》一文,笔者更是在“东方哲学”意识指引的基础上,也深深赞同胡星斗教授如是的评语：《中国管理C模式》是“东方的软管理与西方的硬管理”被融为了一体。
这是“东方软智慧与西方硬技术”联姻的典范。
《中国管理C模式》是一部指导性著作,不仅仅是管理类书籍,而是一部诠释了“回归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书籍,它更是体现了“东方软智慧与西方硬技术”融为一体的哲学思想。
从这一哲学思想,我们可以引申出对当今新信息经济研究的思维模式再思考。当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思维模式,什么才是中国新信息经济模型的核心。
答案也显而易见了：现今中国需要“东方软智慧与西方硬技术结合”的新信息经济学研究思维模式。
由于我国现阶段的核心技术创新还比较落后,我们不得不借助于“西方硬技术”。可是,我们还拥有“东方软智慧”所创造的非物质财富。
“东方软智慧与西方硬技术结合”的最终结果：在“东方软智慧”的指引下的“西方硬技术”的学习与应用,最终将导致“东方硬技术”的崛起。
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很自豪地宣布“东方软智慧与东方硬技术”时代的到来了,东方智慧才真正创造了人类的幸福和谐。
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奇迹”,已经被很多人奉为是一种良好的新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成了热门的话题。
可是,根据笔者游历世界的切身感受积累,对目前社会上流行的“中国模式”讨论表现出来的某些思维和对新信息经济的研究方式感到担忧。
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实现了“世界第二”,可是人均GDp还很低,也正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的严峻挑战。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还十分薄弱,封建残余思想还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习惯。
这些，在我们的当今现实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国人普遍存在着不太注重中长期规划。急功近利现象较为盛行,这点在信息经济研究和信息技术应用研究领域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老是跟着别人走,最终得利的是别人,且老是牵制着中国人。
我们在研究新信息经济现象不得不看清和重视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不良现象。
我国信息经济的发展存在着根本问题——封建经济意识的残留,可以说我们目前的信息经济是建立在封建经济意识上的现代经济。
急功近利的背后就是落后的封建残余思想的支撑,它集中体现在官本位主义。这种官本位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官位子”意识紧密相联,这里的官位意识已经不再是仅仅局限于真正的官场了,而是扩展到了国有大企业的各级“官位”,甚至还传染到了民营企业的一些管理阶层。
官本位主义不仅是体现在处处以官为本,还集中体现在以“位子”为中心的急功近利现象上。
民间流传的官场流行语：“屁股决定脑袋”。现在处在这个官位子(含经营管理的权利位子)上,明天不知道在哪个位子。
因此,能近期出成绩的一定是第一的。
于是,最快最高收益的土地出卖,当然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首选；市场好卖的,不论真假、不论生命周期长短的产品,当然成为各企业的首选。
技术创新和技术储备暂往后靠靠,“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东,本大爷眼前正忙着跟风呢,没空!”
这里并不是代表他们不明白中长期规划的重要,不明白急功近利的危害性。
他们心里清楚得很,他们都是我们国家里有知识懂道理的社会精英,在这样的氛围里他们有时也身不由己。
这种氛围的可怕之处已经不仅仅表现在官场,还弥漫在整个社会空间里,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的各种经济体的运行。
走进大型国企、走进事业单位、走进写字楼,甚至是走进民营企业,你会感觉到与机关办事的感觉没什么两样,两者的氛围、思维、程序、态度、眼神等都是如此地相近,仅仅是交谈的内容有所不同罢了。
一次与某民营的国内大型手机厂商的管理高层与技术高层的座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大型企业几乎无新产品储备和新技术储备,原因非常简单和直白：“没有市场100万台左右的销售把握,我们是不会开发新产品的。”
“我们非常知道新产品、新技术储备对一个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可是,现实的研发成本没法摊销,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简单原始的市场导向论,加变相的官本位主义影响,在中国的一个以高技术产品为生的集团性高层集体会议上,出现这样的情形也就不难理解了。
笔者本人是官本位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但不是市场导向论的反对者。
问题是我们是以市场应用需求发展趋势作为导向,还是以短期利益获取为导向？也就是我们是以市场现实导向？还是以市场需求导向？
我所不赞同的仅仅是：简单的原始市场现实导向论。而是提倡市场需求导向,是市场需求发展趋势的导向论。
看来我们不仅要确保已经取得的成果持续,还得以对现有改革成绩同等的专注,来关注市场需求的演变趋势和经济发展意识,从而关心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当前业务、新建业务和未来可选业务之间保持协调平衡的方法。
由此,我国经济不仅存在着结构问题和运行体制问题,还存在着严重的经济认识上的观念问题。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的经济运行体系里的官本位主义还盛行,封建经济的痕迹到处可见。
我们要研究智慧时代的非现场经济现象,首先要解决的是观念问题。需要从思维意识、经济学理论和实际应用这几个方面,同时入手,运用东方古老的道德精髓和东方智慧来实现“中国模式”的差异性路径的传承、扬弃、吸收和并存,用东方智慧来研究探讨这个经济学里的新课题。
我们为祖国取得成绩而欢欣鼓舞,但我们更应为这种成就的持续而探索!
笔者的导师,北大行政管理学院院长阎雨教授曾告诉我们：“如今的微观经济学缺少人本或人文主义的思考特质。”
张维迎先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为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海恩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作序时曾指出：“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到底指什么呢？正如其本身所暗示的那样,它指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结论。”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曾经作过适当的表述：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一些现成的可以用于政策分析的结论。
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海恩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第四节开头这样描述：在18世纪的思想家当中,亚当·斯密(Adam Smith)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也是最敏锐的人之一。
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并以此确立了“经济学之父”的声誉。
他并没有发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但是他比以前人更广泛地发展了这一思想,而且是他将其首次运用于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协作的综合分析。
中国某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反思》开头这样描述：最高的方法就是哲学思维,正是从哲学观出现,我们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必然是规范性质的,因为经济学的每一理论都体现了主体的认知,也即反映了提出和应用者的意识形态。然而,随着功利主义的盛行,“现代社会已经把哲学贬黜到完全无关紧要的地位”；以至当前的经济学界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经济学的方法问题,而只是热衷于如何套用西方最新出现的模型化工具或计量手段,或者就是拿些陈腐观点到处宣扬。特别是,在主流经济学界,广泛盛行的实证取向宁愿着眼于琐碎的材料堆砌,也不愿对极为重要的思维本身反思。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其理论探索的根本目的是揭示事物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作用的因果机理,因而需要遵从从本质到现象的基本研究路线,也正是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路线。
听了先辈和导师的教诲,笔者就时常在想：怎样才能更好地去研究这个由不断更新的科技所带来的新经济现象,并符合我们所面对的新时代经济的整体发展需求和发展理想。
我们应该怎样去审视这个智慧时代的新经济现象？怎样去克服封建残余意识的影响而开展对它的研究呢？怎样才能跳出技术经济研究和已经存在的普通信息经济研究的框框,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研究新时代下的非现场经济现象,使它上升至“非现场经济学”呢？
北大阎雨教授在《中国管理C模型》介绍“C理论”时曾这样描述：成中英教授以《易经》为基础,以中国传统同等智慧与西方科学精神的融会贯通为目的,以集科学、文化、艺术三位一体为特征,注重管理功能与中华文化资源(尤其是哲学智慧与道德价值)的整合与组合,创造性地提出“C理论”。
“C理论”是体察中西文化的差异、东西社会组织的差异、东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价值体验和历史经验等的差异,并运用中国《易经》之哲学思想,而创新研究的学术成果。
前辈学者们已经从不同侧面在提示我们：对新经济现象的研究要从哲学层面开始。经济学层面的研究思维不是提供教条,而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智力工具、一种思维技巧,有助于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
因此,我们今天要探讨新信息经济现象,探讨的是智慧时代下的非现场经济,也同样不是为了得出真理或追究导出结果的正确与否。
而是,首先跳出的现实社会已经存在的各种资本理论的框框,回归到哲学层面,从思维的最基础面出发。
古人云：“术于外,道于内。”
人们在面对以资本为主导的工业经济社会的激烈竞争现实时,往往采取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不断努力,还是赶不上幸福感的提升。
我想：这是很多人一直未分清“道”与“术”的关联问题。
“我们不但一直在追求利益,还一直在追求创造利益的‘术’，包括科学的‘术’,却忽视了根本的‘道’。”
以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来讲,“道”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而“术”则是在某种原则或思想指导下的具体技能。
万事万物皆有其道,现实中的我们,为了形形色色的有形无形利益,一味地追求各种科学的或非科学的技能技巧,而忽视了其中根本的“道”。
笔者希望能在“道”(哲学思想)的指引下,特别是在东方古老哲学光芒的照耀下,引发大家对中国当今的智慧经济及其延伸现象的研究思维方式有所重视,从分析和研究非现场经济学这个不同的角度,对智慧经济的现状、未来和特征开展系列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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