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与智慧经济的再认识

前面章节我们回归到了东方软智慧“道”的思考原点，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顺着这个原点来到当今的信息社会之中。

信息经济学是智慧经济研究的土壤,我们可以从信息经济学的普遍性原理探知,对应着来观察一下智慧经济,希望能从中领悟到些新信息经济的精髓,并发现些信息经济与智慧经济的差异点。

197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马克·波拉特(M.V.porat)在美国商务部资助下完成了9卷巨著《信息经济:定义与测量》,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开始。

“信息经济”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中信息化和信息经济化的现象日益普遍的情况下,由一批富有开拓精神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信息学家提出并不断发展的新概念。(引述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桂学文《信息经济学讲授提纲》)

马克卢普与波拉特：国民经济是所有信息,从一个模式向另个模式转换有关的经济活动领域。

斯托尼尔《信息财富——简论后工业经济》曾这样阐述：将信息经济称之为后工业经济,并认为,后工业经济是制造业所雇用的人数及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大于农业而小于服务业的经济。这里的服务业是指由信息工作人员组成的知识情报服务。

保罗·霍肯《未来的经济》：信息经济是指减少产品和劳务中的物质消耗,提高其中的智能和信息比重的经济。或者说,信息经济是指依靠更多的知识和信息,生产出物质和能源消耗更少、质量更好、更耐用的产品的经济。

我国学者林德金《信息经济导论》认为：信息经济是关于信息价值、信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经济信息的收集、处理、贮存、控制以及信息在生产、科学、技术以及整个社会中任何有效合理地组织的新兴经济。

我国学者葛伟民认为：信息经济概念可以分为几个层次：

第一层是理论性的,严格定义的信息经济只包括与信息生产、加工、处理和流通直接有关的经济活动,它是指这些活动的总合。

第二层是统计性的,根据统计工作的需要,可以将国民经济中的各部分各行业按产业的性质加以划分,这时信息经济与信息产业或信息业是同义语。

第三层次是日常用语性的,它受前两个层次“定义”的影响和习惯传统的影响。

我国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历史较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不多。

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两条主线。

一是以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和马克·尤里·波拉特(Mac Uri porat)为创始人的宏观信息经济学。

宏观信息经济学又称情报经济学、信息工业经济学。以研究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为主,是研究信息这一特殊商品的价值生产、流通和利用以及经济效益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是经济学的重要领域。

二是以斯蒂格勒和阿罗为最早研究者的西方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

微观信息经济学又被称为理论信息经济学，是从微观的角度入手,研究信息的成本和价格,并提出用不完全信息理论来修正传统的市场模型中信息完全和确知的假设。重点考察运用信息提高市场经济效益的种种机制。因为主要研究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如何制定合同、契约及对当事人行为的规范问题,故又称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

信息经济学主要研究信息、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以及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由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来自经济学界和信息科学界的各个相关领域,而且又都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研究各自关心的信息经济问题,因而使得信息经济学研究范围和领域很难统一,信息经济学的有关文献和成果给人以复杂纷纭、内容迥义的感觉,信息经济学的内容也千差万别。

波拉特在马克卢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把经济划分为两个范畴：

(1)涉及物质与能源从一种形态转换到另一种形态的领域。

(2)涉及信息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一种形式的领域。

美国企业家保罗·霍肯在《未来的经济》一书中以相对“物质经济”的概念而提出“信息经济”。霍肯认为,每件产品,每次劳务,都包含物质和信息两种成分。在传统的“物质经济”中,就整个社会而言,物质成分大于信息成分的产品和劳务占主导地位。

我们可以理解成：“物质成分大于信息成分”标志着知识和信息在生产力中的作用已从非独立因素变成了独立因素,并由潜在的生产力变成了现实的生产力,这种知识生产力已经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

现在我们可以说：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结果分别造就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那么信息革命则是造就了当今的信息经济。

消费者购买决定的作出必须以信息为基础,但购买决定的作出并不是获得了充分完全的信息,为了达到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必须依赖于专门的信息机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经济权力正在从制造商向销售商转移。（彼得·德鲁克）

由于市场信息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多变,此时的企业必须与要素市场打交道,也必须与产品市场打交道。

企业还必须具备快速的市场响应能力和市场信息机制。企业筹资和融资(建厂房、买设备、聘用劳动力与管理人员、购买原材料、制订生产计划)——生产过程——流通(销售)。

生产计划的制订必须以市场信息为依据,现代生产者须臾离不开信息。

在“信息经济”中,信息成分大于物质成分的产品和劳务将占主导地位,产品中物质同信息的比例正在发生变化,趋势将是物质经济进一步向信息经济过渡,未来的经济繁荣就取决于这种变化。

信息经济(information economy)是通过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两个相互联系和彼此促进的途径不断发展起来的。

信息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这三种经济素质的提升,且在工业经济中,钢铁、汽车、石油化工、轻纺工业、能源、交通运输等传统产业部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们通过对现有的信息经济理论的学习和观察不难发现：已有的信息经济理论基本是直接围绕信息本身而展开的,无法满足和涵盖当今智慧化经济的所有现象,因此必须单独对智慧时代下的经济现象作个初步定义。

我们认为：智慧经济(wisdom Economy)则是在物质资本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劳动者的智慧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一个经济发展阶段。是在物质资本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劳动者的智慧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一个经济发展阶段,是信息时代的高级阶段,其核心是智慧劳动开始成为经济的主导者。

智慧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智慧经济时代里又以非现场经济为主要的表现特征。智慧经济是凭借人类的智慧进行生产的经济,不但表现在经济上各种要素(资金、劳动者、能源、技术)、各个领域(生产、流通、交换、消费)、各个主体(国家、企业或厂商、家庭或个人)间的最佳结合,实现的是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这个概念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雷托的名字命名的,他在关于经济效益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摘自百度百科)

如果一个经济制度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些人可以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情形。普遍认为这样低效的产出的情况是需要避免的,因此帕累托最优是评价一个经济制度和政治方针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一般来说,达到帕累托最优时,会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

交换最优。即使再交易,个人也不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此时对任意两个消费者,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效用同时得到最大化。

生产最优。这个经济体必须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此时对任意两个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者,需要投入的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生产者的产量同时得到最大化。

产品混合最优。经济体产出产品的组合必须反映消费者的偏好。此时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必须与任何生产者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产品转换率相同。

如果一个经济体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些人可以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情形。

普遍认为这样低效的产出的情况是需要避免的,因此帕累托最优是评价一个经济体和政治方针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一家生产企业,如果能够做到不损害对手的利益的情况下又为自己争取到利益,就可以进行帕累托改进,换而言之,如果是双方交易,这就意味着双赢的局面。

智慧经济实现的是代内之间和代与代之间、群体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和公正,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一种人性化的经济,而且实现经济与环境、能源、社会的最大限度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的就是帕累托最优。

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一种人性化的经济,一种有预见性的经济,除了拥有更多的科技和文化知识,更是善于把它们运用到实际的经济发展之中。

智慧经济通过智慧劳动,追求的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把整个人类社会、自然界有机联系起来,努力实现经济规模最佳。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实现管理民主、社会博爱、权利平等、教育普及。

智慧经济是信息经济初级阶段的一次超越,由信息交互功能转向了智慧劳动应用功能,它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新经济现象,是以智慧劳动和指挥决策为导向的新经济形式。

因此,用“智慧”代替“信息”两字更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揭示了智慧劳动主导经济的发展规律。

因此，智慧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两者最大区别是：信息经济以信息产品为主导；而智慧经济则是站在信息经济的基础上,运用智慧共享体系来实现智慧劳动的主导。

智慧的共享体系是一个民族的智慧生活,是和谐社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典型形态,它是和谐社会在经济发展形态上的重要形式。

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新年贺词中表示：“中国将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动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超越型的经济是优秀文化的集中表现,智慧劳动的超越性在本质上是一种智慧的超越、文化的超越、知识的超越,而不仅仅是物质的超越和产品的超越。

中华民族的智慧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文化基础之上,是建立在吸收全世界先进文化和发达文明成果基础之上的,是人类文化与智慧技术的结晶。

中国的智慧经济,不仅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它不仅影响了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也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形态,集中表现为智慧经济时代里非现场经济现象的活跃和非现场经济渗透力的膨胀。

也就是说：智慧经济时代里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已经出现,只有优秀文化的表现载体并极具渗透力的“非现场经济”这个现象的出现,才是这个智慧经济时代里最具代表性的现象。

非现场经济(offsite economy)是在智慧技术支撑下的智慧环境中,人们的劳动生活与固定劳动时间、固定劳动场所的关联越来越松散,并由这种“自由的再解放”所产生出的非现场活动加剧所带来的新经济特征。

因此,笔者比较赞成按两个时段来划分信息时代：信息经济和智慧经济这两个时代。一个是信息时代的初级阶段,一个是信息时代的高级阶段。

信息经济发展到智慧经济时代,用知识经济、新经济、数字经济等都无法准确地表现出这个时代经济的独有社会现象特征。

于是笔者在想：新形势下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信息经济了,该是提出和研究非现场经济学的时候了。

一个新经济学科的提出,应该是由于它存在着一个极具划时代的代表性现象产生,并且由于这种现象的产生将会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起到重大影响,并能填补该时段的相关经济学理论的不足。

如今，这个时代的代表性现象已经产生,它就是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经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