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夫勒认为,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进入真正的信息社会,世界正处于新旧时代的交替之中,信息时代已经出现,但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还存在,没落的体力劳动和先进的脑力劳动共存。
笔者则有不同的看法:信息经济，特别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的智慧经济,不是替代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而是支撑和提升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没落的体力劳动和先进的脑力劳动将长期共存下去。
是否真正进入信息社会的标志不应该是“没落的体力劳动”消亡之时,而是劳动力再得到解放之时,是新的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新就业机会和更多的新自由空间。
我们关注的是智慧经济的影响力,是新经济现象对工业社会的规模经济的影响程度。
因此,笔者认为信息社会早已经来临,且已经由信息交互时代跨入了信息应用的高级阶段——智慧经济时代。
所以说当今的信息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智慧概念时期了,随着智能终端、物联网、云计算、生物科技等快速地整合和应用,智慧经济开始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形态和经济结构,到了一个该划时代的时间段了。
关于新信息经济学的时代划分,采用常规的经济学史划分手段来划分会相对比较困难。
首先信息经济学本身起步较晚,这个学科的诞生也不过几十年。
其次是如果用现代、超现代等容易跟传统的经济学史的时代划分混淆。
由于经济形态往往与社会形态紧密相联,经济学的时代划分也基本是跟着史学观点走。中国史：古代：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这里面也划分为远古、上古、中古等)。近代：1840-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就是通常说的“两半社会”。现代：1949年之后当代：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划分,比如文学界说是五四运动之后,史学界说是1949年之后(即和现代同义)。世界史：古代：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前。近代：1689-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现代：1917年之后。当代：通常说是二战之后,但有时也把它与现代同义。
我们如果把当今中国信息经济学称作中国当代信息经济的话,很容易让人们误以为是对近百年来的信息经济研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汪炜副院长提醒笔者）,显然我们要表达的时间段又不是这个含义。我们要研究的对象是当今和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智慧经济带来的新社会现象。
又因为,经济现象(特别是信息经济和智慧经济)又与新生产力(特别是科技生产力,科技也是生产力)的进步紧密关联。
看来我们对我国最近的经济学相关研究的时代划分,还必须结合科技的标杆因素。我们不能简单依据史学理论和常规的信息经济学各学派的观点,同时还得考虑到信息技术的科技标杆特性,并结合当今智慧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发展趋势和影响力的渗透程度和表现特征来划分。
笔者个人认为：以这个特定时段的最具代表性、最能集中表现出当今智慧经济特征的现象来命名,就称为“非现场经济学”。
这个时代的标杆应该是以智慧技术发展的影响力为标识物。
我们可以以IBM正式提出“智慧”概念为时间节点,标志着人类已经开始迈进智慧经济时代,社会开始进入劳动力再解放的时代。
这个时代表现出来的最大社会特征是：人们的非现场生活逐步成为主流,非现场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
信息化与智慧化最大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技术应用上,也表现在社会群体的认知从被动式接受转化到了主动应用的新境界。
综合各种因素,非现场经济学研究的时间段划分上,则以智能化技术初具规模和智慧概念被普遍接受的时间节点为里程碑较为合适,它标志着我们真正智能生活认知的真实开始。
智慧时代背景下的非现场经济表现出了极强的渗透性,特别是电子货币、电子交易和非现场经济一起向一产、二产的渗透。
从电子商务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今信息经济已经远远超出了信息或信息业本身范畴,既超出信息对称与信息不对称的研究范畴,也超越了信息产业本身的研究。(关于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参见后续章节内容)
这时,我们已经无法再用原来的信息经济概念来明确表述新时代下的新经济现象。这种新经济现象已不再局限于在某个产业，或某个特定人群里,而是已经融合到各个产业形态中(各行各业中的物联网应用、非现场生活劳动、非现场办公执法、非现场交易、电子货币、电子商务等的智慧化)。
现在我们很难分出哪些属于信息科技,那些属于其他产业科技,特别是在新科技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经济现象里,更是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智慧技术和非现场经济挂钩了。
传统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往往不太关注信息经济中的智慧劳动本身及其渗透性所带来的新经济属性的研究。
因此,为了更明确更直观地反映出新经济现象的特征,也为了便于研究这个新经济现象,我们提出“非现场经济学”这个概念,因为这不仅仅是时间段上的划分,更是其实质内容和渗透力等本质特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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