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现场安全经济学

前面我们提出了非现场经济学的主张,分析了非现场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

通过以上的一些讨论,我们知道了智慧时代非现场经济的一些社会作用和发展趋势,也知道了非现场经济是建立在“智慧共享体系”的基础之上,智慧劳动的产品不需要离开它的原始占有者就能够被买卖和交换。

这一产品能够在非现场环境里,通过智慧共享体系而被大量复制和再分配,也不需要太多的额外增加费用,其价值增加是通过智慧劳动而不是传统的现场工作来实现的。

这个过程不光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传感技术的结合,其真实效果更是技术与文化的使用价值整合,这种智慧整合后的新劳动的使用价值主要是通过非现场的“应用和服务”的形式表现出来。

注意：智慧经济不是单纯的科技经济,是智慧科技、时代创新与民族文化的结晶,载体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共享型智慧体系。

它不是简单地用智慧经济去替代传统产业,提供的是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支撑。也就是传统的基础产业还将十分重要地继续存在,它仍然还是智慧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这点非常重要。智慧经济的真正作用是支撑和提升各行各业,包括支撑和提升传统产业经济的再发展,智慧经济最终的支撑和体现就是：共享型智慧体系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与服务。

在现实的非现场经济活动中,智慧劳动的实际效应,都将集中反映在了非现场经济的“应用”与“服务”层面上。

它直接决定了“智慧共享体系”能否从一个单纯的“共享的研发平台”而演变成真正的“智慧共享平台”,成为智慧劳动直接的应用和交易的综合平台,也就反映了非现场经济“渗透力”对传统经济的真实影响强度。

于是这个“智慧共享体系”是以数据流形式实现的,非现场经济的“应用”与“服务”的数据流准确性和传输可靠性将被日益重视。

这里的应用和服务所共同指向的“标的”是：在可承受范围内的安全基础上的便捷。

这种便捷就是非现场经济需求面的便捷、安全、低成本三大要素的平衡结果。

便捷：涉及整个运行体系的新科技和智慧劳动的完美程度,是各应用程序的不断充实与完善(包括个人单体或企业或组织的创新应用与直接使用)的体现,属于智慧文化的人性需求。

安全：是立足于非现场活动和非现场交易的个性需求,从应用与服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来保障非现场经济个性化的有序开展,从而扩大影响到整个智慧经济安全保障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提升。

成本：经济价值评估是建立在成本基础之上的,同理对非现场经济的便捷与安全的价值评价也离不开成本概念。

这里的成本是指使用成本的下降,即非现场经济里获取产品的使用价值或应用与服务或信息来源的代价。是技术产品或服务提供商获取的利益空间减少值,人们可以通过调整自我需求和提供商调整利益期望值来实现。

这里讲的成本与智慧产品劳动成本和智慧产品投资成本有关联,但这里不作重点。这里的成本不是指这些产品制造的直接成本,而是指应用与服务环节的使用者获取这些应用和服务的代价。是在获得智慧共享体系提供的一切服务或智慧产品应用服务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它是指在应用与服务窗口上所展现出的智慧信息和智慧劳动成果,我们该用怎样的代价去换取。换句话说就是：用怎样的代价获得非现场活动中的便捷和非现场活动中的安全保障。

通常“便捷”与“安全”是一对矛盾,安全措施的增加往往会影响到便捷性，而应用的便捷性一旦离开了安全措施,又将失去了实际的应用价值。

一个昂贵的非常安全的便捷,通常是少数人的特权或科技成果展览或艺术品收藏,不是大众参与的非现场经济应用与服务的所需。

因此,我们将非现场经济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便捷”、“安全”与“成本”,重点研究这三个要素的动态平衡。

非现场经济三要素平衡示意

在非现场经济里便捷、安全与成本三者息息相关,便捷是建立在安全运行的基础上的便捷,安全是便捷的基础,成本则是非现场行为实施的必要性前提。

非现场经济各要素的联动直接表现在了便捷、安全与成本三者的动态平衡上。

这样也给供给面提出了一个问题：能否廉价地提供安全基础上的便捷？

我们可以看出,成本与安全和便捷成正比,成本投入越大安全提升越快；但成本投入因素与便捷性也提升；由于成本增速平缓时,安全和便捷、成本和社会接受度是抛物折线,适当时与便捷和接受度均为正比关系,超过临界点时,便捷和接受度则均为反比关系。

从第一阶段到地三阶段走势看,对安全的成本投入提高了应用的安全性,对便捷的成本投入同样提升了应用的便捷性,社会接受理解度也得到了上升。

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走势看,成本投入的继续增加,安全和便捷自身也增加了。可是,此时安全的增加过了临界点,开始出现阻碍便捷性发展,导致便捷性急速下降。同时,社会对应用成本的涨幅接受度也开始出现了拐点。

从第四阶段到第六阶段的走势看,此时的安全度提升已经出现便捷性下降和社会不接受度的增加,属于进入无意义增加期；同时成本对便捷投入也进入不意义期,这样导致总成本投入进入下降期。

因此,我们选择的将不是便捷的最高点,也不是社会接受度的最高点,更不是安全的最高点,而是在：安全的上升期中的便捷和社会接受度的下降初期(即第四节点左右)。

我们在这个走势节点的基础上,再开展成本优化,降低综合成本。

并非成本投入一开始就越少越好,必须是以在保障这个节点指标的前提下,才开展的成本优化或减少成本投入。

“便捷”、“安全”与“成本”的动态平衡研究,是在假设整个社会经济平稳的条件下,单就非现场经济内部环境下需求面三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平衡点分析。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非现场经济环境层面三要素与需求层面三要素是不同的指向,其区别点我们可以通过一张比对表加以区分。信息本身社会的信息完整性便捷应用需求获取的必要性劳动成本生产产品或创造服务投入的成本成本单一的应用获取代价智慧技术支撑非现场经济的基础环境条件安全获取的应用可靠性

应用层面的成本是指智慧经济时代的智慧劳动成本,环境层面的智慧劳动成本的下降,既包含了科技应用直接贡献力,也包含了新边际效益贡献力。这种环境层面的智慧劳动成本下降传导到应用层面时,表现为不仅影响到产品的价格波动,更是表现为应用者获取过程中使用成本的降低。

在非现场经济研究中我们特别需要分清的是：劳动成本和使用成本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劳动成本是指生产智慧产品时的成本概念,包括智慧劳动在传统产品和信息产品中的直接消耗,既包括有形产品的生产,也包括无形产品的生产。

而使用成本则是单指应用者在获取智慧的无形产品,特别共享型产品应用与服务时的代价,并不是直接购买独占某个产品时的代价。

通过智慧经济里非现场经济这些要素联动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可知道：非现场经济的活动直接表现在了便捷、安全与成本三者的动态平衡上。

便捷是建立在安全运行的基础上的便捷,安全是便捷的基础,成本则是非现场行为实施的必要性前提。

即非现场经济的应用和服务是在可承受范围内的安全基础上的便捷,应用的便捷性一旦离开了安全措施,将失去了实际的应用价值而根本无法实现。

我们也可表述为：非现场经济的应用和服务是不影响低成本便捷的保障基础。

非现场活动依靠移动互联和智能移动终端而实现,由于交易实施的非面对面和随时变化非固定常所,加之指令和数据流传输的空中化。

因此,这种非现场活动能否有效地成为经济活动,其决定因素就在于安全措施,在于非现场活动的身份识别的唯一性和应用安全保障体系上。

也就是我们的非现场交易不仅仅要提供应用体系的丰富性和便捷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丰富和便捷的体系是建立在用户可接受的安全保障的基础之上的。

信息经济中的应用与安全方案的演变轨迹,往往反映出了一个国家的信息经济提升的轨迹,也是一个国家信息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

由此我们也可推导出：在智慧技术共享的今天,所有的核心竞争力最终都将体现和应用在我们一定的智慧经济安全体系上。

我们在前面已经了解了中国整体社会在创新领域上投入的现状,特别是在核心竞争力(如中国标准、中国操作系统和中国核心芯片等)研发环节的社会投入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失衡现象。

我们知道安全经济是靠安全技术支撑的,长期的核心竞争力创新落后现象,逐步演变成了智慧经济安全体系的依赖性硬伤。

这种核心竞争力研发投入的失衡,导致了我们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长期落后,也成为我们安全经济和安全技术进步的瓶颈。

笔者认为这种硬伤不仅仅影响民族ICT产业的竞争力,还将是从智慧经济的基础层面的安全上(信息经济的安全基础架构),威胁着我们的整个经济安全。2011年1月发布的《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披露：2010年遇到过病毒式木马攻击的网民比例为45.8%，有过账号或密码被盗经历的网民占21.8%。网络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在我们日常的非现场经济应用领域,起初的安全问题仅仅是停留在使用者个人的信息安全和交易安全的层面,需要的也仅安全与便捷和成本的动态平衡上。

随着非现场经济的深入,智慧共享体系的完善,由于非亲临现场和无人化环境情形的加剧,智慧经济的安全问题也随之需要一定的高度和力度了,它将上升至整个智慧共享体系的层面,智慧体系的安全问题将被排在了首位。

此时,我们要发展民族的智慧经济产业,首先需要的是开展应用与安全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应用级安全方案的不断提升。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智慧共享体系宏观统筹的首要问题。

智慧经济的安全不仅仅是涉及信息管理和信息经济的发展问题,更是涉及了整个智慧共享体系运行安全问题,成为国家信息安全和金融安全的大事。它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智慧经济运行健康,甚至将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体的运行,牵涉到国家经济的战略安全。

旗帜鲜明地扶持中国核心技术、中国标准、中国操作系统和中国核心芯片等智慧经济的核心安全构件,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当然这里的经济利益也是吓人的),也是保护民族IT产业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它是关系到国家长远利益和国家战略安全的大事。

《中国管理C模型》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个事物都有发展的支点或着力点,C理论实际上就是利用杠杆原理,力点就是要达到的目标,支点是它的根本,重点的摆下去的力量。

C理论允许多元的发展,不一是千篇一律。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特性、不同的支点,不同阶段的公司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不同发展目标，都是在变化当中的。C理论体系就是用来分析不同的行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支点,怎么样用C理论找到这个支点以及如何用C理论体系来调整采用的手段与要达到的目标之间的关系。

非现场经济的研究同样也遇到支点和着力点问题,这个支点就是非现场经济的基础点——应用环境和应用内容的保障性措施。

以电子交易为例,随着交易量的攀升,特别是单笔金额的提升(大单交易),交易安全便成为用户们首先的顾虑,也成为我们“移动交易”应用发展的最大瓶颈。特别是随着即将实施的超级网银,将再次带动非现场交易内容和范围的大幅提升,非现场经济的安全问题也将越来越被重视。

“智能生活”时代,不光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传感技术的进步和结合,最关键的是整合应用和服务,而此时的应用和服务所指向最终标的是：安全基础上的便捷。

在当今的智慧经济时代,非现场交易日趋活跃,各项应用程序和服务体系日趋完善,非现场经济活动中的应用终端,越来越向智能移动终端转移。

非现场经济的“便捷”、“安全”与“成本”动态平衡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安全在应用与服务的作用与地位。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讲,安全通过对便捷的影响决定了应用与服务的现实价值。使用成本和便捷平衡节点,成为这个技术基础上的安全方案价值的评价值。

此时,安全不再是停留在配套措施的阶段,安全措施安全方案本身将产生直接的经济利益,将原本无利益的“安全措施”转变为主收入的“安全服务”应用,属于一种经济现象了,成为我国未来的非现场经济最基础的要素。

我们知道应用需求和实现手段是紧密相连的,需求的实现得有技术手段来实现,同样安全方案也是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发展基础上。

应用方案(含安全方案)是智慧技术成创新的一个集中反映点,也是反映智慧经济民族化程度的一个主窗口。因此,创新与安全也就紧密相连了,也就决定了我们的智慧经济安全乃至国民经济的安全建立在谁的基础上,是人家的核心技术基础上还是建立在自己做主的技术基础上。

为了保障我们的智慧经济安全方案建立在中国人核心技术基础上,我们必须尽快培育我国自己的创新机制,尽快完成“西方硬技术”向“东方硬技术”的转化,尽快实现“公众研发服务体系”向“智慧共享体系”的转变,促使“安全意识”演变成“安全产业”。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此时，智慧经济里,安全概念已经超越了保障这个范畴,而是成为非现场经济的关键要素之一。

非现场经济的安全问题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现象了,原本的“安全负担”变成了有偿服务,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非现场经济的安全措施和相关活动产生了经济活动的属性,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

新的时代出现了新的经济现象,对新经济现象的研究也就顺应而产生。

于是,我们也可进一步地提出：“非现场安全经济学”的主张了。

“非现场安全经济学”：是对于当今智慧经济活动所涉及的各种安全措施及其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规律研究,是对智慧经济里的安全行为、安全措施等活动所对应产生的经济平衡现象的研究。

此时,我们对智慧经济里的安全问题研究,已经不是停留在一个简单的措施分析,而是分析其内在的经济现象了。是将某个安全方案研究或一个安全技术措施的应用研究,上升到了一个经济学研究的高度,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研究的新分支学科。

提倡的是：安全措施也是有经济价值的经济活动,是智慧经济时代主要的经济活动内容之一。

由于智慧经济主要是以非现场活动形式表现出来的,非现场经济是智慧经济时代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形式。因此,我们把智慧经济时代的安全经济现象的研究,取名为“非现场安全经济学”。

“非现场安全经济学”通过对智慧经济应用与服务的基础性保障经济价值研究,实现的是不仅是安全技术方案和核心技术的应用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非现场安全经济”活动本身的内在经济运行规律,从资源利用、技术来源、核心保障、成本平衡等方面的研究,找出支撑整个智慧经济核心竞争力的经济动力点和体系保障点。

这样,“非现场安全经济学”的研究,也就具有了实际应用的研究价值了。

为了培育我国自己的创新机制,我们的把安全意识演变成安全产业,也就是把原本的安全措施变负担为有偿服务,变成一个新兴产业来研究。

由于智慧经济的安全涉及了整个智慧共享体系运行安全问题,是国家信息安全和金融安全的大事。

它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智慧经济运行健康,甚至牵涉到国家经济的战略安全。所以,我们认为除了把“非现场安全经济”作为新兴产业来做外,还应有社会公权力量的介入。

我们建议增加经济安全特别附加税(尤其是核心竞争力的进口环节),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产品消费税,而是经济战略安全的特殊税种。

只有“安全产业”和“特别税”这两项结合,才能从根本上取得我国核心竞争力创新推动的持续动力。

至此,我们有理由坚信：一个对于大众的“智慧共享体系”一旦有了非现场安全经济机制的介入,我们的创新机制就能像制造业的“基础产业链”一样在中国得以快速形成,那么中国的智慧经济才能是真正建立在“我的经济我做主”的基础之上,中国整体经济也将会得到更大地可持续地的再飞跃。

在ICT核心技术被世界个别国家的个别企业垄断的今天,我们的创新“基础产业链”的搭建是否是空想？

现在来让我们看两个客观存在的现象。

1.在最近的多数大型国际电子产品展上,只要稍加留意或深入交流,我们就会发现：在各国参展商展示的新产品(包括世界顶级品牌的厂商)中一定能找到中国或印度的痕迹,这种痕迹几乎高达60%~70%。

这足以说明：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蕴藏着大量的软硬件高端技术能力和蕴藏着大量的ICT人才。

2.ICT核心技术被垄断主要集中在基础技术和标准上,而应用技术目前基本是被排在垄断之外，最为明显的是TDLTE应用技术。

我们以智能移动终端为例：国外的厂商主要垄断是通信模块的核心芯片和操作系统,而应用性芯片技术基本未被列入芯片垄断行列,我们完全可以从应用技术先入手,从应用芯片和应用程序开发入手。且随着操作系统的开放和应用占比的提升,这种垄断影响就会被削弱。

试想：当智能移动终端实际的通信基础功能只占整个智能移动终端综合功能的10%~20%时,其垄断整个终端的实际控制力也只能是在10%~20%之间,且由于应用群体的产生,这个通信模块的垄断者必须重视这80%~90%的应用群体,而不得不采取与应用商之间合作的态度。

因此,我们应该尽快从智能终端的应用(特别是交易应用程序和应用芯片以及TDLTE终端)开发入手,逐步建立我们的智能移动技术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坚信我们的智慧共享体系和非现场安全体系所需要的创新基础面在中国已经开始形成，并正在像“基础产业链”一样地快速形成“创新基础链”。（参见后续章节关于“智慧共享体系”相关内容。）

关于创新“基础产业链”和“非现场安全经济学”的研究,笔者在本文中只是先行提出开个头,暂不作一一展开和深入的研讨,待本书出版后再另行组织力量作专题性研究。

笔者希望能获得更多的专业人士和社会的共识,一起研究“非现场安全经济学”,不仅是停留在对应用性技术方案上的研究探讨,更重要的是研究和探讨“非现场安全经济”活动的内在经济运行规律,找出安全智慧经济的市场动力机制,最终试图找出我国智慧经济核心竞争力真正的市场化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