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共享体系

通过观察和分析，我们知道了智慧劳动的“极低成本”和“极高速率”决定了非现场经济的生命力。

智慧劳动是人类劳动在信息经济高级阶段的表现形式,是一种人类适应环境、高效快速地发现事物、创造新事物运动的能力。

这种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动态能力,在智慧经济时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劳动效能,催生了非现场经济的诞生。

智慧劳动通过展现这两个特征来产生推动非现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这两个特征通过一个适宜的舞台表现,真正地实现了智慧劳动的“成本极低”和“速率极高”,这个平台就是由智慧技术、智慧文化共同搭建的“智慧共享体系”。

因此,完善和建立我国自己的智慧共享体系成为了当务之急。

下面我们就推进智慧经济的创新机制和智慧共享体系的建立,开展一些初步的探讨。

谈及中国IT产业的发展,北大阎雨教授在《思想的碎片》中指出：“中国发展IT产业,一定要有国家战略,充分考虑到三点：技术发展的累积性和不确定性、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我们已有的产业基础。”

笔者以为我们的智慧共享体系建立也应紧紧抓住这三个核心点,我们可以从“已有的产业基础”谈起。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初期,长期被“极左思维”束缚的人们,被释放出来的强烈致富欲望,在传统“轻商重实业”的观念驱使下,大大小小的中国制造业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结果,以至于中国快速地迈入了世界工厂的大门。

中国制造业为什么能得以如此的高速发展,而在短短的时间内被誉为世界工厂,仅仅是靠廉价的劳动力？

笔者个人有一个深刻的体会。那是在2000年的夏季,站在波斯湾的海滩上,笔者突发奇想地想在这里创建一个中国式的工业园区。

这里没有税收；海、陆、空交通便捷；基础设施完备,成本也不高；当地印巴、北非、斯里兰卡的劳工供应充裕,劳动力成本也比中国高不了多少,为什么不能将中国的制造业和中国的工业园区的模式引进到这里？

于是,笔者与阿联酋乌目干湾王子协商,一起策划了“乌目干湾中国工业园区”的项目。很快,我们获得了园区一期的用地——30万平方米的土地,随即土地平整和公共设施的施工工程,也在两三个月后开始进场施工,中东首个中国工业园区启动了。

几个月后,笔者怀着激动的心情,带着各种招商文件,踏上回国招商的旅途。

回到中国,特别是在浙江的各种专业市场转了一圈,猛然发现“乌目干湾中国工业园区”要想持续发展,前景是艰难的。

这不是招商上的问题,而是园区建起来后,将面临一个严峻的发展持续力问题。影响这个持续力的因素,是笔者发现了供应链问题,即一旦工业园区的中国制造业主们运转起来,将面临实际存在的一个供应链问题。

也就是这些中国制造业主们,为了生产产品不得不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各种配件或辅料。这将大大提高生产成本,削弱园区内的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在浙江黄岩,你到一条摩托配件街去走一圈(摩托配件市场),花几百元人民币,你就能轻易地买到组装一台摩托车所需的各种零部件。大到发动机、车架、轮胎,小到一个活塞圈、一个密封圈、一个配套的螺钉,各种型号都有,且非常便宜。类似这样的现象在浙江的服装业、电子业、五金制造业等,比比皆是。

至此,笔者明白了：中国产品之所以“价廉物美”,除了中国人的聪明和廉价的劳动力外,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结实的生产供应链基础。

这个供应链的形成,无与伦比地提供给中国企业丰富的组合元素,这也正是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的实质所在。

正是这种“基础产业链”的形成,使得中国的制造业主们获得了便捷、低廉的各底层环节的配套服务,大大地降低了制造业主们的创业难度和创业成本。

换句话说：基础产业链的形成,客观上提供了制造业前所未有的丰富组合元素,最终导致当代中国制造业震动了全世界。反过来这种“世界工厂”的实绩,又再次为中国的企业家们提供了更高层次的组合元素和组合需求。

这种原始的资本主导的初级市场,最终诞生了我国制造业的基础产业链,也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传统制造业模式。

无论根据何种标准,近几十年来,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是最令人瞩目、最富于戏剧性、也最引人入胜的经济发展过程,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基础下，我们的再发展模式又会是怎样的形式，其出路又在哪？

如今的中国公司已经不满足于充当海外公司提供非商标产品的无名供应商,也不满足于单纯的劳动密集型低端加工商,他们正在努力成为知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民族工业。

可以说：中国走过了初级市场经济时代,进入了品牌经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追求的第二时代了。

《董事会》杂志2005年4月号,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刘志彪教授撰文《国际品牌建设,中国制造业的国家战略》,文中指出：“中国应尽快转变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即从承接订单加工转向委托设计加工或转向经营自有品牌,并将其提升为国家战略。”“降低生产成本转向产品创新战略；培育和扶植本国品牌的市场基础；取得民族文化的认同、培植自信心和国家凝聚力；政府应该为实施国际品牌战略的企业提供制度环境。”

读完这篇短文后,笔者以为：刘志彪教授已经体察到中国需要自有品牌的迫切性,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可是,刘志彪教授却未能真正发现影响中国品牌发展的问题核心,于是也只能停留在呼吁社会和政府重视的层面。

因此,笔者并不十分赞同这样的观点,以为：影响品牌的关键是核心竞争力匮乏和缺少创新的市场机制。

全球一体化的到来,特别是智慧经济时代里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带来的决策加速功能,使这些矛盾越来越被显像化。

这种被显像出来的滞后性所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强,不仅危害到企业的再竞争力提升,还危害到群体竞争力,甚至危害到国家竞争力。

也就是我们一味地只是跟随智慧经济脚步,缺少创新的市场机制,不去主动壮大智慧劳动来搭建智慧共享体系,那么在智慧劳动成为稳固的经济主导地位前,我们将付出比现在更大的代价!

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涵,一直表现出了“万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重文轻商”。当年中国社会转型期到来,这种传统的观念却又经受不住了改革大潮的冲击,人们被释放出来的强烈致富欲望,又使得“轻商重文”的观念进一步衍生出“轻商重实业”的观念。

在“轻商重实业”的观念驱使下,大大小小的中国制造业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结果,以至于中国瞬间迈入了世界工厂的大门。

可是,中国人深受传统“轻商”观念和“封建官本位主义”残余的制约,表现出了长期封闭意识惯性和急功近利的现实。

由于,中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不论是企业内部和还是中国整个经济格局仍以制造业为主角,使得现有社会的大量财力支配权仍旧掌握于制造业主们的手里,创新和品牌生命权的拥有者往往是直接从事制造业的业主。

传统的“轻商观念”加上“制造业主们掌握着大量财力支配权”的事实,使得中国企业家往往追求“高附加值成品”时,往往是在“急功近利”和“控制欲念”的思维惯性的支配下,只注重成本的内化,将一些原本的市场交易内化了。

这样,流通领域的核心——营销,就成为各单体内部的供销科,无法实现完全的社会化营销,仅仅停留在这些制造行业的一个部门而已；创新领域的核心——研发,就成为各单体内部的小组,仅仅停留在制造行业某个单体内部的小改小造而已,核心技术储备也就成为口号。

于是,世界工厂的中国相对于初级制造业的主动性发展情形,我们的创新领域就显得相对滞后了,处于了被动发展的状态。

这种中国人“围城”意识的变异带来的不幸,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品牌、中国创新的环境营造,阻碍了中国核心竞争力的健康发展。

中科院院士、材料学家邹世昌院士于2010年8月指出：缺乏核心竞争力是中国相关产业的硬伤。

中国人已经体察到拥有自有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迫切性,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中国对于技术开发投资的优先程度还较低,中国研究开发资金的重点主要是投向了国有企业或公办大学；国有部门主导的技术革新系统不发达,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较低,对技术开发的支持基础还不成熟；存在“不好的评价制度”,如吸引到看上去比较亮眼的项目就会成为政府干部的业绩,在现实中还没有考虑到技术开发问题；政府主导的措施与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的研发措施相比,明显地不充分且效率低下。

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阻碍了我国的创新发展,也使得好不容易开发出来的一些技术,最终也往往不能转化为实际的应用,而被搁置在技术文档之中,且出现了占比上的愈演愈烈。……

今天,中国正快速地从“世界工厂”向“智慧经济”转型,这种智慧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匮乏,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国智慧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一瓶颈性的矛盾在中华民族再次崛起的特定时段里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们知道智慧经济是建立在智慧技术基础之上的,智慧技术的进步离不开对核心竞争力的投入程度。

可是,我们通过细致的观察就会发现我们整个社会在核心竞争力研发环节上的实际投入,与能快速出效益的其他领域的投入相比,显然是存在着严重的失衡。

这种严重的失衡,严重挫伤了创新的社会参与动力。

面对这种投入比严重失衡的社会现状,在这个现实的资本主导经济的社会里,我们不得不去正视这个两难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平衡问题。

这样看来我们还必须找到这其中的经济运行规律,从创新机制特有的经济规律中去发现和健全创新动力提供的市场机制,让我们的创新意识真正演变成创新产业,只有创新机制的产业化才能顺应经济运行规律,才能从经济这个根本上获取我国核心竞争力创新的持续动力。

也就是：我们还是必须重视“利益导向”的问题。

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光靠社会呼吁或政府扶持是不够的,光靠人们足够高的认识程度同样也是不够的,还得要有个“创新激励”的市场机制,一个创新投入与创新的实际产出回报率以及回报时间性需求相结合的新市场机制。

这个创新机制首先会涉及的是：由谁来投？为什么投？创新的利益保障又在哪？

面对这些实际的问题,我们来回望下传统的研发流程,也许对我们的再思索会提供些启发性的帮助。

通常的“研发”流程我们的初步感受是：灵感、概念、专门人才的试验(小试、中试)或设计、检测、生产化试验或深化设计、市场勘验、修正、定方案或施工设计、正式工业化生产或施工、正式市场营销或应用,根据市场反馈信息再调整或再研发,最终实现产品市场化,产生实际的经济效益。

笔者以为这个流程的首尾(主要是：灵感、概念和营销、应用)阶段,非常重要。因为,现实中的许多“研发”灵感和“需求”概念,基本都不是坐在办公室内凭空想象出来的。

这些“灵感”和“应用”需求有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各行各业直接在市场中跌打滚爬的一线人士身上,特别是那些满世界跑,又具有敏锐观察力的那部分人。

可是,作为一个非技术专业的人在生活或工作环境中,往往在产生了某个灵感时,却受到自身专业技术知识、研发能力以及研发成本和预期效益等的限制。

这种灵感往往是只能成为了“一时的感叹”而已。稍有心的人士即使能将灵感引入概念阶段,基于经济平衡的原因,也是绝大多数过早地夭折掉了,只有极少数的灵感能发展到概念的阶段,并在外界的力量介入下,才得以进入真正的研发环节。

这是非常痛心的浪费,我们大量有价值的来自市场第一手的珍贵灵感,就这样被白白地麻木掉了。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能非常容易地找到一家只要接受灵感或概念,就能提供专业技术和承担各项试验,帮助你实现研发的后续各环节,而最终的产品知识产权又属于自己,成本支出却远远低于我们自建研发机构成本的“公众研发服务”体系,我们会如何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大量有价值的来自市场的第一手的珍贵灵感”就又可能都会转化为新技术、新产品,将极大地提升我们创新研发的产出率和实际的有效性,从而增强我们的企业在国际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竞争力,且反过来又会更大地激发我们更多的直接来自市场的主动灵感和应用概念。

日前,据《中央电视台》报道：“长三角”大型仪器公共服务平台已经建立,使得该区域各大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大型研发设备和实验室,可通过该平台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一方面服务于社会,另一方面又使得各大院校和科研机构能得到其他的收益,更利于增添新的科研设施。从这则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公众研发服务”模式的初端在一些高端技术领域的单位之间已经开始,这是一个“利好”的信息,为“公众研发服务”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高层次的可行性支撑。

我们需要的就是“公众研发服务”体系的综合组合能力,一旦该组合体组合完成,则要求各组合元素之间的工作程序化、功能单一化、简单化,不再拼命追求工作单体数和工作单体的自身能力,而是追求工作单体是否能完成设定的各环节工作内容和是否遵守这个组合规则。就是在系统内做好自己的事,百分之百地发挥各自的单一功能。

这是各研发参与者们利用一个“共享型研发体系”来实现“共同创新”的组合体。一旦,这一体系基本成型。那么,它将有效地帮助我们克服组合体内薄弱的“研发”瓶颈,我们可以说：此时,我们的研发已经从被动走向了主动,既实现了工作单体“轻松做创新”,又实现了群体和个体的利益最大化。

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谈到了制造业的“基础产业链”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内在联系。

同时我们也体察到“中国科技距世界水平还存在着距离”,特别是我们的应用产品研发氛围和新技术的革新与运用工作整体上尚停留在“吸收新技术培育新产业这一点”,自主创新、自主研发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因此,尽快推广“公众研发服务”模式,建立、健全“公众研发服务”的初级、中级服务平台成为当务之急。

有了“公众研发服务”体系的设想,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如何实现“低成本的研发”？如何解决“公众研发服务体系”的运行成本？也就是说“公众研发服务”体系还必须有创新的利益机制支撑。

现在我们就智慧经济的创新机制的利益支撑作个探讨分析,看看能否找到实现“公众研发服务体系”的运行成本化解和创新动力机制的经济途径。

经济学就是为了解决其中的利益冲突问题,我们研究非现场经济也绕不开利益问题,“利益导向”是我们当今社会还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是高效能地推动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的核心动力所在。

我们除了提高认识和建立“公众共享研发服务”平台外,我们还必须有一套适合创新发展并符合“利益导向”的社会动力机制。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

共享平台+动力机制=智慧共享体系

平台解决的是：创新的低成本交互和低成本实现。

这是一个采用了组合说、添加了生命元素、适应中国人文环境、具网络经济精髓的创新机制建立的模式,突破了传统单体研发体系运行的思维。

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当市场交易费用比单体内化的监督管理费用还小的现象出现时,也就表明了存在着一些企业或经济单体还不如出售看似零部件、半成品的产品到市场去,而成为产品的某道工序的专业制造商；另一些企业或经济单体则不如在市场上直接采购零部件、半成品,最终完成产品的制造,进入成品市场。

随着这种情形的发展加剧,也就逐步出现了各种专业的备件市场,于是中国出现了基础产业链市场,最终支撑起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我们可以鉴戒我们的制造业基础产业链形成的经验,通过来营造一个“创新产业的基础产业链”,使得我们的研发和创新的各个环节也能像制造业基础产业链形成一样地诞生一个中国式的“创新基础产业链”,使得我们创新领域的各环各链都有了不同的可延续的上下游,把一个单体难以承受的整个创新过程分解到了各环各链之中。于是,我们的整体创新和氛围也就有了可能。

机制解决的是：创新的高收益和回收的短周期性实现,快速高利益的回报是创新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动力。

从组合说的角度看,笔者认为：“人力、财力”是“自主创新、自主研发”成果产出的必要条件,是核心的也是现实的真正动力。

我们有了“研发共享平台”,单靠这样的平台来推动“创新基础产业链”的形成还是非常困难的,俗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

于是,我们还必须在“研发共享平台”和“创新基础产业链”之中找到或添加进利益要素。智慧共享体系就是培育了“创新基础产业链”,是将我们的“核心研发”和“智慧创新”植入到了“创新基础产业链”内,成为组合体内的一个组合元素,而不是组合单体中的一方面。

我们先一起来看个现象,我们现实的社会在获取高新技术途径时,其利益受益者只存在于两个环节：①高新技术出让方,直接获取高新产品巨额利润；②高新产品购买方,通过应用购买的高新产品再制造应用产品而获取再生产利润。

这样的简单流程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那就是高额利益已经被先占技术的国外获取,而且他们又借助这种利益回报,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国家的核心技术的距离。

就拿手机芯片来说,单一个手机里的一个核心片和通信的EVDO芯片,国外付给中国生产加工商在2角钱人民币/片左右,然后返回国外写入数据再包装,然后再卖回给中国手机生产厂商在40~48美元/片左右。

这里面的利益差是惊人的,还把高环境污染的负担丢给了中国!

中国的手机拥有量接近7亿户,平均3年左右更新(包括新机型淘汰老机型),7亿台每台手机按平均2000元计算,就是1.4万亿的营业额,这其中的最大利益者是拥有核心技术的国外芯片商的手中。

从一个智能手机的例子,我们可以联想到整个智慧经济总量有多大,也反映了其中的核心技术创新有多重要。

由此看来,我们的创新行为是有利可图的,只是问题出在分配环节和分配时效上了。

分配环节的集中和分配时效的久远,就会扼杀多数人的创新参与积极性,就会助长“急功近利”的蔓延。

这个动力机制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激励机制,单靠政策性补贴与反垄断措施还不足以弥补这个巨大的动力亏空,且容易造成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和区域性的贸易壁垒。

因此,我们的创新动力体系的重点应该是在建立自身的造血功能上。

这个造血功能就是：把“创新研发共享平台”演变成“智慧共享体系”。

高效率、低成本的智慧劳动的发布与智慧成果共享的获取,培育的是智慧共享体系的自我造血功能。

“智慧共享体系”不仅仅具备了“创新研发共享平台”的功能,更是一个直接的应用交易平台。

它不仅分解了研发环节和研发成本,还提供了直接的应用获取,从而解决了创新成果的“分配环节的集中和分配时效的久远”难题。

这样我们的政策性补贴与反垄断措施也有了明确的方向：我们的政策性补贴与反垄断措施的方向与目的,也应该是支撑这个造血机能,而不是直接的向特定单体进行体外输血。

我们应该在获取高新技术途径的两个环节中增加一个环节,那就是在核心竞争力利益“分配的集中环节”增设特殊使用税种。设置这个新分配环节,且将这个特殊税种专款专用地作用于智慧共享的公共基金,而不是直接地补贴或保护某个特定的对象。

政策性补贴与反垄断措施营造的是全社会的创新氛围,直接解决了“智慧共享体系”运行成本和间接解决创新者的利益机制问题，使得共享平台真正与动力机制相结合，我们的智慧共享体系也就真正诞生了。

这样,我们的创新动力体系就有基础保障,我们的智慧劳动基础产业链就有望快速形成,我们自主的核心竞争力——“东方硬技术”也就离我们不远了,智慧劳动也就实际地成为我们社会经济的新主导者。

这种根本性变化是因为内在诱发动力发生了变化,主导经济的要素发生了变化,智慧劳动开始与资本一起主导这个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

这个革命促使了智慧劳动成为经济的新主导者,我们的广大平民又有了致富的新希望。

我们粗略地分析了智慧时代里,中国经济要保持高速发展,所需要的部分内在因素,提出了立足于共享的“创新基础产业链”和“智慧共享体系”上的交易社会化与协同的扩张原则。我们进一步可以知道：

原始的资本主导,决定了初期的社会经济格局形态；以资本市场的兴起为代表的进一步的资本主导,推动了第二时代经济现象的发展。

现在可以自豪地说：以智慧市场的兴起为代表的更进一步的智慧劳动主导,推动了第三时代经济现象的高潮。

这个新经济的高潮将通过非现场经济的形式而展现在世人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