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劳动引出的组合说

笔者现在想要说的是：“我们的智慧劳动是站在众多的巨人肩上”。

这里的众多巨人不是某个单一或特定群体的巨人,而是指不断进步的由各路精英和各种智慧技术共同搭建的共享型智慧体系。

智慧劳动将智慧劳动成果应用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去(再次申明不是替代),是各环节、各参与者“竞争和妥协”的结果,这是一个顺应智慧经济时代脚步的组合。

“世界就是建立在竞争和妥协基础之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和罗伯特·奥曼,将“竞争和妥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博弈论”引入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使“博弈论”成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并为此奠定了理论基础。

“博弈理论”指出,击败对手自己未必得利。

这就像拔河一样,双方都用尽力气要把对方拉过来,然而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在相互拉一根细线,在谈判中的双方之间不是绳子,而是细细的极易断的线。

如果双方拼命拉,线就会断,谈判就会破裂,结果就是鸡飞蛋打。

这一现象也充分表现在了“囚徒困境”理论。在囚徒的困境中,因为背叛的诱惑力非常大(能逃避被起诉、减少受惩罚),所以共犯间很难实现合作(往往会出现背叛的情形)。

但是,奥曼却运用“强均衡”的概念(引申到社会学上、经济学上,就是任何参与者团体都不可能通过单方面改变策略来增加其收益),在理论上解释了在“重复博弈”的环境下能够实现合作,“重复博弈理论”由此诞生。

现实中的人们(经济单体或经济团体)不仅像传统的市场理论设想的那样,只对抽象市场被动地作出反应,它们还在关注于对手(经济单体或经济团体)动向的同时采取相应行动,对市场积极地发挥作用。

往往的结果是：过度竞争(即拼命拉连接企业的细线)导致了消耗战,使得经济效益恶化。

人们有时也是理性的,在重复交往的前提下,如果今天因背叛对方而获利,明天对方就不会再合作。进而,在每一天都持续发生背叛的情况下,博弈各方就会达成协议,即大家都要合作,如果哪一方背叛就解除合作关系,这就有可能摆脱持续地互相背叛的状态。

在短期的交易关系及雇用关系盛行的工业社会情况下,奥曼的功绩在于指出了长期关系的重要性。

“妥协”、“背叛”、“合作”的交互作用,我们已无法仅以简单的“合作”两字来实现成为赢家的目标,而是一种较为理性的博弈。

如今的全球一体化促使了区域性经济的交融,此时的区域经济呈现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商界的博弈也已经不再是简单少数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博弈,而是演变成集体性的群体博弈。

于是,世界性的利益群体间的贸易战争、石油战争、粮食战争、货币战争等也就不可避免。这种带着区域特征的群体博弈,在资本主导的经济末期将越演越烈,争夺的焦点是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控制市场经济的主导。

在智慧经济时代里,虽然市场经济的主导者由单一的资本主导转向了“资本与智慧劳动共同主导”,但同样也还是存在着任何参与者或团体都不可能通过单方面改变策略来增加其收益的社会现象。

由于智慧经济时代“维系长期关系”的要素发生了变化,核心是“智慧劳动”正逐步成为了经济的主导者。

在这样的新形式下,“重复博弈理论”的社会长期关系基础,又会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呢？这种“妥协”、“背叛”、“合作”交互作用下的长期关系,又该是怎样的维系形态呢？

智慧经济时代,表现出来的是智慧共享体系和非现场经济的新特征,这使得整体经济信息获取的完整性得到了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剥削力度。

可是,我们也应注意：数量级和表面上的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矛盾趋于缓解,但实质上是还有一些少数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将更隐蔽,这些更加隐蔽的不对称信息,在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快速行动机制下,其实质作用将被急剧放大。

也就是说在非现场经济现象扩展的未来,信息不对称的绝对量会下降,可是仍然存在的那小部分不对称的信息所起的实际作用却被急速放大了。

于是,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和组合这些要素的变化或添加进来的新要素，以缓解这些更具隐蔽性的小部分不对称信息带来的负作用。

综观当今的客观社会,我们的经济结构体中不但存在着无数个有形和无形的、可供随意组合元素,还同步出现了结构元素的变异,以及产生了新的组合元素。随着智慧技术的不断进步,非现场经济渗透的加剧,这种变化了的元素影响力与众多的变化元素组合联动,特别是智慧劳动这个元素的急变,对新经济体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样的新形势,各种新旧元素重新组合的状态,也就决定了智慧经济时代里长期关系维系的持久性。

我们知道在所有的物体里,最坚硬的要数金刚石了。金刚石为什么硬？据科学家分析,原来金刚石的内部结构是最平衡的,它的各个要素非常有规则地按顺序排列,它们之间的互相作用不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它以稳定而显示出了坚强,而这种稳定来源于内部的平衡。这使我联想到中国的中药铺,药铺柜台后是一面有着无数小抽屉的大壁柜,每个小抽屉里存放着各种原始的“草根树叶”,正是这些平庸的、进补的、有毒的、无毒的、不起眼的天然草本物质,经过不同的质和量的组合,竟形成了千变万化、神奇工效的治病良药,有些还具有“起死回生”高效能。

当然这些“草根树叶”改变配制方案,也很有可能变成令人立即毙命的毒药。

智慧经济时代,随着智慧共享体系的完善和智慧劳动的激增,这些组合元素越来越丰富,组合方案也越来越多,配比变化也越来越快,功效也越来越大。

因此,我们所提倡的智慧组合说,是建立在智慧劳动日益壮大基础上的一种全方位的新旧元素组合,是新旧元素在智慧共享体系里“非常有规则地按新的顺序排列”,是结合时代主导特征的新组合。

这里的组合,既包含着“妥协”、“背叛”、“合作”和“隐蔽”,更包含着一切客观存在的新旧事物,各种元素从自由的组合到选择性的组合,最终达到持久性的组合,实现持续的共赢,追求组合体的效益最大化。

我们不妨粗线条地观察一下智慧经济时代里可能存在的几种组合的形态和内容：

（1）旧元素的组合,组合体内主要包含的内容：传统的文化,古老的手法,自然界的物质,历史的科技积累、资本的积累,存在的信息技术,习惯的模式,默认的市场规则等。

（2）新元素的组合,组合体内主要包含的内容：解放的思想,创新的手法,合成的新物质,智慧技术、标新立异的新智慧方案,智慧劳动、共享的智慧体系、非现场经济带来的新劳动效益和新的劳动效能属性,新时空环境下的新市场游戏规则，等等。

（3）新旧元素的组合,组合体内主要包含的内容：选取以上新旧元素其中的多部或一部进行混合式组合。

这种新旧组合,既包含了创新和新科技、新模式的组合元素,也包含了传统的文化和现实的客观事物的组合元素。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今的时代,其特征决定了这种组合一旦运用在商界,它将是站在众多制造业巨人的肩上,这是以智慧经济为工作中心的组合,是对抗信息不对称存在的有效方法之一，其立足点是智慧经济的共享体系，需要的是“组合率”。

记得笔者小时候学的一篇英文课文,上海江南造船厂因“独立自主”地建造了万吨轮“风庆号”,而名嚣一时。

可是,如果当今要制造一艘现代化的航空母舰,恐怕已不可能再由某家造船厂来“独立自主”地完成。它的主持者必须组合船舶制造元素、飞机制造元素、卫星通信元素、计算机元素、武器元素、核动力元素、建立在国际关系之上的补给元素和各种专门的人元素等。只有在各种元素的最佳组合,才能真正赋予一艘现代化航母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时隔40多年,上海江南造船厂未能驶出中国的航空母舰,却成为2010年的世博基地。

我们呼唤不是航空母舰,而是呼唤能创造出航母的“时代组合手”出现。

在科技发达、新产品繁多、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的今天,“时代组合手们”将运用智慧经济的智慧共享平台,结合非现场经济现象,有效地利用丰富的组合元素,不断地来进行最佳的组合。

这个“时代组合手”就一定是新时代里的真赢家。

正是这些“时代的组合手”营造的组合型企业或新商业组合模型,成就了智慧劳动的经济主导地位,推动了新游戏规则的自动修复,最终将造就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再飞跃”。

我们了解、掌握并遵循新时代的新特征,结合智慧劳动的新主导作用,重新选择和组合这些实际存在或即将出现的新组合元素,重新设计配比方案,寻找到一个以智慧经济为核心的新组合平衡。

这才是我们研究“非现场经济现象”的真正目的,是希望通过“非现场经济现象”的研究,找到“智慧劳动”壮大的真实推动力所在,以便使我们的组合率能尽快推动市场机制自动修复的新游戏规则的到来（包括社会财富分配的新规则）。

理论上讲,它可以促使中国经济再进入一个更高的良性互动循环之中去。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影响我们“智慧劳动”壮大的因素。

笔者认为目前影响这个因素的关键首先是思想因素,由于我们的多数还存在着的封建残留意识,我们的智慧劳动和智慧创新发展缓慢。

这种残留意识导致了相比于制造业的主动发展,我们智慧劳动的基础核心科技、流通服务和应用服务领域就显得相对地被动和滞后了。

“万事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的思想境界,最后诞生了“轻商重文”的传统观念,进而又使得“轻商重文”的思维惯性衍生出了“无商不奸”和“轻商重实业”的残缺性市场经济观。

封建残留意识主要表现在潜意识的“轻商”观念和“官本位主义”的思维惯性,这种传统文化的内涵一直表现为“轻商重文”和“领地意识”。

“领地意识”的传统观念,体现出了“官本位主义主”思潮。这种思维的惯性,在利益高涨的初级制造业市场环境里,造就了“屁股决定脑袋”和“急功近利”思想的泛滥。

中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使得现有社会的大量财力支配权仍旧掌握于制造业主们的手里（他们不能称为时代的组合率）,资本和品牌的拥有者往往是直接从事制造业的业主,与研发和流通领域的接轨,仅仅停留在这些制造业的一个部门而已。

这种官本位主义主导下的“急功近利”和传统的“轻商观念”,加上“制造业主们掌握着大量财力支配权”的事实,使得中国企业家往往追求“高附加值成品”时,只注重成本的内化,将一些原本的市场交易内化了,创新、流通和服务成为整个经济格局中的配角局面。

注意：这里讲的内化与内部扩张是两回事,是指本该社会化交易的成本内化了,实质是交易的内化。

这从中国企业最常见的企业内部力量(财力、物力、人力)的配置情况就不难看出,不论是企业内部和还是中国整个经济格局仍以制造业为主角。

传统的商品流通和产品创新受到了全球化的严重挑战,这种挑战回过头来也势必将影响到我国制造业的再发展。

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示意

我们知道,过去和现在的多数制造业主们往往是通过扩大规模来增强竞争力,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和降低成本,尽可能地提供高附加值成品给市场,正如MBA教程中所描述的那样。

劳动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单个生产者的生产活动不断地专业化,客观需要某种机制把生产者协调起来。

市场提供了一种协调机制,它通过价格把供求双方协调起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通过市场协调为最好,一部分可以通过企业内部的分工管理来协调。如各车间、各工段上的工人并不是把他们各自的零部件、半成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而是由经理和工段长来协调,这就是企业内部协调,即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权威和命令来协调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

建立企业内部协调的原因是为了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

市场的使用并不是免费的,需要市场信息、询价报价、讨价还价、验货收款等环节,这些都要发生费用,这样的费用称作交易费。

为减少交易费用,就要把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将交易“内化”。

交易内化需要监督管理,监督管理也发生费用,是“内化”的交易费用。

我们可以不难看出：最为关键的研发环节和流通领域成为整个经济格局中的配角局面。由于传统轻商观念和制造业主们掌握着大量财力支配权的事实,使得中国企业家往往追求“高附加值成品”时,只注重成本的内化,将一些原本的市场交易内化了。

国际著名的品牌索尼由盛转衰,给了我们极其重要的启示：单靠品牌而研发能力下降的厂家,最终要被那些有销售能力和资金、但品牌实力弱的新兴厂家买走,或被后来的创新型企业赶下舞台(苹果崛起的事实),这就是制造业经历的兴衰之路。

而索尼在前任掌门人过渡之时期,忽视的正是创新储备和研发能力。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其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这个大市场的创新活跃相比于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态势,还是落在了后头。

封建的“官本位主义”和潜意识的“轻商”,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即使成为世界工厂,而最为关键的流通领域和产品创新却还是落在了别人的后面,也许这种世界工厂现象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昙花一现罢了。

这在当今的中国经济格局调整和企业新组合时,我们该引以为戒了。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在部分制造业密集的区域内还是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就是生产过程中的许多产品,市场交易费用出现了比内部监督管理费用还小。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和重新审视一下“企业的组织规模将发展到市场交易费用正好等于企业内部监督管理费用”的现象了。

出现了市场交易费用比监督管理费用还小的现象,也就表明了存在着一些企业还不如出售看似零部件、半成品的产品到市场去,而成为产品的某道工序的专业制造商；另一些企业则不如在市场上直接采购零部件、半成品,最终完成产品的制造,进入成品市场。随着这种情形的发展加剧,也就逐步出现了各种专业的备件市场,促使了中国出现了基础产业链市场。

为“我们所要提倡的智慧组合型企业”的力量分配状况(当然这只是想说明问题,具体的数值要根据不同时段和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而设定)。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社会化营销是指智慧产品的直接应用。包含有形社会营销网络和无形营销网络,无形营销网络更是,而且智慧经济不是要替代传统制造业,而是去支撑传统的制造业,用低成本的共享型智慧平台去将不必要的“直接生产管理移植掉”。

这里，并不是放弃制造业或直接的生产管理,而是强化了共享智慧与社会分工的理念,通过智慧共享体系提升企业创新和将直接的生产管理移植给了众多的专业性很强的其他中间体型制造业。

智慧经济下的非现场经济,在智慧技术和智慧共享的推动下,在有形网络经济与无形网络经济形态中，这种交易内化成本的变化就表现得更突出了。

我们提倡的是站在创新产业链形成和智慧技术日益成熟的基石上,站在众多智慧劳动参与者巨人的肩上,依靠“智慧共享体系”,以及线上线下结合的各个网络体系，而建立的“智慧组合型”新企业。这些“新智慧组合型”企业家，才是我们时代的组合率，他们是借助智慧共享体系的重新组合,是将原本份额较小的“品质管理”、“社会化营销”、“研发储备”和“直接应用”转为占比加大。

这样的新组合体,再去充分运用非现场经济的提速工具,持续地保持综合实力和提升综合竞争力。也就是改变交易内化,促进基础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同时积极开展内部创新和内部扩张。

共享型的产业链与智慧共享平台,是智慧时代实现交易社会化和扩张内部化的基础,推动了智慧劳动的进一步发展,削弱了资本在传统经济的主导地位作用。

一旦我们失去了“产业供应链”和“智慧共享体系”,我们将不得不回到传统的商务模式,我们自己只能去做一名原始的制造业主或做一名纯粹的中间贸易商。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充分认识到我们实际存在的封建残余意识危害,在认清自己和周围的同时,尽快推进智慧经济的步伐。

“天底下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影响他人,就是提出他们的需要,并且让他们知道怎样去获得。”。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分析,推进智慧经济步伐的关键措施,以便我们尝试着能找到怎样去获得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