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性预期学派的产生
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各国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战后流行了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货币学派的理论和经济政策在扭转停滞膨胀局面时并无发生神效。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些比较年轻的经济学家从货币学派中分离了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经济学流派———理性预期学派(亦译“合理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这个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F.穆思在1961年美国《经济计量学》杂志上发表的“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提出的,穆思从工程学文献中借用了这一概念,构造了一个假定经济主体在形成他们的预期时以最优化为目标并有效率地使用信息的经济模型。但是,这一理论当时并未引起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注意。到了70年代初,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E.卢卡斯连续发表论文将理性预期概念应用于稳定性经济政策的争论,从而在美国逐步形成了以罗伯特•E.卢卡斯、托马斯•萨金特和尼卡•华莱士为核心的理性预期学派。这一学派的其他著名代表人物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泰勒、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和罗彻斯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人。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是这一学派的重要据点。
理性预期理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震动,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特拉瑟说:“在理论和经验宏观经济学中,新近发展的最具挑战性的概念之一,是合理预期论。”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马克•威尔斯在《“理性预期”:反凯恩斯革命的革命》一文中指出:“虽然理性预期理论仍然处于幼年时期,但它已经摧毁了通行的理论,并且看来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可供选择的理论。”
那么,什么是“理性预期”呢?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又是什么呢?下面将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介绍和评价。
第二节 预期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使用预期因素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例如在舒尔茨、里西和丁伯根等人提出的“蛛网理论”中,就涉及到价格预期问题,瑞典学派的“事先”和“事后”的时间序列分析、凯恩斯的“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也都包含着预期因素。在经济理论中,所谓预期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进行某项经济活动之前,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及其变化(主要是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做出一定的估计和判断,例如,企业在制定产销计划时,必须估计市场将来的行情变化,以避免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或白白错过赢利的机会。
根据穆思的看法,在理性预期概念产生之前,经济理论研究中所涉及到的预期理论,按照经济学家们设想的预期形成机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预期理论的类型
1.静态预期。静态预期理论假定经济活动主体(企业或个人)完全按照过去已经发生过的情况来估计或判断未来的经济形势。在传统的蛛网理论中,生产者必须对未来上市时的产品价格进行预期,以决定其供给数量,蛛网理论假定,生产者通常都以当前的市场价格作为对下一时期市场价格的预期,这即是静态预期。若以Pt表示第t期的实际价格水平,Pt-1表示第t期前一个时期的实际价格水平,Pt,表示在t-1期所预期的第t期的价格水平,则静态预期模型为:
P=Pt-1(6.1)
由此可见,“静态的预期形成最为单纯,它把前期的实际价格完全当成现期的预期价格”。
2.非理性预期,或称外插型预期。非理性预期是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来的。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形势是变化莫测的,前景是无从确知的,因而人们的预期是缺乏可靠基础的,是非理性的,容易发生突然而剧烈的变化。例如,资本家对投资的未来利润率的预期就是非理性的,是由“油然自发的情绪”支配的,当投资者情绪乐观时,乐观的预期导致投资激增,经济扩张;反之,当投资者情绪悲观时,悲观的预期使“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投资萎缩,经济衰退。以A表示预期中的调整系数,Pt-2为第t-1期前一时期的实际价格水平,非理性预期的模型为:
P=Pt-1+(Pt-1-Pt-2)(6.2)
根据这一模型可以分析出,如果A等于零,该模型则转化为静态预期模型。
假定市场实际价格从t-2时期到t-L时期是上涨了,即Pt-1>Pt-2,根据非理性预期理论,乐观的人预期价格上涨趋势将持续下去(A=1),悲观的人则预期价格上涨趋势不会持续,反而会大幅度下降(A=-1),因为乐观与悲观两种情绪的支配,预期价格出现正好相反的结果。
概括地说,非理性预期理论有三个特征:①预期的形成缺乏可靠的基础,因而易受情绪支配;②预期被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对待,从而被排除在模型的分析范围之外,即“把预期主要看作外部变数,因而同任何模式中的现行变数无关”;
③预期不受有关经济变量与政策变量的影响。
3.适应性预期。适应性预期最初是由菲利普•卡根在1956年发表的《超通货膨胀的货币动态理论》一文中提出来的,后由弗里德曼在分析通货膨胀和“自然失业率”时加以运用和推广。以P表示适应性预期的调整系数,而且0<P<1,适应性预期的模型可写为:Pt-1=(1-P)Pt-1-P(Pt-1-Pt-1)
适应性预期形成的一个特点,就是考虑到前期实际价格(Pt-1)与预期价格(Pt-1)的差距,进行现期的价格预期,形成反馈型预期机制。前期预期价格高于实际价格时,现行预期价格下降;反之,前期预期价格低于实际价格时,现期预期价格上升。
适应性预期理论强调,经济活动主体的预期并不是独立于其他经济变量之外的某种心理状态,而是以他们过去的经验和客观的经济活动变化为基础的,人们可以利用过去的预期误差来修正他们现在的预期。弗里德曼在分析通货膨胀问题时就采用了适应性预期理论。他认为:“各种预期应根据现时通货膨胀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额进行调整。比如,预期率是5%,现时率是10%,预期率就将调整到10与5之间的某个位置上。”
适应性预期虽然认为各个经济活动主体总是能够一步一步地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但其形成机制有一个很大的不足之处,即它在讨论预期形成时只注意人们受过去经验和经济变化的影响,而忽略了其他方面信息来源,尤其是没有考虑到政府的经济政策因素对于预期的影响。因此,适应性预期在政府经济政策变化时,便会失去其预期的准确性,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去利用与他们有关的政府当局所遵循的制订经济政策的规则,那么就会在纠正自己过去的错误时不断地犯新的错误,或者说,系统地犯错误。
由于在适应性预期理论中,人们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只是随客观经济的变化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预期。因此,这一预期理论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并由此产生了理性预期理论。所谓理性预期,“它假定单个经济单位在形成预期时使用了一切有关的、可以获得的信息,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理智的整理。”
在这一基础上,经济主体对经济变化的预期是有充分根据的和明智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并且不会轻易为经济主体所改变的。正如穆思所指出的:“由于预期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测,所以它们与有关的经济理论的预测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把这种预期叫做‘合理的’预期。”
二、理性预期理论的特点
理性预期理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1.人们对经济未来变化的理性预期总是尽可能最有效地利用现在的所有可以被利用的信息,而不是仅仅依靠过去的经验和经济的变化。而且,“在用理性预期来代替适应性预期的结构里,模型中的经济主体会注意到政策的变化。
……经济主体将改变他们的决策,以便充分利用一项新的政策产生出来的任何有利机会。”
理性预期理论并不认为每个经济主体的预期都是完全正确的和与客观情况一致的预期,而是说这些经济主体的预期(主观的后果的概率分布)与经济理论的预测(客观的后果的概率分布)是趋向一致的。
2.理性预期理论并不排除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也不排斥不确定因素的随机变化会干扰人们预期的形成,使人们的预期值偏离其预测变量的实际值,但是,它强调一旦人们发现错误就会立即做出正确反应,纠正预期中的失误。因此,人们在预测未来时决不会犯系统的错误。
弗朗科•莫迪利安尼认为理性预期理论包含着下列三个重要的论点:①价格预期的误差不可能避免,但它们只能是短暂的和偶然碰到的,如果预期与连续误差高度相关,将与理性预期理论相矛盾;②任何企图以固定的货币规则或财政规则来稳定经济的作法必然会统统无效,因为他们的效应作为合理的预期将完全被减低;③政府也不可能特别成功地实行抵消冲击的各种措施,只有在政府的信息比公众更充分完满时(按照理性预期理论,公众能获得同样多的信息,因此这一点是不可能存在的),政府的政策才可能有效。
第三节 不变性命题的分析
从理性预期理论出发,理性预期学派在许多经济问题上都与后凯恩斯主流学派和货币主义持不同的观点。后凯恩斯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可以利用“菲利蒲斯曲线”所反映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替代关系来管理国民经济。货币学派反对后凯恩斯主流学派的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菲利蒲斯曲线”只能在短期内存在,而在长期内是不能成立的。货币主义得出短期的“菲利蒲斯曲线”交替关系存在的结论,其依据是适应性预期理论。
理性预期学派则断言,“菲利蒲斯曲线”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也不存在。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措施(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因此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后,它只导致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并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于是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情形也不会发生。正如赫尔姆特•弗里希所指出:“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含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发生影响”。
因此,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所做的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由此,理性预期学派推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不变性命题。这一命题断定: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地不规则地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货币当局的经济政策,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都是无效的,其结果都是将引起通货膨胀。
2,根据不变性命题的分析,理性预期学派得出结论:在短期内“菲利蒲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上的直线,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正如卢卡斯所说的:“当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理性预期学派也按照不变性命题来分析货币量与利息率之间的相互关系。
根据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促使利息率的下降,从而刺激投资需求和扩大就业量。货币主义者则根据适应性预期理论,对货币量与利息率之间的关系作了短期和长期的区别和分析。他们认为,假定货币当局突然地出人意外地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从5%增加到10%,这种变化的短期效果是利息率下降,这是因为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人们将发现他们手中持有的货币数量超过了所愿意持有的货币,于是把过多的货币数量用于购买各种物品,购买债券和股票,结果债券价格上升,利息率下降。所以增加货币供给量最初确实是收到了降低利息率的效果。但是,从长期来看,货币数量增加使得价格水平提高了,贷款人会因此修正自己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要求提高利息率来弥补由于通货膨胀率上升造成的本金的损失。例如,贷款人的利息率原为5%,由于货币量增加造成通货膨胀率上升了10%,那么贷款人将要求将利息率提高到15%。由此可见,名义利息率(I)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实际利息率(r)和与通货膨胀预期有关系的利息率或预期通货膨胀率Pe,即:
I=r+Pe
因此,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内货币数量的增加将使利息率(I)上升。
理性预期学派则认为,货币主义者关于中央银行突然地出人意料地提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这一假定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这一假定下,人们不能了解货币当局的行为规则,只能消极地根据货币政策来调整自己的预期。实际上中央银行总是按照某种连续一致的准则来制订货币政策的,例如当失业率达到某一水平时,中央银行为降低利息率,刺激总需求,总会将货币增长率提高到某一水平。无论它采取何种准则,只要按这一准则反复推行货币政策,公众就会很快地掌握它,并据此形成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在上述例子中,如果公众已掌握了货币当局的政策规则,那么货币供应量一增加的话,公众立即就会形成通货膨胀率将上升的预期,并将这一预期考虑到利息率变化的决策中去,于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短期内也不会产生降低利息率的效果,只能引起名义利息率的立刻上升。但是,由于价格水平在同时也将上升,所以实际利息率和其他实际经济变量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样,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政府增加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无论在什么时期内,在降低利息率、刺激总需求、扩大就业和增加产量方面都将是无效的,其结果只能是通货膨胀。
第四节 周期性经济波动理论
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本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上的:一是个体寻求最优化,即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和收入条件的限度内力求取得最大的预期利润或最大的预期效用;二是市场趋向供求均衡,即每个市场上在某一特定价格水平下卖买双方的意愿供求数量相等。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重大的缺陷,他们认为资源是始终能够得到充分利用的,决不会有持续的大量的短缺和失业。因此,他们甚至不能解释普通的经济周期问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今天,经济学家可以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来处理经济学中早期出现的这个危机——他可以像凯恩斯主义所做的那样抛弃古典的前提,或是像理性预期所做的那样,寻找古典经济学前提的更加连贯和更为复杂的形式。”
以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在努力恢复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原则(经济个体寻找最优化)和均衡分析,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同时,试图建立一个以理性预期为特征的经济周期理论,重新解释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波动现象。
理性预期学派在分析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波动时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原则。在具体分析经济周期问题时,理性原则体现为两个重要的假说:
(1)理性预期,即经济主体都是有理性的,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他们对未来经济活动和经济事件的主观预期和经济理论的预期是一致的。穆思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企业老是按照错误的预期行事,就会在市场上不断吃败仗,到头来必须被淘汰掉。因此留存下来的企业乃是能够进行正确预期的企业。”
(2)短暂替代假说,认为产品和劳动的供应者根据相对价格或相对工资的变化情况,进行即刻的产品生产的替代和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替代。因此,市场是充分竞争性的,工资和物价的短期微小变化就能引起产量与就业量的显著波动。
卢卡斯在1977年“对经济周期的理解”和1978年“失业政策”等文章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经济周期问题的看法,明确地提出他的经济周期理论。
卢卡斯认为,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各个经济周期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共同特点是解释经济周期原因和建立经济周期理论模型的基本出发点。这些特点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①各部门产量的波动具有很高的同步性;②耐久资本品和耐久消费品的波动幅度大于非耐久产品的波动幅度;③农产品和自然资源的产量和价格的波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④与其他经济变量相比,企业利润率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⑤价格显示为超前循环波动;⑥短期利息率也是超前循环波动,而长期利息率不太明显;⑦货币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也是超前循环波动。
根据经济周期过程中的上述特点,卢卡斯认为,既然价格的波动和货币总量的波动发生在产量的波动之前,那么,经济周期性波动就应该主要从价格的波动和货币总量的波动方面去寻找原因。价格的波动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也就是由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引起的价格总水平的变化;另一种是相对价格的变化,也就是不同产品价格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化最终是由货币总量的变化引起的,而相对价格的变化则是由生产技术条件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动引起的。在卢卡斯看来,在一个物价总水平经常变化的社会经济中,生产者面临着一个“信号筛选”问题。这就是说,生产者经历着名义价格的变化,但他必须推测名义价格的变化中有多少是由通货膨胀引起的,又有多少是由相对价格变化引起的。对于生产者来说,在决定增加或减少雇佣劳动和产量时,只有相对价格的变动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相对价格变动的特点是长久持续的,它可以起到一种调节资料配置的作用。
另一方面,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是相对短暂的,除非政府实行持续的单一方向的货币政策(如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如果一般物价水平的变动按一种均衡的成比例的方式作用于各种商品的价格,那么名义价格的绝对水平上升但相对价格比例不变,并且这种价格水平变化如果是在人们预期到的情况下发生的话,那么,它并不会影响实际产量和就业量。这也就是“货币中性”的含义。
卢卡斯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往往容易混淆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和相对价格的变动。假设政府在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情况下突然地增加货币供应量,一般物价水平将会随之上升,这时生产者可能会把一部分未预期到的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误认为是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于是就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使经济进入繁荣时期。但是到了某一时期,一旦生产者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意识到自己预期的错误时,他就会立刻加以纠正,并重新调整生产决策,减少投资,结果经济由繁荣走向萧条,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根据卢卡斯的看法,政府连续不断地采取出人意料的行动是不可能的,他说:“政府就是不能永远以高于人们预期的速度来增加货币供应量,是吗?它不能不断地以同经济有系统联系的行动来使私营经济感到意外。”
这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以往的物价水平比较稳定,政府利用突然地出人意料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可以比较容易制造经济繁荣的。但政府持续利用这种政策的时间越长,生产者对政策的反应就越小,当政策的效果被人们事先完全预期到时,政策就变得无效了。正如萨金特所说的:“人们认识到真理,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取消了政策所期望达到的效果。”
第五节 经济政策主张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经济学家的看法,“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原则就是:
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
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谓“积极行动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奇不意地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即政府总是比公众高明。但是,在理性预期理论冲击下,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经济学原理正在烟消云散。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实施后果早已充分预计到了,并做出了相应的预防措施和对策,使得政府的经济政策不能有任何效果。理性预期学派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行动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时,主要提出了三点看法:
(1)日益增多的经验的和理论的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抵消产量、就业或其经济总量的波动方面是不会取得任何成效的,在某些场合它们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生活,但它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是不确定的。而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明确地告诫人们,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越要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同时,政策的制订更加需要从容不迫,步子更要谨慎,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措施去刺激经济增长。
(3)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了它将会产生的结果,我们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来制订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与政策制订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可能使人们的处境普遍地变得更糟糕。
基于这些看法,理性预期学派提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稳定,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政府的任务只是在于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正如卢卡斯所指出: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由于理性预期学派上述经济政策主张所反映的政策哲学思想,人们通常把它看作是比货币学派更为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派别。
第六节 理性预期学派评说
理性预期学派出现的时间虽然并不长,目前它对美国和其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制订的实际影响也并不大,但它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却在日益增大,以致一些经济学家将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称为“预期革命”。布赖恩•坎特断言:“合理预期理论可以被认为不仅仅是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批评,而且特别代表了在不肯定的前提下重建均衡经济学的尝试”,“没有对预期的解释,经济理论就不能对一个把将来估计在内的世界中的宏观经济现象的理解作出贡献。”
目前仍有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理论持有异议,他们认为理性预期理论主要有如下的缺点:
1.由于整个理性预期理论的分析的基础建立在市场随时处于“出清”的状态之上,因此货币工资的刚性这个现实经济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就构成了对理性预期理论分析的严重挑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名义工资确实刚性的话,那么凯恩斯主义“积极行动主义的政策”可能仍然是有—定作用的。
2.理性预期的假定十分值得怀疑。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会根据他们对经济结构的了解来形成自己的“预期”。首先,无法保证社会大众有能力及时掌握足够有用的信息;其次,任何信息的取得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人们在收集信息以形成“预期”时,如何斟酌取得信息的成本与运用信息的效率,以决定其购买信息的最适度数量。因此,认为人们可以像理性预期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可以得到充分的信息,明智地整理信息是不现实的。
3. 理性预期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借用了货币学派的“自然率”(如“自然失业率”)的假定。然而,无论是货币学派还是理性预期学派,对于“自然率”究竟如何决定的问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4.理性预期学派批评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时假设政府当局操有主动权,个人和企业部门处于被动地位。事实上,理性预期学派本身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只认为个人和企业部门可以收集充分的信息来预测政府的政策及其后果。但是,政府也会对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及其对政策的反映做出明智判断和反映。因此,不管是否存在理性预期,政府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能够影响经济的实际变量的。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对理性预期理论持异议的经济学家认为,理性预期理论排斥了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对预期的不现实的看法和对积极的稳定性经济政策的放弃。结论是:以理性预期来代替观察不是一种恰当的科学方法。
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对此并不服气,这场理论争论目前仍在西方经济学界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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