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命者不怨天

知命者不怨天

——四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儒家代表人物荀子曾说过：“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天则无志。”意为，把自己认识清楚的人就不会轻易抱怨别人，能够充分认知命理，并敢于改造命运，善于掌控命运的人是不会抱怨上苍的。如果一味抱怨命运，就会失去立志进取的精神和气魄。

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了凡四训》中，明代学人袁学海先生以自传体形式为我们讲述了其长期不断行善积德，最终改变命运的故事。袁学海是明朝万历年间人，家住江南吴江。年少之时，家境清贫，习医谋食。有一次行到慈云寺内，遇到一位姓孔的长须老者。老者相貌不凡，飘飘欲仙，精于“皇极数”算命之术。于是袁先生请他回家，先以家人的八字请他算，果然灵验如神，又以自己的八字请他详批终身。孔术士一点也不含糊，算定袁先生次年县考得第十四名，府考得七十一名，提学考得第九名，又算定某某年考取廪生，某年考取贡士，而且算定袁先生不能登科第，只可做三年小官，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终于正寝，且无子嗣。到了第二年，孔术士所算袁先生的三个考试结果全部应验。又过了二十年之久，孔术士所算的种种吉凶又完全应验。因此，袁先生深信人生进退祸福，都是命中定数，丝毫不可勉强。从此不做任何妄想，一切任由命运安排。

后来因事前往南京栖霞山中，遇到一位高僧云谷禅师，为袁先生阐述了“命由己造，福自我求”的改命原理，并且鼓励袁先生不要做“任由命运摆布”的凡夫俗子。经过了云谷禅师的开导，袁先生大有所悟，下定决心创造自己新的命运，并取“了却凡俗”之意，将“学海”之名改为“了凡”。于是他深刻反省，将往日自己之罪过尽情发露，以至诚之心，一一忏悔。然后立誓先行三千善事，求登科第，并将自己所行的善恶之事，每日记录下来。不到两年，虽然三千善事未满，但已经中到举人，以前孔术士算定的命数已经不灵了。但因袁先生未能严谨自持，所行善事，有时将功抵过，故此历经十年才完成三千善事，而袁先生也已经由举人中到进士，官任直隶宝坻县令之职。他已深深领悟到勤积善德之益处，于是又立誓许三千善行，以求子嗣，果然之后生下一子。其妻袁夫人也非常贤淑，尽力助夫行善，或施济贫病，或买物放生。袁先生日日与人为善，广施仁政，后来继续行善不辍，而至万善，未有求而寿至七十四岁高龄。他的儿子袁天启也中到进士，官授广东省高要县令之职。这就是袁了凡先生勇于反省自己的过错，长期不停地勤行善德，将原来天“注定”的命运完全改变的圣绩。

美国著名教育家戴尔·卡耐基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80%要靠人际关系和社交智慧。中国也素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训。《了凡四训》中，袁先生严格按照“立命——改过——积善——谦德”的要求去修行，首先建立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持和推崇的“五伦关系”，即“父慈子孝、兄悌弟恭、君仁臣忠、夫义妇德、朋诚友信”。即便是现代伦理道德，也不外乎父子、兄弟、夫妻、上级下属、朋友同事这五种人际关系。袁先生身体力行构建了良好的人际关系，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家庭和睦、邻里亲善、群众基础扎实、领导也喜欢，为自己“及科第”、“得功名”铺平了道路。试想，有谁不喜欢一个常躬身自省、克己助人、乐善好施、广结善缘的人呢？又有谁会轻易拒绝一个知书达理、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呢？据现代科学研究，良好的人际交往不仅有助于事业发展，还是人格发展、身心健康、获取安全感和人生幸福感、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成功、名誉和地位。我国著名的医学、心理学专家丁攒教授曾指出，人类的心理适应，最主要的就是对人际关系的适应，人类的各种病症起初往往是由于心理失调带来的神经紊乱所致，这也就不难揭示袁了凡先生长寿和子嗣绵延的秘诀所在了。

《了凡四训》一书教诫后人认识命运真相、改变命运轨迹，断恶修善、积德累功、修身立命，独到而无虚华，深奥而不迷信，充满清新、朴素、向上的气息。香港中华道德学会赞美此书“不被命运所缚，自强不息，改造命运”的精神为社会大众找到了奋斗的动力、光明的前景，称此书是创造幸福的宝典。《了凡四训》在近现代也备受曾国藩、稻盛和夫等大家名流的推崇，将其列为子侄必读的人生智慧之书。

曾国藩也是一名善于改变命运的高手。小时候的曾国藩是一个标准的笨小孩，甚至还遭遇过梁上君子的奚落。他胸襟也不算大，和普通人一样，在人生中有过巨大的遗憾。但他的智慧中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自我教育”。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最大的教育就是自我教育，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教育。曾国藩能够做到深刻反思与反省，并以一个崇高的信仰来要求自己、检查自己，而这个崇高的信仰就是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与“仁爱忠恕”的道德精神。他小时候资质平庸，读书进步很慢，但是他认识到自己驽钝，所以常常彻夜用功。他年轻时心胸不够开阔，可他在日记里反思得最多，后来也越来越能容人。梁启超认为，曾国藩最大的过人之处就是他在反思、反省和学习中不断进步，并且这个过程终其一生都没停止。曾国藩不喜空谈，能够真正从实践中总结出人生中最质朴、最有用的经验与道理，然后毫不遮掩地用它来教育自己、教育家人、教育后人。所以，曾国藩才能一改他本应极其普通的人生，成为一代大儒圣哲，成为清代名臣，成为湘军的创立者和洋务运动的开创者，成为受人景仰的教育家。

曾国藩深信“读书改变命运”。他认为读书也是一种修身立命的途径和方式，且对人生能起到三个关键作用。一是可以立志，可以培养人生信仰，从而发掘人生的意义，成就人生的价值。二是可以立身，读书可以拓展视野、掌握知识，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专业特长。有特长才可以立足于社会。三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智慧、情操与价值观。曾国藩对读什么样的书，怎样读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是读经典；二是一书不尽、不读新书；三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方向读书。一个人只有精神世界强大，才能在现实世界强大。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为曾国藩，与他以儒学作为毕生的信仰和理念是分不开的。曾国藩有一件事最舍得花钱，那就是买书。他从小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后来终其一生，不论再忙再累，仗打得再凶险，甚至凶险到要丧命的地步，他也把书带在身边。到了晚年还勤奋读书，最后把左眼都读瞎了，所以他曾戏称自己是书痴。他晚年总结人生的时候，曾经宽慰地对孩子们说，自己一生是“无一日不读书”！只要做到了这一件事，这样的人生就值得骄傲与自豪。

曾国藩立志要当一名勤勉清廉的好官。他认为人生当有八件根本，其中就有做人做官的品行要求：“事亲以得欢心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在当时清政府设置的六个部中，曾国藩有五个部的履职经历，间或兼任地方大员。在其任上，他鞠躬尽瘁、知人善任、重任堪当、锐意精进，为国家恢复经济、延揽人才、整顿纲纪和为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做了许多贡献。后来，他又组建湘军、兴办洋务，造就一世功名伟业。特别是战乱平定后，曾国藩在把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成就和班底当成私产还是国家公产的选择上，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主动裁撤湘军，转而去推进洋务运动，彰显了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高风亮节和高瞻远瞩的胸襟气度。曾国藩被称为“贫穷的富豪”，其清廉的官名一直被世人所津津乐道。他曾经对子孙说：我以当官发财为耻，以当官贫穷为荣，我将来留给你们的遗产中，要是有我做官挣来的钱，我死都不瞑目。

曾国藩也很有自省自律的精神和悔过改错的勇气。如果总结曾国藩的一生，“自省”这个词，真是非他莫属。

曾国藩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是要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身上。他有一个很出名的生活习惯——写日记，在日记里反思和检视自己的过错。如他对戒烟一事的反思，就很有趣，为此给后人修身立德留下了颇具教益的“日课十二条”。曾国藩的“谦德”也是有名的，他为求学问不耻下问，为得贤才三顾茅庐。他曾说：“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主张对人对己都要“诚”，要做到“诚”，就必须防范“傲”。曾国藩一生作风简朴、谨慎低调，经常告诫家人和部属要学会收敛，不事张扬。曾国藩一生喜爱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底蕴和造诣极深，即便是在习字时也能体悟其博大与精妙：“予尝谓天下万物皆出于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北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

还有一位不是中国人的改命大师，他就是被誉为“日本经营之圣”的稻盛和夫。稻盛先生曾读过《了凡四训》，并将其作为人生指导。稻盛先生早年命运多舛，二十五岁以前的人生并不如意，也曾有过怨天尤人和自暴自弃。但当从《了凡四训》中找到力量和方向后，他毅然留在了那个叫作“松风工业”的衰败企业，坚信只要“动机至善、私心了无、敬天爱人”就一定能够做成一番事业，于是把挑战工作和磨难作为修行之道。当他“开始发自内心并用格斗的气魄、积极的态度，数年如一日，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地面对自己的工作时”，奇迹渐渐发生了，“一直在苦难和挫折方向上运转的命运齿轮不知不觉地朝着幸运的方向转动，人生时来运转，进入焕然一新的阶段和精彩美妙的状态，充满无限希望和光明，从而不断取得成功，最终走向人生的王道”。稻盛先生后来在著作中说道：“我邂逅了中国四百年前的著作《了凡四训》，即刻顿悟了，原来人生是这样的。”他在《活法》一书中坚定地说：“命运不是宿命，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古往今来，坚持用“立命——改过——积善——谦德”四训改造命运并取得成功的不乏其人。内心强大而伟岸，至真至纯，并辅之进取精神，付诸善行义举之人，定能赢得朗朗乾坤。

2014年6月于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