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

1.1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

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的外溢效应既可表现为正面的，也可表现为负面的。一方面，外商投资的进入，可在东道国市场上引入竞争，迫使国内同类企业采用更为高效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手段。在这种情形下，外商投资的外溢效应为正。另一方面，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具有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它的进入可能会排挤内资企业、降低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外资企业也可能会通过其雄厚的资本和广泛的信息来源，挖走内资企业的优秀人才、占用国内稀缺资源，造成国内企业生产能力的下降等。在这些情况下，外商投资的外溢效应为负。

何为FDI技术溢出效应，Blomstrom ＆ Kokko（1996）将其定义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FDI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其中的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第一次把技术的扩散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其后，Caves（1971）分别考察了FDI对最佳关税、产业模式和福利的影响，其中也多次提及扩散效应。

关于FDI溢出效应研究的经济理论依据或方法有两个^[1]：第一个是基于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可以追溯到MacDougall（1960）。这是一个部分均衡的比较静态方法，试图检验来自国外的边际增量投资的贡献情况，该模型预言外国资本的流入，无论是FDI形式还是证券投资形式，都会提高东道国劳动的边际产出，降低资本的边际产出。此外，MacDougall还指出FDI可能与其他重要的潜在利益联系在一起，认为外国投资的最直接利益是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至少在更多的海外投资不是由减税刺激获得的情况下是这样。而这种税收的好处是通过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带来的，特别是国内企业通过获取技术扩散和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采取更有效的经营方法的地方。^[2]

第二个是源自产业组织理论，始于Hymer（1960）。另外，Buckley and Casson（1976），Caves（1971，1996），Dunning（1973，1993），Kindleberger（1969），and Vernon（1966）等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方法是要回答为什么企业要在海外投资生产与国内相同的产品。答案是：FDI是与东道国的市场或要素存在某种缺陷有关，包括落后的技术、在分割市场上政府或企业对竞争的某些阻碍（Kindleberger，1969）。这样，一个企业要在海外投资必须拥有在海外分支有利可图的某些资产，如生产和工艺技术，或是管理和市场营销技能。只有在市场规模、保护程度、技术的有效性等有差异，发达经济在发展中经济投资才是有效的，不管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

上述两种解释外资溢出效应的理论和方法虽然不是相互排斥的，但各自有侧重点。传统贸易理论和方法关注外国投资的直接效应，但产业组织理论和方法则关注间接效应，即外部性问题，包括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及对东道国市场结构和竞争的影响。

Solow（1956）认为，资本和劳动是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要素，除此之外能够对经济产生推动作用的是技术进步因素。Solow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假设技术进步与资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因素，资本和劳动的增加对技术进步没有必然的促进作用。但内生增长理论否定了Solow增长理论中技术与资本、劳动无关的前提假设，指出技术进步是由经济的内在因素决定的，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学习效应”，从而导致广义的技术进步，产生外溢效应，带来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FDI被视为资本存量、知识和技术的结合体（Balasubramanyam et al.，1996），视为国内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催化剂（De Mello，1997）。20世纪80年代，罗默（Romer）和卢卡斯（Lucas）等人在批评和修正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增长理论，该理论重视对知识外溢、边干边学、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等问题的研究，明确提出FDI可以产生外溢效应，加速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发展中国家通过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培育并养成自己的内生技术创新能力。

有学者认为，通过FDI形式带来的技术进口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技术扩散，先进的技术并没有正真地转移到新的使用者手中，因为技术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多数还是在跨国公司手中。然而Findlay（1978）认为，FDI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传送到外资接受国，从而提高该国的技术革新速度。Blomstrom（1989）指出，技术转移到东道国企业并不是通过正式的交易买卖，而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带来的。Walz（1997）认为，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于跨国企业在欠发达国家的出现能对该国国内的研发部门产生知识溢出效应。Kokko（1992）认为，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来源于示范、模仿和传播；其二来源于竞争。前者是技术信息差异的增函数，后者主要取决于跨国公司与当地厂商的市场特征及其相互影响。但是，Kokko（1994）也同时指出，当跨国公司在某国所占市场份额较大并且其与本国技术水平差距太大时，没有证据表明此时的FDI对本国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任何作用。也就是说，FDI的溢出需要一个具有竞争性的市场结构环境和合适的技术“级差”。后者显然与本土企业的吸收能力有关。

对于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微观机理，即技术溢出效应是如何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发生的，理论上还缺少深入的研究。绝大多数涉及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文献，都将技术溢出效应视为由于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之间存在的技术差距而“自动”发生的，从而忽视了东道国企业在技术溢出效应发生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