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1.2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国外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一般认为，最早对FDI溢出效应进行计量研究的是Caves（1974），他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他选用这两个国家在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流入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由此他认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存在着FDI的正技术溢出效应。

接着，有很多学者对不同国家的FDI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Globerman（1979）对加拿大的研究、Blomstrom ＆ Persson（1983）和Blomstrom（1986）对墨西哥的研究、Liu et al.（2000）对英国的研究、Kokko et al.（1996）对乌拉圭的研究等都证实了FDI溢出效应的存在。

Lei Zhu ＆ Bang Nam Jeon（2007）利用以色列和21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1981—199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动态OLS分析，得出的结论认为，FDI对国际研发溢出有正向作用但影响较小。Haddad ＆ Harrison（1993）对摩洛哥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认为，跨国公司对该国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他们认为，摩洛哥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较大的技术差距阻碍了跨国公司溢出效应的产生。Aitken ＆ 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甚至是否定溢出效应的。他们的研究表明，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产业内外资企业所占比例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合资企业中外资股权比重越大，企业的生产效率也就越高，但是这种由外资带来的效率提高全部被合资企业“内部化”了，并没有外溢到当地企业。而Sourafel Girma et al.（2008）采集1992—1999年间英国制造行业的企业层面数据，分别分析了出口导向型企业和国内市场导向型企业中FDI对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情况很复杂、差异很大。

不少研究认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技术差异比较小时才会发生。Kokko（1994）研究了技术条件对产生溢出效应的影响。他通过对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只有在跨国公司所采用的技术不是很复杂，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效应才会变得比较明显。Kokko根据这个研究结果得出，当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技术差距过大时，后者难以消化吸收。同样，Borensztein et al.（1998），Kinoshita（2000）的研究也得到了与Kokko同样的结论。Liu et al.（2000）考察1991—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发现在英国制造业中也存在明显的FDI正溢出效应，同时他们还发现在技术差距比较小的行业里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与Kokko的观点相类似，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在技术差距较小时，当地企业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所导致的。

Samuel Mulenga Bwalya（2006）通过对赞比亚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分析，支持纵向技术外溢假定，外资企业的产品链上层部门对东道国的下游部门知识外溢效应比较大。他认为，这是因为外企需要东道国企业更有效率地生产出质量优良的产品供产品链的上层部门使用。

部分实证研究支持负效应的结果。Samuel Mulenga Bwalya（2006）通过对赞比亚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在水平层面上，外商企业对本土企业的生产力溢出效应是负的。他指出，外商在某部门的投资越多，本土企业的生产力水平越低，表明FDI对国内企业会产生负外部效应。Aitken和Harrison（1996，1999）对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以及Haddad和Harrison（1993）对摩洛哥的研究，发现存在这种负外部效应，称为竞争效应和商业盗窃效应，即激烈的竞争中，如果具有一定技术等优势的外资企业夺走了国内企业的市场，这种负效应就存在。同时，Djankov和Hoekman（2000）对捷克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对FDI在我国的溢出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省际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梁华，2004）。

（一）省际层面数据的相关文献

沈坤荣（1999）对1996年除四川和西藏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做截面的相关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可以带动0.37个单位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何洁（2000）利用28个省、市、自治区1993—1997年连续5年共计140个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得出的结论是，在将28个地区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超过经济发展门槛与未达经济发展门槛的两组地区的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各省市工业部门都存在明显的正的技术外溢效应。

薄文广、马先标、冼国明（2005）运用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从1995到2003年的面板数据，定量地评估了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用专利申请量来表征）作用的影响。结论认为：FDI对于中国的技术创新会发挥积极的影响，但前提是要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FDI对我国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影响程度最大，而对发明专利申请量影响最小，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影响次之。另外，FDI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域性特征，FDI对东部地区专利申请量的影响要强于对中部地区的影响，而FDI对于西部地区的专利申请量几乎没有影响。

（二）行业层面数据的相关文献

秦晓钟、胡志宝（1998）使用1995年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中全部39个行业的数据，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对数回归，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结论是：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正的外部效应，而且这种外部效应对内资企业总产出的贡献超过内资企业员工数量对内资企业总产出的贡献。

Zhiqiang Liu（2002）分析了1993—1998年深圳经济特区29个制造业的数据，得出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的使得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同时提高。

李广众、任佳慧（2005）利用我国2001年与2002年制造业19个行业的截面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似不相关估计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外商投资是促进技术进步，具有“鲁棒性”的影响因素。同时，对于国内企业或西部地区而言，外商投资具有显著的地区正效应与显著的行业负效应。

田索华（2007）以上海行业数据为基础的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大于外资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外资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又与外资进入的行业有关。分不同外资来源的分析结果表明，港澳台投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小于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OECD国家投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大于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三）企业层面数据的相关文献

王志鹏、李子奈（2003）采用2000年500个工业行业的5000家工业企业的统计数据，通过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分析外资对我国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并着重讨论外资产生的外溢效应，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外资参股可以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国外投资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港澳台投资。

许罗丹、谭卫红、刘民权（2004）通过对广东省华侨投资、欧资、日资、美资4组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数据，总结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途径，试图从华侨投资、欧盟、日资、美资4个投资方，对比分析这些外商直接投资在产品水平、研发投入、上游产品来源、员工素质、培训方面对我国企业的技术溢出，并通过这4组企业在成立初期与调查时点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情况来说明对我国企业的溢出效应。

虽然很多学者实证研究的结果都认为，FDI在我国产生了正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得出了肯定的结论。王飞（2003）采用索洛增长速度方程对跨省数据进行了回归，结果却发现总体上外资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潘文卿（2003）的研究表明，中国的西部地区还未跨越促使外资产生正的溢出效应的发展门槛，外资在该地区甚至产生了不太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

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大多数学者认同当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和投资环境到达一定水平时，即东道国能够跨越发展门槛时，FDI在东道国会产生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学者们对于我国情况的研究侧重说明FDI是否对我国有技术溢出效应，但对于FDI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则研究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