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两省的区位因素分析

5.1.1　影响两省FDI的区位因素分析

（一）广东引进FDI的区位优势

广东吸收了20世纪80年代全国吸引外资的将近一半，90年代全部外资的1/4以上^[1]。广东省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外技，不仅建立了一大批“三资”企业，而且也使许多国内企业实现了技术改造。由于利用外资及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增加，提高了产业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提高了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素质。因此可以说，广东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外资的推动。广东成功吸引外资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1）广东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它有长长的海岸线而且接近主要国际航线，这提供了进入世界市场的便利通道，具有内陆省份所不具有的物流优势。

（2）广东国有大型企业相对较少，在经济转型期背负历史遗留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包袱较轻。改革开放前，广东的工业基础相当薄弱，技术也很落后，为以后的经济转型带来了便利的条件。

（3）广东是我国最大的侨乡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大约80%的香港人或者出生在广东，或者把其家族追溯至临近省份^[2]。在缺失正式管理规则的地方，这种紧密的血缘关系有助于创造非正式的协调机制。

（4）在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恰恰具备了与香港互补性的工业结构特征，特别是内地的民工不断地涌入广东，造就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优势。而香港的优势在于拥有生产适销产品的企业和全球市场的详尽知识，拥有适应在激烈竞争中生存的管理人员以及有效率的金融和物流部门。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广东和香港各自的禀赋条件被理想地结合起来了，广东从香港吸收了价值链中几乎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广东的外商投资企业成为高度外向型经济的主导企业。这些外商投资企业的商业活动大部分集中于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外向加工活动。这种外向加工活动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

综上所述，广东大量的FDI表现为强出口导向的FDI的特点，它首先受到低劳动力成本和有利地理位置所吸引。

（二）浙江利用FDI的相对滞后原因

浙江省吸收FDI与我国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上海、山东、辽宁等省市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也与其目前在全国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排序中所处的位置不是很相称。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浙江省利用外资的增长率开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见表5.1）。

表5.1　中国沿海省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比较（亿美元）

资料来源：1979—2003年内的累计数来自《中国商务年鉴》（2004）；各年数据是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括号中的数据代表国内生产总值的位次。

造成渐江省吸收FDI相对滞后的主要原因有：

（1）与浙江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市场主导的内生型企业集群发展模式是浙江民营中小企业生存发展并形成竞争力的主流模式，而浙江经济也得益于这种企业集群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主要走的是这条内向型的、自给自足的民间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聚的内生发展模式，在浙江工业化起步阶段，民间资本有效集聚，引进外资很少。即使在1992年之后全国各地都在大张旗鼓引进外资时，浙江的外资依存度依然很低。区内资本的获得主要是通过私营企业的跨区域商业活动而非通过银行、资本市场等正式金融渠道。据估计，“九五”期间浙江民间资本投资约为4100亿元，占非国有投资的70%。而2001年统计的民间资本投资达到了非国有投资的88.78%，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高达54.7%，外商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只占到了7%。以亲缘和乡缘为信用基础、运作有效的民间金融市场资金来源的基础，同时也产生了比一般的社会关系更安全的信用基础，而这种信用效应也起到了放大资金集聚和流动效应的作用，正是这种信用基础支持了民间金融的有效运作。

（2）与浙江生产力布局比较分散，生产要素积聚程度较低有关。外资项目，特别是一些大项目的进入，一般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当地有没有大量的可用人才，信息是否灵通，企业配套资金能否保证，相关行业是否发达，市场潜力和辐射能力有多大等生产要素供给方面的问题。而浙江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工业布局呈现“低、小、散”的状况，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地区布局分散。1988年财政体制改革后，浙江实行了“省管县”的财政体制。这种体制虽可调动各县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加剧了生产力布局的分散性，各县（市）产业结构雷同、低层次竞争，不利于生产要素集聚。加上全省城市化进程慢，小城镇数量过多、布局分散、规模偏小，也影响了生产要素的集聚。如2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广东有31个，山东有27个，江苏有22个，浙江仅有8个。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造成浙江工业企业布局重复雷同、生产配套半径过大、生产成本过高，不利于质量的控制和要素的集聚。

（3）浙江省对外招商目标和重点不够明确，与沿海其他省市相比，广东的招商重点为中国港澳地区、福建为中国台湾地区，上海为欧美大公司，江苏为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山东为日本、韩国，目标均比较明确。而浙江始终没有在招商的重点目标上有明确的定位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三）Granger因果分析FDI决定因素的区位差异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不仅关注东道国的经济特征，而且还强调该国的政策框架和商业环境。当然，跨国公司不同的投资动机所要求的区位特征有所差异。有调查发现，在过去10年里，表5.2中带*号的因素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更加突出。

结合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我们分别利用浙江省1987—2003年和广东省1979—2004年的数据对FDI与劳动力工资水平、市场容量、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制度变迁和进出口商品总值等诸多变量与FDI之间的关系作Granger因果检验，尝试以此来分析浙江、广东两省影响FDI的因素。取滞后期为2。

数据说明如下：

1.FDI

取每年流入广东和浙江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利用额。

2.市场容量

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考虑较多的是市场规模和成长潜力，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更要考虑当地市场的容量和成长，衡量市场容量的指标有很多（如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人口数量等），但一般来说，该地区的人均GDP越大，购买力越强，市场容量也越大。因此，这里选用人均GDP近似地作为衡量市场容量的指标。

3.劳动力成本

劳动力成本是决定FDI流向的最重要的成本因素，特别是对于出口导向的FDI而言。这里的劳动力成本用平均工资代表。

表5.2　影响跨国公司的FDI的东道国决定因素

4.基础设施

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交通、运输、通迅等多个方面。若基础设施越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就越强。这里，我们选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总值来代表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

5.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各个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及相互联系，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过程，能引发资源的重新配置，进而推动经济的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而言，第二产业相对发达的地区一般都有相对成熟的配套设施、生产环境和制度法规等，第三产业发达的地区则有较好的商业、金融服务业等，它们对外资也越有吸引力。这里，选用第二、三产业的总值来代表产业结构状况。

6.开放程度

对外贸易量反映了该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与国外的联系越紧密，外商对该地区的了解就越深入，衡量地区的对外贸易总量一般用进口额和出口额的总和。

7.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良好的制度环境、有效的经济体制和适当的激励机制能充分发挥各种经济要素的生产潜力，促进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制度变迁，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四个方面。例如，地方政府的鼓励和较少的管制会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有制比重持续下降，而非国有制比重持续上升，因此，这里以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来近似地表示制度的变迁，非国有工业总产值越大，表示市场化程度越高。

8.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可以衡量一个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在本章中教育水平用该地区高等教育的在校生占该地区总人口数的比例来衡量。国内外不少研究指出，较高的劳动力素质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Borensztein，Gregorio，J-W Lee，1997）。

上述7个因素与FDI之间的因果检验如表5.3所示。

由表5.3可见，对于浙江省来说，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劳动力成本、开放程度、制度因素和教育水平。市场容量（人均GDP）与FDI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浙江省的FDI看中的是当地廉价的劳动力，浙江省的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市场经济条件的改善，能促使FDI的流入，浙江的FDI以出口导向型投资为主。从这一点上来看，浙江的FDI利用模式就与我们在本章开头的假设有所区别了。我们分析，尽管民营经济主导的浙江经济成长模式就是内生的和自主的增长模式，但是进入浙江的外资尽管有不少是民营企业吸引的，但是受到外资优惠政策的刺激和地方政策的鼓励，为了廉价劳动力等进入的外资仍占据多数。

表5.3　Granger因果分析结果

注：*表示在1%水平上拒绝零假设，**表示在5%水平上拒绝零假设，***表示在10%水平上拒绝零假设，空白表示接受零假设。

数据来源：根据《新中国统计资料五十五年汇编》整理。

影响广东省吸引FDI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成本、开放程度、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开放程度、制度因素和教育水平。这说明广东省的FDI看中的是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良好的基础设施、配套的产业基础和市场经济条件等，因而广东省的FDI可能是出口导向型和垂直型投资。与浙江省相同的因素有劳动力成本、开放程度、制度因素和教育水平，但广东的因素中多了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

从FDI投机动机来看，投资于两省的FDI主要是效率寻求型的，获得低成本的资源是重要影响因素。开放程度和制度环境也是重要的因素，还有是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看来两省吸引的外资的动因，总体区别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