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不同渠道溢出效应

5.3.2　FDI与不同渠道溢出效应

（一）FDI溢出渠道的简单回顾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上具有竞争优势的关键是产业的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来源于彼此相关的产业集群。提到广东和浙江，不得不提起产业集群，因为根据FDI的介入高低程度将中国的产业集群分类，刚好可以分为两大类，而浙江和广东恰好是这两大类的代表：一类是FDI介入程度低的（FDI-non-intensive，简称“低介入产业集群”），如浙江的产业集群；一类是FDI介入程度高的（FDI-intensive，简称“高介入产业集群”），如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产业集群。这两类产业集群的区别与它们的形成机制有关。广东的产业集群形成主要是靠外向型的经济，通过“三来一补”逐渐发展起来。而浙江很多专业镇的形成是内向型的，有赖于个私经济的发展（仇保兴，1999）。

高介入产业集群与外部的联系十分密切，保持适度嵌入性的关键是如何加强内部的嵌入性。即进入该区域的企业能更多地从内部获取资源，从而在外资进入与内部资源使用上保持一个适度的平衡。即外资进入能增加集群内企业的关联。

在低介入产业集群内，当地的内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起着主导作用，地理的接近和多年的共同生活，促进了地方专业化网络的形成，并孕育独特的文化和人际圈子。这时的外来企业，特别是外资企业较难融入其中，此类产业集群关键是要加强外部联系。换句话说，外资进入可能是无法与当地企业产生很大的关联。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利用FDI的主动权在民营企业这一方，也可能会使得FDI的进入朝着民营企业的愿望转移，使技术溢出服务于民营企业。如果这样的话，其技术溢出可能大一些。

两种不同的集群形式和不同的企业关联度，必然会给FDI的溢出带来不同的效果，因为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关联度正是技术外溢的一个重要渠道。那么这一节，我们就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产业间的关联所产生的溢出渠道的比较分析。

在前文中，我们发现，不管广东还是浙江，在21世纪初，外商直接投资都发生正的技术溢出。在本节中，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其技术溢出的途径，研究广东和浙江不同的发展模式，对于技术溢出的途径有哪些不同和相同点。根据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的回顾，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有4种：示范模仿、市场竞争、厂商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人力资本的流动。根据两省利用FDI的模式差异，我们着重对浙江和广东利用FDI的联系效应和竞争效应进行比较。

（二）基于前后向联系分析的两省FDI对比

本节结合浙江和广东的具体数据，将考察重点放在竞争和联系效应上，重点比较两省在这两种效应的行业溢出情况。

模型与指标描述：

为了检验浙江和广东FDI溢出效应，这里构造了如下的回归模型：

（1）log(Y_it)＝α+β₁log(K_it)+β₂log(L_it)+β₃log(B_it)

　　　　　　　+β₄log(F_it)+β₅log(H_it)+β₆log(C_it)+ε_it

式中：Y_it、K_it、L_it、B_it、F_it、H_it、C_it分别代表i行业t时的行业总产出、固定资产总额、就业人数、后向联系效应、前向联系效应、水平联系效应和竞争效应。

其中关于水平以及前后向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变量指标解释如下：

后向联系定义为除i行业以外，其余行业中，外资企业工业总产出所用到的i行业的中间投入品的总和，_ij为投入产出表中的直耗系数，表示j行业每一单位工业总产出中所消耗的i行业的中间投入品数量，FO_ji代表j行业t时外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出。

前向联系效应定义为i行业所用到的除了i行业外的其余行业中，外资企业的中间投入品供给总和，_ji为投入产出表中的直耗系数，表示i行业每一单位工业总产出中所直接消耗的j行业中间投入品数量，TO_it为i行业t时的全部工业总出表示t时j行业中外资企业的产出份额。

水平型联系效应用i行业t时的外资投资总额占该行业全部投资总额的比例来表示，该变量随着行业中外资投资总额的增大而增大。

式中表示t时i行业中外资企业的销售总额占该行业全部销售总额的比例。

竞争效应定义为i行业t时外资企业的销售总额占该行业全部销售总额的比例，该变量随着外资企业销售总额的增大而增大。

估计方法及实证结果如下：

为了尽量减少回归估计中所存在的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我们对方程（1）采用GLS，同时用横截面加权方法（Cross Section Weights）对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进行纠正。在具体估计时，进行迭代至收敛（Iterate to Convergence），所设定的最大迭代次数为500，收敛至0.0001，同时使用怀特（White）异方差纠正。

数据说明：广东的数据来源于2001—2005年的《广东统计年鉴》，行业为广东有外资进入的20行业：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加工业、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

浙江数据来源于2001—2005年的《浙江统计年鉴》，浙江有外资进入的行业要少于广东，所以这里选取了17个行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加工业、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本章中所用到的投入产出系数取自中国投入产出学会提供的1997年的直耗系数，由于本章所使用的数据是20个行业，跨时5年的面板数据。理论上，应该提供每年相应年份的直耗系数，但是由于数据不完整，只能找到1997年较为齐全的直耗系数，由于回归数据跨时短，且接近1997年，因而可认定2000—2004年工业分行业的直耗系数同1997年数据变化不大。

首先，对广东的数据做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5.18所示。

表5.18　广东的不同渠道溢出效应回归结果

从表5.18中广东数据的回归结果看，参数的估计结果都比较显著，资本和劳动等基本投入都对企业的产出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四种联系效应的估计也都是具备显著性，前后向联系效应对广东行业产出起了重要作用，即外资的前后向联系效应是FDI对广东产生技术外溢所不可忽视的渠道。尤其要指出的是，水平型技术外溢产生了负的外溢作用，表示一个行业随着其外资占总行业的投资额的增大，将不利于行业产出的增加。行业的竞争效应的增大，对产出将产生正的效应，表示广东的工业企业已经适应了由FDI进入产生的竞争效应。

在回归的结果基础上，为了比较四种联系效应的大小，以及四种联系效应对广东的工业企业是否起到正向技术效应，这里进行了联合假设，结果如表5.19所示。

表5.19　联合假设检验

注：进行联合假设检验时，对假设条件进行了一定形式的转化，以原假设β₃＝β₄，备择假设β₃＜β₄为例，令θ＝β₃－β₄，则检验形式为检验原假设θ＝0，θ＜0，β₃＝θ+β₄代入回归方程①（见P78）中进行回归估计后可得到关于θ的t值检验，根据t值的显著性即P值就可对原假设进行接受或者否定，其余假设是按照这种形式进行。

根据表5.19的联合假设检验结果可知，后向联系效应所产生的技术外溢小于前向联系效应。内资企业与处于上游行业的外资企业之间的联系程度比其与处于下游行业的外资企业之间的联系程度要紧密些。简而言之，就广东工业企业而言，更多的是接受外资企业所提供的中间投入品，而非更多地向外资企业提供中间投入品。这可能是由于受本身技术实力的影响，本国企业提供的中间投入品还达不到外资企业的要求，导致外资企业更多的是以进口中间投入品为主，因而由前向联系效应所产生的技术外溢大于由后向联系效应所产生的技术外溢。

前向联系和竞争效应，根据表5.19的联合检验，P值很大，t值很小，没有通过检验，即不排除前向联系所产生的技术外溢会等于竞争效应产生的技术外溢。

对于联系和竞争效应所产生的总的技术外溢，根据表5.19的检验，原假设没有通过联合检验，接受备择假设，则这种技术外溢是正的。

同样，把浙江的数据代入回归方程①（见P78），得到的结果见表5.20。

表5.20　浙江省的不同渠道溢出效应回归结果

从表5.20对浙江数据的回归结果看，资本和参数的估计结果都比较显著，资本和劳动等基本投入都对企业的产出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四种联系效应的估计中，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水平联系效应都对浙江行业产出起了外溢作用。即外资的前向联系效应和后向联系效应都是FDI对浙江产生技术外溢所不可忽视的渠道，但是与广东一样，水平效应的系数是负的。竞争效应的估计结果不显著，这与浙江民营经济起主导作用的现实是相符的。

上述分别从联系效应和竞争效应分析广东和浙江的技术外溢作用，结果证明，作为低介入产业集群发展的代表——浙江，集群中的企业与外资关联度稍低，竞争效应尚未体现，但是其他的三个渠道均出现显著的结果。而作为高介入产业集群发展的代表——广东，集群中的企业与外资关联度稍高，实证也证明其存在多种外资溢出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