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贸易结构效应研究的发展

2.3　汇率贸易结构效应研究的发展

就汇率与贸易结构的关系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大部分的研究对汇率变动的传递效应（Pass-through）展开分析^[24]。如：David C.Parsley（1993）指出美日汇率变动的传递效应的下降是由美国的需求弹性，或者进口产品供应条件变化引起。他提出美国进口品的贸易结构组成的演变的假设，并验证这一假设对汇率变动传递效应的作用。利用部门贸易量与进口价格数据，美国从日本进口的商品已转移到传递效应较低的商品类别。具体来说，汇率变动对化学品的传递效应因子最大（10.77）；金属制品次之（1.74）；接下来是机械设备、交通设备、电子产品等，而受影响最小的是电子设备（0.11）。Athukorala和Menon（1994）利用一个分别测度出口定价行为与汇率变化冲击的方法，检验了汇率变动与日本不同出口商品定价的关系。结果显示，汇率变动的不完全传递效应是广泛存在的现象。结论也与通常认为的在日元升值时，日本企业为了维持市场份额而高度依赖于市场定价策略的观念相左。Takagi和Yoshida（2001）从p_it＝f（D_it，MC_t，E_it）出发，分析本地需求条件（D）、出口品边际生产率（MC）与汇率（E）对价格的作用。利用动态面板模型日本与东亚国家，及其工业化贸易伙伴国估计了20个9位数字的各类产业商品的汇率传递效应。利用日本海关的1988—1999年的单位出口与进口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显示汇率变动的传递效应对日本的出口贸易的影响大于进口贸易。即日本的进口品的日元价格在日元贬值时并不上升，在升值时并不下降，而日本出口品的按外币表示的价格却在本币升值时下降，在本币贬值时上升。

José Manuel Campa（2002）利用欧盟各国与相关国家多种不同商品组成的贸易结构，检验汇率变动对新加入欧元区的国家的进口价格的影响。Campa首先估计了所有欧元国的产业专业化程度。汇率变动的短期传递效应在各国、各产业间（按照SITC分类）的作用要较一国（产业）弱。而长期来看，汇率变动的传递效应在国家之间与产业之间的差异逐渐平稳。欧元区域不同国家对消费者价格和生产成本指数的差异变化逐渐显现，而传递效应不同可以用各国对欧元区以外区域的不同的开放度，以及进口商品的差异结构得以解释。之后，Campa和Linda S.Goldberg（2006）又利用多国多部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零售价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利用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数据，研究探明了对不同零售产品价格影响的三个原因。首先，汇率变动对综合进口价格的影响有所下降；第二，各部门的进口价格的变动较大，即进口成本和国内可贸易品的价格对汇率变动的敏感度较大；第三，商品的流通服务的费用有所变化。他们发现具有进口内涵的各产品消费价格的变化并不一致。贸易平衡有利于增加对汇率变动的传递效应。经过运算，他们得到汇率变动对所有商品的进口价格弹性为0.59，而对不同国家与不同商品的弹性如表2.2所示。

Akira Otani、Shigenori Shiratsuka和Toyoichiro Shirota（2003）实证检验了日本的汇率变动对进口商品价格传递效应。他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传递效应的下降来自汇率变动对各种商品的传递效应的下降，而不是从原材料到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份额的降低引起的传递效应的变动。另外，他们发现汇率传递效应下降的时期与日元升值与经济与贸易结构的变化相互一致。在全球化过程中，日本企业对进口价格的传递效应下降并不意味着汇率变动在宏观经济变动中的作用下降。汇率变动对日本进口的不同类别商品的作用，这一研究已经开始考察汇率变动对类别商品贸易量的影响差异。结果如表2.3所示。

表2.2　Campa汇率变动对影响进口价格结构的弹性

表2.3　Otani汇率变动对贸易结构的效应

Mario Marazzi、Nathan Sheets和Robert Vigfusson（2005）研究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早期的汇率变动对美国进口产品价格变动的传递效应。研究既明确了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直接作用，也分析了通过改变商品价格的间接作用。研究显示汇率变动的传递效应有所加大，影响因素包括美国市场的商品密集度和中国出口品的在美国市场出现等变量。

其他研究从各个角度展开论证。第一，讨论汇率变动与贸易结构总体变迁。如：Jeffrey H.Bergstrand（1991）实证检验了实际汇率的结构性决定因素与一国的价格结构与水平。Michael Michaely（1983）认为1973年以来，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等贸易政策制止了商业周期性的国际贸易下滑，以及贸易结构从工业品向初级产品的恶化。J.Hughes Hallett（1992）考察了汇率低估作为贸易保护政策，以调节宏观经济平衡的作用。Janice Boucher Breuer与Leianne A.Clements（2003）利用1978—1996年分部门数据来分析美日贸易的商品结构（the Composition of Trade）的变迁，以及各种商品的汇率弹性在日元/美元汇率变动时的弹性；分析其弹性是否与商品的性质（固定投资与可变投资的比例）有关，并指出大部分商品的弹性在汇率变动时保持稳定。Mohsen Bahmani-Oskooee与Gour Gobinda Goswami（2004）探讨了日本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量受汇率变动的敏感度。Karim Barhoumi（2006）以24个发展中国家1980—2003年的数据为例，调查了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的不同传递效应。Marianne Baxter和Michael A.Kouparitsas（2006）讨论了决定贸易量的因素，指出要素禀赋、汇率、发展程度与经常项目收支是决定贸易量与结构的主要变量。

第二，按照不同的贸易模式展开分析。如：Maurice Obstfeld（1980）分析指出中间产品价格的变化将导致在短期和长期的汇率升值，并形成一个经常项目失衡，国内外最终产品的贸易条件在长期将得到改善或恶化。Barry J.Eichengreen（1983）论证了汇率在一国保护贸易中的作用，汇率变化可以影响其贸易条件，从而改变资源配置与贸易结构。Sven W.Arndt（1990）检验了区域专业化增长中的实际汇率、贸易竞争力和贸易平衡的关系。Robert C.Feenstraa、Joseph E.Gagnonb、Michael M.Knetterc（1996）以伯川德竞争模型分析了汇率变动时，不同市场结构（以汽车产业为例）的贸易量的反应，模型分析了1970—1988年12个目标市场4个国家的汽车出口的面板数据，指出汇率变动的传递效应与市场份额是明显的非线性的，拥有的市场份额为40%左右的出口国，其汇率的传递效应最低；而拥有100%的市场份额时，其传递效应最高。

第三，探讨汇率变动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机制。如：Devajyoti Ghose与Homi Kharas（1993）衡量进口需求方的双向价格变化，分析并测度实际汇率对贸易的结构和方向变动起作用的复杂路径。Hamid Farugee（1996）利用不完全竞争的两国模型，检验了在不同贸易模式之间的实际汇率的时间序列变动的部门间差异。在跨国贸易中，在允许相对价格存在较大的偏离和较弱的中位回归的情况下，各国价格决定机制将更少地互相影响。相反地，当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存在时，在相似国家的相似产品贸易中的价格关联性将降低价格的传导性，以及实际汇率的可持续性。贸易模式选择能有效改变汇率与国内的价格粘性，这又影响了开放经济的自我修正机制。Jiawen Yang（1997）年探讨了汇率变动对美国制造业的传递效应，利用具有产品差异的Dixit-Stiglitz模型，他指出传递效应与产品差异程度正相关，与其产出的边际成本弹性负相关。实证研究发现，各个产业的传递效应各不相同。

第四，汇率变动对专业产品贸易的影响。如：Steven Kyle（1991）考察了实际汇率变动对澳大利亚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多种商品贸易流量的影响，而农产品生产特性使实际汇率变动更为重要。Dominique M.Gross和Nicolas Schmitt（2000）以瑞士的汽车产业为例探讨了动态垄断市场结构下的汇率变化的传递效应。Kuo-Liang Wang和Chung-Shu Wu（1996）基于1986—1992年台湾石化产业中间产品的进出口，研究了汇率变动的传递效应。利用主成分析法与价格—成本边际等式研究表明，石油企业的吸收仅对汇率变动有较小的影响。而汇率变动对出口价格、市场结构的影响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一趋势与世界石油市场的竞争增加，以及台湾企业在汇率变动下，保持市场份额的意识有关。

第五，就专门的贸易方式展开分析。如针对出口贸易中的进口成分。Tilak Abeysinghe和Tan Lin Yeok（1998）指出：通常的研究认为本币贬值将刺激出口，并减少进口；而本币升值将鼓励进口，却损害出口。然而，这一论断通常忽略了在出口商品中存在进口的内涵（the Import Content of Exports），以及生产率提高的动态效应。他们对以不同出口品中的不同进口内涵形成贸易结构，就新加坡对外贸易的这两种效应做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具有高度进口内涵的出口并不受货币升值的负面影响^[25]，这是因为本币升值降低的进口价格减少了出口品的生产成本。就新加坡而言，这一缓冲作用竟超过了出口竞争力受本币上升的影响。然而，在服务产品的出口中，由于其仅有较低的进口内涵，本币贬值的影响较大。

就人民币汇率变动的贸易结构效应的研究包括：毕玉江（2005）按照标准国际贸易分类将我国进出口产品分类，测度了汇率变动对贸易结构的影响，指出各类商品对实际汇率的弹性存在较大差异。宋海英（2005）证实了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国农产品类别的出口贸易的J曲线效应，指出农产品的性质使其变化与其他产品不同。姚允柱、张国强（2006）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1981—2004年汇率变动对我国及其28个省的进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汇率变动对我国区域间进出口的影响存在差异。W.L.Chou（2000）检验了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与分类商品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汇率波动对贸易具有负面作用，但各类商品并不相同。刘传哲、陈寒凝、贾彦利（2004）论证了实际汇率对江苏省出口贸易及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潘沁、徐康宁（2005）建立了产业转移影响实际汇率变动的理论模型，检验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的实际汇率、80年代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及我国贸易特化系数，认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认为的贸易品劳动生产率降低带来的实际汇率上升在我国存在。同时针对我国加工贸易比重过大的现实，提出应当在及时调整我国贸易结构的基础上合理重估人民币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