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市场结构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5.4.4　进口市场结构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上述实证结果显示的规律性提示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总体来看，针对我国主要进口贸易伙伴的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进口的实际汇率弹性以负相关为主，这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贬值）并不能促进（抑制）我国的进口增长，反而对不利于（有利于）我国的进口贸易发展。个别国家希望通过推动人民币升值，打开中国市场的愿望难以实现。

香港地区是我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主要的进口来源地，并在90年代初期成为我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但在1993年后下滑明显，目前已在我国大陆前10位的进口贸易伙伴之外。这反映了香港地区和大陆经贸关系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地区是中国大陆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从香港地区进口是满足我国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来源；90年代中期之后，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逐渐稳定，香港地区由我国的主要进口来源演变为我国最大的“转口”贸易出口目的地，以及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地，当时外商直接投资所需的生产资料也有部分需从香港地区进口；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港商投资所需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能由我国大陆提供，而香港地区的“转口”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我国大陆对香港地区出口不断扩张，而从香港地区进口不断下滑。我国大陆对香港地区贸易发展的变迁既是我国逐步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经济的结果，但也受到两地相对价格，即双边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我国从香港地区进口的短期实际汇率弹性为负向的1.19，而长期实际汇率的负相关弹性更高达2.02，居所有实证分析的贸易伙伴之首。这和我国从香港地区进口，更多是出口企业对生产资料的进口，属于FDI进口和加工贸易进口的较多，其服务于出口的目的性较为明显。我国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贬值），将抑制（促进）我国的对外出口，从而也抑制（促进）了服务于出口的生产资料商品进口。

我国从日本和韩国的进口，受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贬值）的抑制（促进）作用也较为明显。中日韩和东南亚国家日渐形成面对世界市场的出口贸易分工结构，其中日本居于提供技术、机械设备和资金的领头雁位置，近10多年韩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其分工地位逐渐向日本靠拢。由于从日韩的进口同样服务于出口的目的，因而在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贬值）时表现出抑制（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从日韩（以及香港地区）进口的负向长期效应要远大于短期效应，这表明我国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贬值）弱化（强化）我国在东亚出口分工体系中的作用时，存在一定的结构型“时滞”。我国经济增长所受的影响要较当期所观察的更为深远。

从长期来看，我国从西欧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的进口，同样受到人民币相对升值（贬值）的负向抑制（正向促进）作用，但其效应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值得进行差别分析。澳大利亚虽然是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但该国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对我国的出口品大多是应用于生产的资源、原材料产品，如铁矿石等。从汇率升值提高购买力的角度，人民币相对升值（贬值）应有正向促进（负向抑制）作用，但实证结果显示正好相反，尤其长期的负向抑制（正向促进）作用更大。这可能在于，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资源与原材料商品也更多服务于出口目的，以供应出口为主。俄罗斯也是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国家，我国从俄罗斯的进口以能源燃料、资源产品居多，近年来从俄罗斯的进口增长迅速。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罗斯经济发展起伏较大，卢布的贬值与波动频繁，俄罗斯国内经济对资源（能源）型商品的出口有较大的依赖。从实证结果看，人民币相对升值（贬值）对从俄罗斯的短期抑制（促进）作用明显，而长期则趋于0表明，俄罗斯出口对我国市场的依赖存在。这一长期效应也表现在我国从法国的进口中，长期效应趋于0，表明我国汇率升值总体对从法进口影响不大；从短期来看，表现为较小的正向促进作用，表示我国从法国进口的商品较其他国家更多用于国内消费目的。与之相对比的是我国从德国进口的实际汇率弹性，其短期与长期的负向弹性均为负向作用，表明我国与德国的相对实际汇率升值（贬值）将抑制（促进）我国从德国的进口，这与我国从德国进口较多的应用于生产目的机器设备有关。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不是我国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商品和机械设备的主要进口来源地。由于美国对我国的出口管制，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未能体现中美要素禀赋所体现的分工，大豆、面粉等农产品均是我国从美进口的主要商品。从短期看，提高人民币与美元的相对实际汇率对我国从美国进口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长期看，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升值（贬值）对我国从美国进口呈现出抑制（促进）作用。这表明，美国某些政客企图通过人民币升值，加大对我国的出口，以缓解中美贸易美国逆差的目的，在中国进口的环节是行不通的，中美贸易逆差更多体现了全球资源整合与世界市场分工的结果。我国从新加坡的进口也呈现了与美国一致的效应，短期正向相关而长期负相关。

我国从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较多反映了东亚与全球经济分工变迁的结果。我国对欧美国家的顺差，在我国的贸易平衡表中，很大部分被我国对东南亚国家的逆差所抵消。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已经逐渐从东亚分工价值链下端的竞争关系，我国逐渐向上端移动，而东南亚国家则相对停留在下端，因而形成了向我国提供原材料和半制成品的进出口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从东南亚国家的进口在我国进口中的占比逐渐增加，这一趋势仍在持续中。人民币汇率升值从长期看加强了我国的进口能力，尤其是从发展中国家进口我国适用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能力。但从短期看，由于我国进口服务于出口的目的，汇率变动体现了较明显的负向作用。我国从巴西的进口，同样体现了我国进口的短期目的性与长期结果。

将我国从沙特的进口单独分类，体现了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内能源日渐难以满足我国生产与消费，发展能源进口贸易的迫切性。这一迫切性体现在人民币相对实际汇率变动的短期正向弹性系数上，表明人民币升值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表现为我国从沙特进口（能源）能力的增长上，而这一能力在长期内得到持续与扩大。从沙特、巴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结果可以说明：人民币汇率升值提高了我国进口能源、资源产品的能力。

以贸易伙伴国（地区）经济（GDP）增长代表该国（地区）向我国生产和供应能力的增长，也表明了该伙伴的经济增长通过我国“进口”的方式，对我国市场的依赖程度的变迁。从实证研究结果看，大多数国家（地区）对我国的出口的GDP弹性为正，尤其是沙特、菲律宾、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以及韩国的正向弹性相关系数均大于1。这表明，大多数国家（地区）经济增长与我国的进口正相关，而对于沙特、菲律宾、巴西、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增长对我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渐加大。我国从俄罗斯的进口也表现为正向相关，而澳大利亚、新加坡的进口也表现为较小的正向相关。但我国从香港地区的进口则表现为最大的负相关。而我国从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进口的GDP弹性则为负，表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将减少向我国的出口，而更多注重国内市场和其他市场。而我国香港的进口，与香港的经济增长呈现较大的负相关，考虑到大陆与香港地区的经贸关系的日渐加深，以及大陆从香港地区进口的日渐减少，表明大陆与香港经济的协调共进已经从由香港地区进口的方式转变为从香港地区“转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