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区域结构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6.3.4　出口区域结构效应实证结果分析

以上实证结果所体现的规律性提示作进一步的分析。

总体来看，我国各省（市、区）出口大多受实际汇率变动的负向影响。在实证分析的结果中，我国以西部地区（主要省份）出口受汇率变动的负向弹性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的外围地区（2）再次之，而经济发展较好、对外贸易依存度较大、开放较早的沿海地区，其出口受汇率变动的负向弹性相对较小。这表明，如果将出口作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一项杠杆，而汇率政策作为调整各区域对外贸易的政策的逻辑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在促进我国各区域出口发展中有一定的“收敛”性，即对于我国经济较为落后、对外经贸发展程度较低的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贬值的促进发展的作用较大，有利于地区间对外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对我国各区域出口发展的抑制作用则表现出一定的“发散”性，即对我国经济较为发达、对外经贸发展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升值的抑制作用较小。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不利于我国区域对外贸易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将扩大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差异。这是受我国各区域的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状况影响的。东部地区由于发展较早，经济基础较高，出口产业结构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产业为主，逐渐提高其产品的附加值。在预期汇率升值的情况下，进行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和利润结构调整的能力也较强。而中西部地区相对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在汇率升值条件下，进行出口调整的能力较弱，因而受到的影响较大。

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长三角省（市）出口受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较大，弹性的负相关性最大；珠三角的广东次之；东南的福建再次之，环渤海地区的省（市）受的影响较小，北京和天津甚至表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实证显示：人民币汇率升值将较大抑制长三角省（市）的出口发展，较小抑制广东、福建与山东的出口发展，而对北京与天津的出口，可能会有一定的出口促进作用。

这是由于最早开放的东南沿海地区，其出口的方式结构^[28]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长三角的上海、浙江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主，我国企业是出口利益的衡量主体，汇率变动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出口利润，所以受的影响较大；广东、福建与长三角的江苏是我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也是我国加工贸易最为发达的地区，外资企业较多按外币衡量其收益，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较小，加工贸易的委托方是出口贸易的利益主体，我国只承担加工环节，汇率变动只影响加工环节的成本，所以广东和江苏出口受汇率变动的影响相对较小。而环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和辽宁出口的汇率弹性不显著，以及山东的汇率弹性较小，这些地区的出口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尤其大型国有企业往往服务于国家出口计划，对汇率的调节反应较小。

按经济地理区划，东部地区（2）和中部地区（3）基本可以看做是东部地区（1）的外围区域^[29]。如在长江流域经济带中，将长三角沿海省市作为湖南、湖北、安徽的沿海“核心”区域；在泛珠三角经济带中，将广东省作为湖南、海南的“核心”区域；在北方经济带中，将北京、天津、山东作为河南、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的“核心”区域。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实际汇率变动对“外围”区域省（区）出口的负相关影响，基本上呈现明显（以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省份测度）大于其所在地区的“核心”沿海省（市）的态势。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将扩大我国东部与其毗邻地区的出口发展差距，这些省份出口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大于沿海省（市），表明人民币汇率升值不利于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向外围区域的扩散，而人民币汇率贬值则有利于外围区域的外贸发展。而在中部地区（3）和东部地区（2）的省（市）内部，受汇率变动的影响也呈现出一定规律的差异性。其中，中部地区属于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出口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较大；东部地区（2）中，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的出口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较大；河北、河南、内蒙古的出口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较大，是属于经济与对外贸易发展相对较好（上述地区2000年的人均GDP在5500～8800元之间）的沿海地区的外围区域。在沿海的外围区域中，安徽、广西、江西受的影响则较小，或不显著。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GDP在4500～5100元之间），其对外贸易发展不足，出口的汇率弹性较小。

西部地区各省（市、区）出口受实际汇率变动影响的差异较大。西部经济总量较大，且外贸依存度也较大的四川、陕西、新疆等省区，以及甘肃的出口，对汇率变动体现出较大的负相关弹性，出口的实际汇率负向弹性在1.4以上的省份占所统计的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的70%左右（2005年）。而云南省出口的实际汇率弹性较小，为0.39。另外，在面板分析中，贵州和宁夏出口与实际汇率变动的弹性较小且不显著，体现为负相关。这表明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出口的不利影响最大。即人民币升值不利于东西部对外贸易的均衡发展，对西部地区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更为不利；而人民币汇率贬值则更有利于西部地区的发展，且促进东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

实际汇率弹性的区域差异性，与西部区域的地缘经济环境所开展的出口贸易市场结构^[30]有关。西部经济总量最大的四川省，开展对外出口贸易的国际市场结构基本和东部地区一致，但其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体现了汇率变动下西部出口贸易较东部脆弱。这同样体现在西部的新疆，其出口贸易主要以出口中东欧、俄罗斯的边贸，以及针对欧洲市场的出口为主，在这样的出口市场结构情况下，该区出口受汇率变动的影响为全国之冠。而云南省的对外贸易主要以与接壤的东南亚地区的边贸为主，其出口受汇率变动的负向弹性表现较小。这同样体现在毗邻东南亚且沿海的广西，其出口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较经济状况相似的省份小，但大于云南省，这是由广西临海发展边贸出口的特征决定的。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逐渐升值，时期较短，实证所采用的是1992—2005年的截面时间序列数据。这一时期，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主要特征是与美元汇率保持稳定，而加权实际汇率在1998年以前保持了上升的趋势，1998年之后经历振荡下调的过程。

探讨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与出口发展的协同性，即考察各区域出口的GDP弹性，在正向相关的省份中，基本呈现了较高的经济地理分布规律性。即：①东部长三角省（市）（核心）＞西部四川、甘肃、新疆（西部人均GDP较高的省份）＞环渤海核心省市（核心）＞珠三角、闽东南沿海的广东和福建（核心）＞河北、河南、安徽和宁夏（外围）。②在呈现负相关的省份中，沿海的广西（珠三角外围）＞江西、湖北和湖南（长三角、珠三角外围）＞东北的辽宁和吉林（环渤海外围）＞西部的陕西、贵州，基本按照这一地理逻辑顺序分布。在负相关的地理逻辑顺序中，例外的省份是处于边境发展边贸便利的内蒙古、云南、黑龙江三省，和区域顺序中的其他省份差异较大，且呈现的负向弹性较小。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地理逻辑顺序分布非常清晰，即在我国的各经济地理区划中，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呈现较高的协同性，经济发展较好“核心”的区域，其出口增长也较快；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其出口发展也较落后。

同时，笔者发现，在我国的各自经济区划中，GDP弹性较高的省（市、区）往往也是实际汇率负向弹性较高的省（市、区），两者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而其相关性又受到其所在的经济地理区域性的影响。

考察我国各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在GDP中的占比变动对我国出口变动的弹性，总体系数不十分显著，这与外商投资分布大量集中在少数省份，中西部地区发展不稳定，以及统计数据较为缺失有关。根据实证显示：我国大多数省（市、区），尤其是东部与东部地区省（市、区）显示为负相关弹性。东部地区（1）与东部地区（2）的沿海省市中，除北京和海南外，其他均表现为较明显的负线性相关关系；东部地区（2）和中部地区非沿海省（市、区）中，除广西、江西与吉林外，都表现为负线性相关关系；而西部地区的表现则比较特殊，除云南、新疆两边境省（区）外，均表现为正线性相关。

以上也呈现了一定的规律性。这一规律性与我国各地区发展对外经济所处的历程（1992—2005年）有关。表现负线性相关的区域，大多处于吸引FDI的稳定期，包括沿海和沿边已经FDI程度较高的区域，以及吸引FDI较少的中西部省份。表现为正线性相关的区域，大多处于吸引FDI的上升期。尤其是西部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究竟FDI、出口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三者的变动属于何种形式，有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