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品技术复杂度的内涵解读

7.1　国际贸易品技术复杂度的内涵解读

对贸易品的复杂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与大卫·李嘉图（1817）的国际分工理论。在国际分工中，按照要素禀赋理论（伊利·赫克歇尔，1919；伯蒂尔·俄林，1933），富裕程度高的国家，倾向于生产与出口资金和技术要素密集度较高的商品，这些商品往往也是生产工艺复杂、生产环节较多、商品附加值较高的商品，是资金与技术要素贫乏的国家难以完成的，即复杂度较高的产品；而富裕程度较低的国家，由于要素的限制，往往只能生产与出口复杂度较低的商品，这些商品往往是初级产品、资源型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与其出口商品结构密切相关。对“里昂惕夫之谜”（Leontief Paradox，1954）的探讨，即一国对外贸易商品的“复杂度”是否与其经济发展相适应，以及对偏离原因的探讨，成为国际贸易学发展的新趋势。衡量富裕国家的出口品与贫穷国家的出口品之间存在的差异，并对这种差异的度量与阐释，正是贸易复杂度结构研究所要探讨的内容。

在对国际贸易的复杂度的研究中，Robert C.Feenstra和Andrew K.Rose（1999）利用美国从各国进口的面板数据，对各类商品的复杂度进行了排序。Peter K.Schott（2006）用两个维度考察了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的相对复杂度。通过与资本要素较为密集的OECD国家，以及要素密集度与中国相似的国家的对美出口商品的比较，指出中国出口贸易复杂度的偏移是中国发展的一种红利（Premium）。J.M.Finger与M.E.Kreinin（2001）用一个指标度量国家间出口的相似性。

该指标度量了a、b国家向c国出口商品的相似度，Xi（ac）是a国向c国出口商品中第i种商品的比重。通过指标测算，指出LDCs（不发达国家）间的贸易的相似度要小于工业化国家。J.M.Finger与M.E.Kreinin指出，不同的不发达国家倾向出口不同类别的商品，而不同的工业化国家出口的商品类别较为一致。

Peter K.Schott（2001）考察了美国的进口贸易，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向美国的出口商品在趋同。自1972至1994年，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单独向美国出口商品的比重从41%下降到17%，而1994年四分之三的美国进口商品同时来自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而同一商品的商品内价值分布则与国家的富裕程度显著正相关。如美国1994年从日本进口的衬衫价格是从菲律宾进口的30倍。Schott（2003）建立了一种测度具有足够的要素分散化的情况下，出口商品结构专业化的技术。结果显示产业层面的数据拒绝单一因素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一致性。同时，产业层面数据揭示，同一产业内部存在着出口商品存在着异质性。Schott（2006）利用美国产业层面的进口数据来探讨贸易理论。虽然越来越多的商品同时由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出口，但商品单价却随出口国的要素密集度与生产技术系统性变化。这表明，按照商品分类测度的专业化越来越模糊，而按照商品内价值专业化测度的专业化却呈现出一致性。

Ricardo Hausmann、Jason Hwang和Dani Rodrik（2005）测度了收入水平上的国家出口，显示当知识溢出存在时，国际贸易的专业化变得不确定，而一国出口商品的组合则反映了该国的经济增长状况。Schott（2006）利用质量价格调整成分方法，探讨各国出口商品的质量，而这种方法更多探讨了由要素，而非质量引起的价格差异，如比较优势和货币失衡。通过对1989—2003年45个美国贸易伙伴向美出口数据的测度，Peter K.Schott（2006）指出，贸易顺差有利于一国提供较高质量的商品，而贸易逆差则使一国出口较低质量的商品。在国内，樊纲、关志雄、姚仲枝（2006）对Hausmann的方法进行了修正，提出用显示比较优势作为权数构建的贸易品技术分布指标优于以贸易量作为权数构建的贸易复杂度指标，并以此考察了我国与美、日、韩、东盟、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互补指数与竞争压力指数。杜修力、王维国（2007）构建一套测度出口贸易技术结构的方法，并在SITC三位码分类水平上，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及其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