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产生的原因

在一国经济中，商业银行作为信用中介，能够给全社会提供和创造信用。信用作为非金融部门的一种财务杠杆，必然会加剧实体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在经营行为上，商业银行表现为“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因此，商业银行经营中具有“天然的”亲周期特征。与此同时，一些制度层面的因素，如信用评级制度、会计制度等，具有加大商业银行亲周期程度的特征。

一、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具有内生的亲周期特征

1．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特征源自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以及银行盈利能力的周期性

Kiyotaki、Moore（1997）和Katalin（2002）等人认为，信贷市场不完善造成信息和代理成本与借款者及担保抵押物的净值负相关，而担保抵押物的价值与经济周期同步。在经济萧条时，高质量的贷款担保抵押物的价格在下降，而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在增加。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在经济衰退期会比其他时期面临更大的风险，从而收缩信贷。借款人违约和抵押物（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具有强化信贷周期的负面效应，当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增加时，决定了大部分市场的参与者并没有足够的信息进行理性判断。此外，抵押资产价值从估值依据到估值结果对经济的影响都有明显的亲周期特征，并对泡沫的形成、扩大和经济波动的增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加大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并对经济运行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谭伟（2009）认为，在经济周期中商业银行倾向于采取的亲周期的发展模式，即在经济扩张时期，商业银行采取增加业务品种和数量，增加市场份额来获取更大的利润。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商业银行缩减资产规模来避免损失。这种亲周期发展模式扭曲了银行信贷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关系，增加了银行系统的脆弱性以及经济周期的波幅。

2．抵押资产价格、内部信用评级及贷款损失拨备等都具有亲周期的特征

White（2006）认为，在经济上升时期由于抵押资产升值，市场前景看好，商业银行将增大信贷供给，刺激经济进一步扩张。然而，这一时期发放的许多贷款很可能会转化成经济衰退期的不良贷款。而当经济出现衰退时，由于借款人财务状况恶化，抵押资产贬值及贷款风险得以暴露，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更加谨慎，提高了贷款条件、担保要求、信贷审查的要求，提取更多的贷款损失拨备、核销了坏账，银行贷款增长速度放缓、贷款规模减少。信贷的急剧减少对经济冲击很大，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经济复苏举步维艰。

孙天琦和张观华（2008）指出从银行内部资产的相关数据和指标来构建内部风险管理模型更可能带来银行信贷亲周期效应。朱民（2009）认为，银行信贷和经济及房屋市场相互攀升的恶性循环是亲周期模式的典型特征和结果。在经济繁荣时期，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增加，利率下降，市场参与者普遍看好房地产市场。房价预期上升的心理得到强化，房屋需求量则会大幅度上升。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出于对利润的追求，银行对放贷的风险评估大为降低，并对抵押品的价值看好。在此种情况下，银行对利润的追逐使其将风险抛在了脑后，大规模地放松贷款标准、降低利率，以提高抵押贷款与房产价值的比率（LTV）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放贷规模。银行的大规模放贷使房屋价格和需求量不断呈螺旋式上升的局面，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开始骤然膨胀。在经历阶段性的繁荣后，经济和房产市场开始达到上行周期的顶峰。恐慌的心态开始在市场中弥漫。当经济和房产市场的拐点出现时，居民失业增加，收入下降，对房产的需求减少，市场中的房屋投资者开始抛售房产。在“羊群效应”等因素的影响下，房价和房产需求量开始呈螺旋式下降，房屋抵押品价值自然也会大幅度下跌。商业银行为维持资本充足率，大规模从市场中抽回流动性，造成流动性短缺，融资需求无法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经济可能发生大规模的衰退，这也必然使银行业受到损失。

3．客户贷款违约率的周期性变化与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

Syron（1991）认为，商业银行信贷供给亲周期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客户贷款违约率的周期性变化。宏观经济的繁荣和衰退对债务的违约损失率有很大的影响。同一借款人的违约概率度量结果、借款人之间的违约相关性等都会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Lucas（1995）研究发现，所有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对于信用等级低的企业，他们之间是否存在违约相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宏观经济因素，尤其是在经济低迷期间，借款人间的联合违约概率呈现上升趋势。贾文学（2007）认为，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变动对违约概率所存在的周期性影响是不对称的。既定信用等级的借款人的违约损失率会随着宏观经济不同而变化。对不同信用等级的借款人的违约概率度量结果所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当经济衰退来临时，债务人和担保人的违约概率都会上升，从而增加追偿风险。经济衰退也会导致资产交易市场的供过于求，抵押物及质押物的价值下降，违约概率会显著的大幅上升。但当经济复苏增长的时候，违约概率并不会随之显著的下降。

一些实证研究表明，与经济扩张时期相比，经济衰退时的违约损失率更高。Frye（2000）利用穆迪公司的数据对不同经济周期的违约损失率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经济衰退期的债务违约损失率与经济繁荣期相比要低。Crouhy、Galai、Mark（2000）的研究也发现，宏观经济对违约概率的周期性影响存在着不对称性。当经济衰退来临时，违约概率会显著地大幅上升；但当经济复苏增长时，违约概率并不会随之显著地下降。Altman和Brady（2001）的研究发现，美国经济在1990年和2000年的经济衰退时期，所有债券的加权平均回收率是最低的。Cupton和Stein（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宏观经济因素是影响违约损失率的一个重要因素。Goetz von Peter（2004）研究了资产价格和银行体系的关系，在他的模型中，资产价格下降造成的贷款违约率和违约损失率的上升对银行体系具有重要影响。资产价格下降造成的较小损失主要通过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进而影响货币和信贷总量。但是，较大的资产损失会限制银行的贷款供给（信贷紧缩），造成金融不稳定和银行危机，反过来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孙天琦和张观华（2008）指出，企业的违约率不仅与自身资本结构相关，而且与企业运营的外部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在经济陷入萧条时期，企业的违约概率也趋于增大。

4．信贷高峰与不良资产高峰之间存在一定的滞后期

在经济周期中，银行风险水平的变化也可能是由于部分银行所面临的各种刺激的变化引起的。经济衰退会给银行带来降低贷款标准的刺激，从而增加银行的风险。Rajan（1994）指出，短视的银行管理者会制定出一些信用政策以满足资金需求方的条件，从而放大了经济周期的效应。Hellmann等（2000）的研究显示，当商业银行剩余索取权受损的时候，就会有更大的投机冲动。由于这种效应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变得更加强烈，银行的风险程度将会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出现。于是，这种风险刺激因素将会导致信贷周期和银行风险之间出现关联性波动。Jimenez等（2005）运用实证方法研究银行信贷增长与信贷风险损失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信贷增长与随后的不良资产率正相关；在经济景气时期发放的贷款违约率高于低信贷增长率时期发放的贷款；而且在经济景气时期银行放松信贷标准，如对担保的要求等。他们根据模型估计出在信贷高峰与不良资产高峰之间存在大约4年左右的滞后期。由于滞后期存在，银行的管理者愿意通过当前的信贷扩张获得短期收益。但是从长期来看，股东、存款人及存款保险公司却要为此付出代价。从监管角度看，信贷增长和不良资产爆发之间的长滞后期还可能使得商业银行灾难近视、羊群行为、委托代理等问题更加严重。在经济衰退时期，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往往趋于增加。Allen和Bali（2004）调查了宏观经济环境中经济周期模式对操作风险的影响，他们将操作风险定义为考虑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后的剩余风险，研究发现操作风险参数分布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同时发生变动的证据。

此外，造成银行信贷供给亲周期的原因还可能是在经济波动的不同阶段，银行的风险偏好不一致。在经济高涨时，银行经营者乐观且偏好风险；而经济低迷时，银行经营者厌恶风险。金融稳定理事会（2009）认为，通常情况下金融机构很难准确地区分某一个事件是沿着周期性方向演进还是转瞬即逝，尤其是在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相互作用时，对这种周期性情况的测量难度更大。上述困难促使了银行着眼于风险的短期测量而忽视风险的长期考虑。

5．资产价格与商业银行信贷的亲周期

资产价格泡沫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最大“公敌”。在泡沫经济的形成过程中，信贷扩张往往成为其主要的“幕后推手”。而信贷扩张和资产价格膨胀相互强化的机制推动泡沫经济最终朝危机方向发展。因此，信贷规模与资产价格的亲周期性是显著的。Herring（1999）认为，商业银行在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使其在经济上升时期放松了贷款条件，贷款风险溢价减少和抵押品评估的不严格使得贷款的平均质量下降，导致了经济衰退时期的信贷紧缩。这种亲周期发展模式扭曲了银行资产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关系，增加了银行系统风险的脆弱性。

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和战略选择与宏观经济变化密切相关，特别是那些严重依赖间接融资，商业银行市场份额较大的国家尤为突出。喻鑫、庄毓敏和李威（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商业银行贷款规模、不良贷款率、营业利润等指标的变动与经济周期具有较高的拟合度，商业银行行为的有限理性造成了其信贷的亲周期特征。陈璐（2010）指出，由于银行在放贷之前必须对潜在的贷款人进行调查，并在调查成本与放贷收益之间寻求平衡。如果预期经济萧条，所有银行都会加强对潜在的贷款人的考察，提高放贷标准。因此，从利益角度，银行放贷更加谨慎是正常的，因为此时的风险正在加大。同时，担保品作为一种资产，其价格本身是亲周期变化的。经济扩张时期资产价格上涨推动抵押品价值上升，提高了借款人的举债能力，推动信贷进一步扩张。反之，衰退时期，抵押品价格下跌，降低了借款人的举债能力，进而导致信贷规模的更大幅度收缩。

6．羊群行为及银行家的有限理性等因素是信贷亲周期的重要原因

从凯恩斯（1936）的“动物精神”到特维德（LasTvede，2002）的“情绪加速器”，心理因素不仅现实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存在趋势自我增强的各种常见偏误。这些偏误造成了羊群式的从众心理，并使得经济与金融周期呈现出高度非线性的不稳定特征。在银行信贷市场上，当经济周期出现上行拐点和下行拐点时，由于银行家的认知偏差，银行贷款市场上会出现群体性多贷和群体性拒贷的两次羊群行为，造成信贷扩张与紧缩，并形成亲周期的特征。在市场下跌的过程中往往带来灾难性后果，之前的乐观主义错误将很快被随之而来的悲观主义错误所取代（马歇尔，1923）。由于存在“合成谬误”、“羊群行为”以及个体行为有限理性和市场行为短期性，单个金融机构风险具备转化为系统性风险的途径。

二、相关制度因素加大了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的程度

《巴塞尔协议Ⅱ》的资本监管约束的亲周期特点助长了银行信贷供给的亲周期特征。当次贷危机发生时，银行没有充足的资本来抵御损失，因此就造成了弱的借贷能力、经济衰退和信贷损失的恶性循环。

1．资本约束与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

由于在经济周期的整个变化过程中，银行资本受到盈利水平、贷款质量变化、贷款损失拨备水平等内部因素的影响，以及筹集新资本的成本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银行信贷亲周期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资本的亲周期变化。在经济上行期，信贷风险减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或资金成本降低，等量资本之下银行倾向于扩大信贷规模，结果导致经济的过度扩张；相反，在经济下行期，等量资本之下银行倾向于缩减信贷规模，造成流动性下降，最终导致经济过度收缩。

Blum和Hellwig（1995）认为，当经济处于下降周期之中，资本监管的实施通过银行信贷收缩进一步降低经济活动水平，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更加难以实现。Holmstrom和Tirole（1997）认为，银行资本水平是贷款、利率及实际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同时由市场确定的资本充足率具有亲周期的特征。《巴塞尔协议Ⅱ》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提高资本监管制度的风险敏感性。将监管要求与现行的风险计量手段联系在一起有助于银行建立具有缓冲作用的资本金，从而反映潜在的风险水平并限制监管制度的套利行为。但是，风险计量指标有其特殊的运动规律，更高的风险敏感度则意味着对应信贷资产的最低资本要求的亲周期更强，从而实际上加剧了银行贷款的亲周期性。Bernanke、Gertler、Gilchrist（1998）提出，《巴塞尔协议Ⅱ》的资本监管体系会在经济高涨时低估银行实际面临的风险，在经济衰退时高估风险。这是导致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对该命题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商业银行的杠杆比率依赖于资产市场价值，如果资产市场价值不能准确反映未来现金流，亲经济周期行为就会产生；第二，银行风险度量是时点性的，而非对整个经济周期的综合度量。因此，相应的信贷政策在经济繁荣期会较松，而在衰退期将变得较紧；第三，银行利润评价体系使经营管理层偏好短期风险，故银行不可能针对整个经济周期来平衡风险。在本轮次贷危机中，由于《巴塞尔协议Ⅱ》对于上升经济周期时的资本要求较低，下行经济周期的资本要求更高，导致了亲周期的问题，即扮演了吹大经济泡沫而加剧经济危机的角色。尹娜（2009）认为，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会带来监管资本的波动，而监管资本的变动又会加大经济周期的波动。在《巴塞尔协议Ⅱ》下，监管机构要求银行的监管资本增加，从而引起银行贷款的过度收缩，这又反过来加剧经济衰退或拖慢经济复苏。

巴塞尔委员会（1999）认为，在经济周期下滑阶段美国和日本的银行由于实施《巴塞尔协议Ⅱ》的资本监管限制了银行贷款，由此引发了某些经济部门的收缩。在随后提出的银行监管报告（2001年）中进一步表明，基于风险敏感的资本监管要求扩大了美国和日本的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效应。2009年12月17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增强银行业抗风险能力（征求意见稿）》和《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与监测的国际协议（征求意见稿）》两份文件，再次提到资本监管的亲周期性问题。Bangia等（2002）基于一个148个债券组合的Credit Metrics计算过程进行研究。其结果表明，与经济增长时期相比，衰退时期所需要的经济资本大大增加。在经济萧条时，监管机构往往要求银行收缩信贷，以防止出现大量坏账；而在经济高涨时，资本充足率比较充足，银行对未来预期乐观而扩张信贷。因此，银行监管有扩大银行放贷行为亲周期的潜在可能性。Estrella（2004）假定贷款损失遵循二阶自回归进程，其研究结果显示，在一个经济周期中，VAR值与最优的外部资本流量正相关，与净资本的改变和最优的总资本水平负相关。他的研究表明，具有约束性的风险资本要求能产生银行信贷行为的亲周期特征。Taylor和Goodhart（2004）认为《巴塞尔协议Ⅱ》会造成银行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的亲周期波动。Kajuth（2006）认为，就既定的宏观经济冲击而言，并不是所有的银行都将受到资本约束而减少贷款，银行信贷的亲周期程度取决于银行资产风险权重对总产出变动的敏感性、银行间市场利率对总产出的敏感性和银行体系的资本状况。第一，风险权重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敏感性越低，资本监管的亲周期影响就越小。第二，如果银行体系资本充足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且银行间市场利率对总产出的敏感性比较低，则亲周期的影响较大。第三，如果银行体系资本充足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且银行间利率对总产出的敏感性比较高，则亲周期的影响较小。Zicchino（2006）在一个货币经济模型中引入了《巴塞尔协议Ⅱ》的资本监管约束条件，考察了风险权重随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而变动的情况。他发现，商业银行为满足《巴塞尔协议Ⅱ》的监管要求，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会更大幅度地调整信贷规模，由此放大经济的波幅。Gordy和Howells（2006）从市场约束的支柱出发探讨《巴塞尔协议Ⅱ》的亲周期效应及其决定因素。Heid（2007）认为《巴塞尔协议Ⅱ》所造成的银行信贷亲周期确实存在。商业银行所进行的最优缓冲资本决策的确会降低监管资本变动的影响，但不足以完全消除亲周期。Aguiar和Drumound（2007）对《巴塞尔协议Ⅰ》和《巴塞尔协议Ⅱ》的亲周期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发现模型中的资本监管规则越接近《巴塞尔协议Ⅱ》的规定，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的特征会越明显。这意味着《巴塞尔协议Ⅱ》比《巴塞尔协议Ⅰ》具有更强的亲周期。Repullo、Suarez和Alisal（2007）指出《巴塞尔协议Ⅱ》风险资本监管规定改善了各种贷款的风险权重，要求对银行贷款违约率和既定违约情况下的贷款损失进行测算。在经济萧条期，贷款违约率和损失率较高，《巴塞尔协议Ⅱ》下的银行信贷表现出较强的亲周期。Marcucci和Quagliariello（2008）用一个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意大利银行业资本的亲周期效应。Drumond（2008）认为，《巴塞尔协议Ⅱ》下银行资本的亲周期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Rosengren（2008）认为，《巴塞尔协议Ⅱ》加大了美国次贷危机的严重程度，给金融稳定政策增加了新的难度。Montgomery和Shimizu（2009）分析了《巴塞尔协议Ⅱ》的实施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Hanson、Kashyap和Stein（2010）将资本监管的宏观审慎方法的特征描述为：当成倍增加的金融机构遭遇共同的冲击时，努力控制与过度资产负债表收缩相关的经济与社会成本。

我国部分学者也研究了资本约束与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的关系。叶良艺（2002）选择了韩国、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等1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资本充足管制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银行（尤其是资本实力较弱银行）的信贷供给。刘百花（2006）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对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监管能够通过影响银行贷款规模进一步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率。葛奇（2008）认为在本轮次贷危机中，由于《巴塞尔协议Ⅱ》对于上升经济周期时的资本要求较低，下行经济周期的资本要求更高，导致了商业银行亲周期的问题。黄宪和王露璐（2009）认为，《巴塞尔协议Ⅱ》鼓励商业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来度量风险，即鼓励有条件的银行自己估计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敞口等因素的政策导向，使得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现象更加突出。他们认为《巴塞尔协议Ⅱ》资本监管内在机理所产生的“亲周期效应”使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波及世界各国的实体经济。

2．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与信贷亲周期

信用评级的亲周期、贷款损失拨备计提行为及相关会计准则是造成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的重要原因。这些亲周期因素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放大了经济波幅。

（1）信用评级周期与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 商业银行贷款质量依赖于其内部评级体系、外部评级机构和风险管理模型。Ferri、Liu和Majnoni（2000）研究发现，外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在变化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亲周期特点。Amato和Furfine（2003）以财务风险、宏观经济因素等为解释变量，利用1981—2001年标准普尔信贷组合数据库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评级的改变对经济周期具有很高的敏感度，且是与经济周期同向变动。在1981—1982年、1989—1990年以及2000—2001年三个经济衰退时期，评级提高的债务人占所有评级调整的债务人的比例明显下降。大多数情况下外部评级结果通常不对较小的变化作出反应，而在需要调整时评级机构通常会作出过度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部评级机构在经济扩张时过于乐观，以及在经济衰退时过于悲观的现实。

Estrella等（2000）对10国集团成员国的银行内部评级系统的调查显示，大多数银行内部评级是时点评级，即以客户目前信用状况作为下一年信用等级评定的基础。时点评级的“短视”忽视了客户未来违约风险增加的现实。Altman和Saunders（2001）认为，在《巴塞尔协议Ⅱ》资本监管框架下，采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依据违约概率对客户进行评级，而违约概率与经济周期呈负相关。当经济萧条时客户违约概率高，相应地，对银行监管资本的要求也增加。这造成信贷和经济的双重紧缩，而经济高涨时则相反。Tanaka（2003）认为，现有的跨周期模型所得出的信用评级结果大多是在追随经济周期的变化，并不具有“前瞻”的特征。Kashyap和Stein（2004）对1998—2002年间美国和欧洲银行的监管资本要求变化进行模拟，结果表明内部评级法的使用会导致商业银行信贷较为明显的亲周期效应。

Catarieneu Rabell等（2005）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必须考虑时点评级法所造成的银行信贷亲周期问题。Zsamboki（2007）的研究发现，外部评级机构如穆迪公司等的信用评级具有较强的亲周期特征。经济衰退期企业的信用等级会被普遍调低，而且这种信用等级下调的趋势，常常会持续到经济衰退结束以后。Saurina和Trucharte（2007）对1991—2004年西班牙中央银行信贷登记系统中三百多万笔住房抵押贷款的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出不同类型的借款人违约概率。研究结果表明，运用时点评级法比跨周期评级法所计量的违约概率以及由此所计算的资本要求的波动性要显著得多。因此，运用时点评级所计算的资本要求比跨周期评级法具有更强的亲周期性。Andersen（2009）通过分析挪威1988—2007年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的数据，从时点评级体系和跨周期评级体系入手，分析了资本存量和《巴塞尔协议Ⅱ》资本监管的亲周期。

孙连友和胡海鸥（2005）认为，商业银行不仅要计量资产在某个“时点”的风险，还要计量风险如何随着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变化。这一点对商业银行、监管者、中央银行以及其他关心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政策制定者都十分重要。如果商业银行错误地估计了风险随着经济波动的变化，在扩张时期低估了风险而在衰退时期高估了风险，信用扩张和信用萎缩都会过度反应，并将最终放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从而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孙连友（2005）在商业银行信贷亲经济周期现象的基础上，对由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计量体系所造成的亲周期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缓释政策以减小商业银行的亲周期性，维护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余文卿（2006）认为，目前广泛采用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在产生机理、评估的时间跨度以及对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处理等方面都存在很多缺点，并且这些缺点是导致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的重要原因。王胜邦和陈颖（2008）认为《巴塞尔协议Ⅱ》规制下的内部评级法大幅度提高了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有助于增强银行体系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但可能导致信贷运行和经济周期的过度波动。亲经济周期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违约率等风险参数的估计方法和预测期限。预测期限越长，风险参数的黏性越大，相应地，监管资本要求周期性波动就越小。监管当局应在更宏观的框架下分析内部评级法的宏观经济效应，选择合理的政策工具解决亲经济周期效应问题。钱皓（2009）认为，我国商业银行采用风险管理方法存在着亲周期效应。苏新茗（2010）认为，在美国次贷危机前，评级机构没有做尽职调查，完全依赖于历史数据，评级机构应该对其评级方法论的亲周期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来抵消其宏观影响。

（2）贷款损失拨备计提行为与银行信贷亲周期。 银行资本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计提贷款损失拨备不足的表现。以风险为基础对银行贷款损失拨备计提行为的监管是造成商业银行资本亲周期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信贷资产期望损失的过低导致银行贷款损失拨备的计提不足，从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恶化最低资本要求的负面影响。Borio、Furfine和Lowe（2001）对1980—1999年10个OECD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只有在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时，银行才开始增加计提贷款损失拨备来覆盖将来的损失。银行的贷款损失拨备数量与经济周期呈很强的负相关性。

孙天琦和杨岚（2005）分析了我国5家上市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的情况。他发现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在经济周期高点可能相对少计提。谢清河（2009）认为，采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需要比较其实际贷款损失拨备与由内部模型计量的预期损失。当预期损失超过实际贷款损失拨备时，“负缺口”部分将会抵减银行的资本金。反之，若出现“正缺口”则会列入附属资本。因此，如果贷款损失拨备计提不足，将会消耗部分资本用以吸收预期损失，从而降低资本吸收非预期损失的能力。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这会恶化最低资本要求的负面影响。同时，监管当局的资本监管会导致信贷供给更为严重的亲周期性，并放大经济冲击。在经济下行期，最低监管资本要求的约束导致信贷紧缩的加剧，这会对主要依靠银行进行间接融资的实体经济产生更大影响，使得经济更加恶化，反而使银行产生更多的坏账，形成恶性循环。陈颖和尹一婷（2009）认为，传统准备金制度仅对已出现的损失计提专项准备。这种方法是对风险的事后估计，提取比例的差异反映的是损失程度的不同。这样的准备金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银行的利润和清偿能力，其亲周期效应是引发银行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西班牙的动态准备金制度纳入了对未来经济周期的预测因素，对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周期波动起到了削峰填谷的作用，平滑了银行扣除准备金后的净利润，有助于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吴正光（2009）指出，银行监管制度强调审慎和前瞻地抵补风险，而贷款损失准备主要是根据贷款分类的结果和对贷款损失概率的历史统计确定的，而贷款风险分类结果本身也是亲周期的。新会计准则要求银行必须以业已发生的损失为计提基础，这种后顾式的计提方法更加剧了贷款损失拨备的亲周期特征。

（3）会计准则处理与银行信贷亲周期。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商业银行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要求提取的减值准备具有亲周期性。会计准则要求银行运用现金流折现法等方法进行减值测试，并相应提取拨备。这种以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基础，基于已发生损失理念的减值计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会放大银行信贷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作用。如当经济繁荣、信贷高速增长、银行利润丰厚但信用风险已经开始聚集的时候，国际会计准则要求银行提取的减值准备相对较低，这会激励银行进一步放贷。而当经济下行、信贷紧缩、银行利润下滑而信用风险已经充分暴露时，反而要求银行多提拨备，从而进一步抑制银行放贷并延缓经济复苏。资产泡沫破灭时公允价值计量导致商业银行对资产按市价的过分减计，造成其利润和资本充足率下降，促使商业银行收缩信贷规模并加大资产抛售。这又无疑加剧了流动性紧缩。

罗胜强（2006）认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助长了银行信贷的内在周期性，并且会导致经济周期更为明显。其原因在于，在经济增长时期，银行利润及其资本的增长会促使银行信用的过度扩张，为以后程度更深的、更持久的经济衰退留下隐患。《巴塞尔协议Ⅱ》监管资本要求与公允价值计量的同时运行可能会导致累积性的信贷亲周期后果。公允价值计量在经济衰退期可能会导致资本监管要求更为严格，对银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延缓了经济的复苏。如果信用风险的上升与资产价格下降同时发生，则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银行会面临着双重压力。司振强（2007）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削弱了商业银行应对经济变化进行缓冲的作用。在经济处于繁荣时期，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对于资产的过高重估将反映在银行利润中，银行经营管理层将面临来自股东要求分配股息的压力，包括对保留在银行组合中未实现收益的资产。传统会计体系下审慎性原则确认未实现的收益，从而在经济繁荣时期为银行建立起储备，并在经济衰退时期消耗。这能够帮助银行应对无法预测的经济环境。因而在传统会计体系下，商业银行信贷行为能更好地产生经济平滑的效果。

杨凯生（2008）认为，国际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使其具有市场客观性和主观判断性双重属性，这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容易产生银行信贷的亲周期效应。当经济下行相关金融资产价值被“低估”时，按公允会计准则要求，商业银行要按不同的资产属性计提损失拨备或减少所有者权益，这将影响商业银行现有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为规避由此而带来的不利影响，商业银行势必又会加大有关资产的抛售力度。市场即陷入了交易价格下跌——提取损失拨备、核减权益——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必须继续加大损失拨备计提和核减权益的恶性循环。钟伟和顾弦（2009）认为，虽然公允价值更准确地反映了银行账面资产的市场价值，然而，其对市场价值为基础的簿记要求使得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在繁荣时期不断扩张、萧条时期不断收缩，由此带来信用扩张和收缩的恶性循环。陈雨露（2009）认为，建立在公允价值基础上的市值计价原则实际上承袭了市场波动并放大了亲周期效应。当金融市场出现资产价格逆转时，资产价格的下降常常导致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足。为了满足资本监管要求，商业银行不得不抛售资产，而资产“甩卖”又导致了市场价格的进一步下跌。

罗猛等（2009）认为，盯市原则被视为公允价值会计最重要的定价方式，但其亲周期性是放大系统性风险的“动力”之一。黄隽（2009）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在次贷危机中造成了亲周期效应。苏新茗（2010）认为，公允价值会计的盯市原则要求商业银行每天都要确认自己已经发生的损失。这种机制加剧了在经济繁荣——崩溃周期之间的亲周期效应。张强和武次冰（2010）认为，公允价值盯市原则在金融市场运行比较平稳时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而且不会引起资产及收益等账面价值的大幅波动。然而，当市场处于极端情况下时，公允价值会计的“亲周期”却会把问题严重放大。白川方明（2010）认为，除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之外，直接影响到对商业银行资产价值及利润状况的会计制度也是左右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的重要因素。

三、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及其原因

一些学者认为，我国信贷紧缩和不良贷款之间互为因果，从而放大了经济的波幅。当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企业经营绩效下降，这使得银行贷款分类中损失、可疑、次级类贷款的相对比例呈上升趋势。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上升，并且侵蚀其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使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率上升而资本充足率下降，相应地，减少了其可贷资金，并产生了未来不良贷款进一步恶化的预期。因此，商业银行相应地提高贷款标准，从而产生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的程度。此外，商业银行提高贷款标准并减少信贷供给会对中小企业经营产生不利的影响。由于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高，贷款规模的缩减使这些企业不得不压缩甚至中断生产，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进一步加重。一些原来可以保本经营或薄利经营的企业也陷入亏损，而原来处于亏损的企业将发生更大的亏损，这又会使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规模继续增加。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自2004年开始实施后，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银监会的资本监管要求与银行信贷亲周期问题。总体的观点是：随着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强化，其对信贷供给的影响不容忽视。黄宪、马理、代军勋（2005）通过对银行利润最大化单期模型的分析推导得出，资本充足率要求越高，商业银行就越会选择贷款潜在风险较低的项目，并相应调整其信贷规模。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和《巴塞尔协议Ⅱ》下资本充足率计算方式的调整，必然使银行在贷款供给中降低风险偏好，结果会导致银行大幅降低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同时作为整体的调整效应，会导致整体信用的紧缩。赵锡军和王胜邦（2006）利用1995—2003年的13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他们认为，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扩张主要受制于存款增长速度、利率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而监管当局的最低资本要求未对贷款增长产生实际约束效应。郭友和莫倩（2006）通过分析美国1989—1992年和中国1996—1998年间的信贷挤压过程在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表现，考察了银行体系在资本监管约束下被迫进行资产负债表调整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银行体系在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过程中，一般会提高债券等低风险资产的比重，进而降低对实体经济的贷款供给。贷款供给的减少可能导致对银行信贷依赖度高的实体部门的收缩，并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总量增长。张云（2006）选取4家国有商业银行1998—2001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我国信贷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的下降在一些年份很大程度上就应归因于银监会逐步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和改变了项目资本金比率。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加强对银行信贷供给产生了不利影响。石中心、陆军、梁静瑜（2008）的实证研究也表明，资本约束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亲周期影响较低，并且国有股权重越大则越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可以利用其股东影响力，控制国有银行的行为，以配合其宏观政策的实施。喻鑫、庄毓敏、李威（2009）根据1992—1998年这轮经济波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变化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行为亲周期特征明显，贷款收缩严重，货币政策效果不佳。于耀添（2010）认为，中国银行业存在“冲贷过猛、收贷过紧”的摇摆现象。引入《巴塞尔协议Ⅱ》约束商业银行信贷，有利于促进其贷款行为更为理性化，但《巴塞尔协议Ⅱ》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做必要的修改以避免负面影响。陈倩媚（2011）认为，由于银行业的“羊群效应”和短期逐利思维，2008年，很多基建项目和大型企业得到商业银行的青睐而获得大量资金，然而大量信贷并未完全取得刺激经济的预期效果，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10年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