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信贷亲周期与货币政策调控的信贷渠道

一、商业银行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作用

1．货币政策的银行信贷传导机制

很多学者分别运用不同国家的数据和回归分析等实证方法证明，在信息不对称和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全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作用不可忽视。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影响货币政策最终作用效果。Bernanke和Blinder（1992）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商业银行的贷款在融资体系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银行在评估、筛选贷款申请人及监督贷款的使用方面所拥有的专业技术知识，使其可以向那些难以在公开市场上获得资金的借款者提供贷款服务。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操作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进而影响总产出。Kashyap、Stein、Wilcox（1993）对可以替代银行贷款其他融资方式（商业票据等）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的银行贷款规模出现明显下降，而同期的商业票据发行数量却出现显著的增长。他们认为，货币政策银行贷款渠道要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银行贷款与证券不能够完全相互替代。只有这样，紧缩性货币政策才能够引起银行贷款的下降。否则，银行可以通过出售所持有的证券，抵消或者缓解货币紧缩对银行贷款供给的下调压力。第二，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银行贷款与非银行资金来源之间不能相互替代。只有这样，银行贷款的下降才能够引起企业经济活动的变化。否则，企业可以从银行以外获得维持原有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资金。他们的研究表明，这两个条件确实能够得到满足，货币政策的变动能够改变银行贷款和商业票据的组合，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活动。Cecchetti（1999）运用欧盟、日本及美国的数据，对商业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了量化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效果与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和银行体系的集中度密切相关。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越高，货币政策越有效。银行体系越稳健，集中程度越高，货币政策的效果越差。Kashyap和Stein（2000）利用美国银行业1976年第一季度至1993年第三季度的数据研究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他们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对规模小的银行影响巨大，对流动性差的银行影响比较大。Kakes和Sturm（2002）以德国银行业的数据为样本，以存款、贷款和证券规模作为代表资产负债表的变量，而以短期利率、长期利率、实际GDP和通货膨胀指数来代表宏观经济变量，以此来做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时，规模较小的银行减少的贷款最多，而大银行则可通过调整贷款组合来抵消货币政策冲击。Ashcraft（2006）认为，银行信贷对小企业影响较大可能还不足以说明信贷渠道的重要性，他通过与企业有关联关系的银行数据说明，有关联企业资源的银行更能经受货币政策紧缩的考验。

2．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调控和传导机制

国内学者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大多是建立在逻辑推理和规范分析之上的。在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认为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王振山和王志强（2000）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而货币渠道的作用则不明显。李斌（2001）认为信贷总量和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目标都存在很高的相关关系，但信贷总量的相关性更大一些。郭菊娥（2001）认为中国货币供给主要通过信贷配给机制进行传导。周英章和蒋振声（2002）认为货币政策是同时通过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影响经济的，但是信贷渠道更重要。朱庆（2005）认为信贷传导渠道在中、德两国货币政策传导中均发挥作用。但由于两国金融结构存在差异，中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效应更为明显。周孟亮和李明贤（2006）发现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是信贷渠道。银行信贷对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货币渠道对物价水平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很小。索颜峰和范从来（2007）检验了我国银行部门1994—2006年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发现银行的资产组合行为提供了货币政策能够影响贷款供给的经验证据，支持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观点。赵振全等（2007）发现，在1990年1月至2006年5月期间，中国存在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经济波动在信贷市场处于“紧缩”状态下的反应明显强于信贷市场处于“放松”状态下的反应。陆前进和卢庆杰（2008）指出，在我国利率、汇率管制和金融市场还不成熟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操作主要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饶品贵和姜国华（2010）从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和企业产权性质出发，从微观层面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货币政策的变化将对企业融资，尤其是非国有企业融资产生巨大影响。黄隽（2011）认为，流通中的货币主要是通过信贷渠道发放出去的。信贷市场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贯彻货币政策意图的主要场所。

二、资本约束与货币政策的信贷调控

1．资本监管约束影响货币政策信贷调控效果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部分学者认为资本充足率与准备金制度是有共同之处的，可以作为调节银行信贷规模的第四大工具。当资本要求提高时，银行将不得不相应缩减贷款规模，以达到监管部门对于资本金水平的要求。Blum和Hellwig（1995）的研究提出，银行放款的波动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在实施资本充足规定的条件下，将会加大其波动程度。主要传递机制如下：当总体需求的负面冲击降低了企业的偿债能力，银行因此出现呆坏账而资本减少，然后在资本充足性规定的约束下，银行减少放款及产业投资。Thakor（1996）指出资本要求的小幅提高将导致信贷配给的概率大幅增加，从而降低银行的信贷供给。Rochet和Tirole（1996）的静态道德风险模型表明，银行资本水平是贷款、利率及实际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由市场确定的资本充足率具有亲周期的特征。这种特征将加大经济衰退幅度并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Choi（2000）以韩国26家银行为样本，探讨资本充足率变动、利差及不良贷款规模三者对贷款规模变动的影响。Seater（2001）研究了一般均衡框架内的资本管制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问题。Van den Heuvel（2002）架构了在不完全竞争条件和资本约束条件下求银行价值最大化的动态模型。在对银行进行资本监管后，银行资本充足率状况会对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产生影响。Bliss和Kaufman（2003）认为商业银行在经济中受到双重约束：准备金约束和资本约束。在银行受到资本约束的情况下，注入准备金并不一定会使银行的信贷资产增加。他们运用模型分析了银行在受到双重约束情况下的信贷供给情况。在经济高涨期和紧缩性货币政策条件下，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控制准备金对银行资产产生有效的约束，从而影响存款和信贷来实现其政策目标；而在经济萧条期，受贷款违约和不良贷款的核销、贷款损失拨备的补充，银行的实际资本水平会下降。如果银行受到资本约束及在资本补充渠道有限的情况下，这将迫使银行进一步减少贷款。因此，在刺激银行信贷扩张方面，资本约束将会限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Tanaka（2003）通过在利润函数中植入惩罚函数的静态模型来研究在资本约束下，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是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他发现随着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对信贷规模的敏感度将减低。Borio（2003）指出《巴塞尔协议Ⅱ》的最低资本要求会改变银行对资产组合风险的认识。在经济萧条期，银行信贷组合的风险上升，资本要求会有较大的上升。此时，对银行资本监管要求的强化会造成经济萧条，本已减少的信贷供给将会进一步下降。另外，还会造成市场利率上升，通过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进一步恶化经济衰退。Kopecky和VanHoose（2004）针对货币政策的两种不同操作目标（利率或准备金），运用模型分别研究了无银行资本充足性约束、银行资本充足性低于和高于监管当局要求三种情形。研究表明，资本约束至少在短期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不利影响。Zicchino（2005）通过引入《巴塞尔协议Ⅱ》的资本约束条件，分析了银行资本、银行信贷和宏观经济活动的关系，并且比较了在《巴塞尔协议Ⅰ》和《巴塞尔协议Ⅱ》两种不同资本监管框架下，宏观经济冲击对银行资本结构和信贷供给的区别。他发现银行信贷供给在《巴塞尔协议Ⅱ》的资本监管规则下表现出更加明显的亲周期特征。

Baglioni（2007）根据资本充足率将银行划分为两种类型，然后分别从垄断竞争和寡头两种市场结构下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行为进行了研究。Meh和Moran（2008）构建的DSGE模型中，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水平比较高的经济体在受到负面冲击时银行贷款减少较小，经济衰退也不太明显。因而银行资本能增加经济体吸收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N'Diaye（2009）发现加入逆周期的审慎监管可以帮助减少产出波动，减少金融不稳定的风险，特别是逆周期的资本充足规则可以让货币当局只对利率进行较小的调节就能实现相同的产出和通胀目标。Bean等（2010）认为，只要银行资本和杠杆率的变动是促使风险承担，增加信贷供给的关键因素，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就极可能比“逆风向”货币政策更有效。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性政策应该互相配合。

2．我国资本监管约束对货币政策信贷调控的影响

我国学者对资本充足率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影响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奚君羊和谭文（2004）认为，随着国家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信用担保的退出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实施，我国将极有可能产生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资产负债表渠道。李扬和彭兴韵（2005）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的引入将在多方面对金融体系的运行和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深刻影响。刘斌（2005）运用数学模型分析了资本监管与准备金调节对银行信贷及经济的影响，他指出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管理和监管当局的资本监管实际上都会对银行的信贷增长产生影响。当银行的资本水平满足监管当局的要求时，银行的信贷增长主要受到准备金管理措施的约束。当银行的准备金水平满足中央银行的要求时，银行的信贷增长主要受到资本充足率管理措施的约束。在银行的实际资本充足率低于最低要求的情况下，如果银行能够追加资本，那么贷款供给依然可以保持适当的增长水平。因而从长期来看，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管理目标与监管当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目标是统一的。他还利用监管当局的非公开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水平对于贷款供给具有重要影响。在实际资本充足率低于最低要求时，不仅货币政策不能达到预期调控效果，而且在经济衰退时会引起信贷紧缩，加重经济的衰退程度。

苏贵兵（2006）认为，实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后，存款准备金对银行信贷的约束正在弱化，银行资本充足率状况成为银行信贷行为的重要约束。银行的资本状况不同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也不同，资本充足率水平低的银行对货币政策信贷调控效果有负面影响。黄润中（2006）分析了各国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对贷款及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资本监管约束将会导致短期内的信贷收缩，从而对货币政策的实施和传导产生影响。王胜邦（2007）从商业银行信贷渠道和资本渠道两方面，借助简化的银行行为决策模型考察资本约束的信贷扩张效应，并讨论了资本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监管当局和货币当局必须重视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宏观经济效应。

李连发（2007）认为，追求价格稳定的中央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需要考虑处于资本充足监管之下的银行部门的行为反应。面对一个资本充足水平普遍不足的银行体系，中央银行要对随机扰动项做出更强的反应。这样货币政策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资本监管带来的亲周期影响。梁东（2007）分析了资本充足率监管影响经济的理论机制。首先，资本充足率的大小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机制的作用效果。其次，在资本充足率监管下，银行资本也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资本充足率造成信贷紧缩，而信贷紧缩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黄宪和鲁丹（2008）对贷款约束机制和信贷——产量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监管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波动效应的存在。中国间接融资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体系的“关系配给型”信贷模式和资本、风险状况，决定了亲周期效应特征是单向的，在萧条时期将进一步加剧紧缩，在繁荣时期却不会推动高涨。钱雪松（2008）认为，作为限制银行信贷规模的一道屏障，股权资本是否充足会影响银行信贷决策。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如果货币当局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由于信贷受到银行资本金不足的限制，商业银行不会增加信贷。而在经济高涨的时候，如果商业银行资本金充足或可以通过增发股票、利润留成等渠道充实资本金，商业银行放贷时不用担心资本充足约束，此时即便货币当局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追逐利润的商业银行仍有可能继续增加信贷规模。

潘再见（2009）认为，银行资本由于其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外部筹集资本能力和信息传染引致的羊群行为而具有亲周期的特征，资本监管则导致信贷供给更为严重的周期性，并放大经济冲击，也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曾刚（2010）认为，商业银行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银行信贷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银监会强化资本监管，将导致银行业整体大幅度地减少信贷投放，势必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王胜邦（2011）认为，2004年至2006年期间银行贷款扩张速度明显下降而经济却增长迅速。这为研究最低资本要求对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提供了案例。严格的资本监管为银行信贷扩张设置了额外的约束条件，不受最低资本要求约束的银行信贷供给水平主要受贷款需求因素和存款增长速度的影响，而受资本约束的银行贷款供给还受制于资本充足水平。曾刚、李广子和谢玮（2011）认为，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对其贷款行为会有显著影响，但是这一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期。资本充足率变动将在三个季度后对银行的贷款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六个季度后这一影响的程度达到最大值。此时，资本充足率每增加1％，六个季度后贷款增长率将提高0.464％；核心资本充足率每增加1％，六个季度后贷款增长率将提高0.457％。另外，针对不同规模和不同时间段的样本分析发现，资本充足率变动对贷款增长率所产生的影响对于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相对更加明显，而且这种影响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