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红利”一词最初是由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姆和杰弗里·威廉姆森提出来的。理论界早期对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人口总量变化和人口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而对人口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则成为近年来此领域研究的动向。
“人口红利”一词最初是由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姆(David E.Bloom)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G.Williamson)提出来的。[18]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1998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使用了“人口红利”一词,指出:“一些欠发达地区未来20年将会出现一个劳动年龄人口相对于老人和少儿临时‘隆起’的阶段,这种‘人口红利’向这些国家提供了机会。”“如果数百万拥有知识的青年自由地进入劳动力市场,为经济发展贡献全部力量,这些国家将收获‘人口红利’的成果。”可见,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把人口年龄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阶段称为“人口红利”,并认为“人口红利”只是提供了机会,收获“人口红利”的成果需要以充分就业为前提。理论界早期对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人口总量变化和人口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而对人口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则成为近年来此领域研究的动向。[19]一般认为,在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社会抚养比相应就低。假如其他因素不变,这样的人口年龄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劳动人口规模缩小、社会抚养比增大的“人口负债”将随之而来,“人口红利”便随之消退。当劳动力供需趋于平衡时,适时适度延迟退休年龄,既可补充劳动力不足,又能增加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减少其支出,促进经济和养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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