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同”

一、丰富的养老思想和多元的养老形式

我国古代的养老思想十分丰富。墨子的兼爱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孔子的天下为公和大同社会思想等为人类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储备了最深刻的精神理念，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大同思想，自秦汉萌芽延续到20世纪初。孔子“老者安之”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残者皆有所养”等思想体现了我国古代社会养老精神和社会养老的指导原则。

我国古代，一般老百姓的养老是依靠土地和儿子，“多子多福”“早生儿子早得力”“养儿防老”是广大老百姓的养老共识。在劳动力低下的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儿子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养老必须依靠土地和儿子。社会养老制度虽不是主要的养老形式，但它与家族制度、氏族制度相结合，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养老形式，成为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

小农经济和自然灾害频发是我国古代三种养老形式相结合的养老文化萌芽、发展的土壤。殷商以后的整个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始终占我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以农立国的治国理念下，国家要求保护农业和农民，避免“任意殄灭民命”和“不恤我众，舍我啬事”。殷周时将劳动力分为主要、次要和非劳动力三类。尚书载：“廿二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西周时期大司徒治民、教民、问民的三大职责就内含我国“社会养老”文化性质。尽管封建社会几千年朝代不断更迭，治乱盛衰交替，但小农经济始终是我国经济的基础、组织形式和主要支柱。作为保护小农经济的重要制度，我国古代社会保障一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民政社会养老在《秦会要》《两汉会要》《三国会要》和《明会要》等文献中一脉相传。

二、社会保障组织的设置

隋唐以前在社会保障上设官掌事，其后则因事设衙，以衙设官。隋唐由民部主管度支兼管民政。宋代其职能归属户都。明代同样由户部管理，部内设民科、度支、金科和仓科，通过拨付广为施惠，并用供给或免除差役的办法实行优待和免赋。西周设司徒兼管社会保障，秦汉以后主管社会保障的组织和官员的职责、责任更加具体明确。明朝还专门设立了收留无家可归的老人的养济院，按月为其提供粮食，并设葬贫民义地，要求各州县都设老人公墓义地。

三、“官本位”下的我国古代退休年龄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我国的“官本位”思想源远流长。九品官员的分级构成了封建社会庞大严密、等级森严的“官本位”制度体系，权力高度集中，上尊下卑分明，不容僭越，退休年龄制度及其退休后的待遇规定也由此而生。

（一）退休年龄规定

我国官员退休制度（称为“致仕”）始于周朝，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此后的历朝历代也都基本沿袭了这一制度。《礼记》记载，周朝“大夫七十而致仕”，唐朝规定：“诸职官年及七十，精力衰耗，例行致仕。”两宋时期因战事所需，武官延长至八十岁退休。而明清两代则逐渐将退休年龄改为60岁。清朝还根据官位的高低规定了提前退休的年龄：“参将五十四，游击五十一，都司守备四十八，千总、把总四十五。”官位越低退休越早。官员提前退休的规定与鸦片战争前的清朝“太平盛世”有关。

我国封建社会官员退休并非“一刀切”，皇帝的“圣旨”可以例外。元朝大天文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年过“古稀”后多次主动要求退休，但成宗铁木耳、武宗海山和仁宗等三任皇上都不同意，到86岁高龄时卒于知太史院事的职务上。清朝名臣纪晓岚72岁时被任命为“兵部尚书”，82岁依然担任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和太子少保等要职。^[1]

（二）退休后的待遇规定

历朝历代对官员退休后的待遇都比较重视。在政治待遇上，《礼记》记载：退休后，原卿大夫被誉称“国老”，一般官吏称“庶老”。唐朝官员退休时要举行欢送仪式并敲锣打鼓送其还乡。三品以上官员退休后仍参与国家大事。明朝规定：退休官员参加宴会和祭祀等活动时仍享有原有职级的礼遇。在经济待遇上，汉代年俸禄在两千石以上的官员退休后可领取原俸禄三分之一的养老金，魏、晋时期的退休官吏一般都委以“顾问”之类的闲职养起来；唐代五品以上官员退休给“半俸”。经皇帝特批，功臣元勋退休可保留全薪（如房玄龄、宋璟等）。六品以下官员退休可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以供养老。两宋时期官员的退休经济待遇特别优厚。

（三）提前退休及其原因

我国古代宋神宗以后允许带职退休，且退休时皆晋升一级，退休后不仅可以参与朝政，还可以加衔晋级。与在职官员相比，只是少了一点实权。如明弘治四年（1491）皇上专门下诏：“自愿告退官员，不分年岁，俱令致仕。”官员主动请辞的原因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是回避权力斗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春秋战国时越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范蠡在越国被吴国灭亡后，殚精竭虑辅佐越王勾践。二十多年卧薪尝胆，勾践击败吴王夫差，复国兴邦成为新霸主。范蠡深谙“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之理，主动辞官遁入五湖，后至齐国陶地经商，更名换姓为陶朱公。余生十九年内将所赚巨额财产三次分给穷人，后人尊其为“文财神”。

二是官当腻了。出身官宦之家的晋朝陶渊明在彭泽县令的位置上坐了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大司马张翰触景生情思念家乡，第二天上朝就给皇帝递上辞职申请，获准回家。回到府上他感慨：人生最重要的是图个快乐，何必为个官名而离乡千里、倍受羁绊呢？

三是客观因素。体弱多病和父母仙逝是主动要求提前退休的主要原因。唐朝规定：“老病不堪厘务者，与致仕。”^[2]我国古代父母去世，儿子要回家守孝三年。有的人是守孝三年后继续去做官，这是多数朝代的官员制度所允许的。宋朝苏洵父子，清朝刘墉、纪晓岚都有这样的经历。也有人从此离开官场而自得其乐。提前退休最好的理由是“告病”。唐朝开国元勋李靖是“功德坊”上的二十四功臣之一，但因自感健康状况不堪重任而于60岁时告病，获皇帝恩准（当时退休年龄规定为70岁，有大贡献者还可延迟）。也有皇上不允许提前退休的。汉代张禹是《论语章句》的整理者，并曾任过“太子师”、丞相等要职。张多次上书请求告病还乡，皇帝不同意，并亲自给他送医送药。